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0-07-15

中國古王朝更迭 氣候搞的鬼

03:07 Posted by sharpy , , No comments
中國古王朝更迭 氣候搞的鬼

* 2010-07-15
* 中國時報
* 【連雋偉/綜合報導】

 由中國科學院率領的中、歐科學團隊,比對近兩千年來數據後,得出大膽研究結論,中國歷史上王朝傾頹、內戰或遭外力入侵,大多是由於寒冷的氣候條件所導致的,其次原因才是封建制度、階級鬥爭或治理不善。這是全球首次針對氣候對中國古社會的影響,作出系統性的研究。

 儘管與天氣相關的氣候條件如乾旱洪水或瘟疫等會加速中國朝代更迭的理論並非新發現,但在中科院專研氣候對人文影響的專家張志斌率領下,中國大陸與歐洲科學家,將兩組逾一九○○年的數據拿來比較。他們研究戰爭頻率、米價變動、蝗災、乾旱以及洪水,並將內戰和外力入侵作出畫分。同時也透過研究,重建當時的氣候狀況。

 張志斌研究團隊最大不同處,在於還沒有人系統審視過中國長期的動亂歷史中,仔細研究氣候與中國社會具體是如何相互作用。這種系統研究還屬首次。

 研究發現,嚴重糧食短缺引爆內戰,或是讓飢餓的遊牧民族從蒙古大草原傾巢而出,其實一直都和長期的氣候寒冷化脫不了關係。相反地,中原的安定繁榮,原因則是持續的溫暖氣候。

 該篇發表於英國皇家學會學報B輯的論文,得出結論為:「農業王朝的崩解,諸如東漢、唐朝、北宋、南宋,以及明朝,都與低溫或溫度驟降有關。」

 文章指出,氣溫一年若平均下降二℃,就會讓草原的生長最多短缺四十天,而草原對畜牧業來說相當重要。食物短缺可能讓這些朝代國力衰退,北方遊牧民族受到溫度變動的影響更劇烈,因此南侵。

 當氣候惡化超越當時科技與經濟體系的承載力時,庶民不是被迫大規模遷徙,就是爆發大規模暴動。研究發現,氣候變冷時也會有更多乾旱及洪水,但直接引發戰爭與朝代變動的,則是米價變動以及蝗災。

 他們發現羅馬帝國和馬雅文化,也是在氣候變冷時衰亡。張志斌研究團隊還推測,每一六○年或三二○年氣溫的周期性地變動,與自然氣候的變化,亦即太陽活動和地球自轉、公轉的波動有關。

2010-07-13

現代(美國)史學的挑戰

10:14 Posted by sharpy , , No comments
美國歷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當然美國歷史學界最重要的組織。每年他們都會選出一人擔任主席,而主席要在年會上發表演說。從1884年成立到現在,每一年的主席演講都可以在協會的網站上讀到全文。每年主席的輪替,和他們發表的演講詞,就算不能代表美國史學發展的全貌,也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察焦點。比如,從2006年到2010年,近五年的主席都是由女性出任。

事實上,女性要擔任美國歷史協會的主席,要晚到1987年,才由Natalie Davis寫下紀錄。Natalie Davis或許也意識到這件事的意義,她在主席演講中特別大篇幅地論及十八世紀英國的女歷史學者Catharine Macaulay (1731‑1791),將她與另一位英國思想家David Hume (1711 –1776)相提並論。

至於第一位以中國史學者身份出任主席的人,你大概可以猜到,就是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1907-1991)。而在他之後,只有兩人曾位居同樣的地位。答案也不讓人意外:分別是1992年的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Jr., 1937-2006),和2004年的史景遷(1936-)。另外有一位研究近代國際關係史的入江昭,或許勉強可以列入其中吧。

我一直很想把這些演講詞好好看一看。前一陣子看到《現代史學的挑戰: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演說集(1961-1988)》一書,這是一九八零年代中國大陸組織翻譯的成品。將全書讀了之後,很受啟發。尤其意外的是,當時的翻譯水準似乎比當前還有好一些。

如果要問說,現代史學的挑戰是什麼?讀完這本書,會有一個有意思的答案,就是「專業化」。儘管書中收錄了二十多年的主席演講,「專業化」帶來的弊病,卻像是揮之不去的幽靈般,反覆出現在書裡頭的各個地方。1962的主席Carl Bridenbaugh (1903-1922)就說:「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必然導致歷史學無情地趨於專業化。系主任不再要求年輕博士去研究1783年以後的全部美國史,他們要求初學者接受的訓練僅限於某一狹窄的課題或一段很短的問題。

他並且對年會提出了這樣的嘲諷:「我們的年會為鐵路史研究項目留出了討論時間,我估計再過一年這個課題會進一步分成若干個,先是關於鐵路窄軌史的研究,然後是關於氣剎史的研究。全面地考察歷史(不僅僅考察各個歷史時期和各個部份)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使事實、特別是經過篩選的事實具有意義。」

幾年後,1966年的主席Roy F. Nichols也說:「這種四分五裂的情形顯示了一種弱點和一種必要,除非得到彌補和滿足,否則肯定要損害美國歷史學家綜合解釋歷史的能力。作為研究政治史的學者,我既意識到這一領域的活力的衰退,也意識到由於歷史學的分裂,我們已越來越缺乏綜合理解。」

過了二十年,情況似乎也沒好轉。Bernard Bailyn (1922- )在1982年依舊抱怨:「總的來說,現代史學似乎處於百花競放階段。歷史研究正朝向眾多的方向發展,毫無協調可言。……但是歷史認識的深刻性至少要求發揮融會貫通的作用,而這些急遽湧現的歷史著作最缺乏的就是融會貫通。」

寫過好幾部通史著作的William McNeill (1917- )也要說:「職業的組織形式助長了專門化。在所有老的領域,對重大的問題已經取得了普遍的一致,研究和創新必然集中在細節上。」

他更嚴厲的批評:「追求越來越接近於文獻──所有的文獻,文獻就是一切的歷史學只不過是越來越走向支離破碎、混亂,並毫無意義。這無疑是死胡同。任何社會都不會長久地支持這樣一種職業,這種職業生產神秘瑣碎的東西,卻稱之為真理。」

匆匆又過了二十多年,從今天看來,這些歷史學者切切呼籲要面對和改變的問題,似乎一點也沒有改變。但願不是變本加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