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在中國近年學術著作中，漸漸興起一股以「帝國」指稱二十世紀前中國的熱潮。固然有很多原因令這潮流出現，其中最不可忽略的是，隨著「中國崛起」後，使用「帝國」一詞隱隱滲透出中國歷史驕人成就的意味。在這裡無法深入分析各種理據，但很明顯的是中國學者及輿論界采用「帝國」一詞指清朝以前的中國（或謂「傳統中國」），出現了一種有別過去的規範。這新範式的出現不禁令我們思考一個根本的問題──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
現今我們看到的西文論著，都不假思索地使用「中華帝國」（Chinese empire）一詞，並統稱公元前221到1911年的中國為帝國時代（imperial age）。但對中國人來說，傳統中國卻不一定是大家心目中認定的 「帝國」。只要隨便問問，傳統中國是否蘊含帝國含有的屬性──帝國主義，對中國讀者而言，這答案多是斷然否定的。即使我們請教向來最願意稱大清國為帝國的清史專家，他們一般都會否認中國式的帝國帶有侵略性的行徑 ——無論清朝在開辟中國版圖上有多大貢獻。如果是這樣，在概念上而言，好像 「中華帝國」將是一個有別於一般意義的帝國，是一種帶有 「非帝國主義性質」的帝國。也就是說，「帝國時代」的中國，沒有呈現典型「帝國」的特質。在概念上及世界歷史上，有這樣的一種帝國存在嗎？這個問題非三言兩語可以處理。首先要釐清的就是「傳統中國是不是一個帝國？」然後就要追本溯源進一步探問，「什麼讓中華帝國變成『帝國』？」而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必須了解「帝國」的概念，特別是西文術語empire與相關詞 imperial的關系、通過翻譯成為今天大家習以為常使用的對譯語 「帝國」。在釐清 「帝國 」(empire)的語義及政治定義後，還需反過來考察以西文概念統稱中國歷朝的演變史，並評價這用法的適切性。
事實上，西文 empire的漢譯詞 「帝國」，基本上不見於十九世紀前的中國文獻之中。「帝國」一詞最早的用例，暫時只能找到隋代王通 (583-616/617 )《文中子．卷五．問易》：「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不用多言，這段話中的 「帝國」與西文 「empire」指的現代社會科學理論所解釋為重合的、多元的政治體系及管治權柄蘊含的意義截然不同。而從下文我們可以看到，過了大約一千二百多年以後「帝國」一詞才被納入到漢語的詞彙裡。至此，我們大概能梳理出這樣的理解：現代漢語「帝國」一詞的形成及使用不屬於中國朝政使用的政治術語，而漢語中的「帝國」是受西方「empire」一詞諸種概念影響而成。那麼在概念而言，考察empire傳入中國的發生史是首要工作。而不應忽略的兩個相關歷史層面是：一、西方人最早什麼時候指稱中國為empire，即帝國；二、中國人接納這叫法，以西文概念自稱中國為帝國的過程。由於這是我當下一個龐大的研究計劃其中一部分，這篇短文章能做的，就是嘗試對這些問題提供一些線索，以供思考。
換言之，我要考察的問題是：首先，在歐洲人的眼中，中國什麼時候被視為「帝國」？然後，再以此審視這如何影響中國人探討自身的歷史。單就後面這點上，根據我的理解，一個最關鍵的轉折點發生於十九世紀。當時中國在列強瓜分的陰影下，西方的帝國形像及相關帝國論述，震撼中國知識階層。在面對英、法、德、俄、美、日等列強進逼時，中國人奮起要以相同的知識概念及論述框架稱呼中國，以此躋身列強之間成為對等國。吊詭的是，到了這時中國知識界才驚訝地發現，早在兩個世紀前西方已有大量稱中國為「帝國」的著作，即使在同代的西方論著中，清朝也一直被稱為帝國。至此，稱中國為中華帝國、大清帝國的做法，廣泛傳播開來並慢慢沉澱，漸漸成為約定俗成的稱呼。不過，這種歷史變革帶動詞語改變的認識還未被充分了解前，一個更急遽的歷史意識卻在中國境內迎頭趕上：清朝自我體現為「帝國」一刻，中國人卻更情願以「民族國家」自居。原因是，在追求富國強兵，轉變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民族國家」的標簽永遠比「帝國」優越及進步，而且，帶有的民族認同感的國家論述，更能攫取當時中國人（漢人）的注意力。要認識中國近代轉變過程的矛盾及復雜性，立論點必先從中國是為帝國，而不是從中國是為民族國家開始，因此對於現代中國的起源，有關帝國的討論有著重要意義。
在中國發現帝國
西文裡 「China」這個名稱的由來有一個十分復雜的演變過程。在西方古典文獻中，最早跟中國扯上關聯的名稱，是早於公元前五世紀的「Seres」。Seres一詞來自漢語的 「絲」，古希腊稱絲為 Ser，Seres就是「產絲之國」。另一個沒有那麼普遍的則是 「Sinae」，指中國，大概是來自公元前二世紀秦代的「秦」字。無論如何，沒有證據顯示希羅時代把 Seres視為帝國（imperium）。而事實上，當時對「Seres」的了解十分有限，當中不少的認識是根據傳聞而來，對於今天稱為「中國」的國度，當時只模糊地統稱為 「Serica regio」──「出產絲綢的地方。」這個名稱就這樣被沿用了幾個世紀，並在古代歐洲和中世紀的文獻及地圖中互為因襲。直到十三世紀馬可．波羅出現，亦即是西方再次出現有關中國論述的時候，我們才真正第一次看到以「帝國」指稱中國疆土的用法。不過，值得留心的是，馬可．波羅以契丹語（Khitan） Catai（此為英語 Cathay一字來源）一詞指稱的帝國，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國（Yeke Mongghol ulus），是中原北部疆土一帶，而不是Seres指的中原疆土。在他的游記中，今天覆蓋 「中國」一詞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只被稱 「蠻子」（Mangi），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所以，即使當時「帝國」一詞已經用來指示後來的中國疆土，卻不是我們現時理解的 「中華帝國」。對當時歐洲人而言，Sinae或 Seres巧妙地被 Cathay取代了，並從人們的意識中徹底消失。
歐洲人對 Cathay和 Sinae/Seres的混淆，一直持續到十六世紀。十六世紀末，隨著耶穌會的傳教士，特別是利瑪竇 （1552-1610）抵達澳門，三個世紀以來有關中國的誤解才得以修正。當他的論著在一六一五年出版後，歐洲人才明白馬可．波羅筆下的 Cathay其實就是古文獻中 Seres地區的北部。之後的歐洲地圖迅速地吸收這新知識，但卻沒有徹底改變對中國的理解。盡管利瑪竇以及其他接觸到中國文明的歐洲人對中國有一定的認識，他們仍然不把 「大明」視為帝國。在他們眼中，「大明」一如以往，始終是「出產絲綢的地方」（“Serica regio”及“Regio Sinarum”），這時各種歐洲語的著述中，還是無間斷地以「王國」（reyno西班牙語；reino意大利語；Knigreich德語 )指稱中國。
第一部正式提出中國為「中華帝國」的著作，是傳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以西班牙文所著的《中華帝國以及其耶穌會士的傳教文化》（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el por los religios de la Compaia de Iesus）。曾德昭是利瑪竇歿後的一代人，這書1642年在馬德裡出版，出版後，翌年旋即為意大利文在羅馬面世。不過，在鄰國出版時，書名卻被譯成 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即《中國偉大王國志》。然後於1645年被譯成法文版的時候，書名又被譯成 Histoire universelle du grand royaume de la Chine，即《中華大王國全史》。顯然，不是每個人都認同西班牙原著以 「帝國 「指稱中國的做法。而甚至可以說，曾德昭自己亦然。除了題目外，整本多達四百頁的原文卻只用了一次 「帝國」。其余一致地以「王國」（reyno）指稱中國，偶爾會使用 「王朝」（monarquia）。換言之，曾德昭在書內並沒有貫徹推銷中國為帝國的說法。
1644年滿洲入關建立大清王朝，是歐洲論述裡以中國從王國一躍而成為帝國的重要轉折點。滿洲人占領明朝首都北京，震驚了整個歐亞大陸。這場暴力的政治嬗變，令西方觀察者極度驚恐，他們將有關大清國征服大明國的相關記述，廣泛傳回歐洲，讓有志來華的傳教士得以評估政權更迭帶來的影響。從現在文獻可見，最早的記載是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韃靼戰紀》（De Bello Tartarica Historia），副標題為：「本書記述這時代的韃靼侵占幾乎整個中華帝國，並簡述當中主要人物 」。這書以拉丁文撰寫，並於一六五四年出版，十年內相繼被翻譯為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意大利語多種歐洲語言。衛匡國對中國與其 「四百多年的敵人」韃靼之間的關系做了簡要概述。他至少追溯到宋朝並稱中國為帝國，並指 「帝國 」一詞能正宗地用於中國之上：「那就是說，所有長城接壤的省份之內」，書內加插的地圖稱為 「中華帝國省份圖 」（Situs provinciarum Imperii Sinici。雖然行文內衛匡國使用的詞語並不統一：時指中國 「皇帝」(emperor)又指中國「國王」（king），不過，他較清楚地說明於一六四四年春被韃靼征服的就是中華帝國，並將其統治者稱為「皇帝」。衛匡國所寫的另外一本中國史 Magno Sinarum Imperio gestas complexa在一六五八年出版，書的副標題已用上 「中華帝國」——「中華大帝國全史」。
此後，後來者便相繼風從。出版於一六六七年的不朽巨著《中國圖說》中，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便廣泛使用「帝國」觀念指稱已歸於同一統治者漢人以及韃靼（包括滿洲人及蒙古人）的中國，他說：
聖父，敬置你面前的是我新的智慧結晶。矗立著這偉大以及幾乎不可計量的帝國，當中的滿洲人漢人由君主專制政體的制度統治著，世人定會覺得這奇妙萬分。這帝國人口及面積之廣，相信地上沒有能找到與之匹敵的國度。只有中國王國才有這樣繁華豐裕的城市，幾乎大到足以蓋著全省，都城內的樓閣、村莊、佛龕及寺廟等櫛比鱗次。這個地方以三百年的護城牆，與外隔絕經年，我們倒不如稱它為帝國。我暫且按下不說這韃靼帝國面積之廣，一直沒有人能確切明白它的界限。那些熱心贊頌主的榮耀的人，會感嘆本著如無數前人的著作般（要論述如此宏大部落及種族統攝於單一帝國內，當中又有極多不能盡錄的人口在未知的區域內）一定會有不少的舛錯。
上文反映歐洲人視中國為 「帝國 」的重要論點，它強調了君主專制政體 「完美統治」下，廣大土地上出現的豐盛財富。另一點更能反映大清國為「帝國 」的，在於結合統治漢人及滿洲人，這就是帝國理論中述及帝國是統治不同民族的政體一個重要條件。此後，西方有關中國的論述漸變得一致：中國是一個 「帝國」，它的統治者為 「皇帝」。
自己成為帝國的中國
綜述上文，直到十七世紀中葉，西方仍然視擁有單一、具有延展性的社會及政體的中國為 「地區」或「王國」而已。十七世紀中葉後，隨著滿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國，明顯地讓歐洲觀察者看到建基在清開國功業上的就是帝國的本色。滿洲統治者以強大軍事力量征服明朝，傳教士衛匡國及其他人看到的，是來者不善甚至是殘酷的管治手段，這裡反映的是，異族入侵破壞了中國主權，因而帶有帝國權謀的特質。
當然，西方人視中國為帝國，除了是親自體驗了明清交替時的殘暴血腥之外，這亦召喚了過去羅馬帝國征服各地的歷史記憶，瞬間以歐洲前近代帝國經驗印證中國眼下發生的歷史。我們可以確切地說，歐洲人在中國發現 「帝國」並不是因為對中國語言及中國歷史產生了什麼新認識，不是他們試圖以拉丁語、法語或西班牙語將中國 「天下觀」（產自中國本土而能與 「帝國」觀念比附的觀念）翻譯而成的。無論具體情形如何，清朝建基在多元種族之上，在歐洲人眼內，必然極類似同一歷史軸上的神聖羅馬帝國（962-1806）、奧斯曼帝國（1299-1922）、莫臥兒帝國（1526-1857）和俄國羅曼諾夫王朝（1613-1917）。如果日耳曼、莫臥兒、土耳其和俄羅斯能稱為「帝國」，同樣邏輯也能用諸中國身上：中國是 「帝國」，它的統治者——皇、帝（或者汗）自動成為帝國的皇帝（emperor）。這在十八世紀以後，在歐洲各種語言論述中國時達成共識。不過，這仍然對中國歷史沒有產生任何波瀾。如上所述，在近代之前，我們在漢語中找不到任何詞語同時帶有 「皇帝 ——國家」（emperor-country）和「帝國」（empire）的復合意義。我們也知道，中國自古以來已有 「皇帝」一詞，但這是有別於表達 「王」或「霸」的詞，而且亦從來不曾與 「地」及「國」等空間概念連用。那麼，中國人自己何時發現中國是 「帝國」呢？什麼時候把中國的皇帝有意識地看成等同於西方的 「emperor」呢？
據黃興濤教授在《文化史的視野》（2000，69頁）一書所言，「帝國」一詞是由留學東京的學生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帶回中國的，原因是他們在日本早已被日本新詞耳濡目染。這當然不是不可能，但目前我們還缺乏證據。另外，據劉禾教授《語際書寫》（英文版一九九五年，附錄 A，269頁）指出「empire」的現代漢語「帝國」是由嚴復譯介而來。意大利學者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英文版，一九九三年，168-169頁）有同樣的說法，指嚴復在一九○二年翻譯亞當．斯密（Adam Smith）《原富》時，首次譯入 「帝國」一詞。劉禾及馬西尼兩位教授都指明，自己無法判定這詞是否借自日語而來。不過，更重要的似乎是，應該對嚴復相關譯詞的選擇及他的引文做更詳盡的分析。事實上，亞當．斯密說到 「帝國」時，緊接著馬其頓國王菲利普東征西討的霸業以及他統領的常備軍。嚴譯為：
用此〔額兵〕而定希腊，亦用此而兼波斯。夫希腊合眾之民兵，於時稱最精，而斐立百戰終克之。若波斯民兵，則息土之民，偷弱選耍，其克之也者，發蒙拉朽而已，豈有難哉。此為歐洲兵制置用額兵之始，亦即為一國並兼數部號英拜爾之始，載諸史傳，亦世運之變局也。
在闡釋 「英拜爾」一詞的含意的時候，嚴復附加了以下的解釋：
英拜爾近人譯帝國，亦譯一統，或譯天下。亞洲之英拜爾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歐洲則古希腊、羅馬、西班牙、法蘭西，今俄、英、德、奧，其主皆稱帝者也。
從這段可見，「empire」一詞在當時仍屬一個新詞，同時存著多種可能對譯。以音譯 「英拜爾」翻譯 「empire」有力地表明，嚴復對 empire的理解是來自英文，而非日語。不容忽視的是，對嚴復而言中國並不被構想為 「帝國」，亞洲帝國中只有印度、波斯以及（現代以來的）日本，而非大清國。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便會發現在中國文獻中早於十九世紀末已偶爾出現「帝國」一詞。最早使用這個詞似乎是在一八二○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一篇由傳教士馬禮遜（1782-1834）撰寫的文章《全地萬國紀略》中，他以非洲為例解釋了世界上各國家層次結構，關系如下：
亞非利加之分，有侯國、有王國、有帝國，又有多小國未有一定的朝政者。
據現存資料來看，英語 「empire」的含義這樣翻譯到漢語還是首次。
而馬禮遜的新詞並不是從日本借來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及至鴉片戰爭後，清廷專門負責粵海防的梁廷枏，睜眼看到西力壓境下，在一八五○年出版的《夷氛紀略》內提供了他對歐洲政治主權分層架構的觀察：
竊思歐羅巴洲各國，即大國小邦帝國王邦，無分統屬。
這可能是中國文人最早以漢語詞彙 「帝國」反映西方「empire」一詞詞義的用例。但同樣重要的訊息是，清朝並不包括在內。《夷氛紀略》梓後約二十五年後，才在其他中國文人筆下看到再次使用 「帝國 」一詞，李圭是其中一人。在寧波海關擔任文案的李圭受總稅務司赫德指派，前往美國費城參加美國建國一百周年博覽會，李圭把自己的見聞撰成《環游地球新錄》，由李鴻章作序並於一八七六年出版。李圭記述的展覽會，其中一章指他看到日本展館入口處的牌匾：「梁際懸金漆額，大書『帝國日本』四字」，而中國那邊則掛著「大清國」。當時的圖片印證了他的說法，而且更顯示英文字樣 「Empire of Japan」。可惜，李圭沒有進一步評析他對這新詞新語有沒有突兀之感。
在其後二十五間，但凡使用「帝國」一詞都僅限於指日本或歐洲各國。直到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來臨，「帝國」作為一個術語（既指大清又包含西方 empire意義）的用法才真正普及。這就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簽訂的《馬關條約》中、日語兩版本中，清政府都清楚列為 「大清帝國 」──這亦是第一次 「帝國」一詞在官方文獻中指稱清朝。
有趣的是，這詞出現在中文版比日文版本更頻繁、更突出。中文版全文一貫以 「帝國」指稱清廷；日文的版本則要待稱呼 「大清帝國全權大臣」李鴻章及李經方時才出現。我們知道，熟諳外交事務的李鴻章，必定知道「帝國」詞義，我們更可以猜想，他實在了解到國際舞台以 「大清國」及「大清帝國」指稱中國的分別。從官方檔案可見，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談判時，他再三地稱清朝為 「我帝國」。只是，作為戰敗方的清廷，難以與日本討價還價，要求日本貫穿全文以 「帝國」指稱大清。
《馬關條約》簽訂後數月，條約的內容通過傳播西學媒體（如《申報》）廣泛傳於知識階層間，文人士大夫及新式知識人迅速吸收以帝國稱大清的做法，這些議國論政的意見首先投在一八九六年由改革派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之上。其後在一八九九年《清議報》，就有這樣的呼喊：「嗚呼！斯政府，斯國民，斯官吏，何以得奮興刷振大清帝國哉！」在官方的文獻中，在義和團起義後這詞就更普遍。譬如，一九○三年清廷向日本發出的一封國電，感謝日本盛情招待中國到大阪博覽會的代表，簡短的電報一開始就自稱為 「大清帝國 」。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大清帝國大後帝恭奉皇太後懿旨，電致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敝國前派專使貝子載振前往貴國大阪觀會，深蒙天皇擾禮相待，足見中日兩國邦交之親密。
皇太後及朕均皆欣悅無已。謹具電申謝。
由於這則電報後來全文印在《申報》上，全國皆清楚看到現在清廷不單以 「帝國」自稱，而且這樣更反映出，廁身帝國之間有著平等 「兩國邦交」的意味。從一九○五年起，在中國官員及知識階層，特別如張之洞、端方及章炳麟等的著作中，已非常習慣使用這詞稱呼清廷。特別顯著的是一幅一九○五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全國地圖，地圖名稱清楚標明《大清帝國全圖》，而地圖的廣告在《申報》上亦占著當眼位置。這地圖是當時最流行及印數最多的地圖之一，不用說，這更進一步深化大清帝國的地理空間感。
以「帝國」指稱清朝的最後定案，可以由一九○八年公布憲法草案的第一條文章中看到，其中明確列明 「大清帝國」的統治者為皇帝，直到萬世：「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這種用法標志著與過去的用法 「大清國」或滿文的「Daicing gurun」做了決定性的分野。此後，在所有官方文獻中，清朝統一地以大清帝國出現。
從上述可見，中國是為帝國的觀念發生在晚清中國。這是承自一個漫長演變過程後的結果，當中包括西方「帝國」觀念傳入歷史過程，如何以漢語表述帝國，並漸漸得以融入中國的政治話語之中。顯然地，無論其西方起源及演變過程如何，而甚至清朝覆亡都沒有妨礙「中國作為帝國」的觀念在政治和普及想像中的繼續發展。最佳的反映，莫過於袁世凱嘗試於一九一四年以 「中華帝國 」（Empire of China）復辟帝制。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一段非常短暫的時間，中國人在自稱自己的國家時，與西方用上三世紀的名稱是一模一樣的。這個中西對稱的用法，只維持了僅幾個月，袁世凱復辟失敗後，立即恢復了民國的稱號，即是人民的國家 (res publica)，而非皇帝的國家。然而，討論到中國過去歷史時，帝國仿佛立即成為根深蒂固的慣用法了。清史研究第一人蕭一山一九二三年所著《清代通史》裡，就數次討論「大清帝國」。蕭一山認為，這個帝國是一六三六年創造的：
及經皇太極連年征討以後，疆土日廣，汗業益固，而文物制度，亦日見完密。於是始改號稱尊，以建關東一統之大清帝國。故努爾哈赤之稱汗，與皇太極之稱帝，二者不同，不可混視也。（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一 ，147頁）
他還提到大清的帝國主義，不過，他說清朝的那種帝國主義跟清末列強的那種不一樣：
因民族革命只注重民族主義，爭民族之獨立自由而已，對滿清之帝國主義已足矣，以滿清僅有政治侵略，文化經濟，反落我後。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則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尚有文化侵略、經濟侵略。（同上 ，卷一 ， 3-4頁）
顯然，對於民國時代的歷史學家來說，把剛剛推翻的大清王朝視為帝國似乎不成問題。從此以後，在撰寫中國近代史的人的腦海中，清朝無論是光榮還是衰敗，還是「大清帝國」，使用「帝國」一詞去指稱中國過去全部歷朝時，就像指稱清為帝國一樣的效果，代表的是所有朝代集體的過去。
「帝國」這個首先出現在西方論述中的概念，後來卻蔓延到中國。歷史中的清朝變成被淘汰的大清帝國，並以此 「帝國 」的稱號投射到無限歷史長廊鏡頭中，直到遠古。這樣的信念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來的 「傳統中國 」指的是貫徹始終的帝國，中國統治者總是皇帝。我認為，相信中國從始至終是個延綿從無間斷的「帝國」是被誤導的，然而這想法到今天仍剛勁有力。雖然在一九四九年後，視傳統中國為帝國的稱法消失了一段長時間，及至一九八○年起卻有反彈的趨勢，特別是在時下 「中國崛起」、「復興中華」論裡，這種說法有著復興昔日的帝國輝煌業績的意味。我們看到的是，毫無批判意識地使用 「帝國」一詞的習慣已經從一個論述系統嫁接到另一系統去，並成為新的習語。固然，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這樣的用法，譬如，有學者討論到美國清史研究時，就指出中國學界被迫以 「帝國 」一詞翻譯 empire，並指有必要酌量稱 「大清 」為帝國（李愛勇：《新清史與 「中華帝國」問題 ——又一次衝擊與反應 ?」《歷史月刊》2012年四月 ，106頁。無論立場如何，這正是歷史學者不能回避的問題，只有真正了解中國歷史上的「帝國」，我們以古鑒今的工作才能對當下產生意義，而不是通過望文生義而來。
（感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的同事關詩珮，沒有她的幫助，這篇東西根本無法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