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獨立評論》(第七號)上發表了一篇《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在那篇文字裏我曾說,我要根據我個人的經驗,贈與三個防身的藥方給那些大學畢業生:
第一個方子是:「總得時時尋一個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一個青年人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若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裏打旋,就很難保持學生時代的追求知識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决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沒有問題可以研究的人,關在圖書館裏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裏也不會研究。
第二個方子是:「總得多發展一點業餘的興趣。】畢業生尋得的職業未必適合他所學的;或者是他所學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濟是多發展他的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和活動。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樣用他的閑暇時間。他在業餘時間做的事業往往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英國哲人彌兒(J.S.Mill)的職業是東印度公司的秘書,但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貢獻。乾隆年間杭州魏之琇在一個當鋪了做了二十幾年的夥計,「晝營所職,至夜篝燈讀書」。後來成爲一個有名的詩人與畫家(有柳州遺稿,嶺雲集)。
第三個方子是:「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應該信仰:今日國家民族的失敗都由于過去的不努力;我們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會白費。
這是我對兩年前的大學畢業生說的話,今年又到各大學辦畢業的時候了。前兩天我在北平參加了兩個大學的畢業典禮,我心裏要說的話,想來想去,還只是這三句話:要尋問題,要培養興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記得兩年前,我發表了那篇文字之後,就有一個大學畢業生寫信來說:「胡先生,你錯了。我們畢業之後,就失業了!吃飯的問題不能解决,那能談到研究的問題?職業找不到,那能談到業餘?求了十幾年的學,到頭來不能糊自己一張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個藥方都沒有用處!」
對於這樣失望的畢業生,我要貢獻第四個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專責備別人,更不必責備社會。」你應該想想:為什麼同樣一張文憑,別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無效呢?還是僅僅因為別人有門路有援助而你沒有呢?還是因為別人學到了本事而你沒學到呢?為什麽同叫做「大學」,他校的文憑有價值,而你母校的文憑不值錢呢?還是僅僅因為社會只問虛名而不問實際呢?還是因為你的學校本來不夠格呢?還是因為你的母校的名譽被你和你的同學鬧得毀壞了,所以社會厭惡輕視你的學堂呢?——我們平心觀察,不能不說今日中國的社會事業已有逐漸上軌道的趨勢,公私機關的用人已漸漸變嚴格了。凡功課太鬆,管理太寬,教員不高明,學風不良的學校,每年儘管送出整百的畢業生,他們在社會上休想得著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們也不會長久保持的。反過來看那些認真辦理而確能給學生一種良好訓練的大學——尤其是新興的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他們的畢業生很少尋不著好位置的。
我知道一兩個月之前,幾家大銀行早就有人來北方物色經濟學系的畢業人才了。前天我在清華大學,聽說清華今年工科畢業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種工業預聘去了。現在國內有許多機關的主辦人真肯留心選用各大學的人才。兩三年前,社會調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對我說:「今年北大的經濟系畢業生遠不如清華畢業的,所以這兩年我們沒有用一個北大經濟系畢業生。」剛巧那時我在火車上借得兩本雜志,讀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後來我偶然發現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個北大未畢業的經濟系學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幾篇研究送給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興,叫他去談,後來那個學生畢業後就在社會調查所工作到如今,總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復了一點已失的信用。這一件事應該使我們明白社會上已漸漸有了嚴格的用人標準了;在一個北大老教員主持的學術機關裏,若沒有一點可靠的成績,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幫誰尋著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裏,去年我看見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幾個月就聘定了一個北大國文系將畢業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見他在暑假前幾個月就要和清華大學搶一個清華史學系將畢業的高材生。
這些事都應該使我們明白,今日的中國社會已不是一張大學文憑就能騙得飯吃的了。拿了文憑而找不著工作的人們,應該要自己反省:「社會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學問,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沒有本領?」從前在學校挑容易的功課,擁護敷衍的教員,打倒嚴格的教員,曠課,鬧考,帶夾帶,種種躲懶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懶取巧混來的文憑,在這新興的嚴格用人的標準下,原來只是一張廢紙。即使這張文憑能夠暫時混得一支飯碗,分得幾個鐘點,終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終究要被後起的優秀人才擠掉的。打不破「鐵飯碗」不是父兄的勢力,不是闊校長的薦書,也不是同學黨派的援引,只是真實的學問與訓練。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畢了業就失業」的人們怎樣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學一點可靠的本事。二十多歲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沒有不能長進的。這個社會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點點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獎勵,一分的成績往往可以得著十分百分的虛聲,社會上的獎掖只有遠超過我們所應得的,决沒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著社會的承認的。沒有工作機會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訓練自己可以希望得著工作,有工作機會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績來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責己是生路,因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第一個方子是:「總得時時尋一個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一個青年人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若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裏打旋,就很難保持學生時代的追求知識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决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沒有問題可以研究的人,關在圖書館裏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裏也不會研究。
第二個方子是:「總得多發展一點業餘的興趣。】畢業生尋得的職業未必適合他所學的;或者是他所學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濟是多發展他的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和活動。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樣用他的閑暇時間。他在業餘時間做的事業往往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英國哲人彌兒(J.S.Mill)的職業是東印度公司的秘書,但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貢獻。乾隆年間杭州魏之琇在一個當鋪了做了二十幾年的夥計,「晝營所職,至夜篝燈讀書」。後來成爲一個有名的詩人與畫家(有柳州遺稿,嶺雲集)。
第三個方子是:「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應該信仰:今日國家民族的失敗都由于過去的不努力;我們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會白費。
這是我對兩年前的大學畢業生說的話,今年又到各大學辦畢業的時候了。前兩天我在北平參加了兩個大學的畢業典禮,我心裏要說的話,想來想去,還只是這三句話:要尋問題,要培養興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記得兩年前,我發表了那篇文字之後,就有一個大學畢業生寫信來說:「胡先生,你錯了。我們畢業之後,就失業了!吃飯的問題不能解决,那能談到研究的問題?職業找不到,那能談到業餘?求了十幾年的學,到頭來不能糊自己一張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個藥方都沒有用處!」
對於這樣失望的畢業生,我要貢獻第四個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專責備別人,更不必責備社會。」你應該想想:為什麼同樣一張文憑,別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無效呢?還是僅僅因為別人有門路有援助而你沒有呢?還是因為別人學到了本事而你沒學到呢?為什麽同叫做「大學」,他校的文憑有價值,而你母校的文憑不值錢呢?還是僅僅因為社會只問虛名而不問實際呢?還是因為你的學校本來不夠格呢?還是因為你的母校的名譽被你和你的同學鬧得毀壞了,所以社會厭惡輕視你的學堂呢?——我們平心觀察,不能不說今日中國的社會事業已有逐漸上軌道的趨勢,公私機關的用人已漸漸變嚴格了。凡功課太鬆,管理太寬,教員不高明,學風不良的學校,每年儘管送出整百的畢業生,他們在社會上休想得著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們也不會長久保持的。反過來看那些認真辦理而確能給學生一種良好訓練的大學——尤其是新興的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他們的畢業生很少尋不著好位置的。
我知道一兩個月之前,幾家大銀行早就有人來北方物色經濟學系的畢業人才了。前天我在清華大學,聽說清華今年工科畢業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種工業預聘去了。現在國內有許多機關的主辦人真肯留心選用各大學的人才。兩三年前,社會調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對我說:「今年北大的經濟系畢業生遠不如清華畢業的,所以這兩年我們沒有用一個北大經濟系畢業生。」剛巧那時我在火車上借得兩本雜志,讀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後來我偶然發現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個北大未畢業的經濟系學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幾篇研究送給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興,叫他去談,後來那個學生畢業後就在社會調查所工作到如今,總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復了一點已失的信用。這一件事應該使我們明白社會上已漸漸有了嚴格的用人標準了;在一個北大老教員主持的學術機關裏,若沒有一點可靠的成績,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幫誰尋著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裏,去年我看見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幾個月就聘定了一個北大國文系將畢業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見他在暑假前幾個月就要和清華大學搶一個清華史學系將畢業的高材生。
這些事都應該使我們明白,今日的中國社會已不是一張大學文憑就能騙得飯吃的了。拿了文憑而找不著工作的人們,應該要自己反省:「社會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學問,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沒有本領?」從前在學校挑容易的功課,擁護敷衍的教員,打倒嚴格的教員,曠課,鬧考,帶夾帶,種種躲懶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懶取巧混來的文憑,在這新興的嚴格用人的標準下,原來只是一張廢紙。即使這張文憑能夠暫時混得一支飯碗,分得幾個鐘點,終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終究要被後起的優秀人才擠掉的。打不破「鐵飯碗」不是父兄的勢力,不是闊校長的薦書,也不是同學黨派的援引,只是真實的學問與訓練。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畢了業就失業」的人們怎樣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學一點可靠的本事。二十多歲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沒有不能長進的。這個社會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點點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獎勵,一分的成績往往可以得著十分百分的虛聲,社會上的獎掖只有遠超過我們所應得的,决沒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著社會的承認的。沒有工作機會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訓練自己可以希望得著工作,有工作機會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績來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責己是生路,因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