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從1985年體制化後，便成長緩慢。慢到本集編輯時，還必須借將幫忙。這當然不是沒有新人投入，而是許多新世代都轉入醫療史和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當然，中國科技史研究並未因此而停下腳步，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學者仍有不少這一行的專家。因此，與其說本集代表了目前台灣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全貌，不如說是目前中國科技史學界研究成果之一臠，讀者可從中一窺目前研究的樣態。
對於中國科技史不熟悉的人，英國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 1995)仍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他曾開創了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典範。為了反駁一些廿世紀以來，中國和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沒有科學的談法 ，李約瑟以實際的編纂行動，證明中國有優越的科技傳統，只是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從「何以中國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這個有名的問題，李約瑟建構了一套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全涵式解答 。李約瑟以他的研究所為基地，以現代科學為分類基礎，整理中國科技知識，不斷編纂大部頭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提供了相關的原始材料和二手研究 ，頗便入門。李約瑟以現代科學為基準的知識分類，雖然缺乏歷史意識，但因他將中國無法發展出近代科學歸咎於中國的封建官僚體制，反而使他較為注意科技與社會的互動，而不完全以科學思想史的方式探討中國科學。不過李約瑟分析科技與社會的關係也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人類理性的光輝促成科學發展；而其停滯則是特定的社會形構所造成，這種社會阻礙論目前已少有學者採用。
席文(Nathan Sivin)則棒喝李約瑟的問題和解釋。他認為李約瑟以錯誤的預設，問錯了問題；而且中國在18世紀也的確發生了「科學革命」，只是沒有西方世界的社會效果 。席文認為必須從歷史行動者的角度去反省何謂「中國科學」。他認為中國的知識傳統中根本就不似西方哲學傳統，為各種不同的知識，定義出可被統稱為「科學」的共同知識基礎。由於中國的知識體系缺乏這樣的統整性，因此，有的是不相統屬的「諸種科學」(sciences)。席文還指出李約瑟問題有些基本的謬誤。李約瑟預設了科學革命的可欲性，因此每個文明都應發生；而有科學革命潛力的文明更應有著和西方相同的歷史變遷；歐美文明的適應力仿佛發自其內，實以科技和政治之力剝削自然和社會所致；最後，李約瑟預設了現代科學乃是普世化(oecumenical)的知識。李約瑟把文化中的某些狀態誤認為是其後發展(科學革命)的必要條作，而其後若未如此發展，則被視為是受阻。而論者總是將中國科學革命之難產歸諸思想體系的缺失或社會因素的阻撓；殊不知這種區隔是研究者之心障，在實際的歷史過程中，所謂思想和社會的區隔在根本不存在。
儘管李約瑟和席文的論辯已經過時，但他們提問以及辯難的方式，仍相當有啟發性。席文所指出的問題，提供了思考中國科技史的另一種可能。雖然李約瑟的問題已不再構成學者討論中國科技史的主要問題意識，且近來年來，整個歐美中國史學界的科技史研究也有移往醫療史的傾向。但整體而言，一般文化史和西洋科技史的研究成果，如從科學社群本身的文化與實踐(practices)來分析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以及科學和其他社會文化部門間的互動，已漸影響中國科技史的研究者。有些中國史學者甚且強調理解中國史，科技史不可或缺，試圖從科技史與中國史的其他領域對話 。但對中國科技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李約瑟的困惑常是他們心中湧現的第一個問題。李約瑟的提問對現代人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正說明了科技已成為現代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19世紀的西方帝國挾其堅船利礮，打開了世界各地的門戶，也把西洋人得以征服世界的現代科技傳到各地。科技成為強者所倚仗，弱者所渴望的力量。科技成了衡量文明、國家和人群進程的判準，合理化了西方的霸權 ，也促使各方展開對科技的分析。科學哲學解析科技發展的思想邏輯；科學社會學則用以理解組織和科技發展的關係；科學史則用以說明某個文明或科技從事者對於人類科技積累的功績。這三門分析科技知識的學科，肯定科技知識的力量和權威，乃至企圖為科技定下規範，促進其發展。在這種知識氛圍中，中國作為一個曾經有著高度科技的文明，何以未曾發展出如西方般支配自然的力量，確實令人困惑。雖然如此提問預設了西方中心主義，卻正因殖民主義解組後所成立的現代國家不斷希望以科技發展經濟，以在極端競爭的世界中存活，以致「知識就是力量」的科技合法性深入人心。當像席文這般，以歷史行動者的角度和思考範疇，提出中國其實沒有像西方歷史中的「科學」，很容易被誤解為只是另一種版本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而像李約瑟這樣大力稱美中國科技成就的學者，卻又容易陷入以今限古的時代錯亂(anachronical)。歐美中國科技史研究的歷程，指出了研究異文化科技傳統的兩難；也提醒研究者，將不同文明的人群控制自然的努力，在同一天平上衡量，是思考非西方科技史方法論的起點。
除了台灣與歐美的研究社群外，中國仍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最大社群。其取向大體以實證論的傳統為主，以發現中國科技的「歷史真相」為職志。一方面考證中國古代科學文獻，或將古代科學轉化為現在的科學語言；另一方面說明中國傳統科學的偉大成就，並探究近代中國的科學為何落後西方 。亦即李約瑟的問題意識仍是其重要的指引。李約瑟的作品證明了中國古代科學的成就輝煌，滿足了1949年以後新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而他認為中國科學的衰落與中國傳統的封建官僚體制有關，也符合新中國打倒舊社會的新形象，且合理化了科學在新中國的重要性。李約瑟的研究典範同時滿足了中國多樣的社會心理需求，因而受到中國科技史學界的歡迎。為了挖掘古代中國偉大的科技成就，中國學者多致力於文獻的考訂與科學內容的重建 。數學史家曲安京便曾指出，中國的數學史研究重在「發現」和「復原」：發現古人的數學貢獻；復原古人如何做數學 。前者很快就走上絕路，任何文明的科學「貢獻」，可能很快就被發掘完，更何況這些「貢獻」還要搶世界第一的排名；而「貢獻」的多寡則多取決於現代科學的標準。「復原」則指解讀文獻，重新思考古人如何研究科學。這一進路有如研究科學思想史，就史言史，而不以現代科學的知識標準，判斷古人因應自然的知識。不少中國學者在這方面有相當傑出的成就，曲安京本人就是一位。據曲氏所述，中國的科技史研究大部分專注於科學知識的內容便不令人意外。雖然近年來社會或文化方面的課題逐漸受到關注，但如何將知識內容和社會文化現象同時考量，並從科學史的視角與其他史學對話，仍考驗著中國及其他科技史的研究者。
除了李約瑟以外，外界的研究成果對中國的科技史學界影響有限。近年來雖然許多漢學家和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有不少合作，但研究上的交流或對話，仍令人期待。學術社群間的關係與成果交流，常常能從註腳見之。就此觀之，中國科技史界似乎與外界沒有多少交流。當然，這可能是誤判，因為中國刊物常有字數限制，研究者自顧論述而不暇，遑論他人所論。反是台灣的歷史學界常連篇累牘地引用二手研究，而在資料庫流行後，更是變本加厲。
台灣的科技史社群是個鬆的聯盟。早先有些台灣的科學家在李約瑟作品的鼓舞下，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1985年清華大學歷史所科技史組誕生，成為第一個科技史研究的專業體制。但目前業餘研究者的人數並不亞於學院中以此為業者。社群的散鬆也反映在研究取向上，世界各種中國科技史的研究風格在台灣通通可見。在中國科技史方面，學院中的研究者很少從事「發現」或「復原」的研究，大部分的重點放在科技思想或社會史。
從西方科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知識傳統並沒有「科學」的範疇，如何發展適當的知識範疇，討論中國對自然的認知，便是棘手的問題。其次，中國科技史文本的技術性高，文本的格式或內容較難理解。因此以文本分析為基礎，探討科學知識內容的「復原」當是科技史研究的第一步；再由此延伸到中國思想，或是其他文化與社會議題。然而台灣的中國科技史學界卻常少了第一步。這和台灣長期以來人文與科學教育從高中便開始分流有關。台灣的人文學者大都缺乏科技訓練的背景，因此進入科技史時，常避免處理知識內容。展現在研究風格上，則是視科技史為社會史或是思想史；少討論知識形成的社會過程，只討論社會或文化現象與科學知識間的關連；或流於人物、書籍的考證。雖然台灣學院中的科技史研究者不乏科技科班出身者，但台灣研究所以上的體制轉換領域不易(因為通常要通過考試)，很難在台灣培養出像西方科技史界所常見的文理兼修之人，造成了歷史出身者，難以深入知識內容；而科技出身者歷史素養不夠，無法深入分析歷史脈絡的困局。當然科學訓練是科技史研究者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卻並非必要條件。有科學訓練背景的人對科學有較多的「默會之知」(tacit knowledge)，這對於科技史越來越重視科學知識的內容如何與社會文化背景結合的新趨勢，自然是重要的條件。然而卻也可能因具有「默會之知」，而將許多問題視為當然，視而不見；或是以現代的科技知識去理解不同歷史脈絡下的科技運作，而這正是早期科學家兼研科學史時所常犯的錯誤。
本集題為《科技與中國社會》，確有以目前西方science studies的研究取向，作為中國科技史研究借鏡的想法，並希望此種研究取徑能促進科技史和其他歷史研究的對話。目前學界亦有稱science studies為S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以凸顯技術研究的獨立角色。這一研究取向以筆者初淺的理解，大致上有幾項特色：1. 反對以往實證論的科學理性與線性進步的史觀。2. 重視研究科技實作(practice)，考察科學知識如何從科學社群或實驗室中產生。3. 認為科技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科技研究者不是獨處於象牙塔中的天才，而是不斷在同僚、體制、儀器和大自然之間穿梭，來往協調，以形成科技知識。在網絡的概念下，甚至以「中國」(或任何國家)為單位的研究，都可能被質疑。4. 討論科技知識和物件如何形塑社會。從科技知識的形成與擴散，檢討我們目前所身處的科技世界中的種種現象，以及日常生活中，人們如何應對這些科技知識，甚而發展出不同於科技專家的知識系統。5. 對於科技本身的價值亦有所反省。以往科技史研究，往往不假思索地預設科技是人類理性發展的極致，因而值得研究。然而現在有許多研究顯示，科技的研究成果及其體制，不但用以控制自然，亦用以控制人群，成為支配者(國家、階級、種族、性別)形塑特定秩序和常規標準的利器。另外，現在新科技的風險未知，人們是否有理由支持某些特定的科技，迭起爭議。而在科技爭議與普遍要求科技民主的風潮中，科學家到底是人類理性的代理人，或是只為自己擴權的代言人，啟人疑竇。對於科技本身的反省，使人不再一昧追求所謂「進步」的科技，轉而要求合於社會需求的「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6. 科技為誰服務。以往的科技史偏重在科技知識的生產，然而一旦研究者開始反省到科技本身便是構成日常生活權力關係的元素時，科技究竟為誰而發展，便成為重要問題。使用者如何使用科技，如何參與科技知識的形塑，常民如何詮釋、認知專門的科技知識、科技專家與常民間如何溝通等，便成為重要議題。
雖然science studies或是STS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立場，不必然獨重歷史。但筆者以為science studies與STS強烈的「歷史化」(historicizing)傾向，正好提供了研究科技史的最佳入手處。「歷史化」不僅指science studies的人研究了很多科學史的個案來支持其論證，而是將歷史過程的研究，視為方法論上的必須。歷史研究成為科學社會學、科學人類學甚至科學哲學討論問題的重要方式。Science studies的研究者不但不願以現代科學的角度去評估古人應對自然的種種活動，而且更積極地從歷史脈絡中去找尋前人應對自然種種努力的意義；更重要的是science studies的研究者還不斷地反省我們目前所知的科技史知識是如何構成的，以及研究者本身在建構科技史時所在的位置為何。Science studies跨學科的歷史化研究取向正能整合鬆散的台灣科技史社群，為來自不同學科背景，卻致力於相同目標的人，提供了視野與方法上的橋樑。
一旦我們不以現代科技的觀點去理解中國古代的科技，那麼中國歷史上的科技實踐必須被視為「異文化」來研究。即使古代的中國人和現代的中國人有種屬上的連續性，其文化與所使用的知識範疇卻不見得必然連續。現代學者必須像人類學家進入異文化一樣，重新學習當時人所使用的「語言」，亦即文化和知識範疇，才能理解當時科技知識和當時社會、文化上的關連。這樣的研究取向也使研究者逐漸走出「不懂科學的陰影」，因為理解現代科技不見得有助於理解古代科技；只以現代科技知識去解譯古代科技文本時，有時反而扭曲了古人的文化範疇與實踐。
本集共收論文十篇。馮時和張嘉鳳討論上古宇宙觀與天文星占的課題，提醒我們宇宙論和星占是中國古代天文學重要的構成部分。宇宙觀是科學與知識傳統的根原。雖然現代科學避免觸及形上學的傾向，使現代科技實作中的宇宙觀隱而不顯，但並非無法分析。在傳統的科學裡，宇宙觀的問題常和我們現在看來是科技活動的實踐無法分離。另外宇宙觀尚包含了人類的起源、時空觀、價值等等問題，而宇宙觀的歷史進程與轉變，亦值得探討。其次，張文顯示現代所謂的天文學在中國古代難以和星占分清界線。其實西方科學中的星占與天文學亦復如此，只是我們從現在知識分類的角度看問題時，往往忽略了古人以占卜預測的方式，來因應自然的重要性。
李建民和林力娜(Karine Chemla)分別探討了中國醫學與數學的知識形構，這兩篇文章試圖從方法上為中國科技史的經典問題提出新的看法。中國技術傳統中常有依托而稱經者，這個現象的意義為何，關係著知識的傳承和發展。林文對《周髀》與《九章》作為經典有相當獨特的見解；至於「經」和「書」之間的差別何在，值得讀者再加思考。林文借用「知識論文化」的概念，亦值得稍加說明。像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或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談論歷史斷裂時，常為人所誤解。既然時間不斷前進，歷史何由斷裂？其實他們談的多是知識論(epistemology)上斷裂。因此，看似相同的實作或文本，在不同的時代出現時，便可能有很不同的意義。因此，科技實作者如何在歷史上以種種作為證成其知識為真，便成為值得研究的課題。李文中所談到的知識傳承方式、知識性質的公開或祕密、人們對於知識觀念的變化與知識的傳承載體(文本和書寫形式)間的改變，都是現在科技史中有趣的新課題。中國科技史近年來轉向醫學者多，與中國醫書文本眾多不無關連。然而如何理解這些文本的形成過程，中國醫學中看似不變，其中又不斷衍異的文本和觀念，究竟要如何理解？關於歷史研究中的延續與斷裂，這個史家永遠議而無法決的形上學問題，李文相當有參考價值。李文也提醒讀者，中國傳統目錄提要類的書籍，恐怕是研究中國科技史重要的入手處。
傅大為則以《夢溪筆談》為例，解析宋代科技知識的形構。沈括是中國科技史不會錯過的人物，然而其重要性常在於他記載了許多看來合於現代科學進展的科學知識和技術發明，其中更以磁偏角與活字印刷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然而傅文顯示中國古人的異質性科技實作，無法僅從現代科技的角度來理解，必須從歷史脈絡中，重新解讀宋人的知識型態及時人所關切的問題，才能理解沈括的知識活動。毛傳慧討論宋元時期蠶桑技術的論文則是本集中唯一的技術史文章，顯示這方面台灣的研究能力尚待加強。毛文分析了中國科技傳統中的文本和實作、技術、社會組織和法令制度間的關係。一般人對於技術演化總容易流於好的技術便能勝出的印象，毛文反駁這種線性的技術進步觀。毛文呈現了技術史研究不能僅從技術內容來看，而必須將技術視為一個網絡，打破所謂內、外史的區隔。洪萬生則分析了一向被視為中國科技谷底的明代數學中一些有趣的現象，雖然他沒有強調，但該文確實質疑了將中國科技史描繪成高峰至衰退的歷史敘述，從而反省中國不同時代科技的特色。
張哲嘉、韓琦和范發迪則分別以不同的個案，討論了中國和其他文明間的科技交流，也提醒我們中國的科技發展並非封閉體系。雖然像李約瑟那樣斤斤計較於哪一文明對現代科技較有貢獻的想法已經落伍了，但古代的中國如何挪用從外國進口的科技知識，的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研究方向。張文說明了跨文化科技傳遞時，在地實作如何選擇外來元素，以不同的方式揉合不同背景的知識，適應在地的文化需求。韓文則以清代借根方的傳入和天元術研究的案例，說明外來的數學知識，如何成為復興在地傳統的契機，而這一發展涉及了相當複雜的權力、族群乃至宗教的脈絡。權力關係則隨著19世紀帝國主義的發展，益形複雜。范文便從19世紀英國人在中國的博物學研究切入，試圖在方法論上打破殖民科學史研究中常用的「中心」與「邊陲」、「中國」與「西方」的思考範疇；以更開闊的視野，捨棄以一國、一地為中心的研究方式，轉而注視各社會和人群、知識和技術間的互動與流通、在地的人群如何協助依傍帝國主義勢力來華的研究者、這些外來的研究者如何挪用在地知識以及在地人如何處理雙方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博物學不但是中國科技史中研究很少的課題，19世紀的中國非殖民地卻受帝國主義宰制的窘境，亦考驗學者如何將斐然有成的殖民科技史的研究成果運用到中國的案例上。
總之，本集雖無能涵蓋中國科技史或台灣的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全貌，但本集指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課題與方法。就議題方面而言，技術史、博物學、數術、帝國主義的擴張與近代中國科技發展等都有待更進一步的挖掘；方法方面，除了一般人已熟知的脈絡化研究，歷史上的知識論和實作、書的歷史與科技發展、科技知識與實作的跨地網絡、科技知識和科技物與權力支配和反抗的關係等都能拓展新的思考方向。當然，本集亦無意排除中國科技史中常見的文獻、人物的考證與科技內容的復原。這其實是任何研究的基礎，也希望上述的議題與方法，能豐富這些史家早已熟知的傳統技藝。另外，筆者也衷心期盼教育體制的改變，不要從高中開始就人文與理工分流，以便培養台灣戰力更雄厚的下一代科技史研究者。
本集較少討論科技史中日益重要的圖像和創新的議題。圖像在科技史研究中的地位可能和現代年輕族群接收訊息的方式有關，以往圖像往往只是被視為文字證據的配角，見證了某一科技的存在，但目前學者則以視覺文化的視角來審思問題。如圖像在科技實作中的功用為何？在不同時代與文化中，如何製作圖像？圖文的關係為何？讀者從圖像中如何捕捉科技實作的風貌？不同時代的讀者如何觀看圖像？擬真技術出現後，圖像的製作、使用與閱讀有何變化？至於研究創新曾經是管理、科技社會學、科技政策的重要課題。以往的研究傳統大體預設科技和社會分離，討論如何透過改良科學與技術的環境，以促進科技創新。然而在1980、1990年代，這一進路所蘊涵的英雄發明史觀、進步史觀與科技和社會分離的看法，往往令較具批判性的科技史家和STS研究者起疑。然而在現實的情況下，補助學術研究的單位最關切的是如何創新科技，且在STS學者和科技政策關係日深，創新研究又日漸回魂。除了現實因素外，科技史的研究者必須從別的面向來考慮歷史上的創新。首先，歷史行動者如何看待他們的科技知識？他們自認是創新者還是傳統的延續者？在什麼文化社會情狀下，他們開始質疑自身的科技傳統，而自覺創新的必要性？他們創新的想法和實作由如何來？他們如何合理化新的知識與作為？其他的人又如何接受這些新奇的想法和事物？因此，所謂創新不如說是科技與環境互動變遷的歷史。
當台灣及其中國史研究在國際上不斷「隱形化」之際，有這麼多友人來幫忙撐場，情誼可感。當然，以台灣的人力資源，確實不可能培養出一個大的中國科技史社群，而當大部分對科技史有興趣的研究者卻走向醫療史和STS之際，編者只能期待本集的出版能為台灣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在議題與方法上，開展新的契機。
祝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