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北，黃進興先生帶我品嘗過鼎泰豐、牛肉麵、西餐、日本豬扒、廣東茶點，多次聊天所受教益常出人意表。黃先生是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學術事務頗多，可學術上的問題他總樂於賜教，他的研究室是我經常的落腳之地，生活上的細節也替我想得周到，更不遺餘力介紹朋友讓我認識。
導師的肖像印在T恤上黃進興先生是地道的臺灣人。小時候家裡 經濟條件不太好，吃過一些苦，比起現在的年輕人更珍惜讀書的機會。少年時代愛好文學，中學時因有一位孫老師很會講歷史，黃進興受他的影響 興趣發生了改變，1969年，以第一志願考入臺灣大學歷史系。當時台大歷史系主任是史學大家許倬雲。1970年，許倬雲先生離台赴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1976年黃進興從台大歷史系畢業，獲得碩 士文憑，後赴美留學，第一站到了匹茲堡大學，跟許倬雲先生讀了七個月書。此後由余英時先生推薦，黃進興轉讀哈佛大學。
那時的哈佛大學可謂大師雲集，黃進興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教益良多。黃進興剛到哈佛大學那一 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黃進興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面前表達己見，黃進興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 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黃進興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 ‘敬業’兩字。”黃進興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黃進興在哈佛大學的授業恩師史華慈在西方漢學界大名鼎鼎，有一年，哈佛學生還把他的肖像印在T恤上。史華慈的學風穩健厚重，有些社會學 家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理論模型，往往經不起史華慈銳利的批評，因此有人戲稱他為“理論的破壞者”。還因為他的講話常常帶有口頭禪“我希望我能同意您，但 是……”，被學界封為“但是先生”。黃進興在哈佛拿到博士學位後，特向史華慈辭行，史華慈臨別贈言是：你在求學期間，花了不少時間修習、研讀西方課程，可 是在博士論文裡，竟不見蹤影。希望有朝一日，能將東、西方的知識融會貫通，好好發揮。黃進興覺得老師的針砭宛如佛家的醍醐灌頂。
患學術自閉症的“中研院院士”從美國學成回到臺灣後，《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金恒煒常常請黃進興等學界朋友吃飯。黃進興的話題 中心自然是哈佛的快樂生活。有一次，金恒煒說：“聽你常說在哈佛碰見那些偉大的學者，乾脆寫哈佛的東西好了。”於是黃進興開始回憶在哈佛的所見所聞。第一 篇文章寫成後，不知道用什麼筆名。金恒煒說：“這個問題交給我好了。”當文章發表時，作者的名字是“吳詠慧”。吳詠慧是黃進興的太太。
這些寫哈佛的文章後來集成《哈佛瑣記》一書，不僅在臺灣成了暢銷書，還在大陸出版了簡體字版。吳詠慧 比黃進興有名，不少人常常誤以為《哈佛瑣記》的作者是一位女作家。有一次，李歐梵和黃進興在新竹清華大學見面，問道：“臺灣有一位女作家叫吳詠慧，文章寫 得很好，你認識她嗎？”黃進興說：“不認識。”
黃進興用真名寫的暢銷書是《半世紀的奮鬥—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傳主是臺灣新光企 業的創始人吳火獅，此書撰述歷時四載，稿凡七易，出版後發行了幾十版，並被翻譯成英文和日文，成為海外研究臺灣企業界的重要參考書。當時口述歷史在臺灣尚 未風行，黃進興在書中進行了嘗試，融入了史家的學養，吳火獅一生的奮鬥史為臺灣企業界提供了寶貴經驗。
黃進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沉浸在純粹的學術氛圍之中，孔廟和武廟是他致力研究的重點。 黃進興試圖由兩者的對比研究，探討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由於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黃進興榮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黃進興稱自己生活的世界很單調，除了讀書，就是吃東西，看電影。有一次，黃進興的一位學生去參加國際 會議，別人問：“你的老師在幹什麼？”“我的老師有學術自閉症，關在研究室裡，不跟人家來往。”“中央研究院”對黃進興的學術考評上說：這個人學術做得不 錯，但極少參加國際重要會議，這是他的缺點。
黃進興每年要看近百部電影，這三四年則成了日劇迷：“日劇拍得很用心，像《白色巨塔》、《溫柔時 刻》，都給了我人生的反省。”他的研究室就放著一張日本明星松島菜菜子的照片。
對話名家：我不是儒家，但對孔子有很高的敬意
和余英時聊天到晚上三四點時代週報：從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是因為什麼機緣到哈佛大學留學的？
黃進興：我能夠進哈佛大學是得力于余英時教授的推薦。1976年我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 一個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就是我。之前我申請哈佛的研究計畫，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系不對 路，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當時剛當上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我聽過他在臺灣的演講。我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沒有開 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
我就先跑到紐約，再到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這次談話對我後來的治學很重要。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現在回想那次談 話我會臉紅。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說： “看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裡的資訊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讀者在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不知道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可能覺得這個初生牛犢有些膚淺，連史學大家都敢亂批評。但余先生很好，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所以我那時沒有申請就知道我可以進哈佛大 學了。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講了情況。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大學這七個月裡，我就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瞭解他的學問， 也是有收穫的。
時代週報：轉到哈佛大學後，你的學術研究的方向是什麼？
黃進興：我那時的方向是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有變化，跟兩位老師有很大關係。一個是比較思想史的 大家史華慈。史華慈先生說：“你要在中國學方面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不知道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以後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時光中很愉快的經歷。我和同學康樂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和余先生聊到淩晨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睡，醒來再聊一下，下午才走。那時跟余先生請教很多問題。
余先生在耶魯，是他最多產的階段， 有很多好作品出來。他每次有文章總會讓我們看，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是主要批評者，雞蛋裡挑骨頭。我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 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學問上給我們指 導，生活上也幫了我們很多。師母對我們很好，請我們喝茶、吃點心。
時代週報：現在大陸研究史華慈的人越來越多了。我在波士頓訪問過林同奇，知道他專門研究史華慈的思想，入迷得不得了。
黃進興：史華慈是很有趣的老師，批判性也很強。今天我寫文章常常會想：“真是這樣的嗎？有沒有其他的 可能，人家會怎麼批評？”這都是受他的影響。那時臺灣文科留學生都很窮，他很照顧我，不斷幫我申請獎學金。他很怕外國人在美國餓死，有一次他問我：“你有 食物嗎？”我聽了很不好意思，說：“有啦。”我當時真的很窮。哈佛博士生前兩年保證有獎學金，以後每年都要重新審核。我有壓力。有一次我經過辦公室，一個 助教跟我說：“你有獎學金，你的老師很關心你，幫你申請。”這一點讓我可以全心讀書，沒有後顧之憂。我拿獎學金買了很多書，有時我也會寄錢回家。
時代週報：史華慈本人對中國很瞭解？
黃進興：他研究中國文化起步很晚。他在“二戰”時是上尉，搞情報破解的，是破解日本無條件投降密碼的 很重要的人。他對猶太文化的認同感很強，他兒子還回以色列當傘兵。他對文化各方面的認同都很強，所以也可以瞭解中國人的心情。他對中國文化抱著同情的理 解，不像某些洋學者抱有西方文化優越感，他會儘量從中國的角度來理解中國。他很有人文素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培養了不少中國的學者，像林毓生先生、張灝先生、李歐梵先生這些前輩學者，都是他的學 生。
時代週報：哈佛大學對你後來的學術研究有什麼影響？
黃進興：那段時間非常關鍵。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扎實的學問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彌補舊學的不 足。史華慈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我的博士論文題目“18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和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實際上是余英時先生給我的。他的設計很好，找一個 沒人做過的題目。我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可看，只有太老師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紱。我只能把李紱的著作一本一本地看，歸納出 自己的看法。
我的博士論文寫得很快，一年零九個月就完成了。我當然不是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好老師。我每寫一章就給余先生看，他看我是“在軌道上”還是亂講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寫下去。另外還有史華慈對我的 批評，但就這個論文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余英時先生。後來寫出來了，幸運地被劍橋 大學出版社接受出版。這至少對得起我的老師。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人，但以前沒有人做，很隱晦，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正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 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反映了當時什麼思想，很難。但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的氣氛。
與馬英九同學，但沒有來往時代週報：撰寫《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是怎樣的起源？
黃進興：吳火獅的么兒叫吳東升，在哈佛跟我是同學，他是法學院的學生。當時我跟這種富家子弟沒有什麼 交往，有一個深夜，我已經睡覺了，忽然有人敲門，我以為是什麼重要的事情，就穿著內衣內褲打開一點點門，看見一個人。我知道是吳東升，因為他爸爸在臺灣是 重要的企業家，但是我們讀書人有臭脾氣，不愛攀附權貴。他說：“我想跟你做朋友。”我覺得這人很有趣，說：“好啊。”第二天他請我喝豆漿，就認識了。
那時哈佛大學有一批人，像馬英九、呂秀蓮在法學院，現在都是政治上有頭有臉的人。另一批是我們這種單 純的讀書人，跟他們不一樣。雖然知道對方在那裡，但沒有來往，所以我不認識馬英九。我離開哈佛的時候，吳東升已到紐約做事，他說他爸爸出身窮苦，白手起 家，有個心願是希望他的人生經驗可以鼓勵以後的年輕人。之前他爸爸已找了好些人來寫傳記，但都不滿意。1983年夏天，我在洛杉磯見過他爸爸一次。 後來回到臺灣，因為忙，也因為幫人作傳在學術上不算著作，一直沒有動手。1983年冬天，吳東升回來問起此事，我說還沒做。他說：“這怎麼行。”後來他帶我找他爸爸。我們就約定每 個禮拜天到他家做錄音，做了一年半，然後整理、分類出來。我當時七易其稿，不是越改越好，而是把一些政治敏感的東西拿掉，跟我們現在官方所講的不完全一 致。這本書賣得也不比《哈佛瑣記》差。但因為他的企業很大，知名度高，很多人買。
時代週報：後來哈佛大學出版社也出了英文版？
黃進興：對，是出於教育的目的。二十多年前臺灣經濟發展，大家開始關注亞洲“四小龍”。哈佛想找一本 書來作為教學資料，最後找了這本。這本書比較多方面，不單調，牽涉到社會、政治。他童年要撿人家的菜回家吃，剛開始投資人壽大賠，很辛苦。現在他們富貴 了，有面子了，這些東西就不能讓人看到，所以也拿掉了一點點。《半世紀的奮鬥》，名字是他取的。這書很有意思。
時代週報：你看過唐德剛做的口述歷史嗎？
黃進興：我很喜歡。但看得不多，只看過他寫胡適、李宗仁的文章。我覺得他文筆很好，很有趣，其他就不 曉得了。
時代週報：做口述歷史要花很多工夫。張學良要唐德剛給他做口述歷史，張學良說：我講，你記，就是口述 歷史。唐德剛說：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很多回憶的東西也是靠不住的。
黃進興：對，我當時也要核實他講得正確不正確。我這個口述傳記訪問不下五十個人，才慢慢做起來。在那 個時代，很多時候都是礙手礙腳。現在臺灣開放了，誰都可以罵。放開來寫更精彩。如果不是跟吳東升有交情，我不會做。雖然有版稅，賺了點錢，但我們付出的心 力很多。我不知道大陸怎樣，在臺灣靠寫傳是不能維持生活的。
時代週報：現在口述歷史在臺灣也蠻多？
黃進興：對。我們做得最早，而且那時候沒人敢寫，企業家賺錢也不會讓別人知道。以後慢慢才有企業家、 政界的人跟上，我們是試金石。
剩下的時間我想寫小說時代週報：你怎麼研究起孔廟來？
黃進興：因為博士論文的關係，剛開始我的研究是在宋明理學這一部分。後來無意中研究孔廟。1981年放假回臺灣，我一心向學，也沒有 女朋友，人家給我介紹了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我不知道帶女孩子去哪裡，糊裡糊塗去到孔廟。孔廟是沒人去的，裡面全是神主牌位，變成了現代文化的幽魂。一個 人生病會找保生娘娘，發財找關帝廟，考試找文昌公。孔廟是一個官廟，是國家舉行祭典的地方。當時服務處有老人在賣禮品，我找到了一本《文廟祀典考》，價錢 幾乎是我口袋裡的所有錢。按平常習慣，我是不會買的，為了打腫臉充胖子就買下來了。那個女孩子覺得我是個書呆子，後來就分手了。
我把書帶到哈佛去，常常翻，發現裡面的內容可以解答一些帝制中國的問題。我們常講一些很抽象的“道 統”、“治統”，你把這些概念放到具體的祭祀制度裡，輪廓就出來了。兩千年中國怎麼變化，儒生集團跟統治集團怎麼較勁，一目了然，都記錄在孔廟發展史上。 它還寫了統治集團所認同的思想是什麼，因為能夠進孔廟一定經過皇帝的批核。這樣做出來的中國思想史，跟我們以前所想像的就有些不一致。每一次儒生推舉哪個 人可以進孔廟都有一連串的理由，從地方、社會、到學術，你可以看到很豐富的東西。現在為什麼這麼多人研究孔廟，因為可以解答經濟、政治的很多問題。
時代週報：什麼時候第一次去山東看孔廟？
黃進興：我兩次做田野考察，1992年去看山東曲阜的孔廟；1993年去看南京、上海的地方性的孔廟。儘管已遭到破壞，很商業化，但是我的精神很愉快。我不是儒家，但 對孔子有很高的敬意，我曾經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結果鬧了個小風波。因為周圍的人都在圍觀，把帶我去的那個教授搞得很窘。他說：“你鞠一個躬 就夠了。”很多人以為我在拍電影。
時代週報：後來做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你對西方一直是很感興趣的？
黃進興：對，我是有那個底子。我的《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以前的碩士論文—寫完後有三四個出版社要 出，我自己不滿意。出版以後，我想寫新的東西，就花了三年寫出《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這其實不是我這個階段應該做的，應是對西方學術潮流很熟悉一個新 科博士來做。現在我對西方的東西已經不熟悉了。
開始是想找一兩本後現代的適合華文文化的書來做翻譯，看後發現後現代或者反後現代都是偏頗的，我想還 是自己寫好了。為了中文的讀者能夠熟悉一點，我把背景寫得比較豐厚，既有學術思維，又有史學的意義，最後提出我自己的觀點。寫完以後，我的老師陶晉生教授說，應該寫成英文，因為你的討論物件都是西方的。在我做孔廟研究的時候，余國藩教授給我寫了三封E-mail，說你的書應該寫成英文，你的 書的讀者應該是西方宗教專家。每次我都說會考慮。其實我年紀不小了，已經不需要那個虛名，做過就很高興了，不需要寫成英文。做這個工作至少需要花費一年時 間，而且這對我來說是炒冷飯。所以現在我的態度是：有人願意翻譯，我提供幫助。他們把譯稿發過來，我做校對的工作。這實在有點對不住愛護我的余國藩教授。現在我有一個新方向：從理學 到倫理學。我覺得這個比較有意思。我還是對未知的東西興致比較高。現在我在學術界時間最多也不超過十年了，剩下的時間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一部短篇小說。
原文出自：
http://www.time-weekly.com/2009/0902/2NMDAwMDAwMzQ2N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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