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0-06-22

近代上海的經濟倫理

胡嘗過一成衣鋪,有女倚門而立,頗苗條,胡注目觀之。女覺,乃闔門而入。胡恚,使人說其父,欲納之爲妾,其父靳而不予,許以七千元,遂成議。擇其某日,宴賓客,酒罷入洞房,開尊獨飲,醉後令女裸臥于床。僕擎巨燭侍其旁,胡回環審視,軒髯大笑曰:「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如何?」已而匆匆出宿他所,詰旦遣嫗告于女曰:「房中所有悉將取去,可改嫁他人,此間固無從位置也。」女如言獲二萬金,歸諸父,遂成巨室。

-李伯元,〈胡雪巖〉,《南亭筆記》(1906)


週末讀了葉文心的《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裡頭引了上面這個故事。在別人筆下,這可能是印證胡雪巖財大氣粗的另一則奇聞逸事,但葉文心卻從這樣一則故事中敷衍出近代中國的財富、倫理與視覺,如何匯聚在上海這個新興都市,並且與現代社會的轉化聯繫在一起。

她談上海會計和銀行業的成型,談百貨公司在戰前與戰時的興衰,談企業文化中的家長制與社會主義心態之間不可思議的呼應,在在都讓人耳目一新。一如葉在中文版的序言中說的,過去談上海的著作,寫的是「海上文人名流的傳奇,或者是工人、左派的運動史」,這些當然都是上海的一部分,不過似乎都只能側重一面。這本書從經濟倫理的角度切入,才讓上海的摩登與隨之而來的焦慮,完整呈現出來。

借用王德威的話:「雖然上海已是現代中國研究最普遍的研究主題,但從未見過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葉文心的故事說得太精采了」確實如此,這本書充滿著有趣的故事,又有敏銳的論斷,有描述,有分析。唯有具備深厚的功力和眼光,方能把一座大都市各種複雜的面向,細膩的交織在一起。對我個人而言,作者調度史料、鋪排敘事的手法,靈巧運用一二手材料的方式,也讓人學到許多。

  

法國漢學家論孫逸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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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逸仙 Sun Yat-sen

作者: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ere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21日

內容簡介

有關孫逸仙的研究,長期以來被兩種歷史生產模式所主宰:一是中國史學的製造迷思,一是西方史學的破除迷思,兩者都扭曲了孫逸仙。本書顛覆又客觀地企圖呈現中國百餘年前第一次現代化時期,孫逸仙真正的歷史角色。

在法國漢學家白吉爾筆下,孫逸仙其實是昏庸的政客、慷慨又糊塗的機會主義者,更不是個偉大的理論家。但作者同時認為他的確懷抱救國理想,最倚仗的才能就是「跨界」溝通。綜其一生,他為革命全球奔波,訴諸三合會、教會、學生、商人、西方列強、共產國際等的支持,能悠遊與動員這些利益與思想大相逕庭的群體。如此複雜而矛盾的形象,放大到近代中國的經濟、社會脈絡來看,白吉爾認為,孫逸仙正是海洋中國的產物,他的發跡,代表的是沿海中國勢力的崛起。在如是的風雲湧動中,孫逸仙的一生讓我們有機會探究近代中國發生革命的背景與條件。

究竟該如何看待孫逸仙留下的龐大政治和智識遺產?本書試圖重建孫逸仙的生涯,看他如何從一位南海冒險家(第一部)蛻變為創建共和之父(第二部),最終成了偉大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第三部),或許正可以幫助我們反思認識孫逸仙的方式。

作者簡介

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

法國大學榮譽教授。曾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當代中國研究和資料中心主任,巴黎東方語言文明學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專著有《清朝官員與買辦:東亞危機的關鍵》、《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等。

譯者簡介

溫洽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譯有《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前朝夢憶》等。

  

2010-06-18

2010-06-16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清朝的殖民事業

22:57 Posted by sharpy , , No comments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by Laura Hostetl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 edition (May 15, 2001)

Review
"This book make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existing scholarship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process of empire-building. This is a carefully researched, highly readable, and visually appealing work." - L.J. Newb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This book's comparative approach and exciting insights should prove influential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Qing history; serious students of cartography, ethnography, and empire cannot afford to overlook developments in Qing China or this book." - C. Pat Giersch,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Product Description

In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Laura Hostetler shows how Qing China (1636-1911) used cartography and ethnography to pursue its imperial ambitions. She argues that far from being on the periphery of development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Qing China both participated in and helped shape the new emphasis on empirical scientific knowledge that was simultaneously transforming Europe—and its colonial empires—at the time.

Although mapping in China is almost as old as Chinese civilization itself, the Qing insistence on accurate, to-scale maps of their territory was a new response to the difficulties of administering a vast and growing empire. Likewise, direct observa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Qing ethnographic writings, such as the illustrated manuscripts known as "Miao albums" (from which twenty color paintings are reproduced in this book). These were intended to educate Qing officials about various non-Han peoples so that they could govern these groups more effectively.Hostetler's groundbreaking account will interest anyone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nd colonialism.

本書最有意思的是導論,作者把清朝政府與同時代歐洲的殖民帝國相提並論,她期期要告訴我們,從近代早期(early modern)觀點來看,中國與歐洲的差異沒那麼大。我們老用近代歐洲的標準,去衡量前近代的中國,才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在本書的兩個主題:地圖學與民族誌的發展上,我們看到兩方的經驗何其相似,儘管他們未必有密切的相互影響。作者的解釋是,這個時代的地圖學也好,民族誌也好,都是為了因應帝國擴張而產生的統治工具。他們反映出清朝或歐洲,要掌控邊疆陌生地帶(本書的例子是貴州)的用心與企圖。這樣的觀點在近來中國史研究中,得到不少呼應,比如Peter Perdue或Nicola Di Cosmo等人的作品。

本書不乏敏銳的觀察,特別是最後兩章。(這似乎是從作者博士論文中改寫得部份)比如作者發現,從乾隆到嘉慶的幾年中,清朝政府對於西南邊疆的態度產生了大的變化,官方與地方的齟齬日益增加。這個現象也反應在作者倚賴的史料--各種「苗圖」之中。原本比較中立、溫和的口吻,轉變成為充滿敵視和輕蔑的論調。

不過,整體來說,還不能感到讓人完全滿足。雖然作者利用二手研究,對歐洲的歷史現象提供了豐富的描繪,但相形之下,讀來總感覺對中文材料的掌握有所侷限,分析或也能更為深入。

Cultural Mobility

22:18 Posted by sharpy , No comments

週末讀了Cultural Mobility,收穫很大。本書由文學史家Stephen Greenblatt(右圖)領軍編寫,參與的學者來自德國、法國,甚至是挪威幾個不同地方。談的主題,如本書標題所言,是文化的流動。Stephen Greenblatt在前言中指出,文化一事這幾年已經談的夠多了,人們對文化的本質進行了深刻的反省。但他仍覺得有所不足,比如,突發猛進的文化理論,把諸如民族主義等概念遠遠拋在後頭,我們反對血統論,反對民族的本質論,但卻無法解釋現實世界中人們對民族概念強烈的嚮往。Stephen Greenblatt說,文化當然是會流動的,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文化總是有強烈的在地性、地方性,和韌性(任性?)。而要瞭解這一點,Stephen Greenblatt認為,只談理論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微觀的個案,提供反思的基礎。因此才有了本書。

在結論中,他提出對文化流動的五個看法:

1. Mobility must be taken in a highly literal sense.

2. Mobility studies should shed light on hidden as well as conspicuous movements.

3. Mobility studies should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contact zones" where cultural goods are exchanged.

4. Mobility studies should account in new ways for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 agency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

5. Mobility studies should analyze the sensation of rootedness.

我認為書中最有趣的文章是Ines G. Županov的"The Wheel of Torments": mobility and redemption in Portuguese colonial India (sixteenth century)和 Heike Paul的Cultural mobility between Boston and Berlin: how Germans have read and reread narratives of American slavery。

前者比較十六世紀來到印度殖民地的兩位葡萄牙人,一位是博物學家,一位是傳教士,兩人對宇宙觀、世界觀、生命觀均南轅北轍,對於殖民地的想像因而也出現了尖銳的比較。比如,當博物學家對殖民地的動植物充滿強烈好奇與熱情時,傳教士卻認為熱帶的花鳥草木正是墮落的象徵。

第二篇文章則討論「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直譯為湯姆叔叔的小屋)一書在十九世紀德國的流衍。這種研究手法在近來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領域中,已經十分風行,不過我覺得這篇文章寫得非常深入而有層次。尤其有意思的是,作者指出黑奴籲天路這樣一本看似反奴隸制度的小說,竟然在德國開始加入帝國強權的競逐後,轉變為殖民主義的浪漫想像。德國讀者所認同的,不是書裡頭受壓迫的黑奴,而是那些享受他人侍奉的白人主子!

2010-06-12

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


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作者:葉文心
譯者:王琴、劉潤堂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10日

內容簡介

點第一爐香,葉文心細說上海的摩登繁華

  上海的繁華輝煌,一開始卻是個「海上奇觀」。這座充滿傳奇的城市,在鴉片戰爭後的百餘年不僅由一個長江下游的縣城,一躍而成東亞數一數二的國際性通商巨埠,更以「洋」、「商」與「女性」共同挑戰與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的秩序。西風中的資本主義,在上海長出最能代表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面貌,中國的現代性不能不談上海。一九四九年後,上海在共黨政策下,被賦予製造工業的角色,一代繁華洗盡,直到九○年代,中國又回到上海找尋現代性,上海再度成為繁華的代表。

  這個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城市與經濟,對廣大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構成什麼挑戰與影響?本書回顧一八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上海社會文化史,透過細細考察上海的金融、出版和現代百貨業,葉文心生動描繪中國第一批城市中產階層。在國家角色尚弱的二十世紀初期,這個新富階層在從商與消費被視為愛國志業的觀念下,不僅取得在儒家社會的正當性,從而改變了上海, 更成為近代中國政治與民族主義發展的主要力量。

  新的往往也是舊的,葉文心認為,上海如今再度回到中國現代性的核心位置,卻有不少力氣花在挖掘過去的歷史記憶。因此要瞭解今日之上海,必須回到一九四九年前,那個張愛玲曾經生活過也貪嗔癡過的上海。而當代上海新富階層,是否會再次扮演推動國家變遷的角色,或許可從本書的歷史分析窺見一二。

作者簡介

葉文心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所所長,曾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主要著作除《上海繁華》,還有《鄉下人的旅行:文化、空間和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mmunism)、《疏離的學院:中華民國的文化與政治1919-1937》(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其他代表性論文有〈進步雜誌與上海小市民〉、〈企業空間、社區時間:上海中國銀行的日常生活〉、〈上海的現代性:一個民國城市的商業與文化〉、〈商業、職業與近代上海商界〉等。

譯者簡介

王琴

  四川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師從楊念群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性別史,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女性研究中心研究人員,譯有《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一八六一-一九二八》。

劉潤堂

  一九七六年出生,四川旺蒼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側重於晚清政治史。


導論

  鴉片戰爭(一八三九 ~ 四二)之後,百年之內,上海崛起,成為東亞第一大都會。活躍在上海的是一個內涵豐富的中產市民階層,他們興起,成為中國社會現代發展的重要成員。

  傳統中國是賤商的。而這個新興市民階層,卻又是以商為業的。上海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不但在於上海的工商發達,更在於上海的新商人在都市轉型的背景之下,取得了文化上的合法性。上海的新商人多數高度西化。他們也活躍在外國租界。但是他們卻能成功地把新式工商建構成近代中國富強的支柱。傳統中國有「無商不奸」的說法。而在上海,新商人雖然透過市場追求財富,但是大家相信這並不算是個人的圖利行為,而是為了追求國家的富裕。新商人雖然累積個人資產,然而大家也相信他們所用的手段並不是欺騙與貪婪,而是透過專業知識與企業組織,以科學方法創造新財富。上海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成功地建構了這個近代新富階層,把他們塑造成一股愛國、專業與自治的力量。

  這個都會新商論述,為當時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圖景。透過學校與出版物,上海新興企業對當時年輕人傳遞了一個訊息,就是一個人只要學有所長,不斷努力求新向上,就可以在都會新經濟之中贏得一席地位,賺得一份資產,建立一個幸福的小家庭。上海的都市新型企業會給年輕人提供無數自我實現的機會。上海的繁華是每個有為青年所可以擁有的世界。

  然而不幸的是正當這個近代中國資產階層都市論述在上海植根成長之際,全球經濟發生了大不景氣,股市崩潰,工廠倒閉,上海的新興工商也被捲進這個漩渦。剛剛成形的中產階層論述,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對廣大的職工來說,許多人即使勤勤懇懇,努力工作,拚命向上,也難以保住一份職業。三十年代上海的白領階層失業率大增,一向靠自己的工作收入養家立業的職業者發現自己仰不能事父母,俯不能卹兒女,在茫茫職場之中無依無靠,不知何去何從。這種危機感,深切地動搖了資產階層都市論述的說服力。

  三十年代中期,一股左翼思潮在上海崛起,把都市資產階層個人與家庭的出路跟國家民族的出路結合起來論述。根據這個說法,市民階層的悲劇,並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國家命運在帝國主義體系之下的寫照。上海的中國民族資本逃不出西方殖民主義經濟勢力的籠罩,也逃不出帝國主義一貫的侵略與剝削。都市的市民階層如果想要為自己及家人找到生機,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社會主義的陣營,以國為家,以集體結合的力量與剝削者作正面的戰鬥。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上海的許多新型企業跟隨國民政府,搬遷到抗日後方去。 沒有搬遷的產業在上海淪陷之後不得不逐漸跟敵人妥協,否則就存活不下去。上海工商企業的名人領袖們於是在愛國這個題目上,比起民國初年,失去了他們的發言立場。相對於企業員工,這些領導人不久也就被看成純粹的資本家,減弱了社會道德合法性。四十年代上海的職業界左翼地下黨十分活躍。透過這些人的組織活動,一九四九年上海雖然政權轉移,但是工商企業的運作沒有中斷。許多「民族資本」平順地歸附了共產黨。

  以上種種,大致歸納了本書所要講述的近代上海與中國的故事。在正文開始之前,還有幾點需要稍加著墨。

  有關近代上海的工商,學者們已經進行過不少研究。跟那些作品比較,本書所著重的不是經濟史, 而是以經濟活動為對象的文化史。我們所關注的不是上海的工商企業如何進行新式的經營,而是新式工商企業的從業者如何取得社會地位、如何為新型產業建構經濟倫理。

  本書的前兩章徵引了不少材料,主要想審視的是這樣的問題: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究竟是怎麼樣建構他們的聲望?他們在租界裡活動,究竟在國家意識與經濟利益之間作了些什麼樣的表述?他們運用了些什麼樣的資源與方式來達成建構?結果算是成功了嗎?他們的成功與否,到底為什麼重要?

  本書認為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透過教育與出版,曾經相當成功地為中國的資產階層建立了一套論述與倫理。在這套成功的機制裡,企業的經理人相對於自己的職工不止是老闆,同時還是專業上的老師。這就像傳統科舉制度,大官於小官,不止是上司下屬,更是座師與門生。因為是老師,所以經理對下屬的制約,除了專業表現上的要求,還包括倫理上的規範,在人事行政上考核職工的勤惰以及人品,作為考核獎罰的根據。到了四十年代,這套論述因為種種原因,失去戰前的說服力。經理在職員的眼中變成了資本家,小職員們熱衷於組織自己的職工聯合會,企業內部的上下關係變成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對立,而不再是師長跟子弟的企業大家庭。三十年代的時候,都市建構中的企業總經理是家長,不僅在組織上地位高,而且在專業上知識高。到了四十年代的後期,這些企業經理主管就被敘述成資本家。資本家自然也有好的,但是原則上必然是剝削的。相對於從前,大家長自然可以無能,但是在原則上必然是才德具備的。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來二十世紀的上海,在都會資產階層論述上曾經有過巨大轉變。

  近年有關上海的著述已經出版了不少。上海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描述之中顯然不是個陌生的地方。但是這些作品,多半只把上海做為各種事件發生之地,上海只是個地名,沒有特殊的內涵。本書描述上海,則把上海的物質建設考慮在內。 電車、電燈、收音機、電影、照相機、印刷機等等事物在上海是習以為常的。這些東西的使用,無疑把上海建構成一種新的空間,改變了人們在其中交互往來的機會與方式。 關於物質文明與近代中國的形成,有許多可以大作文章的題目。 本書所關注到的不過其中之一二。

  我們知道,上海外灘的江海關大樓,當時就裝點著東亞最大的時鐘。鐘在上海的辦公樓層裡是個重要的東西。有了鐘,企業裡才有法子講究紀律與效率,對員工們才能產生量化的制約。有了時鐘,火車、電車、輪船才能按時運作,才有準時與否的觀念,從而產生大批人大型活動的可能性。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72011#intro

2010-06-05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22:21 Posted by sharpy 1 comment
Max Weber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雖然已經頗有一些年紀了,許多段落讀來還是歷久彌新。

「在學術園地裡,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內就會過時。這是學術研究必須面對的命運,或者說,這正是學術工作的意義。文化的其他領域,也受制於同樣的情形,但是學術工作在一種十分特殊的意思下,投身於這種意義:在學術工作上,每一次『完滿』,意思就是新『問題』的提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過時。任何有志獻身學術工作的人,都必須接受這項事實。學術研究,若由於本身所帶有的藝術性,能夠提供人們的『滿足』,當然可以流傳;或是作為一種訓練方法,也可以有持久的重要性。然而就學術本 身的觀點來說,我再重複一遍,將來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被別人超越;這不僅是我們共同的命運,更是我們共同的目標。當我們進行一項工作時,不能不希望別人會更上一層樓。原則上,這進步會無限地繼續下去。」

「機運,而非真才實學,之所以扮演如此重大的角色,不能完全歸咎於人性,甚至我們不能說人性是主要因素。學術界的選拔過程,和其他選拔過程一樣,必然會牽涉到人性因素。但是,如果把眾多才智平庸之士在大學裡扮演重大角色這個事實,歸罪於學校教授或教育主管個人程度的低劣,卻是不公平的。這個凡才當道的原因,要到人類協作的法則中去找,尤其是好幾組人的協作法則。」

「因此,學術生涯乃是一場瘋狂的冒險。當年輕學者要我對他們進大學教書作些建議時,我幾乎沒有辦法負起鼓勵之責。如果他是猶太人,我們自然可以說:『放棄一切希望』(lasciate ogni speranza)。但是對其他的人,無論基於感情或良心,我們都必須問這樣一個問題:你真的相信,你能夠年復一年看著平庸之輩一個接一個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懟、亦無創痛嗎?自然,我們得到的回答總是:『當然,我活著只是為了我的「志業」(Beruf)』。然而,我發現只有少數人能夠忍受這種情形,而不覺得這對他們的內在生命是一種傷害。」

「唯有憑藉嚴格的專業化,學術工作者才有機會在有朝一日充分體認到,他完成了一些可以傳世的成就,但是這種情形也許一生只有一次。今天,真正確定並且重要的成就,無不屬於專業性的成就。任何人如果不能,打個比方,帶起遮眼罩,認定他的靈魂的命運就取決於他能否在這篇草稿的這一段裡作出正確的推測,那麼他還是離學術遠點好些。他對學問將永遠不會有所謂的「個人體驗」。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的壯志—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地做此臆測—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那麼你應該去作別的事。因為凡是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

「不管怎樣,靈感之湧現,往往在我們最想不到的當兒,而不是在我們坐在書桌前苦苦思索的時候。 然而,如果我們不曾在書桌前苦苦思索過,並且懷著一股獻身的熱情,靈感絕對不會來到我們腦中。無論如何,學術工作者必須考慮到一切學術工作必須承受的風險:靈感會不會出現?一個人可能孜孜矻矻地努力工作,但卻永遠沒有自己的創見。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歷史研究要關注弱勢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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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5月31日 時代週報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梁其姿2009年出版的《中國麻風病史》一書,開創了英文著作從單一疾病研究中國醫療社會史的先河,今年獲台灣“教育部”頒授第五十三屆學術獎(人文及藝術學科)。《中國麻風病史》著眼于中國社會從古到今對麻風的反應來研究麻風發展史,並探討這個疾病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文化意義。梁其姿研究明清時期的醫療資源、醫學傳承、方土與疾病觀、女醫等問題,在中英文權威醫療期刊與專書中發表重要論文,是當今研究中國醫療史必讀之作。

醫療社會史的先行者

梁其姿是地道的香港人,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對文史感興趣,後入讀香港大學歷史系。雖然教學語言是英語,梁其姿的主要興趣是中國近代史。梁其姿回憶:“當年的香港大學有點類似于培養高級公務員的機構,需要多重考試才能進去,但是學術氣氛不濃。進大學前,我期待有不同的思想刺激,但進去以後有點失望,我覺得基本上是中學教學的延續,歷史教學也相當傳統,所以當時學習的興趣並不太濃,而我當時讀到的法國史學著作很有意思,當中能看到活生生的‘人’,這也是我出國的原因之一。”1975年大學畢業後,她考取了法國政府獎學金,赴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留學,1980年底獲得博士學位。

梁其姿師從畢仰高(Lucien Bianco),博士論文寫戰前解放區的合作運動。當時很多關於解放區的資料還沒有出版,梁其姿通過朋友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找到一些未曾公開的資料。完成論文後,梁其姿又在巴黎待了兩年,這時學術興趣才轉向中國明清史。

學成之後,梁其姿沒有回到香港,而是到了台灣。時值“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在台灣推動“國家科學委員會”五年計劃,吸收國外讀書的華人,於是梁其姿選擇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同時期留學歸來的學者還有後來成為近史所所長的陳永發。1987年,梁其姿推出兩篇疾病醫療社會史方面的論文:《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和《明清醫療組織:長江下游地區國家和民間的醫療機構》,被譽為中國史學界涉足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先行者。梁其姿曾擔任“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

2008年,梁其姿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講座教授,為本科生講授明清社會史,為研究生指導明清的衛生醫療研究。對比三地學生的程度,梁其姿分析:“香港的本科學生和我在台灣的學生不太一樣,台灣的學生比較願意主動來探討問題。大陸和台灣的學生比較相似,人和人之間私底下的交流要多些,而香港的學生比較務實,這可能是跟香港的生活節奏比較快有關吧。”

歷史是各個社會科學的綜合

時代週報:你到法國留學時的主要學術興趣是什麼?

梁其姿:我留法時的主要興趣是中國近代史。因為此前在香港大學念歷史系是屬於比較傳統的政治史、事件史,在我拿到獎學金要去留法的時候,讀到了一位法 國 教授畢仰高寫的《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主要是從社會史角度來寫1949年的革命。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一個學者用社會史角度來分析革命的產生,看完以後就認定要他做我的導師,所以我的研究興趣也就放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史。

我也跟幾位法國有影響的教授進行了交流,在 和畢仰高 老師寫完論文之後才轉到明清史的研究。年鑒學派的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認為,歷史應該是各個社會科學的綜合,不是純粹的政治史、事件史、戰爭史。我當時覺得用社會史角度來寫1949年前後這段歷史會比較困難,就回到中國明清史的研究。

時代週報: 到了台灣“中央研究院”工作後,你怎麼研究起醫療社會史?

梁其姿:在離開法國之前,我與菲利普·阿雷茲(Philippe Aries)老師一起研究心態歷史,他的課主要是西方人面對死亡態度轉變的問題。他給我最深刻的影響就是對人的生老病死的關注,當時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少有人注意。所以,我到台灣後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很多明清時期的方志資料,從明清的育嬰堂到安葬死人的機構資料蒐集,於是就試著去做這方面的歷史研究。

我寫完《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之後,就發現明清時醫療機構的諸多問題,大概16世紀以後,中國南方就出現收容麻風病人的機構。基於這樣的興趣,我寫了《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中間寫了很多關於醫療、社會方面的論文。

廣州的善堂和醫療活動

時代週報:當年的育嬰堂算是中國的慈善機構嗎?

梁其姿:當然。在宋代以後,沒有很好的避孕方法,墮胎也是非常危險的手術,所以很多窮人對多生了的小孩,要麼選擇遺棄,要麼選擇溺死,算是控制人口的一種方式。但對傳統道德很看重的官方來說,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所以就出現收容被遺棄嬰兒的機構,這種機構多半是士人和地府官員捐錢來創辦的。

在中國,以前處理社會問題的角色一個就是政府,另一個就是家族。在我的研究中,發現出錢出力最多的還不是官員,是靠地方力量來支援的。但中國社會問題往往是由民間處理,並不完全是政府、家族上層精英來處理。譬如明末更多是一些知識領袖來倡導,由小部分生員或有錢的商人捐錢來建立,過去很多人都忽略這方面的問題。

時代週報:這種傳統後來還有延續嗎?

梁其姿:有,特別是太平天國之後。當時清政府沒有太多力量,全靠地方或家族來進行善後處理也不太可能,而在大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武漢,很多社會的管理問題都是善堂進行處理的。我現在研究的興趣就在這方面,特別是同治以後的廣州善堂和醫療活動。

香港有個東華醫院,那是同治以後建立的,是在廣州的愛育善堂建立之後才產生。當時英國殖民政府沒有辦法處理華人生病的諸多問題,所以鼓勵在香港有錢的商人建立東華醫院來處理這些問題。

1949年左右,廣州最大的醫院要算是方便醫院,1949年之後就慢慢成了現在的第一人民醫院,所以還算是被吸收進了國家機器裏面。

時代週報:2008年到香港後,你的研究方向有沒有大的改變?

梁其姿:趁在香港的時間,我就抽空到廣州研究19世紀的醫療文化。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廣州是最早引進西洋醫學的地方,大概是在1834年,幾個英國人在廣州建立醫院行醫,也訓練當地人做學生,像種牛痘也是在廣州開始的。後來本土善堂的進一步完善,也有了西方醫學,但兩者算是一種競爭的關係,我很想進一步了解現代醫學是如何在廣州發展與演變過程,也想具體了解何謂華南的現代醫學,我想那不只是西醫東漸那麼簡單。我只要有時間就會去廣州,現在因為要教書的關係,去得比較少了。

黃仁宇在他的環境看歷史

時代週報:張逸安在《黃河青山》的“譯後記”提到你的幫助,你 和黃仁宇 先生有交往嗎?

梁其姿:其實交往並不多,因為 黃仁宇 先生有一段時間到台灣演講,但後來回去美國,加上身體不是很好,所以沒有太多交往,倒是 黃 先生的好友 林載爵 先生和我比較熟。

時代週報: 林載爵 先生認為,現在 黃仁宇 先生的史學觀點受到了主流學界的批評,是很大的不公平。

梁其姿: 黃 先生那時候的觀點是一種很自然的歷史觀,就像 錢穆 先生那樣看歷史也是很正常的。但我們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來看歷史,我上課也是告訴學生:“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理解的歷史是與我們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來理解。 黃 先生是一位很好的史學家,但他的解釋是受到了他的時代背景的影響。

時代週報: 何炳棣 先生的回憶錄 和黃仁宇 先生的回憶錄給人完全是兩種不同的讀後感。

梁其姿:他們的際遇不同, 何炳棣 先生是很早就受到國際學術界肯定的一個人,而且 何 先生出道也比較早,所以看這個人的著作就和看他本人是一樣的。 何炳棣 先生是我尊重的一位前輩,我和他的交往就比較密切,他是當時我所在的中山所的通訊研究員,每次院士會議都是我們來接待他,常聽他講故事、講研究學問的態度。

歷史洪流中的小人物

時代週報:如果說歷史研究和自己的際遇是相互關聯的,那你為什麼關注慈善醫療這方面的研究?

梁其姿:像 何炳棣 先生從來不做二等的題目,都是研究中國社會文化思想裏的核心問題。相比較,可能是性別上的差異因素,我更為關心的是社會中下層的人們的命運。這些人是很弱勢的嬰兒、老人、病人、婦女,還有城市邊緣人,他們都沒有權利,那他們怎樣看待這個社會,怎樣對待命運,這才是我所關心的。他們常常是被主流所冷落的,同時也是被歷史忽略的,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怎樣思考、怎樣生活,我就是需要給他們一個還原歷史聲音的發言機會。

我覺得在歷史研究上,這也有技術性的困難。弱勢人群通常是沒有能力把自己的想法書寫下來,他們往往沒有掌握文字的能力,所以有關他們的看法很少,同時也需要太多資料的了解。相反,精英看歷史方面的資料就比較多。研究一個偉大的東西往往比較容易得到資料,像我研究的這方面就有困難,但又非做不可,否則歷史上又少了這方面的聲音。相對於主流精英的歷史,即英雄式的主流敘述,我要提供一個卑微人的敘述。這個方法不能流於情緒,是需要一些修養在裏面,我也儘量往這方面去做。

時代週報:在歷史裏看見你所說的卑微人物是很不容易的。

梁其姿:其實我並不是想把小人物寫成一個可憐巴巴的人,因為他們也不是這樣的人。我希望展現出來的是英雄式人物的對立面,應該寫出小人物的主體性、主動性,這需要很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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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弱水:唐代是很珍貴的朝代

06:17 Posted by sharpy , No comments
陳弱水的家庭有些特別,父親陳慧劍一生最大的事業是推廣佛教,所著《弘一大師傳》風行臺灣數十年,對知識青年認識佛教影響頗深。父親去寺廟時也常帶上年幼的陳弱水。1976年暑假,陳弱水參加了一個佛教夏令營,才開始系統地瞭解佛教。多少年後,陳弱水回憶,家庭特殊的氣氛對他的影響是讓他對人生的看法帶有一種宗教感。

胡適的影響更為深遠

高中時代,陳弱水對西洋文學、歷史和哲學都有興趣,不過後來才察覺,對於文學的興趣主要在文學評論方面。1974年他考入台大歷史系。父親受胡適的影響很深,陳弱水因此也讀過家裡所藏的胡適著作,也在圖書館看過《自由中國》等舊刊,瞭解一些殷海光的思想。對他而言,胡適的影響比殷海光更為深遠。

大學時代,正是美國的余英時、林毓生、張灝等華裔歷史學者對臺灣產生影響之際。陳弱水既讀余英時和林毓生的書,也讀唐君毅和牟宗三的書,主要興趣在思想史。1975年初,林毓生到台大歷史系任客座教授,陳弱水聽他的課後感覺頗有收穫,開始花力氣學英語。讀了台大歷史研究所一年後,陳弱水考入美國耶魯大學,成為余英時的學生。

在耶魯大學時,陳弱水擔任過余英時和史景遷的助教,耳濡目染深受教益。攻讀中國思想史幾年後,陳弱水將自己的研究方向確定在唐史。談起“漢魂唐魄”的說法,陳弱水笑道:“不要太浪漫,這只是一個符號罷了。漢唐也有很多缺點,不過,要講世界性,那應該是唐代的特點。後來中國人的心態變化很大,自我中心越來越強化。”

1987年在耶魯大學博士畢業後,陳弱水留校教了一年書。1988年至1993年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其間和葉嘉瑩同事一年半。陳弱水回憶: “葉嘉瑩教授有很強的傳播詩歌文化的責任感。她有超越的一面,不顧任何艱難,希望延續這個文學傳統。”

回到臺灣後,陳弱水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成為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同時也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合聘研究員。陳弱水說:“在台大,我的工作變得更繁重,要承擔研究、教學、行政等工作,要指導的研究生多。在華人社會,很難什麼事都拒絕,因為太忙,文債很多。”

對大陸瞭解多一點

在治學的同時,陳弱水始終關注和思考公共事務。談到臺灣人文學家不再對公眾社會產生巨大影響力的現象,陳弱水認為,“我到耶魯大學時,人文學家處於美國高等教育界核心的地位,最主要的幾個大學的校長都是人文學家,現在越來越少了,當然現在哈佛大學的校長還是歷史學家。可臺灣很早就不是這樣了,我在臺灣念大學時,校長早就由科學家擔任了。因為中國文化中有很深的功利主義,過去重視文,是因為科舉考文科,科舉廢了之後大家都念工科了,即使是早期的留美學生也多是念理工的,這種情況發生得很早。就整個社會來看,以自然科學為主,早已經是趨勢。念理工的人對念文科的人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是來自於教育和考試制度,覺得念理科比較難。現在臺灣政府是以政客為主,他們也不太徵詢非政客的學者的意見。現在是政客的年代,政客考慮的主要是政治利益,當然其中也包括意識形態的利益。”

現在,陳弱水不時應邀到大陸進行學術訪問,他的多種著作出版了簡體字版。談到中國情懷,陳弱水說:“臺灣人的中國情懷基本上有三種,第一種就是實際的生活,第二種是經濟跟大陸很密切,第三種是意識形態的問題。這是就集體而言,個人就更複雜了,我覺得臺灣人包括知識份子對大陸瞭解很少,原因很多,包括臺灣媒體報導很淩亂,沒有系統。不過我從小比較好奇,自認為對大陸瞭解多一點。”

陳弱水和太太周婉窈是台大的同班同學,後來同赴美留學。回到臺灣後,兩人都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周婉窈在臺灣史研究所,研究臺灣日據時代的歷史,也研究17 世紀的臺灣。如今兩人都在台大任教授。陳弱水介紹,周婉窈對文學和藝術都有很大興趣,充分結合到她的歷史研究之中。生活中,年輕的時候夫婦倆喜歡旅行,但現在太忙,休閒時主要聽古典音樂。

臺灣大學校園典雅古樸,隨處信步,觸目所及常引起對學界先人的念想。我隨陳弱水先生邊走邊聊,聽他指點舊跡。第一次暢談後,陳先生髮來了他在台大的演講稿《台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傳統》,讓我對台大歷史系瞭解更深。再次見面在他的研究室,我們聊到了一些故人舊事。

印象最深的一堂課

我猜想余先生事前沒有準備,學生拿出什麼條目來他就臨時看,結果一面讀,他就一面指出趙翼的錯誤,並說出正確的答案。

時代週報:在台大讀了五年書後,怎麼想到去耶魯大學留學?

陳弱水:我本科畢業後先去當了兩年兵,一年在桃園,一年在金門,回來是1980年,就進了台大歷史研究所一年級,只念了一年就到耶魯大學的博士班念書。我的歷史專業教育有十一年半,本科四年,碩士一年,博士班六年半,這十一年半中,在台大只有五年。所以我受到臺灣學界影響比較少,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美國學界。耶魯大學是美國人文學界的核心,知識力量、學術力量不是臺灣大學所能比的,所以這六年半對我的影響很大。在耶魯,我基本上跟余英時和史景遷兩位先生讀中國史,也修讀歐洲思想史。選擇耶魯,是因為余先生在耶魯的緣故,余先生知道我,也歡迎我去。

時代週報:耶魯時代的余英時先生是什麼樣的?

陳弱水:那是他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候。他住在新港城郊外,年節的時候我們會去探望,他對我們這些異鄉人幫助很多。余先生一方面創作力很充沛,一方面還幫助學生。因為偶然的因素,我去的第二年就當他的助教。其實當時我對美國的瞭解、英文的能力還不足以當助教,剛好原來的助教因為某些原因不能繼續當,我只好硬著頭皮上。我當余先生的助教起碼有三次,當助教要跟學生討論問題,比當學生的聽課更認真,一年以後我還要出考題,改考卷,打分數,要對余先生有相當的理解才能寫出讓余先生滿意的考題。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的收益很大。

時代週報:他上課怎麼樣?

陳弱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旁聽研究生的課,我們念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我猜想他事前沒有準備,學生拿出什麼條目來他就臨時看,結果一面讀,他就一面指出趙翼的錯誤,並說出正確的答案。這對我做研究有很深的啟示:人文學者做研究要靠自己的心、頭腦,隨時都要處在一個嚴謹、具有批判性的狀態當中。他的創造力很充沛,這點在中文學界很多人知道。他無時無刻不在想問題。

時代週報:你在耶魯上史景遷的課多嗎?

陳弱水:我當過他的助教,還有研究助理,跟他的接觸比較多。他的書我也讀過一些,瞭解他的風格。他的風格在中國史學傳統裡是沒有的,所以對我有些影響。最重要的是讓我瞭解到西方史學中的文學成分,強大的敘事傳統,這和中國清代零碎的考證,實在是鮮明的對比。很多人以為敘事史學是新的,其實是很強大的傳統,很多人對西方的認識是透過西方傳來的新思潮,根本不知道西方日常性的主流是什麼東西。

時代週報:他上課講故事能力很強?

陳弱水:大學部的課是根據講稿講故事。研究生的課是討論性的。不過在我跟他私下接觸看來,他整天都在想故事,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把各種歷史訊息合成一個個圖像。

時代週報:他在美國學界影響多大?

陳弱水:他的影響主要不在學界,是文化界,如果是學界,也是中國研究以外的學界,使研究中國史以外的人瞭解中國歷史,特別是明清歷史。他等於是在英語文化界裡中國史學的一個代表性人物。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很珍貴的時代

當時中國是面向西方的世界,不是面向東亞的世界。東亞的國家是向中國學習的。

時代週報:在耶魯大學,你最後的研究方向為什麼是唐史?

陳弱水:進了耶魯,當時的計畫是研究中國古代思想,主要原因是以為古代思想是瞭解中國文化的根本。慢慢感覺到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路子,因為資料有限,研究的人很多。我到耶魯第二個學期就跟余先生說,我要改做北宋研究。余先生很支持我,通過北宋來瞭解宋學的興起。我花了一個學期,寫了一篇關於曾鞏的報告。寫完後我跟余先生說不行,雖然讀了些文集,但還是迷茫,必須往上追溯,做唐代研究。做唐代不能光做儒家,儒釋道都要做,尤其是佛教,我剛好出身在佛教家庭,對佛教的認識比別人多,上大學後也稍微系統地接觸過佛教。當時我不知道做唐代還要注意文學,因為唐代重要的士大夫都是文人,我對文人的研究準備不夠好,後來花很多年補。這時已經是博二下學期,余先生說非常好。

時代週報:陳寅恪先生的唐史研究有多重要?

陳弱水:很重要。陳先生的研究涵蓋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寫了一些魏晉南北朝的論文,還通過《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回溯了一些,然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講唐代。陳先生提出了很多課題和典範性說法,使中國中古史研究立刻達到了別的領域一開始沒有的深度和高度。我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中古史的時候,陳先生的研究還是很先進。臺灣、香港、海外也有一些成果,但都是片段性的,不能整體超過陳先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他的課堂筆記,也就是萬繩楠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講演錄》,這也是前沿性的。所以,作為一個領域的開拓者,典範的提出者,他的前沿性,曾經很少人能超過。現在很多人已經超過他了,可以說他哪方面的說法太過了、不可靠,以前我們讀,只能懷疑,不能很明確地這樣講,因為沒有這麼多的研究積累。

時代週報:張廣達先生談到唐代文化中的多元、開放心態,是一種相當可貴的精神。

陳弱水:我想在唐代前半期可以這麼說,後期就不一定了。我的一篇文章談到中國以自我為中心的歷史情境,唐代是例外。不過唐代這個情況與其說是精神使然,不如說是歷史環境的反映。有兩個歷史環境因素,一個是隋唐是隨著北朝建立的,北朝統治階層跟北方的遊牧民族、中亞西亞商業民族關係很密切,比較沒有中華中心的思想。隋唐統一以後,變成了世界最強的帝國,是一個國際性的帝國。第二個歷史因素是,當時中國核心地域黃河流域跟其他地方有很流暢的交通管道,南方也有南海貿易。當時中國是面向西方的世界,不是面向東亞的世界。東亞的國家是向中國學習的。不過到了8世紀末,中國就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士大夫階層,他們本來就不是這麼全心全意開放的。當然還有吐蕃佔據了河西走廊,切斷了中國跟西亞的聯繫,後來西夏興起、伊斯蘭教興盛等,阻斷了中國的向西之路。人的意識多少都是對環境的反應。當歷史環境發生變化,你本來就沒有衝破的心態,本位主義就強了。不過,這段時間確實是中國歷史上很珍貴的時代。



我不滿意學術界的商業化

不要讓學術界的人認為自己在公共事務上有什麼特權,你的專業跟你關注的公共事務不一定吻合的,不好好瞭解,不能隨便說。

時代週報:我看你的書,覺得你的公共意識很強。

陳弱水:對。可是我講的公共意識恐怕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樣。這裡有幾個層次。第一個是我研究中國本土的“公”。中國“公”的傳統很強,可是沒有明確的範圍概念。“公”的最主要意義大概有兩個:一個是全體,大公無私;另一個是公心,心理上的“公”。在現代社會中,公私領域的區分,生活中如何創造穩定的有建設性的集體秩序,是一個關鍵問題。要理解這個問題在華人社會中的困難,必須瞭解中國原有的“公”缺乏領域意義的特色。跟“公”的問題相關的,是中國缺乏消極性的道德觀念,即有所不為的責任。世界上有一些倫理性行為,特別是跟自己家庭親友之外的人事相關的道德,是消極性的,譬如不要破壞別人,不要傷害別人,我要遵守規矩。中國雖然很講道德,但這類的很少。“社會公德”就屬於消極性的,因為跟中國人的道德概念不相符,很難引起重視,於是大家日夜占社會的便宜,占陌生人的便宜,社會有些像叢林。這些問題牽涉很廣,很深,不能只從現代西方的觀念來瞭解,是一串一串的,我就像考古一般來追索。

時代週報:南方朔提到,當下公共知識份子已經很少了。這跟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嗎?

陳弱水:“公共知識份子”這個詞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公共知識份子”是指有一種知識份子,受過程度不等的專業訓練,關心社會,常對專業以外的一般性問題發言。現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公共知識份子有德國的哈貝馬斯,還有加拿大的泰勒,他們既是第一流的社會理論家、哲學家,又是知識份子。這個詞本身就反映了社會的變化,大部分知識人從事專業工作,並沒有意見領袖的身份。這個變化也有健康的地方,不要讓學術界的人認為自己在公共事務上有什麼特權,你的專業跟你關注的公共事務不一定吻合的,不好好瞭解,不能隨便說。

可是,我覺得現在臺灣學術界發展日益商業化,用商業利潤來想像學術業績,人們常不好好考慮學術在知識上對人類有什麼貢獻,而是發展出一套封閉的計算方法,上什麼學刊、拿什麼獎,把學術界搞得跟商界沒什麼不同。如果認真以知識為導向,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關注專業,百分之五的人關注公共,這很好。有一種狀況不好,隨便掛了教授頭銜,胡說些話,別人都要聽,其實很多話是無知,對事實不瞭解,甚至是操弄,這不見得健康。我個人不滿意的是學術界的庸俗化,商業化。 (本文來源:時代週報 作者:李懷宇)

余英時高徒黃進興 他醉心于後現代,還有孔廟

06:04 Posted by sharpy , No comments
在臺北,黃進興先生帶我品嘗過鼎泰豐、牛肉麵、西餐、日本豬扒、廣東茶點,多次聊天所受教益常出人意表。黃先生是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學術事務頗多,可學術上的問題他總樂於賜教,他的研究室是我經常的落腳之地,生活上的細節也替我想得周到,更不遺餘力介紹朋友讓我認識。

導師的肖像印在T恤上

黃進興先生是地道的臺灣人。小時候家裡 經濟條件不太好,吃過一些苦,比起現在的年輕人更珍惜讀書的機會。少年時代愛好文學,中學時因有一位孫老師很會講歷史,黃進興受他的影響 興趣發生了改變,1969年,以第一志願考入臺灣大學歷史系。當時台大歷史系主任是史學大家許倬雲。1970年,許倬雲先生離台赴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1976年黃進興從台大歷史系畢業,獲得碩 士文憑,後赴美留學,第一站到了匹茲堡大學,跟許倬雲先生讀了七個月書。此後由余英時先生推薦,黃進興轉讀哈佛大學。

那時的哈佛大學可謂大師雲集,黃進興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教益良多。黃進興剛到哈佛大學那一 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黃進興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面前表達己見,黃進興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 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黃進興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 ‘敬業’兩字。”黃進興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黃進興在哈佛大學的授業恩師史華慈在西方漢學界大名鼎鼎,有一年,哈佛學生還把他的肖像印在T恤上。史華慈的學風穩健厚重,有些社會學 家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理論模型,往往經不起史華慈銳利的批評,因此有人戲稱他為“理論的破壞者”。還因為他的講話常常帶有口頭禪“我希望我能同意您,但 是……”,被學界封為“但是先生”。黃進興在哈佛拿到博士學位後,特向史華慈辭行,史華慈臨別贈言是:你在求學期間,花了不少時間修習、研讀西方課程,可 是在博士論文裡,竟不見蹤影。希望有朝一日,能將東、西方的知識融會貫通,好好發揮。黃進興覺得老師的針砭宛如佛家的醍醐灌頂。

患學術自閉症的“中研院院士”

從美國學成回到臺灣後,《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金恒煒常常請黃進興等學界朋友吃飯。黃進興的話題 中心自然是哈佛的快樂生活。有一次,金恒煒說:“聽你常說在哈佛碰見那些偉大的學者,乾脆寫哈佛的東西好了。”於是黃進興開始回憶在哈佛的所見所聞。第一 篇文章寫成後,不知道用什麼筆名。金恒煒說:“這個問題交給我好了。”當文章發表時,作者的名字是“吳詠慧”。吳詠慧是黃進興的太太。

這些寫哈佛的文章後來集成《哈佛瑣記》一書,不僅在臺灣成了暢銷書,還在大陸出版了簡體字版。吳詠慧 比黃進興有名,不少人常常誤以為《哈佛瑣記》的作者是一位女作家。有一次,李歐梵和黃進興在新竹清華大學見面,問道:“臺灣有一位女作家叫吳詠慧,文章寫 得很好,你認識她嗎?”黃進興說:“不認識。”

黃進興用真名寫的暢銷書是《半世紀的奮鬥—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傳主是臺灣新光企 業的創始人吳火獅,此書撰述歷時四載,稿凡七易,出版後發行了幾十版,並被翻譯成英文和日文,成為海外研究臺灣企業界的重要參考書。當時口述歷史在臺灣尚 未風行,黃進興在書中進行了嘗試,融入了史家的學養,吳火獅一生的奮鬥史為臺灣企業界提供了寶貴經驗。

黃進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沉浸在純粹的學術氛圍之中,孔廟和武廟是他致力研究的重點。 黃進興試圖由兩者的對比研究,探討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由於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黃進興榮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黃進興稱自己生活的世界很單調,除了讀書,就是吃東西,看電影。有一次,黃進興的一位學生去參加國際 會議,別人問:“你的老師在幹什麼?”“我的老師有學術自閉症,關在研究室裡,不跟人家來往。”“中央研究院”對黃進興的學術考評上說:這個人學術做得不 錯,但極少參加國際重要會議,這是他的缺點。

黃進興每年要看近百部電影,這三四年則成了日劇迷:“日劇拍得很用心,像《白色巨塔》、《溫柔時 刻》,都給了我人生的反省。”他的研究室就放著一張日本明星松島菜菜子的照片。

對話名家:我不是儒家,但對孔子有很高的敬意

和余英時聊天到晚上三四點


時代週報:從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是因為什麼機緣到哈佛大學留學的?

黃進興:我能夠進哈佛大學是得力于余英時教授的推薦。1976年我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 一個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就是我。之前我申請哈佛的研究計畫,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系不對 路,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當時剛當上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我聽過他在臺灣的演講。我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沒有開 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

我就先跑到紐約,再到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這次談話對我後來的治學很重要。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現在回想那次談 話我會臉紅。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說: “看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裡的資訊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讀者在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不知道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可能覺得這個初生牛犢有些膚淺,連史學大家都敢亂批評。但余先生很好,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所以我那時沒有申請就知道我可以進哈佛大 學了。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講了情況。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大學這七個月裡,我就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瞭解他的學問, 也是有收穫的。

時代週報:轉到哈佛大學後,你的學術研究的方向是什麼?

黃進興:我那時的方向是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有變化,跟兩位老師有很大關係。一個是比較思想史的 大家史華慈。史華慈先生說:“你要在中國學方面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不知道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以後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時光中很愉快的經歷。我和同學康樂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和余先生聊到淩晨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睡,醒來再聊一下,下午才走。那時跟余先生請教很多問題。

余先生在耶魯,是他最多產的階段, 有很多好作品出來。他每次有文章總會讓我們看,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是主要批評者,雞蛋裡挑骨頭。我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 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學問上給我們指 導,生活上也幫了我們很多。師母對我們很好,請我們喝茶、吃點心。

時代週報:現在大陸研究史華慈的人越來越多了。我在波士頓訪問過林同奇,知道他專門研究史華慈的思想,入迷得不得了。

黃進興:史華慈是很有趣的老師,批判性也很強。今天我寫文章常常會想:“真是這樣的嗎?有沒有其他的 可能,人家會怎麼批評?”這都是受他的影響。那時臺灣文科留學生都很窮,他很照顧我,不斷幫我申請獎學金。他很怕外國人在美國餓死,有一次他問我:“你有 食物嗎?”我聽了很不好意思,說:“有啦。”我當時真的很窮。哈佛博士生前兩年保證有獎學金,以後每年都要重新審核。我有壓力。有一次我經過辦公室,一個 助教跟我說:“你有獎學金,你的老師很關心你,幫你申請。”這一點讓我可以全心讀書,沒有後顧之憂。我拿獎學金買了很多書,有時我也會寄錢回家。

時代週報:史華慈本人對中國很瞭解?

黃進興:他研究中國文化起步很晚。他在“二戰”時是上尉,搞情報破解的,是破解日本無條件投降密碼的 很重要的人。他對猶太文化的認同感很強,他兒子還回以色列當傘兵。他對文化各方面的認同都很強,所以也可以瞭解中國人的心情。他對中國文化抱著同情的理 解,不像某些洋學者抱有西方文化優越感,他會儘量從中國的角度來理解中國。他很有人文素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培養了不少中國的學者,像林毓生先生、張灝先生、李歐梵先生這些前輩學者,都是他的學 生。

時代週報:哈佛大學對你後來的學術研究有什麼影響?

黃進興:那段時間非常關鍵。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扎實的學問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彌補舊學的不 足。史華慈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我的博士論文題目“18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和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實際上是余英時先生給我的。他的設計很好,找一個 沒人做過的題目。我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可看,只有太老師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紱。我只能把李紱的著作一本一本地看,歸納出 自己的看法。
我的博士論文寫得很快,一年零九個月就完成了。我當然不是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好老師。我每寫一章就給余先生看,他看我是“在軌道上”還是亂講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寫下去。另外還有史華慈對我的 批評,但就這個論文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余英時先生。後來寫出來了,幸運地被劍橋 大學出版社接受出版。這至少對得起我的老師。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人,但以前沒有人做,很隱晦,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正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 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反映了當時什麼思想,很難。但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的氣氛。

與馬英九同學,但沒有來往

時代週報:撰寫《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是怎樣的起源?

黃進興:吳火獅的么兒叫吳東升,在哈佛跟我是同學,他是法學院的學生。當時我跟這種富家子弟沒有什麼 交往,有一個深夜,我已經睡覺了,忽然有人敲門,我以為是什麼重要的事情,就穿著內衣內褲打開一點點門,看見一個人。我知道是吳東升,因為他爸爸在臺灣是 重要的企業家,但是我們讀書人有臭脾氣,不愛攀附權貴。他說:“我想跟你做朋友。”我覺得這人很有趣,說:“好啊。”第二天他請我喝豆漿,就認識了。

那時哈佛大學有一批人,像馬英九、呂秀蓮在法學院,現在都是政治上有頭有臉的人。另一批是我們這種單 純的讀書人,跟他們不一樣。雖然知道對方在那裡,但沒有來往,所以我不認識馬英九。我離開哈佛的時候,吳東升已到紐約做事,他說他爸爸出身窮苦,白手起 家,有個心願是希望他的人生經驗可以鼓勵以後的年輕人。之前他爸爸已找了好些人來寫傳記,但都不滿意。1983年夏天,我在洛杉磯見過他爸爸一次。 後來回到臺灣,因為忙,也因為幫人作傳在學術上不算著作,一直沒有動手。1983年冬天,吳東升回來問起此事,我說還沒做。他說:“這怎麼行。”後來他帶我找他爸爸。我們就約定每 個禮拜天到他家做錄音,做了一年半,然後整理、分類出來。我當時七易其稿,不是越改越好,而是把一些政治敏感的東西拿掉,跟我們現在官方所講的不完全一 致。這本書賣得也不比《哈佛瑣記》差。但因為他的企業很大,知名度高,很多人買。

時代週報:後來哈佛大學出版社也出了英文版?

黃進興:對,是出於教育的目的。二十多年前臺灣經濟發展,大家開始關注亞洲“四小龍”。哈佛想找一本 書來作為教學資料,最後找了這本。這本書比較多方面,不單調,牽涉到社會、政治。他童年要撿人家的菜回家吃,剛開始投資人壽大賠,很辛苦。現在他們富貴 了,有面子了,這些東西就不能讓人看到,所以也拿掉了一點點。《半世紀的奮鬥》,名字是他取的。這書很有意思。

時代週報:你看過唐德剛做的口述歷史嗎?

黃進興:我很喜歡。但看得不多,只看過他寫胡適、李宗仁的文章。我覺得他文筆很好,很有趣,其他就不 曉得了。

時代週報:做口述歷史要花很多工夫。張學良要唐德剛給他做口述歷史,張學良說:我講,你記,就是口述 歷史。唐德剛說: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很多回憶的東西也是靠不住的。

黃進興:對,我當時也要核實他講得正確不正確。我這個口述傳記訪問不下五十個人,才慢慢做起來。在那 個時代,很多時候都是礙手礙腳。現在臺灣開放了,誰都可以罵。放開來寫更精彩。如果不是跟吳東升有交情,我不會做。雖然有版稅,賺了點錢,但我們付出的心 力很多。我不知道大陸怎樣,在臺灣靠寫傳是不能維持生活的。

時代週報:現在口述歷史在臺灣也蠻多?

黃進興:對。我們做得最早,而且那時候沒人敢寫,企業家賺錢也不會讓別人知道。以後慢慢才有企業家、 政界的人跟上,我們是試金石。

剩下的時間我想寫小說

時代週報:你怎麼研究起孔廟來?

黃進興:因為博士論文的關係,剛開始我的研究是在宋明理學這一部分。後來無意中研究孔廟。1981年放假回臺灣,我一心向學,也沒有 女朋友,人家給我介紹了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我不知道帶女孩子去哪裡,糊裡糊塗去到孔廟。孔廟是沒人去的,裡面全是神主牌位,變成了現代文化的幽魂。一個 人生病會找保生娘娘,發財找關帝廟,考試找文昌公。孔廟是一個官廟,是國家舉行祭典的地方。當時服務處有老人在賣禮品,我找到了一本《文廟祀典考》,價錢 幾乎是我口袋裡的所有錢。按平常習慣,我是不會買的,為了打腫臉充胖子就買下來了。那個女孩子覺得我是個書呆子,後來就分手了。

我把書帶到哈佛去,常常翻,發現裡面的內容可以解答一些帝制中國的問題。我們常講一些很抽象的“道 統”、“治統”,你把這些概念放到具體的祭祀制度裡,輪廓就出來了。兩千年中國怎麼變化,儒生集團跟統治集團怎麼較勁,一目了然,都記錄在孔廟發展史上。 它還寫了統治集團所認同的思想是什麼,因為能夠進孔廟一定經過皇帝的批核。這樣做出來的中國思想史,跟我們以前所想像的就有些不一致。每一次儒生推舉哪個 人可以進孔廟都有一連串的理由,從地方、社會、到學術,你可以看到很豐富的東西。現在為什麼這麼多人研究孔廟,因為可以解答經濟、政治的很多問題。

時代週報:什麼時候第一次去山東看孔廟?

黃進興:我兩次做田野考察,1992年去看山東曲阜的孔廟;1993年去看南京、上海的地方性的孔廟。儘管已遭到破壞,很商業化,但是我的精神很愉快。我不是儒家,但 對孔子有很高的敬意,我曾經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結果鬧了個小風波。因為周圍的人都在圍觀,把帶我去的那個教授搞得很窘。他說:“你鞠一個躬 就夠了。”很多人以為我在拍電影。

時代週報:後來做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你對西方一直是很感興趣的?

黃進興:對,我是有那個底子。我的《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以前的碩士論文—寫完後有三四個出版社要 出,我自己不滿意。出版以後,我想寫新的東西,就花了三年寫出《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這其實不是我這個階段應該做的,應是對西方學術潮流很熟悉一個新 科博士來做。現在我對西方的東西已經不熟悉了。

開始是想找一兩本後現代的適合華文文化的書來做翻譯,看後發現後現代或者反後現代都是偏頗的,我想還 是自己寫好了。為了中文的讀者能夠熟悉一點,我把背景寫得比較豐厚,既有學術思維,又有史學的意義,最後提出我自己的觀點。寫完以後,我的老師陶晉生教授說,應該寫成英文,因為你的討論物件都是西方的。在我做孔廟研究的時候,余國藩教授給我寫了三封E-mail,說你的書應該寫成英文,你的 書的讀者應該是西方宗教專家。每次我都說會考慮。其實我年紀不小了,已經不需要那個虛名,做過就很高興了,不需要寫成英文。做這個工作至少需要花費一年時 間,而且這對我來說是炒冷飯。所以現在我的態度是:有人願意翻譯,我提供幫助。他們把譯稿發過來,我做校對的工作。這實在有點對不住愛護我的余國藩教授。現在我有一個新方向:從理學 到倫理學。我覺得這個比較有意思。我還是對未知的東西興致比較高。現在我在學術界時間最多也不超過十年了,剩下的時間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一部短篇小說。

原文出自:http://www.time-weekly.com/2009/0902/2NMDAwMDAwMzQ2Nw.html

2010-06-03

吳一立的新書Reproducing Women: Medicine, Metaphor, 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2:48 Posted by sharpy , No comments

Reproducing Women: Medicine, Metaphor, 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dcover, 357 pages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 edition (August 1, 2010)

Product Description
This innovative book uses the lens of cultural history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in Qing dynasty China. Focusing on the specialty of "medicine for women"(fuke), Yi-Li Wu explores the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associated with childbearing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She draws on a rich array of medical writings that circulated in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o analyze the points of convergence and contention that shaped people's views of women's reproductive diseases. These points of contention touched on fundamental issues: How different were women's bodies from men's? What drugs were best for promoting conception and preventing miscarriage? Was childbirth inherently dangerous? And who was best qualified to judge? Wu shows that late imperial medicine approached these questions with a new, positive perspective, defining female and male illnesses as essentially alike and depicting childbirth as an inherently trouble-free process. In presenting this new view of the female body, Reproducing Women revises our understanding of Qing social relations of healing and attendant cultural assumptions about gender, the body, and nature.

From the Inside Flap
"This is a tremendously rich, exhaustively researched work. Reproducing Women is a pioneering study that will undoubtedly become a standard reading on women's medicine in Chinese history."--Ruth Rogaski, author of Hygienic Modernity

About the Author
Yi-Li W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Albion College.

http://www.amazon.com/Reproducing-Women-Medicine-Metaphor-Childbirth/dp/0520260686

關於Historical GIS的兩本書

21:49 Posted by sharpy , No comments

Gregory, Ian N. and Paul S. Ell. Historical GIS: Technologies, Methodologies, and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Knowles, Anne Kelly ed. Past Time, Past Place: GIS for History. Redlands, CA: ESRI, 2002.

本書有另一個網頁在http://www.davidrumsey.com/publications/past-time-past-place這本書也收入了Petel Bol談中國歷史資訊系統的文章。

我相信GIS是有潛力的,但有潛力的意思是他的威力還沒完全發揮出來。這一點,似乎不是受限於研究者的觀念。事實上還相反,很多研究者早就已經注意到空間在歷史研究上重要性。(當然,知道它的重要性不意味就能想到一個好的應用方式。)而技術也未必是問題,因為已經有許多人前仆後繼投入open source的GIS開發。那麼是為什麼呢?圖層資料的缺乏可能是原因之一。如果數位化的地圖更加開放使用,帶來的衝擊會有多麼巨大呢,實在令人期待。

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反覆思考GIS本質上到底過去的歷史地理學有何差異?畫一張更精確、更美觀的地圖,聽起來是不錯,不過似乎還不夠,沒有觸及核心的感覺。那麼核心是甚麼呢?有幾個可能的答案,比如:(1)GIS可以呈現動態;(2)GIS可以套疊圖層;(3)GIS可以結合資訊科技,處理和呈現大量的材料。若從這幾個方面去想,或許可以找到一些有意思的東西吧。

共和國裡的皇室婚禮

12:18 Posted by sharpy No comments
聽過陳老師講第一個題目,非常有意思。談的是一九二二年宣統的大婚典禮,當時的行政文書還藏在史語所的內閣大庫檔案中。皇帝要結婚,當然國家的一件大事。不過這次不一樣,清朝亡了,改朝換代,這場婚禮因此有了獨特的意義。

【史語所九十九年度第十一次學術講論會】

主講人: 陳熙遠 先生(本所副研究員)
講 題: (1) 共和國裡的皇室婚禮—從史語所館藏最晚的「清代」檔案談起
(2) 聖人之學與眾人之學—從《鄉約鐸書》論明清群眾教化的承續與轉折
時 間: 2010年6月7日(週一)上午10:00
地 點: 中研院史語所所文物陳列館五樓會議室

張大春談寫作

05:05 Posted by sharpy No comments
「在旺盛的表達(發表)企圖之下,還得非常細緻而耐煩地墾掘人生狀態裡的諸般繁瑣,並堅毅面對作為一個人的缺憾、愚昧和挫辱,之後我們還要有餘力以非凡的語言表述反思所得,而成就寥寥且未必可數的發明之見。」

原文出處:
http://blog.chinatimes.com/storyteller/archive/2010/05/12/4990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