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1-01-14

不但要批判,還要揭發

21:14 Posted by Unknown No comments
1997年過世的大陸作家王小波曾經寫過這麼一段文字:「我們這個社會裏的論戰大多要從平等的討論轉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批判,這是因討論的方式決定的;根據我的觀察,這些討論裏不是爭誰對誰錯,而是爭誰好誰壞。一旦爭出了結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壞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對壞蛋方當然還有些話要說,不但要批判,還要揭發。」

2011-01-10

無用之用

21:23 Posted by Unknown , 2 comments
看到網路上一篇王汎森教授的訪談,我特別喜歡這一段:「每個決定,不管再複雜、再重大,都是在一兩分鐘的思考之後作出的;這一兩分鐘却要仰仗你過去所有教養的集合,所以人文素養与博雅教育對学生來說才會那麼重要。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會需要它;但這樣的機會卻隨時可能在你生活中出現,甚至改變你的生活。」

2011-01-06

富士川文庫

20:54 Posted by Unknown , 4 comments
昨天才說到史料的開放性,就看到京都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富士川文庫」,介面雖然陽春,也無法對書籍內容做檢索,不過瀏覽起來十分便利,而且沒有什麼奇怪的限制或障礙。

富士川游是日本十九、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醫學史家,1904年出版的《日本醫學史》獲得了日本學術的最高榮譽,學士院恩賜賞。(後來也得過這個獎的,包括德富蘇峰、仁井田陞、小川尚義等人,比較近期的則有田仲一成與夫馬進等人,均是學術「大腕」)

根據京都大學網頁上的說明,富士川游的藏書有九千多冊,這裡所公佈的應該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不過均集中在醫學書籍,有許多有趣的資料,已經很讓人興奮了。這批資料,當然是當年為了撰寫醫學史時而收集的參考書目。

後來又看到東京大學也藏有另一套的富士川文庫,有172本書,不過大多與醫學無關。

附帶一題,Princeton的東亞圖書館也開始館內的醫學書籍數位化,而且還做成PDF檔,可以直接下載:http://eastasianlib.princeton.edu/diglib.php

2011-01-05

史料渴望自由

22:39 Posted by Unknown No comments
所有研究台灣史的人,都不會錯過《台灣文獻叢刊》這套書。這套由周憲文先生主編,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在1970年代出版,總計309種的叢書,如今看來怎麼都是不可思議的奇蹟。在那個台灣學還是「鮮學」(借用許雪姬教授的話)的年代,在那個出版資源仍不充裕的年代,連周憲文先生自己都說:

這一叢刊,真正是我『一手造成』,備極艱辛……我不想在此向人訴苦。因在這動亂的時代,這一叢刊居然能夠出版,且能延續到今天而接近完成的階段,則任何艱辛都已有代價。

重新探索這套書從啟動到完成的過程,最讓人敬佩萬分的,不只是周憲文和當時參與的幾位教授所付出的時間與精力,還有他們在當下所展現的眼光。

尤其是周先生。他在幾篇文章中,曾經談到這套書籍的編輯理念。比如台灣文獻叢刊的第一本《臺灣割據志》的卷首,他就寫到:

研究歷史,一要有史料,二要有史觀;前者有賴資料公開的風氣,後者得憑個人獨特的修養。我們十多年來的工作方針,嚴格說來,就在盡量發掘並提供有關台灣經濟的研究資料。因為有充分的史料,社會上自然會有高明之士,運用其正確的史觀,深入研究,有所造就。我們願意為多數的學人服務,而絕不關心到小我(私人或機關)的成績。說明白些,我們固亦從事個別的研究,但願與大家在同樣的資料基礎上進行。我們堅信,個人能力畢竟有限,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

他接著解釋,為什麼文獻叢刊的第一本書竟然會是日本人川口長孺撰寫的《臺灣割據志》。他說:

這完全是偶然的。我們計劃中最先排印的,原是夏琳的海紀輯要;書存某研究機關。由於該機關主持人雖許抄錄,不准翻印;要印,就得用該機關的名義;這在我們的職責上,實在難以辦到;所以臨時將這臺灣割據志改排(已在臺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一期文獻欄刊出)先出。海紀輯要,早已抄好;出版問題,尚在洽商。我們希望能有圓滿的結果,因為古書原無版權(版權的作用,據我的了解,也在獎勵出版,不在阻礙出版);而我們的出書,更是百分之百的服務性質。

周先生在這裡講得含蓄,沒有說到底是哪個研究機構阻礙了出版程序。不過他在其他文章中也曾提到,有個機構號稱要將典藏資料整理出版,因此拒絕了台灣銀行所提的合作。不過幾年過去了,出版一事仍是無聲無影,沒消沒息。

這兩個研究機構是不是同一個,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這樣保守的,或是表面上開放實際上保守的研究機構,永遠是存在的。周先生的時代如此,至今仍是如此,這不能不說有點讓人感到悲哀。

台灣這幾年在這方面越來越好了,至少制度上,大多數的典藏機構傾向開放。但是從一個使用者的角度言之,我相信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為很多時候資料儘管開放,申請手續或者頗為繁瑣,令人望而生怯,或者模糊不明,讓人不知所措。

我一直相信,史料沒有透過研究者的研究,那就是死的,沒有價值的。對典藏機構而言,越多研究者願意使用典藏的資料,應該是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但有時收藏機構似乎將「保護」這件事看得太重,超乎一切,因此剩下重重障礙,彷彿是要考驗研究者的誠心與意志。資料的保護固然重要,不過保護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利用,如果以保護為理由而阻礙了利用,那是本末倒置。「防弊」的心理,應該早早讓位給「興利」才對。事實上,有時興利的難度要遠遠高於防弊,因為後者往往只需要沿襲既有的(可能未經反思的)規範,前者卻需要創意。

前一陣子我看到一篇頗有啟發的文章,名為「書渴望自由」。讓我也不禁開始想,史料是不是也渴望自由呢?如果是,我們要如何讓它自由?

這時候又不能不想起周先生留下的那句至理名言:

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


2011-01-04

William Rowe論清史

23:40 Posted by Unknown , 2 comments
一篇被退稿的文章,自覺也感到品質不夠好,因為當時寫得太匆促,只能算是一些讀書筆記,還沒時間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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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Hardcover)
~ William T. Rowe (Author), Timothy Brook (Editor)

Hardcover: 368 pages
Publisher: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 edition (October 15, 2009)


清史在美國漢學研究中,向來是最具活力的領域。幾十年來,成果豐碩,大家輩出。羅威廉(William Rowe)在新作China’s Last Empire中,援引英語學界(主要是美國)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詮釋了清朝的興衰。羅威廉目前任教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更重要的是,他長期擔任期刊Late Imperial China主編──這是美國清史研究最具份量的刊物,羅威廉對研究動向掌握之悉,自不待言。本書的參考書目,因此就像五十年來美國清史研究業績的清單,甚至晚至2009年的著作,都納入其中。

本書並非全新的研究著作,而是奠基於二手研究之上的綜合論述。但它提供了一套首尾完整的清史敘事,這一點本身就富有意義。往前看,清史可以與明史,特別是晚明,組成「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的研究群體;往後看,清史又與民國史組合為近代中國(modern China)的領域。清史因此有了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但也是這樣的地位,使得清史的敘事容易被割裂為兩個段落:前期,它是中華帝國發展的高峰,是全球最為富庶的國度;後期,它卻成為列強恣意宰割的魚肉,在一連串羞辱中,劃下帝制的句點。但如果將清朝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觀察,卻能凸顯不同於前述的歷史解釋與觀點。比如,清朝後期對於地方控制力漸趨薄弱,可能在前期就已種下制度性的禍因。在兩百年多的歷史中,清朝與它所管轄的疆土、治理的社會,以及外在的勢力間,不斷地互動、協商,才讓清史變成現今風貌。

本書也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的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系列的一部分。此系列由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編,一共六冊。頭三冊,從秦漢到唐代,由史丹佛大學的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教授一人包辦。至於宋代,由德國漢學家庫恩(Dieter Kuhn)撰寫,卜正民自己則負責元明兩代。這六冊書合而觀之,顯然頗有雄心,要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之上,書寫一套新穎的中國歷史。他們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值得關注與討論,不過已非在此所能涵括的。
  
本書主體共分成十章。每一章之間,雖然有時間先後的關係,但主要是聚焦在清史的不同面向。這十章的主題分別是:征服、統治、盛清、社會、商業、危機、叛亂、重建、帝國主義、革命。羅威廉在導論中,清晰地描述了二次戰後美國清史研究的三次轉折:第一波是社會史的影響,羅威廉個人也參與其中,他的兩本「漢口」研究可謂代表;第二波是擺脫漢人中心論,重視滿文檔案與統治者的滿族認同問題,即目前一般所謂的「新清史」;第三波則是最近興起的「歐亞」視角,也就是把清史放入世界史中,觀察它與當時歐亞大陸上幾個帝國的交會與互動。

這幾個新觀點,在本書前五章中,表現無遺。羅威廉在詮釋盛清的政治與統治時,就借用新清史的論點,強調滿漢共治的重要性。一旦作者強調滿族在清朝的要素,對於清史的書寫與詮釋,就會大幅改觀,是以書中不只有北京和江南等中國核心地帶,也重視西藏、蒙古和新疆等邊區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當前美國的清史研究,傾向把清帝國與同時代世界上的其他「帝國」相提並論,這不只是修辭上的改變,相對開闊的視野也帶來不同的認知。其一,清朝的疆界擴張與邊區控制,未嘗不是另一種的「殖民主義」,而在清朝帝國之下,充滿著各式各樣異質的族群與文化;其次,這些邊疆地帶,往往也是帝國相遇的所在,因此,在談論清帝國擴張時,必須將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一併列入考量。
  
除了政治的面向之外,本書花了一整章描繪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羅威廉強調這段時間內,中國社會的成長與轉變,而不是停滯。他強調人口的大幅增加,推動了國境之內的人口移動與新地開發。這一章也納入許多新興的研究課題,比如性別關係與慈善事業。另一方面,讀者也可以在此讀到一些經典主題的綜述,如傳統中國的宗族和士紳。在處理族群關係時,作者則強調主流社會對他者的觀感和書寫,這些「他者」包括西南地方的苗族,華南地方的蜑民和客人,這是後現代潮流沖刷下,出現的新穎視角。
  
十八世紀中國另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是商業的發達。羅威廉在第五章「商業」中,強調兩個研究典範的重要性:一是施堅雅(G. W. Skinner)的區域經濟,二是費正清(John Fairbank)的朝貢貿易。前者把中國分為十個大型經濟區域,形成中國國內貿易市場的結構;後者則認定中國一向自居天下中心,對外的經貿關係,也長久設定在「朝貢」的框架之下。這兩個理論都在學界引起廣泛的討論,但相形之下,學者對區域經濟體系有日趨深入的研究,對朝貢貿易理論,卻日益感到難以接受。朝貢貿易理論儘管捕捉到了中國對外關係的一些特質,但整體論述的預設,乃是以近代西方的國際體系為標準。費正清企欲說明的,是朝貢貿易帶來的自我託大與僵化,導致中國無法走入現代世界,因而帶來晚清頹敗。羅威廉則認為,儘管朝貢貿易體系不是全盤皆非,但它很容易誤導我們的想像,錯以為清帝國全是保守落後的。這終究只是片面的印象。他因此在本章末段,將敘述轉向來華的西洋人,以及當時中國社會對外的窗口──廣州,彰顯另一個層次的中國對外交流。

前五章中,讀者所見到的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治擴張、經濟成長,社會與文化均有長足進展。不過,正如我們一開始所提到的,這些形容與我們向來對晚清的想像,似乎格格不入。因此,作者必然要解釋,何以中國會出現這樣劇烈的轉變。

從第六章開始,羅威廉筆下的清史就出現了轉折。只要稍看章節標題即可瞭解:第六章的「危機」、第七章的「叛亂」,都反映十八世紀後期中國社會瀰漫的浮動氛圍。但羅威廉特別指出,清朝前後期的歷史轉折並非純然的斷裂,而有內在的連續性。例如,十八世紀的人口增長,固然帶來長期的商業繁榮,但在可耕地漸趨飽滿情況下,過度膨脹的人口也成為國家棘手難題。衣食不足的人民,淪為土匪、結成會黨,從白蓮教、天地會到太平天國的反亂,都可從中找到根源。但這只是眾多因素之一端。清朝前期所立下的政策,也在十八世紀後葉帶來負面效應。比如,清廷對縣級政府的投資始終很少,縣官日常卻必須處理萬端難題,因此往往必須與地方勢力妥協。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不足,這在承平年代不成問題,卻在緊急事件時暴露出缺失。

羅威廉要說的,並非是體制與政治上的缺陷。畢竟,在現代中國史家的筆下,清政府的無能已經被反覆檢討和批判,不如此彷彿無法解釋近代中國所受的一連串屈辱。羅威廉要提醒我們的,反倒是在緊急事件的當下,中國的政府與士紳早已經察覺到其中透露的警訊,甚至花了極大工夫企圖補救。他們並非無所作為,而是面對長期積累的弊害,只能在有限的訊息中,選擇改革的手段。

為了凸顯這一點,作者在第八章聚焦於同治年間的自動運動。羅威廉除了強調中國內部的改革動力外,特別提出西方學者對這段歷史的四種論點。第一種以費正清為代表,將自強運動視為中國現代化的開端;比費正清稍晚的學者如芮瑪莉(Mary C. Wright),卻提出完全相反的觀點,她強調自強運動的主事者仍採取保守的儒家意識形態,因而導致整場運動悲劇性的失敗;第三與第四種詮釋方式,則把焦點放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利消長上,前者著重中央權力的下降,帝國的分權化與地方大員(如李鴻章)的崛起;後者則更強調在官方之外,民間力量的勃興。

儘管有短暫中興,清朝在十九世紀開始面對最大的壓力,仍是國際勢力的來襲。羅威廉在第九章中,對「帝國主義」展開討論。他首先強調將「帝國主義」一詞「歷史化」的重要性,並沿用國際關係史家入江昭(Akira Iriye)的詮釋,將焦點集中在帝國主義的政治與軍事面向,而非經濟面。據羅威廉所言,後一種取徑讓「帝國主義」的意義過於寬泛,反而失去詮釋的效力。從政治面著手,羅威廉描述的是外來帝國與中國的外交互動。而他尤其重視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激起的反響,從精英的知識份子如康有為、梁啟超對政治革新的宣傳,到庶民層級的義和團事件,還有地方士紳所集結而成的「清議」文化。同一時間,革命黨人如孫中山的興中會,也已經悄悄步上了舞台。「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圖騰,在這段過程中被各方勢力重新詮釋和理解。中國內部的族群關係、滿漢認同,也隨之轉換,而有了新的面貌。

帝國的盡頭是革命,也是本書第十章的主題。羅威廉描繪了這場變局的諸多團體,如中央朝廷的改革者、學生、職業的革命家,還有地方上倡導改革的精英。他們或塑造意識形態,或集結組織,當時機一來,革命遂一觸即發。羅威廉也不忘提醒我們,在當時,革命的思想資源是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本身不見得會帶來民主,甚至完全相反。從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到鄧小平,無一不是民族主義者,但他們也同樣執迷於獨裁的權力。

對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這本書所提供的細節部份或許比不上類似的本地讀物;對熟悉漢學研究動向的讀者而言,本書的觀點似乎也未必新鮮。但我認為,在中文世界閱讀這樣一本以英語寫成的清史讀物,仍可獲得多重的啟發。對於打算鑽研清史的學生,本書對各種課題提供了良好的指引。

羅威廉在本書後跋中所描述的心路歷程,值得一提。他說,1975年當他還是研究生時,著名的中國史學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出版《帝制中國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一書。魏斐德在書中,為十七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史,提出一套系統性的詮釋。羅威廉說,這本書之後,美國的清史學界全面改觀。其中的關鍵,是社會史的敘事取代了政治制度史。但羅威廉接著說,儘管他在大半教學生涯中,十分倚重魏斐德的作品,卻也日益感到該書的侷限。他因此認為,是時候提供一套新的解釋體系了。(345)

比較兩書標題,可以看到一些思想上明顯的不同。如果魏斐德高舉的旗幟是清朝的「衰落」,那麼羅威廉選擇了另一個比較中性的標題。因此在某些關節上,這套新的詮釋就有著完全不同的著眼點。以自強運動為例,羅威廉告訴我們,清末以來歷史學者汲汲於解釋中國何以失敗,尤其對照著日本的成功。因此,無論如何解釋,最後的結果都指向中國的「失敗」;但晚近的歷史學者告訴我們,儘管清朝輸掉了甲午戰爭,卻不意味自強運動一無是處,例如,清朝當時的工程建設,其實領先對手日本。(216-219)

展讀全書,讀者也可以感受到幾十年來美國清史研究的趨向。羅威廉在討論十九世紀的中國時,相對而言沒有缺少新穎的觀點或新近著作,可供參照。不過二十年前,韓書瑞(Susan Naquin)與羅友枝(Evelyn Raswki)在撰寫《十八世紀中國社會》(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還指出,當時人們關心的還是十九世紀,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近代史,卻對十八世紀中國傳統社會本身的蓬勃發展認識不多。而今看來,情勢已經大幅改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