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的世界史──韓國：(3) 謝罪的日本將軍與荒淫的中國皇帝

西元1592年，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武將豐臣秀吉，對韓國發動了一場戰爭。在朝鮮半島上，日本不但遭遇到韓國的強力抵抗，更有來自中國明朝軍隊的武力介入，終於在七年之後日本不得宣布撤兵，出面求和。

這場戰爭，不僅對韓國境內的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也讓日韓雙方的關係降到了冰點。原本日韓之間的外交與貿易管道，因為戰爭的緣故，全都暫時中止。

就這樣過了好幾年，事情才慢慢出現了轉圜。在日本，由德川家康建立的新政權上台，開始向韓國方面施出善意，經過多年的協商，雙方終於又重新開啟來往。

有趣的是，負責居中協調的日本地方領主，因為熱切期盼貿易重啟，想盡辦法要加速雙邊談話，最後竟然偽造了一封「德川家康謝罪信」。韓國方面，雖然對信件內容半信半疑，最後還是姑且信之。

日韓的關係，就這樣在虛構的基礎上，推進了一大步。

1607年，韓國派出了使節，正式宣告與日本重修舊好。在接下來的兩百年內，韓國一共派了12次外交使節團前往日本。這些使節團從首都漢城出發，經由朝鮮半島南部的釜山，度過海峽，由福岡登陸，再一路北上，最後抵達江戶城。

使節團浩浩蕩蕩，每次出訪都有三、四百人同行。在那個不容易見到外國人的年代，日本人對於來訪的韓國使者都非常好奇。許多地方的學者也趁這個機會，獲知外國思想的發展。至於位於江戶城的德川幕府，為了展示國力，更是每次都調度各種資源，以最高規格，大手筆款待韓國使節。根據估計，每次的花費都要超過一百萬兩。

韓國的使節當然不只派往日本。從明朝開始，韓國的使節便定期出訪北京。類似的外交關係，也延續到清朝。

比起日韓關係，中韓間的來往更為頻繁。從1644年清朝入關開始的250年內，韓國就派出了超過400次的使節團到中國。

造訪中國的韓國使者，回國後時常將沿路經歷寫成報告。這些報告長期累積下來，形成了龐大的資料，我們今天稱之為「朝天錄」或「燕行錄」。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得以理解韓國是如何看待當時的中國。

比如說，明朝末年到中國的韓國特使，已經注意到中國的政治秩序與社會風氣正在敗壞，他們尊崇的儒家理念，漸漸被人忽視。他們拜訪中國的高等教育單位，卻發現教育與文化的發展，也令人失望。

北方來的滿州人消滅明朝後，外交報告中對於中國的批判，更是變本加厲。一位十七世紀的韓國使者，就說當時的康熙皇帝荒淫無度，奢侈浪費，放任國內的賄絡盛行。

韓國使者們對中國的負面描述不見得都很精確，甚至有偏頗之處，但卻清楚的反映了韓國人眼中的中國。這個曾經有著璀璨文化的國家，似乎已經不再是值得效仿的對象。

不過，進入十八世紀之後，韓國內部逐漸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

十八世紀的中國，是當時全世界最強盛的國家，有些韓國學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開始主張，不應該再把清朝視為蠻夷之邦，而是應該積極地學習他們的長處。

一位叫做洪大容的韓國讀書人，就是這種想法最熱烈的提倡者。他在36歲那年終於有機會造訪北京，和中國的士大夫直接接觸。雙方儘管語言不通，卻還能用筆談交流，分享彼此的學問與想法。

這樣的交流方式雖然限制重重，缺乏效率，但洪大容很快就發現自己與中國的讀書人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甚至到了要告別的時候，中國的士大夫竟然忍不住淚流滿面，不忍分離，讓洪大容與其他同行的韓國人，又是驚訝，又是感動。

造訪北京的韓國使節，除了能與中國學者交往外，也能在這座城市中，遇見來自琉球和越南等地的使者。他們往往趁著這個機會，積極地探聽這些鄰國的動向。

十八世紀的的北京，就像是今天的紐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他們帶來各地的資訊與文化、在此地碰頭、交換，然後又帶回各自的故鄉。

韓國的使者們，在這座國際化的大都會，不但是和東亞世界各地的人們來往，還接觸到了當時逐漸傳入中國的西洋文化。換句話說，在北京，他們遇見了一個比中國更大的世界。

下一次，我們就要談談從十七世紀開始，韓國與歐洲人越來越密切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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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Rowe論清史

一篇被退稿的文章，自覺也感到品質不夠好，因為當時寫得太匆促，只能算是一些讀書筆記，還沒時間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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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Hardcover)
~ William T. Rowe (Author), Timothy Brook (Editor)

Hardcover: 368 pages
Publisher: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 edition (October 15, 2009)


清史在美國漢學研究中，向來是最具活力的領域。幾十年來，成果豐碩，大家輩出。羅威廉（William Rowe）在新作China’s Last Empire中，援引英語學界（主要是美國）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詮釋了清朝的興衰。羅威廉目前任教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更重要的是，他長期擔任期刊Late Imperial China主編──這是美國清史研究最具份量的刊物，羅威廉對研究動向掌握之悉，自不待言。本書的參考書目，因此就像五十年來美國清史研究業績的清單，甚至晚至2009年的著作，都納入其中。

本書並非全新的研究著作，而是奠基於二手研究之上的綜合論述。但它提供了一套首尾完整的清史敘事，這一點本身就富有意義。往前看，清史可以與明史，特別是晚明，組成「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的研究群體；往後看，清史又與民國史組合為近代中國（modern China）的領域。清史因此有了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但也是這樣的地位，使得清史的敘事容易被割裂為兩個段落：前期，它是中華帝國發展的高峰，是全球最為富庶的國度；後期，它卻成為列強恣意宰割的魚肉，在一連串羞辱中，劃下帝制的句點。但如果將清朝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觀察，卻能凸顯不同於前述的歷史解釋與觀點。比如，清朝後期對於地方控制力漸趨薄弱，可能在前期就已種下制度性的禍因。在兩百年多的歷史中，清朝與它所管轄的疆土、治理的社會，以及外在的勢力間，不斷地互動、協商，才讓清史變成現今風貌。

本書也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的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系列的一部分。此系列由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編，一共六冊。頭三冊，從秦漢到唐代，由史丹佛大學的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教授一人包辦。至於宋代，由德國漢學家庫恩（Dieter Kuhn）撰寫，卜正民自己則負責元明兩代。這六冊書合而觀之，顯然頗有雄心，要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之上，書寫一套新穎的中國歷史。他們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值得關注與討論，不過已非在此所能涵括的。
　　
本書主體共分成十章。每一章之間，雖然有時間先後的關係，但主要是聚焦在清史的不同面向。這十章的主題分別是：征服、統治、盛清、社會、商業、危機、叛亂、重建、帝國主義、革命。羅威廉在導論中，清晰地描述了二次戰後美國清史研究的三次轉折：第一波是社會史的影響，羅威廉個人也參與其中，他的兩本「漢口」研究可謂代表；第二波是擺脫漢人中心論，重視滿文檔案與統治者的滿族認同問題，即目前一般所謂的「新清史」；第三波則是最近興起的「歐亞」視角，也就是把清史放入世界史中，觀察它與當時歐亞大陸上幾個帝國的交會與互動。

這幾個新觀點，在本書前五章中，表現無遺。羅威廉在詮釋盛清的政治與統治時，就借用新清史的論點，強調滿漢共治的重要性。一旦作者強調滿族在清朝的要素，對於清史的書寫與詮釋，就會大幅改觀，是以書中不只有北京和江南等中國核心地帶，也重視西藏、蒙古和新疆等邊區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當前美國的清史研究，傾向把清帝國與同時代世界上的其他「帝國」相提並論，這不只是修辭上的改變，相對開闊的視野也帶來不同的認知。其一，清朝的疆界擴張與邊區控制，未嘗不是另一種的「殖民主義」，而在清朝帝國之下，充滿著各式各樣異質的族群與文化；其次，這些邊疆地帶，往往也是帝國相遇的所在，因此，在談論清帝國擴張時，必須將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一併列入考量。
　　
除了政治的面向之外，本書花了一整章描繪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羅威廉強調這段時間內，中國社會的成長與轉變，而不是停滯。他強調人口的大幅增加，推動了國境之內的人口移動與新地開發。這一章也納入許多新興的研究課題，比如性別關係與慈善事業。另一方面，讀者也可以在此讀到一些經典主題的綜述，如傳統中國的宗族和士紳。在處理族群關係時，作者則強調主流社會對他者的觀感和書寫，這些「他者」包括西南地方的苗族，華南地方的蜑民和客人，這是後現代潮流沖刷下，出現的新穎視角。
　　
十八世紀中國另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是商業的發達。羅威廉在第五章「商業」中，強調兩個研究典範的重要性：一是施堅雅（G. W. Skinner）的區域經濟，二是費正清（John Fairbank）的朝貢貿易。前者把中國分為十個大型經濟區域，形成中國國內貿易市場的結構；後者則認定中國一向自居天下中心，對外的經貿關係，也長久設定在「朝貢」的框架之下。這兩個理論都在學界引起廣泛的討論，但相形之下，學者對區域經濟體系有日趨深入的研究，對朝貢貿易理論，卻日益感到難以接受。朝貢貿易理論儘管捕捉到了中國對外關係的一些特質，但整體論述的預設，乃是以近代西方的國際體系為標準。費正清企欲說明的，是朝貢貿易帶來的自我託大與僵化，導致中國無法走入現代世界，因而帶來晚清頹敗。羅威廉則認為，儘管朝貢貿易體系不是全盤皆非，但它很容易誤導我們的想像，錯以為清帝國全是保守落後的。這終究只是片面的印象。他因此在本章末段，將敘述轉向來華的西洋人，以及當時中國社會對外的窗口──廣州，彰顯另一個層次的中國對外交流。

前五章中，讀者所見到的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治擴張、經濟成長，社會與文化均有長足進展。不過，正如我們一開始所提到的，這些形容與我們向來對晚清的想像，似乎格格不入。因此，作者必然要解釋，何以中國會出現這樣劇烈的轉變。

從第六章開始，羅威廉筆下的清史就出現了轉折。只要稍看章節標題即可瞭解：第六章的「危機」、第七章的「叛亂」，都反映十八世紀後期中國社會瀰漫的浮動氛圍。但羅威廉特別指出，清朝前後期的歷史轉折並非純然的斷裂，而有內在的連續性。例如，十八世紀的人口增長，固然帶來長期的商業繁榮，但在可耕地漸趨飽滿情況下，過度膨脹的人口也成為國家棘手難題。衣食不足的人民，淪為土匪、結成會黨，從白蓮教、天地會到太平天國的反亂，都可從中找到根源。但這只是眾多因素之一端。清朝前期所立下的政策，也在十八世紀後葉帶來負面效應。比如，清廷對縣級政府的投資始終很少，縣官日常卻必須處理萬端難題，因此往往必須與地方勢力妥協。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不足，這在承平年代不成問題，卻在緊急事件時暴露出缺失。

羅威廉要說的，並非是體制與政治上的缺陷。畢竟，在現代中國史家的筆下，清政府的無能已經被反覆檢討和批判，不如此彷彿無法解釋近代中國所受的一連串屈辱。羅威廉要提醒我們的，反倒是在緊急事件的當下，中國的政府與士紳早已經察覺到其中透露的警訊，甚至花了極大工夫企圖補救。他們並非無所作為，而是面對長期積累的弊害，只能在有限的訊息中，選擇改革的手段。

為了凸顯這一點，作者在第八章聚焦於同治年間的自動運動。羅威廉除了強調中國內部的改革動力外，特別提出西方學者對這段歷史的四種論點。第一種以費正清為代表，將自強運動視為中國現代化的開端；比費正清稍晚的學者如芮瑪莉（Mary C. Wright），卻提出完全相反的觀點，她強調自強運動的主事者仍採取保守的儒家意識形態，因而導致整場運動悲劇性的失敗；第三與第四種詮釋方式，則把焦點放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利消長上，前者著重中央權力的下降，帝國的分權化與地方大員（如李鴻章）的崛起；後者則更強調在官方之外，民間力量的勃興。

儘管有短暫中興，清朝在十九世紀開始面對最大的壓力，仍是國際勢力的來襲。羅威廉在第九章中，對「帝國主義」展開討論。他首先強調將「帝國主義」一詞「歷史化」的重要性，並沿用國際關係史家入江昭（Akira Iriye）的詮釋，將焦點集中在帝國主義的政治與軍事面向，而非經濟面。據羅威廉所言，後一種取徑讓「帝國主義」的意義過於寬泛，反而失去詮釋的效力。從政治面著手，羅威廉描述的是外來帝國與中國的外交互動。而他尤其重視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激起的反響，從精英的知識份子如康有為、梁啟超對政治革新的宣傳，到庶民層級的義和團事件，還有地方士紳所集結而成的「清議」文化。同一時間，革命黨人如孫中山的興中會，也已經悄悄步上了舞台。「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圖騰，在這段過程中被各方勢力重新詮釋和理解。中國內部的族群關係、滿漢認同，也隨之轉換，而有了新的面貌。

帝國的盡頭是革命，也是本書第十章的主題。羅威廉描繪了這場變局的諸多團體，如中央朝廷的改革者、學生、職業的革命家，還有地方上倡導改革的精英。他們或塑造意識形態，或集結組織，當時機一來，革命遂一觸即發。羅威廉也不忘提醒我們，在當時，革命的思想資源是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本身不見得會帶來民主，甚至完全相反。從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到鄧小平，無一不是民族主義者，但他們也同樣執迷於獨裁的權力。

對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這本書所提供的細節部份或許比不上類似的本地讀物；對熟悉漢學研究動向的讀者而言，本書的觀點似乎也未必新鮮。但我認為，在中文世界閱讀這樣一本以英語寫成的清史讀物，仍可獲得多重的啟發。對於打算鑽研清史的學生，本書對各種課題提供了良好的指引。

羅威廉在本書後跋中所描述的心路歷程，值得一提。他說，1975年當他還是研究生時，著名的中國史學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出版《帝制中國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一書。魏斐德在書中，為十七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史，提出一套系統性的詮釋。羅威廉說，這本書之後，美國的清史學界全面改觀。其中的關鍵，是社會史的敘事取代了政治制度史。但羅威廉接著說，儘管他在大半教學生涯中，十分倚重魏斐德的作品，卻也日益感到該書的侷限。他因此認為，是時候提供一套新的解釋體系了。(345)

比較兩書標題，可以看到一些思想上明顯的不同。如果魏斐德高舉的旗幟是清朝的「衰落」，那麼羅威廉選擇了另一個比較中性的標題。因此在某些關節上，這套新的詮釋就有著完全不同的著眼點。以自強運動為例，羅威廉告訴我們，清末以來歷史學者汲汲於解釋中國何以失敗，尤其對照著日本的成功。因此，無論如何解釋，最後的結果都指向中國的「失敗」；但晚近的歷史學者告訴我們，儘管清朝輸掉了甲午戰爭，卻不意味自強運動一無是處，例如，清朝當時的工程建設，其實領先對手日本。(216-219)

展讀全書，讀者也可以感受到幾十年來美國清史研究的趨向。羅威廉在討論十九世紀的中國時，相對而言沒有缺少新穎的觀點或新近著作，可供參照。不過二十年前，韓書瑞（Susan Naquin）與羅友枝（Evelyn Raswki）在撰寫《十八世紀中國社會》（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還指出，當時人們關心的還是十九世紀，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近代史，卻對十八世紀中國傳統社會本身的蓬勃發展認識不多。而今看來，情勢已經大幅改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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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清朝的殖民事業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by Laura Hostetl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 edition (May 15, 2001)

Review
"This book make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existing scholarship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process of empire-building. This is a carefully researched, highly readable, and visually appealing work." - L.J. Newb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This book's comparative approach and exciting insights should prove influential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Qing history; serious students of cartography, ethnography, and empire cannot afford to overlook developments in Qing China or this book." - C. Pat Giersch,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Product Description
In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Laura Hostetler shows how Qing China (1636-1911) used cartography and ethnography to pursue its imperial ambitions. She argues that far from being on the periphery of development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Qing China both participated in and helped shape the new emphasis on empirical scientific knowledge that was simultaneously transforming Europe—and its colonial empires—at the time.

Although mapping in China is almost as old as Chinese civilization itself, the Qing insistence on accurate, to-scale maps of their territory was a new response to the difficulties of administering a vast and growing empire. Likewise, direct observa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Qing ethnographic writings, such as the illustrated manuscripts known as "Miao albums" (from which twenty color paintings are reproduced in this book). These were intended to educate Qing officials about various non-Han peoples so that they could govern these groups more effectively.Hostetler's groundbreaking account will interest anyone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nd colonialism.

本書最有意思的是導論，作者把清朝政府與同時代歐洲的殖民帝國相提並論，她期期要告訴我們，從近代早期（early modern）觀點來看，中國與歐洲的差異沒那麼大。我們老用近代歐洲的標準，去衡量前近代的中國，才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在本書的兩個主題：地圖學與民族誌的發展上，我們看到兩方的經驗何其相似，儘管他們未必有密切的相互影響。作者的解釋是，這個時代的地圖學也好，民族誌也好，都是為了因應帝國擴張而產生的統治工具。他們反映出清朝或歐洲，要掌控邊疆陌生地帶（本書的例子是貴州）的用心與企圖。這樣的觀點在近來中國史研究中，得到不少呼應，比如Peter Perdue或Nicola Di Cosmo等人的作品。

本書不乏敏銳的觀察，特別是最後兩章。（這似乎是從作者博士論文中改寫得部份）比如作者發現，從乾隆到嘉慶的幾年中，清朝政府對於西南邊疆的態度產生了大的變化，官方與地方的齟齬日益增加。這個現象也反應在作者倚賴的史料－－各種「苗圖」之中。原本比較中立、溫和的口吻，轉變成為充滿敵視和輕蔑的論調。

不過，整體來說，還不能感到讓人完全滿足。雖然作者利用二手研究，對歐洲的歷史現象提供了豐富的描繪，但相形之下，讀來總感覺對中文材料的掌握有所侷限，分析或也能更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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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與美國學界的新清史

據說今年台大研究所入學考試出了一題關於何炳棣與美國學界的新清史研究。詳細情形如何我不清楚，不過有人在ptt上詢問，又說網路上不容易找到資訊。其實新清史在網路上有許多簡介，不過多年前的經典爭論，反倒少有討論了。可能是已經被視為該領域的基本常識，儘管很多初入門的學生並不清楚。我因此回覆了一篇文章如下。

這場爭論的源頭是三篇文章，按照時間排列分別是：

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 1967), pp. 189-195.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 (Nov., 1996), pp. 829-850.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Feb., 1998), pp. 123-155.

這三篇文章在jstor上都找的到，第三篇文章也有中譯文，刊載中國期刊上。

從這裡你大概可以看出來，這場爭論是Evelyn Rawski挑起的，當時她擔任美國亞洲研究協會（AAS）的會長，發表演講，就以何炳棣先生幾十年前的文章當引子。（附帶一題，何炳棣也當過AAS的會長）

Evelyn Rawski 的文章很長，但是根本觀點可分成兩個，一是重視滿文材料的重要性，二是反對清朝統治「漢化說」。這兩點其實也是一體兩面，核心論點就是認為清代是中國史上最成功的王朝，成功的意思是它管轄著廣大的地域，同時能有效地控制；而它之所以成功，用「漢化」並不足以解釋。相反地，必須注意清朝作為外來的少數統治者，如何關注並企圖維持自身的認同。這不只影響清朝對滿人的態度，同時決定他們對漢族居住地（所謂China proper）以外區域所採行的政策。而要瞭解這一點，只看漢文材料是不夠的。

Evelyn Rawski 在文章中，並以何炳棣為代表，宣稱「漢化」說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史觀。何炳棣當然對此大表不滿，寫了另一篇長文回應。這篇文章相當精彩，他一開始就說Evelyn Rawski 誤解了它原本文章的論旨，將原本對清朝統治的複雜解釋，簡化為二元對立的觀點。他且強調，滿文的材料儘管眾多，但沒有Evelyn Rawski 所宣稱的那麼重要。

何炳棣的文章最核心的，自然是要強調漢化的重要性。他甚至一路追索了「漢化」在整個前近代中國史的意義。事實上，他並不完全否認滿族統治者很看重自身認同的問題，也重視清朝多民族的特性，但他強調，漢化仍有其解釋力，而且應該被視為一個漫長的、複雜的過程。拋棄漢化，我們無法理解清朝成功的原因。他提出了很多證據，不只是對清朝對漢族的政策，也包括它對幾個邊疆的治理。

何炳棣最後甚至還強調，「漢化是中國民族主義產物」的說法，根本經不起檢驗，因為最早提出這種觀點的是日本人跟歐洲漢學家，不是中國人。從這一個小地方，你就可以想像這篇文章的反擊力道有多猛烈，火力有多細密。

平心而論，何炳棣的論旨確實比Evelyn Rawski 要全面。而且正如何炳棣所言，與其用簡單二分法否定過往研究，我們應該將問題複雜化，用更多更深入地研究去理解歷史。

新清史則是近十年左右在美國學界掀起的一波風潮。它與前者爭論當然有密切關係。新清史所關注的，比較接近Evelyn Rawski 的立場，也就是重視滿文的材料，以及關注清朝統治下的少數民族。

新清史在網路上比較容易找得到參考文章，如以下這一篇由Mark C. Elliott寫的〈滿文檔案與新清史〉。他是新清史的代表學者，講的會更清楚：

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threadid=23334

我稍微引用其中一段文字：

「……新清史的主要特點是，大家都認真地重估大清政統下的一些要素，而特別是著重這個政治秩序是與『清朝是一個中國的王朝，但同時亦是由滿洲人所建立、所統治』的事實相關連。新清史不贊成將清朝僅視為是又一個中國王朝，或者認為清朝與明朝相仿，僅是在表面上有一些改變。……新清史於此提出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不僅討論了滿洲統治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同時也與中

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相關。而其兩個主要問題是：第一，在人數如此稀少的情況下，滿洲人如何對如此複雜的政體維持這麼久的統治？第二，清朝為滿洲人而非漢人統治這點，對中國、中國人民以及中國歷史敘述來說有什麼差異之處？這些基本問題都不是新的，甚至可說對每個清史學家來說都已是經典問題，但對『滿洲人是誰』的重新體認，正顯示重新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刻已到來。這些正是引導出『新清史』的基本課題。」

儘管我說新清史的取徑比較接近Evelyn Rawski ，但它最終的成果其實是豐富我們對清史的理解。就這一點而言，新清史其實並沒有反駁何炳棣的意見，而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畢竟不管是漢化還是滿族認同，在清朝統治上必然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臺灣學生不熟悉這一段爭論，其實很正常。即便在大學教育中，我們似乎都不太習慣去介紹史學研究的觀點之爭。我們好像還是習慣歷史只有一種真相，一個簡單的樸素的事實。但這對我們瞭解一個領域的基本問題和研究取徑，其實都非常重要。對研究生來講，瞭解爭論，我們會比較容易辨識研究對話的對象，從而找出定位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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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發的感想

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

定宜庄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国学术界 ,对于何炳棣先生在史学研究诸方面的贡献 ,有着颇多评价和赞誉 。就清朝史的研究来 说 ,他的治学给予我有两点启示 :一是他在选题上对研究第一等题目的强调 。他援引数学大师林家翘的话 说“: 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何炳棣《: 读史阅世六十年》,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年,第104页) 一是他对清朝历史具有的既宏大又精深的眼光。这些既体现在他1965年发表的《清 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对清朝历史地位所作的高屋建瓴的评价 ,以及此前一年 (1964 年) 有关八旗 制度的精辟论断 ,也反映在 1998 年他为回应罗友枝 ( Evelyn Rawski) 教授而写的《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 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Journalof AsianStudies,1998,Vol.57,No.1,pp.123 155) 长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何先生对历代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后必爭「正统的做法,有着系统而雄辩的论述 。

何先生这篇雄文是针对罗友枝教授1996年在全美亚洲年会的讲演《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 意义》(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1996 , Vol. 55 , No. 4 , pp. 829 850) 而作的。这两篇文章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辩。这场论 辩 ,激起清史学家对清朝统治中究竟是否存在满洲因素 ,以及满洲因素的存在有何意义等一系列议题的兴 趣 ,其直接结果 ,是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出现了所谓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 ,并成为近年来美国 中国学最重要的研究趋势之一。这倒真应了何先生强调要研究第一等题目的宗旨。

一场争辩 ,最终的谁是谁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因此引起的思考和对学术的推动 。这场争辩能产生如 此深远的影响 ,开拓出如此广阔的一片学术天地 ,亦可见其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十年前这场争辩开始时我 正在美国加州访学 ,从那时起 ,我对从这场争辩引起的讨论和研究的进展便一直在密切地关注 。这里我想 谈的是多年来我对这个问题因关注而产生的一些感想 。须说明的是 ,我的感想既不代表争辩双方的任何 观点 ,我的论述也无关争辩双方的任何是非 。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是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巩固 ,这早为学界公认 ,事实上当然也毫 无疑义 。但问题在于 ,仅仅停留在阐述和反复强调这个事实存在的层面上 ,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学术研 究 。我国的清史学界多年来却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反而是美国学界通过何先生与罗友枝的这场辩论 及其以后的不断探索 ,才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较前深入了相当大的一步 。

实现了“大一统”的清王朝 ,疆域已不仅限于传统概念上的中原 ,既然纳入清朝版图的 ,还有原属于喀 尔喀 、厄鲁特 、青海等蒙古诸部以及西藏和回部等各民族居住和生活的地区 ,这就意味着 ,以往那种以汉族 统治区域为圆心 、其他地区都是由此延伸出去的“边远”(或谓“边缘”) 的传统观念 ,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 变。我们通常所称的中原 ,以及生活在中原的汉族居民 ,此时已经不过是清朝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 个组成部分而已。如果承认这个大前提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 ,清朝统治者是否仍然遵循以往封建王朝 的统治模式 ,是站在“中原”这个中心向外 ,亦即向着那些“边远地区”行使权力的呢 ? 抑或是中原汉地本 身 ,也不过是他们行使统治权力的领地之一 ? 这二者当然具有本质的不同 。如果是前者 ,中原与边疆这样 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就可以看作是主从关系 ,如果是后者 ,那就无所谓哪个是边缘 ,哪个是中心 ,也就是 变成并列关系了 。这还可以再进一步说 ,那就是如果站在蒙古诸部或者西藏和回部 (以今天的维吾尔族为 主) 的角度 ,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将自己视为中心 ,而将中原汉地视为“边远”呢 ? (为了不引起歧义 ,我还要 说明的是 ,我这里所谓的“中心”是与“边缘”相对而言的学术概念 ,而不是指一个政权的统治中心 ,因为在 这诸多“中心”之上还有一个确实的统治中心 ,那就是清朝中央政权) 他们既然与汉族一样 ,也有着悠久的 历史 、灿烂的文明 ,在他们居住的特定地区 ,他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中心呢 ? 而位于这众多并列的民族之 上的清朝统治者 ,又是以什么方式对它们实行统治和管理的呢 ?

这 就 是“ 新 清 史 ”探 讨 清 朝 统 治 问 题 的 出 发 点 。 他 们 认 为 清 朝 能 够 成 功 地 将 如 此 众 多 的 民 族 、文 化 统 一在一个政权之内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满族统治者的“非汉因素”,是他们与东北 、西北诸族在血缘 、文化 上的联系 ,以及这些民族对满洲而非汉族存在的那种认同 。因此 ,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 、 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 ,便成为形成“新清史”的两个主要特征之一 。而多年来已经习惯将汉族视为 中国历史中心的学者 ,对此则提出强烈质疑 。他们认为满族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长达近 300 年 ,主要原因 就 是 他 们 接 受 了 汉 族 的 统 治 方 式 。 何 炳 棣 先 生 所 持 的 就 是 这 一 观 点 , 他 准 确 地 以“ 儒 化 ”来 代 替 通 常 使 用 的“汉化”一词 ,认为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就是要争“正统”,亦即争夺统治的合法 性 ,满族建立的清朝也不例外 。也正因为他们具有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 ,才能够在汉地立足 ,并为进一步 的开疆拓土打下基础 。

再没有人能把争“正统”这一问题 ,阐述得比何炳棣先生更清晰 、更透彻也更雄辩的了 ,但上面提到的 问题却仍然存在着 ,那就是无论清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被“儒化”到了何种程度 ,他们以“儒化”的方式统治 中原达到了如何的成功 ,但是 ,他们是否把这种“儒化”带到了西北 、东北以至于西藏等广大非汉地区呢 ? 他们在那些地区是否就是以一个汉族中央王朝君主的形象出现的 ? 他们是否是以儒家的那一套政治理 念 、统 治 方 式 来 对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实 现 了 所 谓 的 “ 大 一 统 ” , 或 者 他 们 对 那 些 地 区 采 取 的 确 实 是 另 一 种 统 治 方 式 ? 我相信没有哪个学者 ,敢于轻易地对此作出否定或肯定的论断 。说到底 ,汉地有汉地的“正统”,少数 民族地区也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正统”,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在汉地存在 ,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 。所以 ,清 王朝在征服诸少数民族地区时并不以“儒化”的形象出现 ,反而更便于赢得汉地之外的统治合法性 ,而这才 是清朝能够统治中国达近 300 年之久的关键 。

这里便涉及清朝统治的一个根本性的 、也是所有治清史的学者都不能不关心的问题 ,即究竟什么是让 清朝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得以统治如此长久的原因。问题还不止于此 ,正如 Waley-Cohen 指出 的那样 :

我们必须将满洲以及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 ,予以比以往更多更严肃的关注 。应该将此作 为新清史研究的中心目标 。因为它的意义不仅作用到中国和其他横跨中亚和中亚以外各帝国的形 成 ,而且也影响到我们对皇权 、帝国语境 ,以及向现代转化等更普遍的诸多难题的理解 。(转引自 Mark. Elliott : Manchu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 Past , Present , and Future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 Frontiers of East Asian Studies , Gakushuin University , To Kyo , 未刊稿)

如此重大的 、具根本性的问题 ,凭借一朝一夕之功 ,靠一两个学者的努力 ,当然是无法得到完满答案 的 。而“新清史”学者尤其痛切感受到的是 ,对于这些清朝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 ,对于这些被“大一统”统 进中国的新臣民 ,他们如何记录 、如何看待清朝的统治 ,仅仅凭借由汉人记载的汉文史实是远远不够的 ,非 要从他们用自己的文献中才能得到较为真实和客观的答案 ,而他们的文献大多数采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文 字 。何况清朝统治者与他们来往的官方档案文书 ,直到清朝中叶甚至以后 ,也多用满文书写 ,所以“新清 史”的学者特别强调对于满文 、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 ,这构成“新清史”的第二个主要特征 。 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 ,我国热衷于谈论“大一统”的很多学者 ,迄今仍未自觉到这一点 ,更遑论使用这些 文 献 并 使 研 究 有 所 突 破 了 。 有 关“ 大 一 统 ”的 讨 论 流 于 表 面 , 这 也 是 重 要 的 原 因 之 一 。

美 国 学 界 提 出 的 “ 新 清 史 ” , 从 开 始 形 成 迄 今 已 近 十 年 , 他 们 提 出 的 问 题 不 可 谓 不 深 刻 、不 宏 大 , 更 不 可 谓无意义 。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 ,这个在美国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 ,在本应更切身 、更受重视的中国清史 学界 ,虽然也有过几篇报道问世 ,却几乎未引起任何认真的探讨与回应 。其突出表现 ,就是清史学界对于

“ 大 一 统 ”的 阐 述 数 量 越 来 越 多 、口 气 越 来 越 硬 、调 子 越 来 越 高 , 在 实 质 性 的 问 题 上 却 难 以 深 入 、难 有 突 破 。 如果说对美国学界的这些说法持不同意见 ,却未见有如何炳棣先生那样严肃认真的 、高水平的反驳 ,如果 对美国学界的讨论不屑一顾 ,那么 ,对于如此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尚且不屑一顾 ,还有什么是更值得关注 的呢 ?

作此小文 ,以待方家批判 。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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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Mark Elliott

This new entry in the Longman Library of World Biography series offers an intimate and provocative account of the Manchu emperor Qianlong (1711-1799),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empire-builders, who helped buil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e 64 years of Qianlong’s rule, China’s population more than doubled, its territory increased by one-third, its cities flourished, and its manufactures — tea, silk, porcelain — were principal item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Based on original Chinese and Manchu-language sources, and drawing on the latest scholarship, this is the biography of the man who, in presiding over imperial China’s last golden epoch, created the geographic and demographic framework of modern China.

This accessible account describes the personal struggles and public drama surrounding one of the major political figures of the early modern age, with special consideration given to the emperor’s efforts to rise above ethnic divisions and to encompass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of Han Chinese, Mongols, Tibetans, Turks, and other peoples of his realm.

In addition to becoming familiar with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figures in world history, readers will find that learning about Emperor Qianlong will add greatly to their appreciation of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will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today.

這是美國新清史研究代表學者Mark Elliott的最新作品，是本小書，薄薄的不到兩百頁，講的是乾隆皇帝的一生。但Mark Elliott要說得不只是乾隆的生平或豐功偉業，還要以乾隆為中心，介紹整個十八世紀的中國。

這本書主要是寫給美國一般讀者看的，預設他們對中國史了解不多。如何在兩百頁的篇幅之內，讓他們了解乾隆，進入一個遙遠的、陌生的世界？因此，Mark Elliott在介紹乾隆盛世疆域時，特別拿來與美國本土的面積相提並論；又如提到乾隆在位六十年，他又說，這個數字不能小覷，想像一下，假如甘迺迪當年沒有被刺殺，而且一口氣連任十五屆總統，那會是如何？這種有趣的比喻，即便是稍知清代史的讀者，都能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本書目的原是讓讀者熟悉這個陌生的世界，對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這句話得反過來說：它將看似熟悉的歷史陌生化，我們因此得以從不同角度觀看這個猶如異邦（或的確是異邦）的往昔世界。這可能是本書最有意義之處。

兩百多頁的乾隆傳記，自然不能比中文世界裡動輒五、六百頁的「乾隆大傳」更加詳細。但本書的寫作手法卻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帝王傳記？如何書寫？怎樣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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