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4-04-26

我們正在走向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未來嗎?

01:30 Posted by Feng-en Tu , , 5 comments

如果說最近美國有什麼話題新書,那就非Thomas Piketty的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莫屬了。

這本由哈佛大學出版,厚達六百多頁,定價39.95美金的學術書,自三月份上市以來,短短一個月,已經賣出八萬本,熱銷到缺貨,讓出版社不得不趕緊加印八萬冊。除了是暢銷排行榜第一名,這本書也登上各大報章雜誌版面,從New York Times、The Economics 到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The New Yoker、New Republic,一時之間彷彿各處都在談論。

這本書到底寫了些什麼,會掀起這樣的旋風?




其實,Piketty在書中只點出了一個簡單,卻強而有力的問題:這世界的貧富差距正在嚴重惡化,而且,如果他的預測不錯,它會繼續惡化下去。

你可能覺得這觀點並非太新穎。那些走上街頭,反對全球化,反對新自由主義的人們,不也早就抱持著這樣的主張了嗎?在許多庶民的談論中,貧富差距的惡化不早就時常出現嗎?

沒錯。但Piketty有點不一樣,他在一個訪談中說,自己不是社會運動者,不是革命家,無黨無派,也從不當哪個政治人物的經濟顧問。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經濟學家。

出身法國的Piketty,在22歲那年就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並且立刻得到了MIT(麻省理工學院)的聘書,到大西洋的另一端擔任助理教授。可是不過教了兩年,他就意興闌珊的返回法國。他對美國主流的經濟學有諸多不滿,他說,同事們都是極為聰明的人,但是成天埋首在抽象經濟模型之中,完全無法理解真實世界。所以他走向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他發現,很少人認真地去蒐集歷史資料,從宏觀經濟史的角度,去解釋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於是他和一些同事,開始從這個角度著手研究。他們蒐集了大量的數據,主要是英、美、法,但也涵蓋世界其他國家,再借助資訊科技分析,不但得以超越了過去的研究,更用實證的方法,更對主流經濟學敲起了警鐘。

他們指出,二十一世紀美國的財富分配,幾乎已經到退回到十九世紀歐洲:前百分之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五十的財富,而後百分之九十的人,則只能分另外那百分之五十。前百分之一的人,更掌握了百分之二十財富。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更麻煩的時候,Piketty發現,現有的這一套資本主義繼續玩下去,只會讓有錢的人更有錢,沒錢的人更沒錢。因為,從1980年代以來的趨勢,就是資本利得遠遠高過工資所得。上班工作賺錢的速度永遠比不上人家以資本賺錢的速度,金錢只會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而貧富差距越來越惡化,這個資本主義是十足的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以下三張來自The New Yorker所繪製的圖,都指向了這同一個結論。


1910-2010的美國的收入差異
1910-2010英語世界各國的收入差異

1910-2010各新興國家的收入差異

這麼明顯的現象,為什麼一般的經濟學者好像都不太在意?

Piketty解釋,過去的經濟學並非對貧富差距沒有警覺,如果回到十九世紀,經濟學這門學科剛剛誕生的時候,資本主義下的財富分配,一直都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其中最重要的一號人物,就是馬克思(Karl Marx)。Piketty的書名,其實也有意向馬克思致意──Capital 指既是資本,也是馬克思的名著「資本論」(Das Kapital)。

可是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多數經濟學者已經不認為分配問題需要多加擔心。因為他們的基本假設是:資本主義會自己調節,貧富差距會在一段時間上升,但漸漸地會隨經濟發展而縮小。換句話說,貧富差距的變化會是一個「鐘形」。

這個理論由經濟學者顧至耐(Simon Smith Kuznets)在1950年代最先提出來,隨後變成一般經濟學者的預設。

但Piketty説,顧至耐錯了,其他的經濟學者也錯了。如果我們把歷史時間拉長,就會發現,顧至耐所看到的那個鐘形曲線,並非全貌。他所看到的,是二十世紀一個極為特別的時段。讓貧富差距縮小的,不是資本主義本身,而是接連的戰火──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還有大戰後重建所帶來的經濟發展。

一旦資本主義回到它的「常軌」,則貧富差距就又一次地開始拉大,並且加速。就像我們看到的,那不是個「鐘形」,而是一個「U字型」。而U字型右邊,還不知道會畫到哪裡。

貧富差距帶來的不只是經濟上的問題,對於社會政治也造成了威脅。少數人擁有大多數的財富,就有權力繼續訂定規則,有權力在政治圈子裡說話,讓他們可以繼續合法地──也因此彷彿合理地──讓自己變得更有錢。

那該怎麼辦呢?Piketty在書中也談到了解決的辦法。他說,全球都需要行動起來,一個重要的辦法,當然就是提高稅賦。可是,該提到多高才足以遏止惡化的貧富差距?Piketty等人經過計算得到的結論是:80%。

向最有錢的那群人課徵百分之八十的稅金?在現有的政治環境下,這可能嗎?恐怕很難吧。但如果不這樣,那些不屬於前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一的人,未來在哪裡?Piketty會說,去讀讀那些十九世紀的寫實小說家,他們筆下的貧窮,就是我們的未來。




註一:Piketty的網站:http://piketty.pse.ens.fr/en/capital21c2
註二:幾篇英文書評,大多給予此書非常正面的評價,當然對於部分內容也提出商榷:
Thomas Piketty Is RightForces of DivergenceWhy We’re in a New Gilded Age



2014-04-19

經過思考的人生

23:52 Posted by Feng-en Tu No comments



這是一部奇特的紀錄片,它沒有任何的情節,沒有動人的故事。它的主角,是九位哲學家。來自紐約的導演Astra Taylor,邀請他們各自挑選一個地點,一邊散步,一邊談論的各式各樣的哲學問題:真理、意義、倫理、正義、革命……。所有的觀眾,則被邀請進入這九場看似日常,卻又充滿著詰問與思想挑戰的場景之中。

這部紀錄片叫做「經過反思的人生」(Examined Life)──來自柏拉圖留下的箴言:未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看了這部紀錄片,隨後才知道,原來紀錄片的訪談內容已經出版成書。

這九段對話有太多值得摘錄的內容。他們展現了哲學思辨如何可能變得親近,同時給予人知識上的愉悅。像是Cornell West在書中描述的,一個閱讀的人,就算他們獨自一人,
,也是充滿著生命力(intensely alive),遠勝過那些走在最繁華的紐約街頭,卻未曾對身旁事物給予任何質疑和思考的人們。

West也說,哲學並不侷限在大學內。一個哲學家最原初的定義,不過是喜愛智慧的人。但他需要勇氣,去正視靈魂中的黑暗之處。他需要了解生命的侷限,接受肉身的衰敗,以及我們一天天都在邁向死亡的事實,從此處開始思考,我們究竟要怎麼樣的生活。

但哲學不只關乎自身,他也介入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來自非洲的哲學家Kwame Anthoy Appiah挑選了機場作為背景,他說,在這個空間裡頭,我們可以遇見的文化差異,可能比歷史上多數人一輩子還要多。這是在一個全球化時代所投下的挑戰,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世界上南轅北轍的價值觀?如何彼此溝通?究竟能不能找出一套普世價值?

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Martha Nussbaum,則帶著導演到了一座湖邊,她的疑問是,我們是否願意相信,每個人都有權利能夠享受美好的生活,就像每個人都有權利觀賞湖邊的美景?這裡的重點是「每個人」,不管你的性別、年齡,不管你是否身體上有任何障礙。

滿頭亂髮、喜愛搞怪的Slavoj Zizek,則走進了垃圾場,他說,這是思考「生態」(ecology)的最佳地點,任何一個喜愛地球的人,都應該以此為起點,因為:

「愛不是理想化。每一個真正愛人都知道,如果你愛一個男人或女人,你不會把它理想化。愛意味著你接受一個人所有缺點、愚蠢、醜陋,但這個人就是對你獨一無二,讓你的生命充滿意義。你在不完美中看見了完美,這也應該是我們學習愛這個世界的方式。真正的生態學家會喜愛這一切。他會帶著善意,不害怕去看見這些東西。」


2014-04-07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23:56 Posted by Feng-en Tu 1 comment

『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說來不錯,一切歷史經驗也證明了,若非再接再厲地追求在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無法達成。但要作到這一點,一個人必須是一個領袖,同時除了是領袖之外,更必須是平常意義下所謂的英雄。即使這兩者都稱不上的人,也仍然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靭,使自己能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這一點,在此刻就必須作到──不然的話,連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沒有機會去完成。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潰,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

1919年,韋伯(Max Weber)在慕尼黑大學發表了這篇名為「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如果有什麼文字可以幫助我們冷靜地、深刻地思考當下的台灣,或許就是這篇將近一百年前演講稿了。




韋伯寫著: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最主要的,是可以讓人獲得權力感。即使身居正式說來不是很高的位置,那種對人有影響力的感覺、插手在控制人的權力中的感覺、尤其是親手覺觸到歷史性重大事件之脈動的感覺,在在都使得志業政治家覺得自己擺脫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但是,他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憑什麼個人的性質,他才能不負這種權力(不論在個別當事人的情況來說,這權力多麼有限),以及這權力帶給他的責任?在這裡,我們開始進入倫理問題的領域了;因為「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到歷史舵輪的握柄上」這個問題,乃是一個倫理性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責任感、判斷力。所謂熱情,我指的是「切事」的熱情、一種對一件「踏實的理想」的熱情獻身、對掌管這理想的善神或魔神的熱情歸依。……政治家不在於熱情本身,而是要在用熱情來追求某一項「踏實的理想」之同時,引對這個目標的責任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這就需要政治家具備最重要的心理特質:判斷力。這是一種心沉氣靜去如實地面對現實的能力;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種對人和事的距離。「沒有距離」,純粹就其本身而言,是政治家致命的大罪之一;也是我們新起一代的知識份子,一旦養成便會註定他們在政治上無能的性質之一。因此,問題是熾烈的熱情和冷靜的判斷力,怎樣才能在同一個人身上調和起來。政治靠的是頭腦,不是靠身體或心靈的其他部位。政治要不淪為輕浮的理知遊戲,而是一種真實的人性活動,對政治的獻身就必須起自熱情、養於熱情。但是熱情的政治家的特色,正在於其精神的強韌自制;使政治家和只是陶醉於「沒有結果的亢奮」中的政治玩票人物有別的,也正是這種堅毅的自我克制。要想臻於這種境界,唯一的途徑,便是養成習慣,保持一切意義下的距離。政治「人格」的「強韌」,首要便在於擁有這些性質。』

『準此,政治家必須時時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種全然平常、全然屬於人之常情的敵人:虛榮。……「權力本能」──如人常說的,乃是政治家正常性質的一個部分。不過,一旦政治家對權力的欲求不再「切事」,變成純粹個人自我陶醉的對象,而不再全然為了某項「踏實的理想」服務,他就冒瀆了他的職業的守護神。因為在政治的領域中,最嚴重的罪惡,歸根究底來說只有二:不切事和沒有責任感(這兩者常常──但不是始終──是同一回事)。而虛榮──盡可能讓自己站在台前受人矚目的需要──在最強烈的時候,會引誘政治家犯下這兩項罪惡之一、甚至兩者皆犯。』

『政治行動的最終結果,往往──甚至經常──和其原先的意圖處在一種完全不配當的關係中;有時候,這種關係甚至是完全弔詭難解的。這完全是事實,甚至是整個歷史的一項基本事態。不過,在此我們不擬去證明這一點。可是,正是由於這個事態,政治行動若要有其內在的支撐定力,就必須要有追求一個理想的意圖。為了這樣一個理想,政治家追求權力,使用權力;但是這樣的一個理想究竟以什麼形式出現,乃是一個由信仰來決定的問題。他追求的理想可以是關於一個民族的、或全人類的,可以是社會和倫理性的、或著文化性的,也可以是屬於此世的或者宗教性的。他可以完全投入他對「進步」(不論在哪一種意義之下)的強烈信仰,也可以冷靜地否定這種信仰。他可以堅持應該為了某一「理想」服務,也可以在原則上否定這類要求,致力於日常生活的具體目標。總而言之,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話,毫無疑問地,即使是在外觀上看來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一切世上受造物都無所逃的那種歸於空幻的定命。』

『世界上的任何倫理,都不能迴避一個事實:「善」的目的,往往必須藉助於在道德上成問題的、或至少是有道德上可虞之險的手段,冒著產生罪惡的副效果的可能性甚至於機率,才能達成。……連古代的基督徒也很清楚,這個世界是魔神所統治的,知道捲入政治的人──就是取權力和武力為手段的人──和魔鬼的力量締結了協定,知道就這類人的行動而言,「善因必有善果,惡因必有惡果」絕對不是實情;反之,情況往往正好相反。不了解這一點的人,在政治上實際是個幼童。 』

『任何人,不論其目的為何,一旦同意採用(每個政治人物都採用)武力這種手段,就必須聽任它的特定後果的擺佈。……任何人,想要從事一般政治工作,特別是想取政治為使命所在的志業,都必須先意識到這些倫理上的弔詭,意識到在這些弔詭的壓力之下,他自己內在所可能發生的改變,是要由他自己來負責任的。讓我們再重覆一次:在武力之中,盤踞著魔鬼的力量,從事政治的人,因此是在撩撥魔鬼的力量。』

『不錯,政治確實要靠頭腦,但絕對不是僅以頭腦為已足。在今天這個亢奮的時刻裡──照諸君的看法,這種亢奮,是一次不會「沒有結果」的亢奮(亢奮和真正的熱情,畢竟是會有不同的兩回事)……。在這個時刻,我公開說,我們首先要問,在這種心志倫理的背後,有多大的內在力量。我的印象是,我碰到的十中有九,都是大言炎炎之輩;他們並沒有真正認識到,他們想承擔的事是什麼樣一回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動之中。就人性方面而言,我對這種東西缺乏興趣,更毫無使我感動之處。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為之動容。只要我們的心尚未死,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會在某時某刻,處身在這種情況中。在這個意義上,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兩極相對立,而是互補相成:這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了道地的人、一個能夠有「從事政治之使命」的人。 』

『讓我們約定,十年之後再來討論這個問題。很遺憾,我不能不擔心,到了那個時候,由於一系列的原因,反動的時期早已開始,你們之中許多人以及──我坦然承認──我自己都在盼望、期待的東西,竟幾乎無所實現──也許不能說毫無所成,但至少看起來是太少的成果;到了那一天,如果實情恐怕很難免地真是如此,我個人是不會喪志崩潰的;但不容諱言,意識到這種可能性,也是心中一大負擔。到了那一天,我非常希望能夠再見到你們,看看諸君當中在今天覺得自己是真誠的「心志政治家」、投身在這次不啻一場狂醉的革命中的人,有什麼在內在方面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