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
最近我應邀到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作一場大規模的通識教育講座，我的講題是「為什麼天才總是成群地來？──漫談學術環境的營造」，在演講中我提到：我們太注重線性的、縱向式的傳習與聽受，往往忽略橫向的、從側面撞進來的資源，事實上這兩者缺一不可，應該交叉迴圈為用。
我想從幾個事件說起。幾年前，我與一位留英的政治思想史學者談到，我讀英國近代幾位人文學大師的傳記時，發現他們並不都是「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而是有參加不完的社交或宴會，為什麼還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說，他們做學問是一齊做的，一群人把一個人的學問工夫「頂」上去；在無盡的談論中，一個人從一群人中開發思路與知識，其功效往往是「四兩撥千斤式的」。而我們知道，許多重大的學術推進，就是由四兩撥千斤式的一「撥」而來。最近我與一位數學家談話，他也同意在數學中，最關鍵性的創獲也往往是來自這一「撥」。
我所說的成日社交宴會的英國思想家中，即有以賽亞伯林。他曾經很謙虛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實總是停留在相當淺的層次，但是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曾經有人說，如果有一天人類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與外星人談話，那就非伯林莫屬了。伯林有一本八九十頁的小冊子《刺蝟與狐狸》，在伯林的所有著作中傳誦最遠。
有一本伯林的傳記說，當時英國頗有人擔心他過度頻繁的社交生活會影響到他的學問，但實際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場合。有一次他與牛津巴厘奧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後來伯林研究托爾斯泰的歷史觀，發現作為小說家的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蝟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伯林偶然發現用“刺蝟”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伯林的長文原先以《托爾斯泰的歷史懷疑議》發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評論，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則在書商建議下以《刺蝟與狐狸》為標題印成小書，立刻傳誦千里，直至今天。
在談論中激發火花的例子，在19-20世紀的西方簡直是不可勝數。19世紀歐洲思想之都維也納正是「天才成群地來」的地方，維也納城大量的咖啡館成為繁星們的養成之所，往往體現了一群人如何把一個人的學問及思想境界往上「頂」的實況。當時維也納的小咖啡館，點一杯咖啡 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館，晚禮服也可以寄放在那裏。譬如維也納的 Café Grien-Steidl咖啡館就有包括了茨威格等大人物。
19世紀俄國文學的發展以及其巨大的政治社會影響，與別林斯基為中心的文藝圈子是分不開的。我對20世紀初，海德堡城中韋伯家的「週末派」，一群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人在一起談論，也感到印象深刻。後來韋伯的一個學生移民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書，而留給我們一份相當生動的記載。在「週末派」中出了各式各樣的大學者（像盧卡奇），甚至還包括一位後來的德國總統。
再回到維也納。林毓生先生說，1920-1930年代，維也納之所以造就了那麼多傑出的社會科學家，與米塞斯的私人討論會密切相關。當時米塞斯不是大學教授，而是奧國財政部的一名商務顧問，那一群圍繞在他旁邊讀書討論的人就有哈耶克、EricVogelin等大師。
綜合這些「一群人把一個人往上頂」的事例，我有一種感觸。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龔自珍《釋風》篇中說，「風」是「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也可以用來說明一種學風的形成。「風」的形成不只是老師對學生縱向的講授，而是有「縱」有「橫」，有「傳習」而得，也有來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經意的一句話，對深陷局中、全力「參話頭」而充滿「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兩撥千斤」的一撥。
2000年代初，我因為特殊機緣，有機會參與許多研究計畫的審查，我覺得各種審查會中有兩種氣氛隱隱然在競爭著。一種認為申請計畫的計畫書中所寫的，應該與後來的研究成果相符合。另一種觀念則認為如果做出來的成果皆在計畫書的預測中，這種研究的突破性大概不會太多。我個人所取的態度是「因其已知，發現未知」，如果期待一切皆是原先所未曾設想到的，未免太不可能；但是許多重大突破又是在計畫之外的。線性的推進很要緊，但是從旁邊撞進來的東西，也不能小看。歷史上許多「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發明（如X光），也不一定是從縱向的、線性的推衍所產生的結果，往往是縱橫交叉， 與自己原先的構思方案不經意碰撞、引會的產物。我願意把這一點提出來，以供有意營造富有創造力的學術環境者參考。
（作者為臺北中研院院士）
出處：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pqy/20081204015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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