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5-03-18

那一天,他們衝進了國會──日本戰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抗爭

05:39 Posted by Feng-en Tu , 2 comments
1960年6月15日,超過了十萬人聚集在日本國會山莊的外頭,將它團團包圍。人群中有許多年輕的學生面孔,他們站在第一線,隔著圍牆及鐵門,和警察對峙著。

突然之間,有人破壞了國會山莊南邊的大門,衝破了封鎖線。

消息很快傳開,附近的群眾立刻蜂擁而上,闖進國會外頭的廣場。年輕的學生們手上拿著旗幟和木棍,拼了命的往前衝,另一方的警察則戴著頭盔,揮著警棍,並且派出兩輛強力的噴水車,想把抗議的群眾阻止在外。

2014-09-13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22:17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最近在忙的事情之一,就是和朋友們共同籌備這一個新網站。終於,有了一點樣子,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幫忙廣為宣傳。抄一下介紹文:



「故事」是由一群喜歡故事的人成立的,目標是透過有趣的、有創意的方式,結合新媒體的運用,讓歷史走進日常生活之中,提供適合所有人閱讀、且值得信賴的知識。我們希望和讀者一起,帶著具有歷史縱深的眼光,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故事」不是新聞或時事評論網站,但它也不只是關於無關緊要的陳年往事。我們認為,當人們的腳步越走越快,社會越是喧囂,我們越需要沈靜下來,回顧這世界變化的軌跡。我們相信思索歷史,不只可以理解過去, 也能夠將當下看的更透徹,更能夠開啟對於未來的想像。


臺灣年輕一輩常常批評為缺乏國際觀。姑且不論這樣的說法合不合理,我以為要培養國際觀,需要的不是(或不只是)國際新聞,而是國際舊聞──其實就是歷史。

我們從國際新聞中得到的世界觀其實是很片段、破碎的,有點像是偶然看到一個人,他可能當天特別狼狽,或特別意氣風發,卻想要從這短暫的印象中,去評斷一個人。這很困難,而且危險。

而且,新聞的本質是告知,然後遺忘:我們總是在期待下一條新聞。歷史正好相反,歷史是要對抗遺忘的,透過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來對抗。


不過,誰會看這樣的網站呢?

我有時候想,如果一萬個人中,有九千人喜歡看男星吸毒女星走光,又有五千人需要每天被震驚五次、說不出話來,那應該也有一千人,是對於這樣無意義的資訊轟炸感到疲倦吧。這個網站就是為了那一千人而寫的。

不過,也許不只一千人。而且,一千人也可能變成兩千人,或者更多。

當然,如果所有的媒體都在追逐收視率與點擊量,那這一千人也許就會在這樣的商業模式下,被忽略了。

英國經濟學人認為我們活在一個Mass Intelligence的時代。有越來越多人,可以同時閱讀Buzzfeed跟紐約時報,也有越來越多人,不再只是想要閱讀新奇、有趣的東西,還期待有點挑戰性的內容。

我們的媒體常常預設人性應該某一種樣子。其實人性很複雜,人性中也對於成長的欲求。因為我們都想被人喜愛,所以想變成更好的人,變成更有意思的人。


前幾年我讀到羽田正教授的書,他一開頭就說:「歷史是有力量的,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這句話在我腦袋裡徘徊不去,因為我不太能理解,歷史怎麼會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後來我似乎慢慢懂了一些。原來歷史是一門危險的知識,所以統治者總是想要控制它。所以我們要把它的力量拿回來。


閒話說太多了。還是請大家來看看故事吧。

對了,我們剛剛開始,一切都還在草創階段(比如手機版的網頁似乎還有些問題。)不過想做的事情很多,已經感到人手不足。如果你也有興趣,歡迎一起加入。我們沒有錢,大家都是業餘的義工,不過業餘的力量,也許累積起來會變得很強大吧。

我們至少想做兩件事,一是利用目前各大博物館開放的內容(大都會博物館、大英圖書館、荷蘭國家博物館等等),建立一個藝術史的線上展覽。另外則是跟MIT合作,將他們製作的Visualizing Culture翻譯到中文世界。

當然,如果你能願意幫忙寫文章更好。我們希望尋找有關亞洲(特別是東南亞),或者與文化交流有關的作品。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教科書上不會出現的主題,比如動物的歷史、女性的歷史、勞工的歷史、同志的歷史,等等。

有時間的話,麻煩也幫忙「故事」的專頁按個讚:
https://www.facebook.com/gushi.tw

2014-08-15

八月十五日,不曾結束的戰爭

09:23 Posted by Feng-en Tu , , 2 comments

1945年的8月15日據說是個晴天。

那天上午,出身臺南的醫師吳新榮到了下營,準備為瘧疾患者做抽血檢驗。回程路上,他遇見了同樣身為醫師的好友謝得宜。謝得宜告訴他,當天中午有重大事情要宣布,要他務必密切注意廣播。吳新榮到家後,照著謝得宜的話,立刻轉開了收音機,可是收音機卻沒電了。一直到當天晚上,吳新榮才從朋友口中,得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同一天的正中午,霧峰林家三少爺林獻堂也轉開了收音機。廣播裡傳來昭和天皇的聲音,緩緩地說著:「為了世界平和及日本民族將來發展之故,決定接受波茲坦宣言。」──天皇講的隱晦,可是意思很清楚:日本要無條件投降了。

對於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泥沼中的日本帝國而言,這個消息或許不完全讓人意外。但它出現的時間,還是比林獻堂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早。得知這個結果的林獻堂,在日記裡感慨地寫著:「五十年來以武力建致之江山,亦以武力失之也。」

另一個台中人楊基振,當時人在中國,正準備搭車前往北京,途中正巧聽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他的反應比只留下短短一句話的林獻堂要激動許多,回想過去幾年的戰爭,他說「真是全世界人類最悲慘的時期。」又說:「這全是日本軍閥的錯。」

同一天的日記裡,他寫著:「年少以來對日本的仇恨心讓我寧願前往中國,今天還得以親眼見到日本投降的一天。如此一來,故鄉台灣事隔五十餘年後回歸中國,從悲慘的命運中解放,從此永遠接受祖國的擁抱。如作夢般,我流下欣喜的淚水。」

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

從1939年歐洲戰事爆發開始算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整整打了六年,造成無數死傷。但對於日本來說,這場戰爭更加地漫長。它從1931年9月18日,日本引爆中國東北鐵路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

當時的日本,是個「大國崛起」的最佳典範。在1868年的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以令人意外的姿態,先後擊敗了中國與俄羅斯,又併吞了琉球、臺灣、和韓國,版圖一再擴張。這個崛起中的東方帝國,彷彿前途無限,所向無敵。

一位名叫石原莞爾的日本軍人,因而提出了一種理論。他說,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之間最終將有一場決戰,而且將是一場毀滅性的戰爭。這會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戰爭,是人類文明必經的道路,只有在那之後,世界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

他更預測,這一場戰爭中,代表西洋文明出戰的將是美國,至於代表東洋文明的,當然就非日本莫屬。為了贏得這場最終的世界大戰,石原莞爾強調,日本必須積極地增強軍事實力,同時擴充版圖。而其中的關鍵,就是中國東北的滿州。它將是日本帝國的生命線。

石原莞爾很快就把這項構想付諸實現。1931年9月,日本從朝鮮半島調派了軍隊,一路往滿州前進,終於和中國軍隊發生了衝突。這項軍事行動,立刻引起國際社會關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對此議論紛紛,還特別為舉行了投票,以13比1的懸殊差距,要求日本撤兵──日本是唯一反對的那一票。

構想出世界最終戰爭石原莞爾
日本軍方當然沒有理會這個決議,而是持續擴大戰線,最後佔領了整個滿州。不久後,日本找來清朝最後一位皇帝──當時年僅二十六歲的溥儀──在這塊新領土,成立了名為「滿州國」的傀儡政權。

這些舉動,再一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注意。國際聯盟派出了代表,前往滿州地區調查。日本卻宣稱,在中國東北爆發的軍事衝突,不過是正當防衛之舉,又強調滿州國的成立,與日本沒有直接關係。

國際聯盟的調查團沒有接受這樣的說法,他們回來後,在報告書中譴責日本用武力佔領了中國東北,違反國際聯盟維護和平的原則。雖然如此,調查團並不認為日本需要將滿州歸還給中國,只是要求他們撤兵,將該地區交由幾個大國組合成的委員會共同管理。

建議案最後送交了國際聯盟的成員投票,結果四十二票贊成,一票反對(日本),一票棄權(泰國),壓倒性地通過。出席的日本代表松岡洋右見狀,拿出了原本就準備好的講稿,以英文發表了演說──曾在美國留學的他,對自己的英文相當有自信。在表達完強烈不滿之意,松岡洋右隨即退席抗議。幾天之後,日本正式宣佈退出國際聯盟。

1941年與希特勒見面的松岡洋右
返回日本的松岡洋右,並未因為這項外交上的挫折而遭受批評。相反地,他從抵達橫濱港的那一刻起,就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人們認為他在國際聯盟表現強硬,最後又堂皇地退場,是為日本爭了一口氣,從此日本可以擺脫國際社會的束縛,走向自主的外交政策。

日本軍方在滿州地區的擴張,同樣也受到一般民眾的支持。在報紙之上,每天都刊出對於滿州戰況的追蹤報導,成為社會最熱門的話題。為了爭取讀者,報社的記者和編輯,更是使勁全力,用最煽情的方式,挑動民眾的情緒。只要能夠促進銷量的,都是好新聞。

在這個背景下,日本的社會氣氛漸漸出現了轉變。1920年代的日本,原來是自由奔放而百家爭鳴的時代,許多知識分子為了民主、平等與人權等議題而積極發言。進入1930年代之後,整個思想界卻因為軍國勢力的崛起而遭受壓制,逐漸失去了聲音。

最令人意外的事件,發生於1933年。那一年兩位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人,突然發表聲明,宣告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主張,轉向支持政府對外軍事擴張的政策。這只不過是一連串骨牌效應的開始。連一向最激進,批判政府最大力的共產黨,都放棄了立場,其他的知識份子,當然也紛紛跟進,開始宣示自己對於國家政策的效忠。

少數不願意配合的人,則遭到了圍勦。東京帝國大學的美濃部達吉,原本是飽受尊崇的憲法教授。他最著名的學說,是主張天皇為日本政府機關的一個部分,並不單獨擁有國家的主權。但在1935年,這樣的說法卻引發了猛烈地攻擊,軍方和其他政治人物,認為他的看法否認了天皇的神聖性,是對天皇不敬,要將他起訴予以調查,並禁止教授他的學說。

京都帝國大學的法學院教授瀧川幸辰,同樣因為批判政府,而遭到國會議員的指責,他的作品也被查禁。日本的教育部長,更直接找上京都帝大校長,要他開除瀧川幸辰的教授職務。京大校長回絕了政府的施壓,日本教育部於是直接下令,將瀧川幸辰解職。這個破壞言論自由與憲政體制的舉動,引起了京大法學院強烈反彈。法學院裡頭31名教授,全部辭職。而法學院的學生,也全數申請退學,以示抗議。其他法學院學生,更是紛紛表達聲援之意。

但這些動作,都無法阻止日本進一步往軍國主義的方向邁進。

被日本政府開除職務的瀧川幸辰
1937年7月7日的午夜,日本與中國的軍隊在北京蘆溝橋爆發了第一場戰役,原本小規模的衝突,一發不可收拾,演變為雙方的全面戰爭。兩年之後,在歐亞大陸另一邊的德國入侵了波蘭,歐洲的戰火,也從那一刻點燃。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來了。

隨著戰爭的擴大,日本政府對於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開始變本加厲。都市之內的娛樂設施,紛紛遭到取締。一般學生不得留長髮,女性更不能燙髮。每天的糧食都由政府配給,戒指則被認為是奢侈品,也在禁止之列。日本政府也在國內與殖民地,同步推動「國民精神總動員」,希望全國人民為了長期抗戰做好準備。

而為了贏得國民的支持,當時的報紙之上,充滿著對於戰爭的宣傳與歌頌。有位作家保田與重郎更熱情洋溢地說:日本前所未有的偉大時代即將來臨!

不過,事情沒有文學家想像的美好。在中日大戰開打之後,日本雖然將戰線不斷推進,但進展的速度遠遠落後原本的預期。1941年,原本打算袖手旁觀的美國,因為日本襲擊珍珠港而參戰,更為戰事增加了許多變數。

指揮珍珠港之役的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原本是計畫透過奇襲,一舉擊潰美國國內的士氣,沒想到卻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結果。此舉激起美國社會的強烈反彈,羅斯福總統透過廣播,告訴全國人民:「勿忘珍珠港!」

美國誓言要為珍珠港事變復仇
在美國參戰之後,需要兩面作戰的日本,戰勝機會更顯得渺茫。珍珠港事變之前的三個月,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主動辭職下台。他說:「我對這場戰爭已無信心,只能讓給有信心的人來做。」

戰爭拖的越長,不僅人心浮動,物資的消耗也越來越大。為了不讓後方經濟崩盤,日本開始加強動員各地的人力和物資。超過八十萬的朝鮮居民,被強制送到滿州等地,從事勞動。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也紛紛被徵招加入軍隊。

這些手段,在在凸顯了日本的戰況之惡劣。很多日本士兵被派到東南亞作戰,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他們死在島嶼,死在海灘,最終連遺體都無法運回故鄉。為了給士兵的家屬一個交代,軍隊只好將遺體的一根手指頭切下,當做最後的紀念。但隨著戰事越來越激烈,到了戰爭後期,甚至連這樣的替代方案都不可能進行。很多家屬最後收到的,是個白木盒子,裡頭裝著的,只有海灘上的砂粒。

然而,為戰爭犧牲的何止是軍人。在戰爭最熾熱之際,日軍所到之處,從中國到東南亞戰場,都不斷發生著屠殺平民的事件。

為了節省物資,也怕大型動物在戰亂中傷人,1943年起東京的上野動物園更開始有計劃地屠殺園內動物。這個決定由時任東京市長的大達茂雄直接下令,並要求動物園立刻執行。對於飼育員而言,沒有什麼比親手殺死日夜照顧的動物更令人痛苦的了。可是大達茂雄的態度強硬,而為了貫徹命令,動物園只有在飼料中加進毒藥。當時上野動物園人氣最旺的明星動物,非大象莫屬。據說牠們看了同伴吃下飼料後死去,竟然因而開始絕食,最後終於支撐不住而餓死。

在動物園大屠殺中餓死的大象
日本國民也沒能逃過戰爭帶來的災難。1945年3月10日,美軍在東京發動大空襲,全城陷入熊熊烈火之中,整座城市被炸的殘破不堪,死亡人數就高達了八萬人,受害人數更超過一百萬。而東京只是眾多遭到空襲的城市,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大阪、名古屋,還有臺北,都先後受到美軍轟炸。

但戰事最慘烈的地方,發生在日本南方的沖繩。這座小島成為了日軍和美軍的決戰之地。雙方死傷慘重。當時沖繩人口不過五十萬,在這場戰爭中,就有超過十二萬人死亡──當中大半都是平民。這場戰役,幾乎宣告了日本戰線的全面潰敗。

1945年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市投下一枚原子彈。在人類歷史上,這是一次核子武器被應用在戰場上。廣島市中心成為一片灰燼,死亡人數估計超過了十萬人。三天之後,8月9日,第二枚原子彈落在長崎市,造成將近15萬人喪生。當時,在距離爆炸地點六百公尺處,有五百多位學生正在長崎醫科大學的教室裡上課。其中超過了四百人,因為這顆原子彈,而當場喪命。

日本帝國開始崩解,無法再承受更多的死傷。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親自透過廣播,正式向全國宣布:日本放棄戰爭。

許多日本民眾第一次聽到了日本天皇的聲音──被稱為「玉音放送」──然而,內容卻無法令他們開心,很多人杵在收音機旁邊,就這樣哭了起來。這一天,成為了日本人的「終戰紀念日」。

在沖繩戰役中被美軍俘虜的日本人
不過,戰爭真的結束了嗎?

在日本北海道的最北端,再往北幾十公里處,有一座名為樺太的島嶼。這裡是日本與蘇聯軍隊交火的地方,雙方並沒有因為天皇的宣言停止戰鬥,而是一路打到了8月22日。2

在朝鮮半島,人們慶祝的不是終戰,而是「獨立」和「解放」──韓國終於可以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零星的暴動出現在首爾街頭,有些曾經擔任日本警察職務的韓國人,被認為是賣國賊,被人襲擊。但大致而言,情勢還算穩定。可是韓國人很快就發現,獨立只是一個美好的夢想:蘇聯軍與美軍先後來到了朝鮮半島,將整個國家一分為二。又一次,國家的命運被外來者所決定。而且不久之後,他們又必須被捲入另一場不屬於他們的戰爭。

而日本雖然一一放棄了那些隨著帝國擴張而得來的領土,但他們與鄰國的邊界該如何劃分,到今天仍然是充滿爭議的問題。釣魚台的問題已經是眾所週知,而跟韓國之間,日本也為了一座名為竹島(獨島),在在起衝突。連在北方,都有和俄羅斯之間的「北方四島」問題。

因為那一場戰爭,每一年的8月15前後,日本媒體上總是充滿著各種戰爭有關的報導與爭論,從每年舉行的死難者慰靈儀式與和平祈願活動,到首相是否祭祀戰犯的參拜靖國神社。當然,東亞各國的關係,也在此刻也會變得格外敏感。無論是南京大屠殺還是慰安婦問題,在在都要引起爭論。每個國家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包括日本自己。

戰爭的記憶,變成了各國政客互相指責的工具。

日本靖國神社
至於1945年的8月15日之後的臺灣,歡欣鼓舞地「接受祖國的擁抱」,一如楊基振在日記中描述的,而他不是唯一一個這麼想的人。

大半輩子都在抵抗殖民統治的林獻堂,在聽到了日本投降的新聞後,一連兩個晚上都睡不著覺,要靠服藥才能入眠。身為臺灣意見領袖的他,已經準備為協助政權轉移付出心力。

只是,祖國的擁抱並不如臺灣人想像中的熱烈美好。新的統治者取代了舊的殖民者,但沒有權力的人依然沒有權力。到了1947年2月28日,臺灣人與新來的政權之間,終於產生了正面的衝突。從那一天起,林獻堂的日記一連中斷了五天。

228事件的風暴過後,林獻堂雖然得以保存性命,但已經喪失了許多朋友。連他自己,都被列名「臺奸」。兩年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敗逃到臺灣來,開始實施戒嚴體制。眼看著這樣的局勢發展,據說向來拒絕講日文的林獻堂,做了一個可能他自己都未曾預料的舉動:他決定赴日定居。

在那之後,中華民國屢次派人勸他回台,或者威脅利誘,或者溫情攻勢,最後甚至派出了當年和他一起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戰友蔡培火出面。可是林獻堂仍然不願意返回故鄉,他只說: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曾受先聖人之教訓,豈敢忘之也。台灣者,危邦;亂邦也。豈可入乎,居乎。非僅危亂而已,概無法律,一任蔣氏之生殺與奪。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也。」

換句話說,他很清楚,回到臺灣,回到蔣介石的掌控之中,他將再無自由,甚至連性命都有可能不保。

幾年之後,林獻堂在異鄉與世長辭。

林獻堂
臺灣人的戰爭與戰後經驗,也許是在提醒我們國家與民族的虛妄。每個國家的政客都善於指責他人,以便來掩飾自己的錯誤。就像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政策,要臺灣人記住日本有多麼可惡,卻要批評政府的人閉上嘴巴,噤聲不語。

而日本有許多政客至今仍然否認南京大屠殺,拒絕對慰安婦負起任何責任。他們強調日本人民在戰爭中的傷亡,強調日本在戰後受到的不合理對待,卻很少去反省,為何少數人的野心,卻需要那麼多人──包括那些今天已經不屬於日本人的人──共同承擔。

戰爭過去了六十多年,但它真的結束了嗎?也許有一天,我們能夠擺脫統治者灌輸的視角來看待這段歷史,能夠不再簡單去評斷這個民族還是那個國家比較邪惡,能夠真正看見並同情戰爭中的無力而無辜的受害者,也許那一天,我們才能夠真正告別戰爭的年代。


2014-08-07

年輕市長與沒落小鎮的復興

06:33 Posted by Feng-en Tu , 2 comments

日本的夕張市,位在北海道的中部地區,是個人口只有一萬多人的小城。它曾經因為煤礦開採而興盛,人口數一度超過十萬。但是,隨著煤礦產業衰退,小城也開始沒落。幾年之前,市政府更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成為中央指定的財政重建單位。

照片中這位年輕人鈴木直道,就是在那時從東京來到了夕張市,負責協助財政重建。他在夕張待了兩年,為市政提出了許多新的構想。到離開的那天,許多夕張居民都特別到市政府去歡送他。


鈴木直道回到了東京,但他並沒有忘記夕張市。一年之後,他又重回北海道。2011年的1月,他正式宣布參選夕張市的市長。3個月後,選舉結果揭曉,他擊敗了曾任眾議院議員的對手,以30歲的年輕姿態,成為全日本最年輕的市長。

身為這樣一個財政困難、人口老化的都市市長,鈴木直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很有自信地說,正是因為問題重重,所以才具有吸引力。

他說,夕張市所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所有先進國家的先進都市會面臨的問題。他希望從小做起,一步步累積成功的經驗,讓夕張成為全世界地域復興的典範。

今年的他33歲,擔任市長已經第三年,依然充滿希望。他說,相信總有一天,其他地方的人們會說:我們也想跟夕張一樣,找回自己的元氣。


2014-08-05

被解剖的女人

10:13 Posted by Feng-en Tu , , , No comments


這是歐洲醫學史上最著名的場景。古典式建築的大廳中擠滿了人,他們交頭接耳,他們對著大廳張望,窺視。

和擁擠倉皇的人群不同,這幅圖象的正中央,有三個特別的人物吸引了我們的目光。最突兀的,大概是那坐在欄杆上的骷髏。他兀自坐著,帶著一點恐怖。奇怪的是,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沒有人因為他的出現而驚慌害怕。

人們所在意、談論,和指指點點的,是骷髏左下方的那個男人。男人神情與他人完全無涉,不為身旁的吵雜所動。他雙眼堅定地看著前方,彷彿就是看著我們。而順著他的右手,我們會注意到簡陋的桌上躺著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被解剖的女人。

他們正在解剖一個女人。

這是文藝復興時期醫生Andreas Vesalius的作品《論人體構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的封面。1514年出生於布魯塞爾的Andreas Vesalius,在他29歲那年,出版了這本代表作,以如此華麗繁複的面貌,讓解剖學從此成為西方醫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個戲劇性的場景,直到今天還能引發無限的想像:那尊骷髏在暗示著什麼嗎?那個握著手術刀的男人(也就是Andreas Vesalius自己),想要告訴我們什麼嗎?當然,還有那個女人。她是誰?為什麼她會出現在解剖台上?為什麼是她?

如果我們翻閱《論人體構造》,觀看其中大量的圖片,最後一個問題就更顯得意味深長。

在這本書中,附帶許多描繪人體的繪畫,以便解釋人體構造。他們有各式各樣的姿態,沉思、擺動雙手,或因為被吊起而呈現古怪的扭曲。可是他們有一個共通點──都是男性。


既然如此,為何《論人體構造》這樣一本經典的封面,被解剖的卻是一個女人?醫學史家Katharine Park從這個對比中,看見了歐洲醫學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

根據Katharine Park的研究,中世紀歐洲的醫生一向對女性身體感到好奇卻又難以理解。因為它讓人捉摸不定,讓人困惑。因為這樣的困惑,衍生出眾多今天看來奇妙的言論。比如有醫生認為女性身體不過是男性的變形,也有人提出子宮內部其實分成七個小房間,攸關產婦生男或生女。

女性的身體之所以神秘,還有另一個原因。在傳統社會中,大多是女性提供其他婦女醫療服務——比如產婆。儘管醫學界對於婦科或產科早有一套說法,但在實際執行上,男性還是鮮少參與。換句話說,對於婦女之間代代相承的身體知識,男性無從理解也無從置喙,被排除在知識網絡之外。

但從十五世紀左右開始,醫學界對於女性身體的知識卻出現了新的態度。女體依然是神秘的,但不再是不可解的。相反地,男醫生反過頭來要質疑女性世界裡的知識。在他們眼中,那些口耳相傳的知識,或許不過是未經反省、充滿謬誤的臆測。

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了Andreas Vesalius的解剖場景。當女性只能依賴傳統智慧時,男性卻開始用解剖來探索女性身體;當女性只能用記憶和口說來傳遞知識,男性將自己之醫學理念印刷成書。被書寫下來的知識,取得了絕對權威的地位。

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女性原本作為醫療者的角色,逐漸消散。她們成為被男性醫生觀察的對象。她們不再擁有自己的知識,或對身體的解釋權。

Katharine Park因此要我們注意畫面中的另一個女性——也許是解剖台之外唯一的一個。她站在畫面的右上方,包著頭巾,半個身體藏在樑柱之後,是個極容易被忽略的人物。她在那裡,專注地看著男醫師解剖另一個女性。彷彿暗示著,她,一個女性,和畫面中其他男性一樣,從此之後只能透過手握著解剖刀的男醫生,來認識女性的身體——儘管那是她自己的身體。


Katharine Park, Secrets of Women: Gender, Gener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Dissection. Zone Books, 2006.

2014-08-03

男女有別,天經地義?

17:37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沒有什麼事情比兩性的差異更明顯的了。

男是男,女是女,這是不可動搖的客觀事實。當然,你說,有男性化的女性,也有女性化的男性;有男生穿裙子,女生上戰場。甚至我們都已經對中性化的打扮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不過,這一切不過是表面,並沒有改變兩性本質上的差異。換言之,生理上而言,男與女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範疇,這點無庸置疑。

這個事實如此顯而易見,以致於任何不同於這個說法的主張,都不免顯得荒唐,甚至瘋狂。「你是要說,男性與女性的身體沒有差別?你難道看不出來,一個有子宮、能懷孕、每隔二十八天會流血的身體,跟一個只會把玩小雞雞的男生有多麼不同嗎?」

弔詭的是,真的有人曾經非常認真地這麼想過。更奇怪的是,這個人還是歐洲醫學史上最重要的一號人物:蓋倫(Galen of Pergamon, 129-199 A.D.)。

蓋倫
蓋倫有多重要?如果,用個有點奇怪但我們比較熟悉的例子,如果你想像歐洲醫學史是儒家傳統,那蓋倫的地位差不多就跟孔子一樣。他在西元二世紀完成的一系列著作,奠定了接下來一千多年歐洲醫學的基點。一代又一代的醫生,研讀他的著作,以他的理論為中心,思考、辯論。

可是依照蓋倫的說法,男性與女性的身體,其實是同一種。我們以為的差異,不過是習焉不察、未經思考的陳說。他強調,如果你用心觀察,不難發現男與女的生殖器官何其相似:陰莖與陰道沒什麼不同,唯一的差別是,一個往外,一個往內。同樣地,男性有睪丸,女性就有一個往內的睪丸──我們今天通常稱之為,卵巢。

但這不算差異嗎?蓋倫說,不。這只是「程度」的差異,不是「範疇」的不同。就好像人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但你不會說高個兒跟小矮子是不同的人種。同理,陰莖往內長跟往外長,也沒什麼本質上的差別。只不過是有一群人發育的沒那麼成熟,所以陰莖還沒能長出體外。

箇中癥結在於身體的「熱度」。蓋倫和許多希臘醫生都相信,「熱」是生命的泉源,也是身體發育的關鍵。女性的身體不夠熱,所以沒辦法讓陰莖長出體外。也是由於女性的身體不夠熱,所以才會有月經。因為她們不像男性一般,有足夠的體熱將多餘的血液轉化成精液。

女性是不完美的男性,蓋倫如是說。更精確地說,其實「兩性」並不存在,只有完美的身體,跟不那麼完美的身體。

圖左的插圖指出兩性的生殖器其實是同型的

如果女性只是不完美的男性,如果兩性身體的差異沒那麼絕對,那麼由女變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十六世紀法國的外科醫生 Ambroise Paré就記錄過這麼一個例子。他說在德國的鄉下,有位名叫瑪麗的小女孩。從出生以來,瑪麗都是不折不扣的小女孩,生理上或外觀上。一直到十五歲那年,一則意外改變了她的人生。

當時瑪麗在路上追著她的小豬,她跑著跑著,就在跨過一個小土溝的剎那,突然感覺什麼事情不太對勁。她發現,原來,她的陰莖「掉」出來了。瑪麗掛著兩行眼淚,回到家裡。在家人的陪伴下,醫生來了,做了詳細的檢驗,宣告她正式成為一個男人。從那一天開始,瑪麗換了一個名字,開始了他的新生活。

Ambroise Paré說,顯然,瑪麗的體熱在奔跑的過程中急速升高,高到讓他的陰莖可以長出體外。這正證明蓋倫所言不虛。不過有一點必須謹記在心,Paré寫道:女性可以變成男性,但男性卻不會變成女性,因為完美不會退化成不完美,這是自然界不變的定理。

這些說法簡直荒謬至極,豈有此理。又或者我們慶幸這一切都過去了,它們只是歷史,幸好。我們果然還是生活在科學昌明的年代。

不過,記得,蓋倫的作品在歐洲醫學過去一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佔據經典的地位。歐洲醫生提出或多或少的修正,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推翻蓋倫的說法。十六世紀最重要的解剖學者Andreas Vesalius,在他的書中也提出和蓋倫類似的說法。

1990年,柏克萊的歷史學教授Thomas Laqueur出版了一本名為Making Sex的書,主要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他把蓋倫的理論稱之為「單性(one-sex)身體觀」。一直到十八世紀,我們今天熟悉的「雙性(two-sex)身體觀」,才正式獲得多數人的認可,成為社會上主流的想法。換言之,我們以為天經地義的道理,其實也不過存在了兩百多年。

Thomas Laqueur
Laqueur的著作出版之後,獲得許多回響,也受到眾多挑戰,有人認為Laqueur的歷史解釋未免過於簡單。不過在Laqueur看來,奇怪的不是蓋倫理論本身,而是這個理論強大的生命力。一千多年來,不是沒有人解剖過人類的身體,為何他們都看不見兩性的差別?更可疑的是,那些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解剖學者,在打開人類的身體之後,何以會更加相信蓋倫的說法?從另一個方向來看,為何這一度最為流行的一性身體觀,卻被遺忘的這麼徹底,在我們今天看來如此不可思議?

Laqueur說,不是過去的人們愚昧無知,十九世紀的人們也未必真的比十七世紀的人們更高明。這故事毋寧是告訴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所看見的,只是我們想要看見的。我們以為眼見為憑,可是更多時候,你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框架,決定了你看見了什麼,或看不見什麼。



2014-08-02

接吻有害健康

10:00 Posted by Feng-en Tu , , No comments

1936年,有位名叫基麗絲的少女,寫信到當時上海的女性雜誌《玲瓏》,信裡寫到:

珍玲女士:我因年紀很輕;所以見識不多,請您指教我那下面的問題吧。(1)和男性常常接吻算得有貞操嗎?(2)給男性常常撫乳的算得有貞操嗎?請在最近貴刊答覆我。祝您愉快。基麗絲

不久後,《玲瓏》刊出了珍玲女士的回覆。她說:

麗絲女士:貞操有心理的與肉體的。從心理講,當然理想很高,大都行於宗教意識中,非普通所能奉行,而且也是無謂的。從肉體講,普以限於交接,不過接吻撫乳往往足以成為墮落的誘因,所以亦須以避免為佳。珍玲


基麗絲少女的問題,看來使人迷惑不已。一方面,她似乎天真而保守,像是擔心自己因為無知而失去貞操;另一方面,她的提問又大膽到讓人驚訝,引人遐想:莫非她常常和男性接吻撫乳,不然這番提問又是從何而來?

更重要的是,這兩個問題的背後,似乎隱然存在著一個倫理模糊的世界:貞操的界線不太清楚,因此才需要搬到檯面上來討論。而我們的戀愛顧問,竟也因此給了十分 先進開放的答案。儘管她認為接吻撫乳是墮落的誘因,不過肉體貞操的標準,「限於交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就算對方已經攻佔三壘,但只要尚未奔回本壘, 都不算是失分。

這可是1936年。

但或許就是在那個年代的中國,一切準則都可以重新被商榷。當整個中國努力地學習西方文化,熱切地希望躋身現代世界,許多從外頭引進的行為,接二連三地出現,成了社會上新的奇觀。而傳統的倫理規範,對此往往只能瞠目結舌。接吻就是其中之一。

傳統中國人不接吻嗎?也許有的。中國有本房中術經典《洞玄子》就教大家在纏綿溫存之際,要「兩口相焉,男含女下唇,女含男上唇」。但別忘了,這種事只能在 「房中」做,屬於性愛而非戀愛。將它拿到大庭廣眾下討論,甚至放上雜誌頁面,真是成何體統。西方經典的愛情故事,比如羅密歐與茱麗葉,到了劇情高潮之際必 須來上一吻。但梁山泊與祝英台行嗎?

也因此,對近代中國千萬等待愛情滋潤的少女,接吻作為陌生的浪漫行為,必須學習的名堂可就多了,包括了接吻的意義,接吻的時機,接吻的技藝,還有接吻與衛生健康的關係。

《玲瓏》因此告誡讀者:「雜亂的接吻,是倫理的凌辱,並且是有著傳染病侵入的危險。」又說:「醫學家的研究成果,每一次接吻,可以傳播千萬的黴菌。」看來實在嚇人。

不過《玲瓏》可不是要恐嚇讀者。他們清楚知道,深陷愛河中的男女,不會因為黴菌而輕易退縮的。所以《玲瓏》也宣告,情熱的本能與衛生並非不能兼顧。一篇名為〈男女接吻從此不致傳染〉的文章就寫著,

最近有某著名醫師宣稱,凡男女們在嘴唇預先塗敷碘酒,那就得暢所欲吻,不致傳染。碘酒可藏於一個嬌小玲瓏的小瓶中,瓶塞係軟木做的,其中插有小刷一支,攜帶在手提包或口袋都很便利。當(吻)的時候就拿碘酒敷唇,然後盡量狂吻。

這位創意無限的醫生更相信:「將來碘酒瓶的銷路,一定不在唇膏之下,而且是青年男女不可缺少的隨身必需品。」

接吻前得先準備好碘酒?聽起來是有些難以想像了。但七十多年前對於接吻傳染病菌的擔憂,如今看來,說不定仍有幾分道理!?

2014-07-21

我們為什麼要信賴科學家?Naomi Oreskes的TED演講

10:01 Posted by Feng-en Tu No comments

By Kuang-chi Hung (Ph.D. in History of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在敝人長達兩年的當兵經驗中,一個重大的收穫便是自目前是臺大法律系助理教授的兄弟處習得「退一萬步」這個術語。在詳閱日前關於「自己論文自己審」的爭議後,我不禁想用這術語來個照樣造句:「我認為,即便是退一萬步來想,捏造帳號來審自己論文的手段就是卑鄙,以此卑鄙手段出版之論文來升等或領取國家獎勵就是詐欺,東窗事發後還一再推諉卸責就是沒LP。」然而,若我們退個一萬零一步來想,這事件還是提醒我們科學知識是個多麼脆弱與主觀的東西。憑什麼我們要相信兩三個科學家點頭通過的論文就是科學知識?如果我告訴你,依據科學史家Melinda Baldwin的研究,至二十世紀中葉以前,許多最具開創性的研究—如牛頓的《原理》、愛因斯坦於1905年出版的特殊相對論以及華生與克拉克於1953年出版的DNA論文—出版時都未經過同儕審查,你還會不會認為同儕審查是科學知識生產的關鍵一環(見http://time.com/81388/is-the-peer-review-process-for-scientific-papers-broken/)?

究竟我們為什麼要信賴科學家?

「我們為什麼要信賴科學家?」正是哈佛科學史系教授納歐米・歐瑞斯克斯(Naomi Oreskes)的TED演講所要回答的問題。正如許多以美國科學為主題的歷史學者與STS研究者一般(如Allan Brandt、Robert Richards、Robert Proctor等), 納歐米的研究環繞在美國社會中眾多反科學的言論:如公立學校中不應教授演化論、人並非是從其他物種演化而來、疫苗不具療效、香菸不會致癌、全球暖化並未發生等。在歐美科學史界中,納歐米特別以其對科學共識之歷史研究聞名。例如,在一篇發表在Science上的題為「超越象牙塔:氣候變遷的科學共識」(Beyond the Ivory Tower: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一文中,納歐米在分析自1993至2003年出版的九百多篇關於全球氣候變遷的論文後,指出有四分之三的論文認為因人類活動而引起的全球暖化是現在進行式—換言之, 所謂「全球暖化還有爭議」這樣的宣稱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進而,在其2010年出版的《懷疑的商賈:為何一小撮的科學家遮掩了從抽煙到全球暖化的真相》(Merchants of Doubt: 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一書中,納歐米與科學史家艾瑞克・康威(Erik M. Conway)則聚焦在其Science論文中未能處理到的、出版那些「全球未暖化」之論文的科學家。正如其書名顯示的,兩位作者認為,這些科學家不過是生產且叫賣著「懷疑」的學術販子—而購買這些「懷疑」的顧客,往往就是那些對環境與公共衛生之劣化該負起大部分責任的無良企業,以及面對這些公共議題時手足無措的政府。


科學家不喜將科學與信仰等量齊觀,納歐米如此開場,因為就他/她們而言,科學是站在信仰的對立面。納歐米緊接著以十七世紀法國數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 )的上帝觀為例,說明一類在科學家社群中頗為流行地對待信仰的態度: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決定要信祂的話,我並沒有什麼損失(了不起就是上教堂的那幾小時)—但如果上帝存在,而我卻不信祂的話,日後我會有大麻煩—所以,我們還是信上帝為妙。

但對多數大眾而言,納歐米指出,對科學的相信與對宗教的虔信並沒有什麼差別—姑且不論大眾並未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與實驗設備以檢證科學宣稱的真實性,即便不同領域的科學家也無法相互檢驗彼此的宣稱是否為真。那麼,納歐米問道,我們到底要不要相信科學家?她的答案是要—但非基於教科書給我們的理由。

教科書教導我們,納歐米接著說,我們要信賴科學家,因為他/她們依下列的步驟追求知識:理論→假設→實驗→贊成或拒絕假設→再實驗→假設→理論。此「演繹法」的確可以解釋若干科學史上最重大的科學發現,納歐米告訴我們,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便是最好的例子。

但演繹法是否能解釋科學史上除了相對論以外的重大發現呢?納歐米的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她舉了地動說的例子。事實上,納歐米指出,當哥白尼於十六世紀中葉提出地動說時,許多當時最聰明與最有能力的科學家的確試著以演繹法檢證哥白尼的理論是不是對的—只是,一則受限於當時的天文設備,一則牽涉到任何一個假設常牽連到很多實驗者或觀察者不一定意識到的預設,地動說就是無法以觀察證實,且無法對天體的運行做出準確的預測。但演繹法是否真的為科學進展的主導邏輯呢? 對此,納歐米以達爾文的天擇說為例,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當達爾文於1831年至1836年間乘著小獵犬號去旅行時,他並沒有任何關於物種演化的理論,當然更沒有任何根據理論而衍生的假設(儘管當時的達爾文的確熟知如拉馬克或其祖父伊拉斯穆斯・達爾文之用進廢退式的演化論)。他之所以會跳上小獵犬號去環遊世界,並非是他期待以翔實的自然觀察來檢證假設—1830年代的達爾文不過是個愛好自然、熱愛採集、認為他會在鄉間傳教到終老、而想趁年輕多看看世界的劍橋大學學生。1835年,當他抵達加拉貝戈群島時,儘管達爾文的確察覺到在不同小島上的雲雀與陸龜有相當程度的變異,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變異事實上是物種演化的證據—這具體表現在他將採集到的標本全丟到一個袋子裡,且未詳細註記個別標本的採集地點。因此,讓達爾文聞名於世的天擇說(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其實是在他在結束小獵犬號之旅後,在數十年的光陰中,努力收集數據,一步一步地歸納出來的(物種源始出版於1859年11月)。在以一些科學史中最著名的例子說明演繹法絕對不是科學家服膺的唯一方法論後,納歐米引用科學哲學家保羅・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名言:「在科學中唯一不會阻礙其進展的是:什麼都行(The only principle in science that doesn't inhibit progress is: anything goes)」。但納歐米也提醒聽眾,要注意到費耶阿本德做出此宣稱的脈絡—費耶阿本德真正說的 是:「如果你真要我說什麼是科學方法的話,我得必須說:『什麼都行。』("If you press me to say what is the method of science, I would have to say: anything goes.")」至於什麼是「什麼都行」的科學方法論?納歐米認為是一種極端強調創造力、不拘泥既有方法論的方法論。

既然演繹法並非是主導科學發現與進步的邏輯,且「什麼都行」 極可能是科學界中主導的方法論,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相信科學家?什麼又是科學知識?對此,納歐米的回答是:屬於同一專業的科學家會嚴格檢視彼此的研究成果是否為真,且他/她們仰賴證據來做出判斷。援引科學社會學者羅伯特・莫頓(Robert Merton)的看法,納歐米稱此為科學家社群中「組織化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kepticism)。由於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的流行,納歐米接著說,大眾動輒以典範變遷(paradigm shift)來形容大大小小的科學發現。但實際上,納歐米指出,科學家對待任何科學發現的態度是非常保守的—縱觀科學史,被科學家認定為具典範變遷意義的科學發現是屈指可數。納歐米緊接著為科學知識做出下列的定義:科學知識是科學家間的共識,而此共識是基於科學家翔實地、系統地檢驗可得的證據後,做出的判斷。納歐米告訴我們,任何一個科學發現,都是有個科學家組成的陪審團認定過的。科學知識的確是科學家說了算的知識,納歐米指出,但在科學家的社群中,絕對沒有誰說了算的科學知識—科學知識是科學家間的共識,是依群體智慧做出的判斷。

納歐米是這樣總結她的TED演講的:做為非科學家的我們,應如科學家般地仰賴證據來檢證任何一個宣稱是否為科學知識—而這意味著科學家得是個好溝通者,而我們得是個好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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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她站的知識論立場是什麼,科學史研究者還是會認為科學是如宗教般獨特的知識形式—如果不是這樣,科學史研究者都要失業了。研究科學知識如何可能,是科學史研究者的專業—而當孔恩發表《結構》一書後,少有科學史研究者會認為科學知識有其內建的進步邏輯,科學知識得放在科學家社群的活動中才能充分理解。

什麼是科學家社群?其實,社群可能是個過於中性的字眼—在很多的例子中,科學家結成的群體只能以幫派來形容。噢,對了,在這我想提個在十九世紀末期英國最惡名昭彰的學術幫派—十人幫。這群幫派份子對異己絕不留情,他們發行同人誌來交換意見與凝聚共識,而其種種反社會的行為與言論一步步地侵蝕當時英國社會的基礎。只是,與目前台灣檯面上的學閥相較,這群幫派份子在面對當時英國萌現的科學家社群還如同雞蛋地脆弱、而既有的aristocracy因科學的挑戰而變得如混凝土牆般地堅硬的時候,他們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

這群幫派份子叫自己是X Club。他們尊達爾文是幫主。他們發行的同人誌持續到今天,impact factor是38.597,名字是Nature。


*納歐米的演講可在此看到:http://www.youtube.com/watch?v=RxyQNEVOElU
Photo: 我們為什麼要信賴科學家?Naomi Oreskes的TED演講



2014-07-02

麥克阿瑟,和平憲法與二次大戰後的日本

09:30 Posted by Feng-en Tu , 2 comments

認識現代日本的十個關鍵詞(9):麥克阿瑟


1945年9月28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日本的報紙上刊出了一張照片。照片的一邊,站著剛剛宣布投降的日本昭和天皇,他穿著西裝,挺直著腰桿,表情嚴肅而拘謹。照片另一邊,則是美國來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他穿著軍服,手插著腰,沒有一般日本人面對天皇時的戰戰兢兢。他巨大的身軀,比身旁的昭和天皇整整高出了一個頭。

2014-06-26

臺灣,你要選擇怎樣的未來?

02:32 Posted by Feng-en Tu 6 comments

看了昨天的破門新聞,第一時間是氣憤難平,實在難以相信到了今天,還會發生這樣的事。冷靜下來之後,心中浮現出來的念頭,卻是要更加努力用功,增加自己的生存能力。因為再過不久,臺灣或許就會變成一個你不想回去的、陌生的地方了。(但願不會是不敢、或不能回去,那就太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