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4-05-31

微物史觀:一個哈佛的免費線上課程


哈佛跟MIT從幾年前開始推動名為EdX的大規模網路開放課程(MOOC)。EdX當然不是最早的做這件事的,在它之前已經有Coursera與Udacity等相當成功的網站。不過EdX很積極地擴張,不斷和其他學校結盟,也持續推出新的課程。

下週一(6/2),EdX即將推出一門名為Tangible Things的新課程。Tangible,意思是觸摸的到的。這門課的主題,就是想從日常生活中的小物品出發,看看如何能夠透過他們,進入開啟各種奇妙的、意外的歷史旅程──或許可以稱為「微物史觀」。


授課的老師名叫Laurel Thatcher Ulrich,哈佛大學的歷史教授,幾年前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的會長。她研究早期的美國歷史,特別重視女性的生命經驗。她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偶然寫著:Well-Behaved Women Seldom Make History(乖女孩很少創造歷史),意外成為美國女性主義最著名的口號之一,被印在T-shirt、馬克杯、貼紙,各種地方。

二十多年前她寫了一本A Midwife's Tale: 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 based on her diary,透過研究一本產婦的日記,細緻地重建了十八世紀美國人的日常生活。這本書得遍了美國各大書籍獎項,也成為她的成名作。

她雖然想要凸顯婦女在歷史中的重要性,但卻每每在研究之時,感到困難。畢竟,在那個教育尚未普及,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裡,女性留下的資料實在太少了。不過,文獻中的空白卻引領她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一個「物」的世界。她漸漸發現,一個裁縫機,一張餐桌布,在這些與女性生活經驗息息相關的物品中,都隱含著無數的線索,讓她重新思考歷史的研究與書寫。

這又進一步帶她進入了哈佛各大小博物館的收藏。她才赫然發現,校內的歷史研究跟文物收藏,其實漸行漸遠。歷史學者進行著自己的專門研究,博物館卻只是針對業餘的歷史愛好者。在她看來,這實在太可惜了。所以她開始著手跟博物館館員們合作,並設計新的課程,讓大學生與研究生,進入博物館的庫房,展開他們各自的探索。這也成為這門線上課程的前身。

這門課程為期六週,總共十講,每一講都有授課影片,指定閱讀,以及課後作業。選課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腳步前進,也可以選擇旁聽──也就是不做作業。按部就班完成作業的人,可以得到證書一張。而所有選課的人,也可以加入線上討論,跟來自全世界的人互動。這一切,當然,都是免費的。


圖片中的這一位先生,是哈佛校園內最著名的景點:John Harvard的雕像。他也會成為其中一講的主題,關於歷史與記憶。

Laurel Thatcher Ulrich教授講話不快,很會講故事,非常適合來練習英文聽力。有興趣的人,趕快來加入吧。

最後,最重要(或最不重要)的是,敝人在下也會擔任這門課的助教,歡迎大家來上課!


順道廣告一下,EdX也有其他有趣的課程,比如著名的中國歷史課ChinaX:

2014-05-29

政府坐視少數統派學者違背程序 強行通過高中歷史課綱

23:49 Posted by Feng-en Tu No comments
(內有中德對照)

近日出現由史記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內容明顯偏頗之高中歷史課本樣書內容,再度提醒社會馬政府欲通過歷史課綱修改的強硬手段。教育部在今年1月中公布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因過程黑箱作業、由非專業背景者主導,及調整幅度超出比例等因素引起學界與民間團體的批評。所謂的課綱「微調」過程中,教育部始終拒絕公布主導本次課綱微調之檢核小組的會議記錄,並在2月10日無視反對聲浪,強行公布該課綱微調生效,將於104學年度由高一新生逐年實施。臺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指出,歷史課綱微調的模式和馬政府處理服貿的模式如出一轍,都是「黑箱作業→突然公布→強迫接受」,無論就調整內容或修訂程序而言,皆違反了民主價值。

鄭麗君委員取得檢核小組於2013年11月23日第一次開會的會議錄音,並在4月17日由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集委員何欣純委員(民進黨籍)召開的公聽會上報告。經逐字整理出來後,可以很明顯看到:檢核小組的工作項目原本只是要檢視教科書的名詞,做一份報告,最後卻由中央大學經濟系朱雲鵬教授在會議上提出臨時動議,直接成立社會科現行課綱微調的工作分組。檢核小組修改課綱這件事完全沒有獲得教育部的授權或委託,沒有任何依據。

教育部原僅於2013年8月委託國教院評估課綱是否有調整之必要,並沒有授權國教院直接進行課綱修改。國教院依例委託教學現場代表宜蘭高中成立「普通高中課程發展工作圈」,並另行成立檢核小組,針對各教科書中使用的名詞是否需要修改提出評估報告。真正負責評估課綱、由宜蘭高中主持的工作圈原訂於2013年12月31日完成評估,然而在評估完成之前,檢核小組即違反程序於11月23日的會議上提出臨時動議對歷史科課綱進行修改的動作。事實上,高中工作圈的評估結論認為國文與社會領域課綱無調整之必要。

本次對歷史課綱的微調強化大中國史觀的企圖明顯,並特別針對臺灣史的部分。根據周婉窈教授的統計,臺灣史課綱共2013字,被修改734字,修改比率高達36.4%,其中第四單元,也就是戰後部分,文字增加了56%(相較之下,世界史課綱,含世界文化史兩冊共5743字,被修改132字,比例2.2%;中國文化的996字則隻字未改)。

如此大的更動卻企圖用「微調」掩人耳目,在檢核小組未獲得教育部授權更改、並且小組成員沒有一位臺灣史學者的情況下,強硬推動本次的課綱「微調」,排除臺灣史學界和社會的參與。尤其檢核小組成員政治色彩鮮明,召集人王曉波教授為中國統一聯盟第二十一屆副主席、謝大寧教授為兩岸統合學會秘書長(關於檢核小組成員學經歷背景請見附圖)。根據鄭麗君委員在公聽會上引用的會議錄音檔,王曉波召集人在會議中表示:「抓緊憲法,部長、院長應該還挺得住」,證明王已有預期學界與社會的反彈,卻仍一意孤行。該次會議中還有成員表示:「臺師政大都被收編了,所以沒有辦法找年輕的歷史學者。這些歷史學界,我們沒有辦法找他們來,因為他們都被收編了」。

調整內容根據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涂豐恩的觀察,整體修改缺乏國際觀,並且與當代歷史學的趨勢脫節。涂豐恩舉例,原課綱強調台灣在十七世紀國際勢力變化的特殊位置,課綱微調卻單單聚焦於「漢人來臺」,沒有將這段歷史放在世界局勢的脈絡下理解,也忽略當時漢人移民和其他譬如東南亞地區的互動關係。另外在關於二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方面,原課綱著重政府、民間與國際因素的互動,而課綱微調卻只強調政府的角色。涂豐恩指出:「微調後的課綱,把重點放在官員的貢獻。這樣的歷史教育,實在很難培養出更具有世界觀的下一代」。

在課綱微調明顯違背法律程序及史學共識的情況下,馬政府下的教育部卻仍咬緊「合憲」的藉口不放,企圖迴避學界與民間團體提出的各項質疑。如周婉窈教授所言:「如果服貿協議要把我們套入中國政經體制,課綱微調就是要將我們的歷史鎖入統一史觀」,影響臺灣社會之認同與歷史記憶。面對馬政府這種態度,公民必須繼續監督課綱微調的後續發展。





延伸閱讀:
1. 鄭麗君委員發言影片417公聽會發言短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_pMOKEMHdk4
2. 臺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 <懇請持續支持反課綱「微調」的公民抗爭>https://www.facebook.com/notes/chou-wan-yao/懇請持續支持反課綱微調的公民抗爭/10201296439967821
3. 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生涂豐恩<關於高中歷史課綱微調>https://www.facebook.com/notes/feng-en-tu/關於高中歷史課綱微調/10152174270411416
4. 新頭殼2014.05.06.報導<教科書扭曲台獨 蔣偉寧:尊重言論自由>http://newtalk.tw/news/2014/05/06/46992.html
5. 20140129公共電視有話好說:歷史?政治?統獨?教育與意識形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ajHVWMQgoY
6. 天下獨立評論讀者投書林宜蘭、陳昱齊:形塑「多源」軸線的歷史敘事──《KANO》熱潮的反思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111

圖片轉載自捍台青網路圖片。


2014-05-27

為何你需要關心澳門的新聞

21:39 Posted by Feng-en Tu 2 comments

當臺灣媒體還在瘋狂追逐捷運殺人事件的同時,距離臺灣不遠的澳門,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抗爭。

這個禮拜天,5月25日,有將近2萬澳門人走上街頭。昨天,5月27日,又有超過5000人包圍了澳門的立法會。


澳門人在抗議什麼?

原來,不久前澳門政府提出了一份「高官離補法案」(全名為《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

根據這個法案,澳門許多官員,可以在離職後獲得大量的津貼。以特首來說,他在任職時每個月的津貼是月薪百分之90,離任後,津貼仍然高達百分之70;同時,他還可以享有刑事豁免權。

這份法案在缺乏與社會溝通的情況下,被送進了立法會,原本星期二就將進行投票表決。按照立法會的組成,這個法案很可能就會這麼通過了。

消息傳出來引發了眾怒。雖然澳門官方說這只要彌補制度空白,希望民眾理性,不要從體制外阻擋立法程序,但這份「離補法案」還是被認為離譜、自肥、黑箱作業。所以走上街頭的民眾要求立刻撤回,而且把矛頭指向了澳門特首崔世安──一旦法案通過,他會第一個受益。

在眾怒難犯之下,昨天澳門立法會投票決議暫緩表決。不過,法案並未撤回。

你也許不太在意澳門官員領高薪,但有一件事應該值得注意:

星期天的那一場兩萬人的遊行,是澳門自1999年回歸中國以來,最大規模的公民活動。(澳門警方宣稱只有7000人)澳門人口大約60萬,等於,每30個人就有一個人走了出來。若是臺灣的人口計算,就是有將近80萬人在街頭。

此外,跟臺灣前一陣子的社會運動一樣,很多參與遊行的是平時不那麼關心政治的年輕面孔。因為如此,不少人都說,這次遊行是澳門公民社會難得的展現,也是重要的里程碑。


臺灣對於中國的想像,特別媒體的報導,大致上不出兩種。一種是把中國看成一個市場,它代表的只是一堆數字:股市、消費力、經濟指標;另一種則是把中國等於集權政府,時時想要侵略、併吞臺灣。

但這兩種想像都不能捕捉到中國的全貌。中國還有另外一面,一個常常被忽略的一面,就是它不斷成長的公民社會。它的聲音很微弱,不太容易在媒體上被聽見。可是,借用吳介民教授的話,它卻可能開啟我們對中國的「第三種想像」。

臺灣不可能將中國拒之千里,視而不見。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思考對自己最有利的相處之道。而對臺灣大多數人而言,一個同樣重視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的公民社會,比起高官與紅頂商人,應該是更值得來往的對象吧?更不用說,雖然臺灣人自己不常這麼想,但臺港澳三地時常被放在一起比較的。澳門或香港目前所經歷的,說不定或多或少也會成為臺灣的未來。

這麼說起來,臺灣是不是應該對澳門的這個新聞,給予更多一點的關注?

附帶一提,本次活動領導人之一的蘇嘉豪,還是臺大政治系畢業的。根據他自己所說,當年他就曾經受過不少臺灣社會運動的衝擊和洗禮。

(本文圖片來自愛瞞日報官方專頁Macau Concealers

通往未來的過去 ──《百年追求》筆記之四

10:30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1980年,作家陳若曦會到睽違十八年的臺灣,帶著三十幾名旅美華人知識分子的連署信求見蔣經國……蔣經國看了連署信,只說:『一切會依法行事。』」

覺得有點熟悉嗎?那再看一段:

「1972年4月4日起,《中央日報》連續六天刊登署名『孤影』的〈小市民的心聲〉撻伐《大學雜誌》,反對學生運動、反對學術自由,反對自由派知識分子。作者說:『我的政府讓我平平穩穩維持一個卑微的生存,我已十分滿足。』」

有人追求自由,就有人想要安穩與卑微的生存,並且自稱是小市民、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是不是大多數,實在很難說,不過他們顯然不只是小市民,也不會是沉默的。

比如1986年,黨外人士又一次準備籌組政黨。《中央日報》就發表社論,高聲批評「極少數無視國家前途與法律尊嚴,置社會安危於不顧。不但不知何衷共濟之為貴,反而趁國家之危,來傷害國家的團結安定。」

「參謀總長郝柏村則說:『現在偏激份子揚言組黨,其主張實際否定中華民國,或與中共統戰呼應,或為臺獨,當然不能容忍。』」

閱讀《百年追求》所描述的臺灣民主運動,有時感覺過去其實從未過去。那些話語,過了幾十年竟還可以如此熟悉。但那樣的熟悉感,並不只是由於歷史的反覆重演,也是因為那些歷史確實還以各種形式,存留我們每天的生活之中,不曾遠離。

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聯合報的報導。

1960年臺灣舉辦地方選舉,卻不斷傳出舞弊的問題,當時一群人士舉辦了「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在選後發出了這樣的聲明:

「國民黨黨政當局在地方選舉爭策動的種種違法舞弊措施,都是由連震東以臺灣省民政廳長的的身分,直接間接負責推動和實施的。時至今日,在臺灣各地選民的心目中,連震東以成為摧毀臺灣地方選舉的執行者。老實說,國民黨黨政當局如果稍有悔悟之心,便應先革連震東之職,以謝國人。連震東如稍有負責之恥之意,更該引咎辭職,以求贖罪於選民。」

連震東是誰呢?你或許知道,他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黨營《中華日報》社長,之後又當過國大代表、國民黨副秘書長,並且官運亨通,高昇至內政部長、政務委員。當然,他有一個我們今天更熟悉的身分:他是連戰的父親,連勝文的祖父。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父親:《臺灣通史》的作者連橫……

不過當年,《百年追求》的作者告訴我們,「連橫因為寫詩,被邀請加入臺灣中部著名的文學團體『櫟社』。連橫後來在日本報紙上發表文章,為日本殖民政權的鴉片政策辯護,社友提議將其開除。可是根據社規,唯有『污損本社名譽者』始能開除。

「理事會議討論的時候,林獻堂發言說:『污衊我先民,以做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需吸阿片,似此寡廉鮮恥之輩,何云不污損本社名譽?』《臺灣民報》也因為連橫的文章而不願聘用連震東。」

「林獻堂在發言主張開除連橫之後一週,連橫和連震東父子拜訪林獻堂,請其向《臺灣民報》說情。林獻堂也確實做到了父罪不累及子原則,寬大地向報社說:『震東頗可造就,且不可因其父而棄之。』」

至於臺灣的另一個大家族──辜家──也被寫進了這段歷史之中:

「臺灣第一御用士紳辜顯榮已於一九三七年過世,家族事業由辜振甫主持。辜振甫,一九一七年生,自幼稚園起就受日本人一樣的教育,被《臺灣新報》總主筆伊藤金次郎描述為『容姿端麗、舉措闊達,頗有貴公子氣質,在日本軍、官方的社交圈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其長袖善舞的社交風格,更被視為臺灣頂尖人物。』」

這些形容讓人不禁想起辜的孫輩辜仲諒,同樣受到媒體萬般寵愛。即便當時捲入陳水扁前總統弊案,逃亡兩年,以通緝犯身分回臺,不少媒體還是說他「帥氣」、「風流」。甚至在他做偽證的行為尚未被揭露前,還有報導說他默默地做公益,彷彿為善不欲人知。也許是臺灣社會對有錢人特別寬容?又或者該說是財團與媒體之間的盤根錯節?

回到辜振甫。

「戰爭末期,辜家在上海的財產因戰局激化即將泡湯,辜振甫央託臺灣軍高層,以軍隊機關名義,將三百五十萬會回臺灣。為了表達對軍方的謝意,將其中一百萬圓捐贈軍人遺族援務費。當時報紙還以〈辜振甫氏之美舉 捐獻軍人援護費 一出手即百萬圓〉,稱許他的慷慨豪舉。」

「不料,日本即將戰敗!辜振甫與其說捨不得這一百萬圓,毋寧說是擔心此事被中國官方知道,後果堪虞,因而翻臉不認人,反過來向軍部索取這筆鉅款。伊藤金次郎認為『這是需要相當厚臉皮才做到的事。』」

但或許正是如此,才能保住辜家在臺灣的事業版圖吧。

(弔詭的是,辜振甫在戰後曾經因為被指為漢奸、臺獨、意圖與日本人「共同陰謀竊據國土」而逮捕,判刑兩年兩個月。而他在坐牢期間,正好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辜振甫因此逃過一劫。)

吳三連(左二)當選臺北市第一屆民選市長後在辦事處與支持者舉杯同歡。


歷史中好像總是有些聰明的或幸運的人,可以永遠站對的那一邊,另外有些傻子則永遠站錯了邊。我們該欣羨那些聰明人還是記得哪些傻子呢?我們又該選擇當聰明人還是傻子呢?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國》出版了最後一期,社論由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執筆。他有很清楚的答案:

「在這個小島上,他們曾收買了一些無思想無原則為利是圖之徒。他們正同在大陸掌握政權時代一樣,在臺灣把有人格有氣節有抱負的人很有效地消滅殆盡了。他們控制了一群以說謊造謠為專業者。他們控制著一群藉著幫同作惡以自肥的人。他們控制著藉唱萬歲而飛黃騰達的『聰明人』。他們製造成千成萬當面喊擁護叫口號的政治演員。他們控制著臺灣一千萬人的身體。然而,除此之外,他們還控制著什麼呢?」

「他們不能控制的東西太多了。國際局勢的演變他們不能控制。臺灣人心他們不能控制……自由,民主,人權保障這些要求,絕不是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私人所能擁有遏阻的。」

在那樣的年代裡,殷海光所說的這段話,與其說是關於現實的描述,還不如是一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未來的期許。只但願這樣的樂觀和熱情,也能夠跟著我們,繼續臺灣對於自由和民主的下一個百年追尋。


祖國與奴化的臺灣人──《百年追求》筆記之三

04:00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派兵來臺接收,原本該是歡欣鼓舞的回歸,結果卻完全走了樣。

第一個震撼,來自想像與現實間的落差。來臺的祖國國軍,並不如預期般地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士氣高昂。相反地,許多人印象中見到的,是一支剛剛脫離戰場,疲憊不堪的隊伍。

雖然如此,《百年追求》的作者提到,當時社會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

「你不要小看這些祖國兵喔,他們揹著雨傘,雖然不好看,但是當遇到敵人時,傘一張開,可以飛天呢!」

「你以為祖國軍隊怎麼打敗日本兵的?他們厚厚腫腫的綁腿裡,綁著鉛塊呢!平時練腳力,緊急時就可以飛簷走壁阿。」




相反地,負責接收的官員們,對於本地的臺灣人,卻是看不太順眼:

「1946年四月底,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范壽康在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演講,公開指控臺灣人抱有獨立思想,意圖臺人治臺、排擠外省人員、對接收工作採取旁觀的態度,因此,他指控『臺灣人完全奴化了』。」

除了「奴化」之外,在當時的官方報紙如《臺灣新生報》上,臺灣人也被說是「崇日」、「自卑」,「沒有人才」、「不解國文國語」、「缺乏民族精神」,所以必須「肅清日本思想毒素」。換句話說,就是要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經過六十多年,類似的論述又在最近重出江湖,不能不說有點奇妙。)

但「臺灣人奴化論」引起強烈地爭論,當然也引發反擊。1946年,王白淵就在《政經報》上發表一篇〈告外省人諸公〉,他說:

「臺省本是一個富有秩序的社會,雖是在日人高壓之下,還有保存著自己的社會道德,不能泯滅的志氣。……臺省在各方面,具備近代民主社會建設的諸條件。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臺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為不能當權之口吻。我們以為,這是鬼話,除非別有意圖,完全不對。……只以為不能操標準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淺薄,過於欺人。

臺灣自有臺灣之衷,頂愛臺灣人亦是臺灣人。我們以為臺胞應該負起歷史的使命,不可將自己的命運送給外省人。在以臺治臺的原則上,共同奮鬥,才有一天可以像人。」

不過,該如何以臺治臺呢?當時,林獻堂和廖文毅提出「聯省自治」的說法,意思是說「軍事、外交、金融等全國事務,都交給中央來辦;普通行政、交通、教育、產業等地方性事務,交給省來辦。」

「聯省自治」不是林獻堂等人發明的。民國初年,就有人認為應該效倣美國,採取聯邦制,將權力下放到地方。梁啟超支持、胡適支持,連毛澤東都曾經主張各省獨立,而且就應該從他的故鄉湖南開始。他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寫著:

「二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而推動「聯省自治」的要角之一,則是主掌廣東的陳炯明,為此他還跟主張統一的孫中山起了嚴重衝突。陳炯明為了理想或是個人利益,很難簡單說清楚,或許兩者都有吧。不過後來陳炯明不敵國民黨軍隊,黯然離開政界,不但他自己被視為判徒亂黨,聯省自治的想法也沒能實現。

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

幾十年後,當時林獻堂等人再次「聯省自治」的說法,官方代表當然不同意,立刻質疑:「閩人治閩、粵人治粵這種論調,還有排斥外省人的意思,不是嗎?」

林獻堂聽了連忙解釋:「絕對沒有驅逐外省人的意思,外省人儘可來台灣發展。」廖文毅也補充說明:「我們主張的『聯省自治』,其實就是美國式的民主。」

當然,這樣的說法並未被接受。

在這種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省籍間的衝突浮上檯面,並不讓人意外。甚至到了60年代,即便是在民主運動的內部,省籍之間的緊張也並未消散。

當時《自由中國》為中心的團體準備籌組新黨,可是「1960年五月雙方合作組黨的計畫進入行動階段的時候,雜誌社的健筆戴杜衡警告雷震說,『把臺灣人搞起來了,大陸人要受其欺壓的。大陸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贊成這個作法。』」

談論省籍問題不是一件讓人舒服的事。但就在不久之前,省籍還是一個非常熱門,容易引發強烈情感的議題。記得李敖大師當年還曾經鐵口直斷,馬英九絕對不會當選總統,「因為他是外省人」。不過大師的預測也會失準。今天在媒體上談論這個問題的頻率似乎開始減少,在我身旁,和我同一個世代的人,似乎已經不覺得彼此省籍區別特別重要,沒必要分,也常常也分不出來。

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族群能夠和平共處,彼此融合,當然是好事。不過回歸歷史,如果要真正瞭解臺灣社會的發展,不可能將省籍因素視而不見。比如,到70年代中葉,「高普考錄取名額,一直是根據以前在大陸時的人口比數,亦即,每一個在台的外省人,擁有比臺灣人高一百八十六倍的錄取機會。」

換句話說,對於那個時代的人而言,省籍不只是一個抽象或虛構的問題,而是對日常生活有著直接而實際的影響。高普考不過是諸多例子之一。從歷史經驗與生活型態的差異,到實際利益分配的衝突。肯認這一點,我們或需會對許多仍然存在臺灣社會的現象,有更深刻的理解吧。


*通往未來的過去 ──《百年追求》筆記之四
http://histopolitan.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1910.html

民主運動中的女性──《百年追求》筆記之二

00:46 Posted by Feng-en Tu , , No comments

1941年12月,當時就讀彰化高女的學生丁韻仙,因為被發現「藏有抗日文字」為由,被學校退學。她的生父、養父和三叔──全都是反殖民主義者──前往學校處理,但第二天,丁韻仙就被逮捕,關進了彰化看守所。當時也被囚禁在彰化看守所的,還有著名的作家賴和。

臺灣民主的百年追求,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像丁韻仙這樣的女性。這並不是因為她們人數龐大;正好相反,能夠直接參與政治運動的女性,一直都是相對少數、弱勢,很容易就被忽略不計,但正因為難得,她們的出現才更值得注意。

丁韻仙出生的1923年,當時日本國內各種社會運動已經風起雲湧,解放婦女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婦女運動者在在挑戰保守的社會觀念。同一時間的殖民地臺灣也並未落後,各種婦女社團陸續在各地出現,如諸羅婦女共進會、臺北無產青年女子部、宜蘭婦女讀書會、高雄婦女共勵會、汐止婦女風俗改良會。

1926年2月,一位女性運動者謝玉鵑在《臺灣民報》上發表〈猛醒吧,黑甜鄉裡的女青年們〉,「控訴傳統婚姻的毒害,批判男尊女卑價值觀」。謝玉鵑曾經就讀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因景仰蔣渭水的抗日運動,常常出入臺灣文化協會,成為活躍的臺北無產女青年,一九二五年,謝玉葉與同學黃細娥因參加文化協會活動,幫忙散發反日傳單,遭到警察傳訊,被第三高女開除學藉,只好到上海,進入上海大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另一位領導人張麗雲在結婚時,特別聲明「不用聘金,不用賀禮,不注重一切形式」,身體力行,打破當時的社會習俗,獲得許多追求自由的報刊的好評。

更著名的應該是臺灣共產黨的領袖謝雪紅。1926年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了一篇對她名聲不利的報導,但一開頭的描述,仍說她:「文明女子也。訪問男子,談論自由戀愛,非孝論、女子解放、赤化主義、社會主義,男子萬不及也。」

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往往連結在一起。政治上的改革,也是思想觀念的解放。目標解放弱勢的共產黨會吸引女性黨員,也許不是偶然?

謝雪紅和她的同志(http://www.epochtimes.com/b5/7/2/27/n1631600.htm)
可惜的是,戰後的臺灣社會,不僅在政治體制上封閉,社會風氣似乎不進反退,回到一種保守的氛圍。不知道是《百年追求》的作者並未特別留意,或是歷史真是不進反對,當年那些不顧他人眼光,參與社會改革的女性,似乎從這段時間的民主運動中消失不見。

1950年代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刊物《自由中國》,聚集了一批頂尖的知識份子,從胡適、雷震,到張佛泉和殷海光,但仍是以男性為主導。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省議會被稱為「五龍一鳳」中的那一鳳──許世賢吧。(下圖右二)嘉義人當然都知道,她的女兒就是剛被提名為監察院長的張博雅。

許世賢畢業於臺南第二高女畢業,後來進入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據說當年的她除了讀中華文化經典,還書架上還有孫中山全集和馬克思全集。畢業之後,許世賢回臺灣開業。「一九四五年被任命為嘉義女中校長,一九四六年當選為嘉義市議會議員。一九五四年當選省議員,一九八二年當選嘉義市長。」

許最經典的事蹟之一,是當年228事件發生時,軍民雙方對峙,情勢緊張,「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裡沒有人敢把國民黨政府發出的停戰指令,送進駐守在嘉義機場的軍隊」,沒有男人敢做,最後只有許世賢接下了這個責任。

後來省議會又有了剽悍的「南北雙嬌」:黃玉嬌和蘇洪月嬌。作者提到,1960年以《自由中國》為核心的一群人,要準備籌組新黨,因而召開會議。「會議中,桃園的黃玉嬌認為原訂的十五名召集人中女性太少,強烈要求增加一名女性,並且當仁不讓要求列名召集人。」如果在今天,她應該就是「挺身而進(Lean In)」的範例了吧。


當然這些少數個案,並沒有根本地挑戰社會的性別觀念和結構。真正的變遷還要等到1970年代以後,當時第一位點燃野火的,是後來成為副總統的呂秀蓮。

她當時出版的《新女性主義》一書,算得上戰後臺灣婦女運動的先聲,她在書中呼籲「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今天看來未必是多麼激進的主張。但本書還沒出版,就被內政部拒絕版權登記,理由是「該書立論與我國傳統觀念不能相容,言論有失偏激」。警備總部也說「該書醜詆我國固有文化」,又說它的內容「有乖社會倫常及有悖人情公序」。

追求民主和追求男女平等哪個比較危險?在威權體制的眼中,也許一樣危險吧。

但從那時候開始,女性又一次回到了民主運動的舞台。在美麗島事件大審中,就有呂秀蓮和陳菊。後來天下雜誌的創辦人殷允芃親眼目睹這起重大事件,她說陳菊讓她想起秋瑾。

在描述這段民主歷程時,時常被翻出來的一張照片,是一群為美麗島事件辯護的年輕律師,並排坐在一起,穿著律師袍,拍了一張大合照,意氣風發。其中不少人後來當然都進了政壇,包括陳水扁、謝長廷到蘇貞昌。

但還有另外一群人,沒有機會那麼從容不迫地合影留念。她們是政治受難者的妻子們。她們在丈夫入獄之後,擔負起了同樣的責任──或許是更重的責任。像其中一個人描述的,很多時候都是「陷於大人叫,小人哭,狗亂尿,諸多事情糾結不清的星期天大白天的混亂裡。」

有一次這群受難者家屬聚會,突然有大報的記者來訪,來意不明。主人許榮淑(張俊宏的妻子)勉為其難地去接待。

「她(許榮淑)讓我們一大群女人都悄悄躲進客廳旁邊的房邊,關上門,才按鈴請那位記者上樓。客廳裡面,寒暄,喝茶,問答,大概半著鐘頭不止。我們十幾個人擠坐在放著單人床和書桌的小房間裡,一聲不出,靜默聆聽。要是那位記者在客廳裡一個晚上不走,我們大概就會在小房間裡坐一個晚上不出去。他一定知道當時屋裡有很多女人,因為玄關滿地都是女鞋。他或許也能夠從明明有很多人,但是卻聽不見聲音的,不自然的安靜裡,知道大家害怕他所代表的媒體,和這個屋子外面的世界。」

安靜、害怕,還有一群擠在小房間裡的女人。那個時代的氣氛,彷彿就濃縮在這樣一個故事中。但那令人害怕的人總會離開,終有一天門會打開,而小房間裡的人們會走出來。當她們走出來,她們也會一起改變屋子外面的那個世界。


找回擁抱世界的臺灣──《百年追求》筆記之一

00:36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自由和民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一點是老生常談了。即便如此,我們似乎很少去想:那自由和民主到底是怎麼來的?《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讓我們看見臺灣如何從經歷殖民地、威權體制,走到了今天的模樣。

這三冊書,第一冊寫日本時代一直到228,第二冊寫5、60年代,雷震、殷海光到李敖的文星雜誌,第三冊寫70年代的黨外運動和美麗島事件,一直到組黨的過程,還有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各式社會運動。串起來的故事確實就像漢娜.鄂蘭所說:「政治上的教訓是:大多數人在恐懼中會屈服,可是有些人不會……人道上的教訓是:我們無需要求更多,光是如此,就足以讓地球適合人類居住。」


在這一百年追求民主的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有一個非常具有國際視野的開端。這麼說,不只是1920年代臺灣的知識菁英們可以到東京留學, 並在這麼帝國首都接觸到最新的政治思潮;更重要的是,當他們在思考臺灣問題,無論是自治、解放,或獨立,想的都不只是臺灣,而是把臺灣放當時的世界性框架下。因為如此,他們知道如何對外結盟,也擁有更多的思想資源能夠參照。

比如來自南投的彭華英,就曾經和中國和朝鮮的朋友組成「新亞同盟國」,目標要「追求民族解放,實現亞洲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在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主導下,國際間出現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呼聲,臺灣人就是抓住了這麼所謂的「威爾遜時刻」。(雖然事後證明威爾遜對東亞殖民地事務並不關心。)

彭華英因此「多次與菲律賓、印度、朝鮮民族運動者在上海大東旅館開會,計畫派遣遠東弱小民族代表前往華盛頓會議請願,要求殖民地獨立。」

討論的時候,來自中國的代表認為臺灣解放後應該回歸中國,但彭華英對臺灣的未來有不同的想像,他說「我們臺灣人希望能如比利時一樣,獨立成為永久中立國。」

更早一些,1907年,林獻堂在日本見到了他的偶像梁啟超,希望祖國的知識份子能幫忙臺灣脫離殖民統治,梁啟超很坦白地說,祖國目前自顧不暇,幫不上忙。但他倒是給了一個建議,要林獻堂等人學習愛爾蘭獨立的經驗,這一點似乎確實啟發了林獻堂和之後的臺灣議會運動。──現在有多少人在思考臺灣問題的時候還會想到比利時與愛爾蘭呢?

除此之外,臺灣人也參與1922年創刊的《亞細亞公論》,「該刊同時使用了日本語、朝鮮語和中國語三種語言。」而且還吸引了來自印度、中國等地的作者。

另一位連溫卿則積極學習當時發明出來的人工語言「世界語(Esperanto)」,而發明世界語的初衷,就是「反對歧視、人類一家」。連溫卿後來左傾,走向超越地域的社會主義,當然不是偶然。

就算還是殖民地,當時的臺灣知識份子和運動家們,仍然並不覺得這座島嶼太小,只能受人擺佈。相反地,他們很強烈的雄心壯志,把臺灣和世界連結在一起。蔣渭水的一番話,應該具有代表性,他說:

「臺灣人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提,亞細亞民族聯盟則世界和平的前提。……我們臺灣人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策進亞細亞聯盟,以達成世界和平與全人類最大幸福的使命。簡單說,我們臺灣人手中,握著世界和平的第一把鑰匙呢。」

另一份名為《臺灣》的雜誌,在創刊號上也說:做為「地球一部分之臺灣、人類一份子之島民,應急起直追適應新時代,啟發精神的、物質的文化,從而貢獻於改造世界的大業。」

1920年代的臺灣人就想著要改造世界,看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我們今天還能有這樣的視野,還敢懷抱這樣的夢想嗎?


當然,隨著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抬頭,戰爭越演越烈,這些懷抱亞洲主義乃至世界主義的想法,若不是漸漸消散,就是被扭曲成為帝國服務。二次大戰之後,臺灣回歸祖國,思想上更是越來越貧瘠,而能有的選項也越來越少。說來說去就是新生活運動與中國文化復興運動。

在思想的審查與控制下,左拉被禁、托爾斯泰被禁、梭羅被禁、狄更斯被禁、契可夫被禁、羅素被禁、《韋氏新世界大辭典》被禁,甚至連1977年的《山葉機車使用說明書》也因為「內容猥褻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動他人犯罪」被禁。

切斷了這些與外在世界的連結,蔣經國總統還安慰大家:「我們如果能將國父遺教領袖訓詞詳細閱讀,反覆研究,則一生足夠研究,儘夠應用了。」

這話可不是隨便說說,而是對臺灣知識界有著直接的影響。前一陣子讀到一本1981年出版的《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作者深受黨國栽培,留美博士,後來回臺灣任教,還曾擔任哲學系系主任。他在書裡講到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是這樣說的:

「哈氏目前才五十歲出頭,正式年富力強之時,尚值世人拭目以待,他的重要著作如『理論與實踐』、『知識與人類興趣』、『科技之意識型態』等都已深受西方學術界重視,如果他在有生之年,還能在多多接觸中國哲學與三民主義,相信對其學術生命的開展,將有更突破性的境界。」

靠著三民主義就可以拯救全世界。就是有那樣的時代。

戰後一連串的高壓統治,讓一群有機會接觸到國際思想的讀書人──包括本省與外省的──消失在臺灣,臺灣第一位留美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的林茂生,就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後來的陳文成事件,也是如此;更不用提還有一群海外的黑名單。臺灣本省的政治菁英,大多只能在地方上經營;掌握著論述權的知識菁英,大部分力氣都得花在和獨裁的黨國體制對抗,對於其他的議題,討論似乎都不像前一個世代那樣的充滿想像力。

當然,1970年代後期,海外的民主運動逐漸了累積了力量,島內的運動者似乎也越來越清楚,要跟龐大國家機器對抗,只靠自己微弱的力氣實在難以成事。因此,像世界臺灣同鄉聯合會或是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都積極向美國遊說,希望藉著另一個帝國的力量,來防止專制體制的暴衝。結果後來這些海外勢力真的成為了民主運動重要的力量。

這似乎是又一次臺灣與世界連結的契機,當然,你可以說,那還是一個非常美國中心的世界。藉著倚靠一個帝國去對抗另一個帝國,似乎是弱小民族的不得不然。只是,一百年的那個弱小民族,就可以有這麼國際化的視野,積極的尋求與外在世界的連結,並藉此來思索自己未來的命運,一百年後的我們,會不會反而比不上他們呢?

更何況,臺灣並不真的那麼小啊。臺灣的土地跟比利時差不多大,人口在全世界在全世界排名第52,比澳洲、荷蘭和智利都還多一點;就貿易而言,是美國第11大夥伴,歐盟第21大。

或許是在黨國年代的教育體制與扭曲的世界觀下,我們太習慣用超級大國的尺度來理解自己,老是認為我們還擁有這個物產豐隆的大陸,或者能與英美強權平起平坐,結果老是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如果歷史能夠指引未來,那這段故事或許就是在說,我們需要從思想上開始改變,找回那個願意擁抱世界的臺灣。


*民主運動中的女性──《百年追求》筆記之二:
http://histopolitan.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5372.html


2014-05-15

革命加戀愛──來自爪哇的抗日英雄,或臺灣的歷史記憶

18:24 Posted by Feng-en Tu No comments

下面這位帥哥叫羅福星,1886年生於印尼爪哇的巴達維亞,今天的雅加達。他祖籍廣東,母親則是印尼葡萄牙裔人──你或許對這個名字還有些印象。

1914年3月3日,正好一百年前,他因為在台灣發起抗日運動而被日本逮捕,在這天遭受絞刑而死。那一年他29歲。



羅福星在21歲就加入革命組織同盟會,後來又回印尼組織敢死隊,最後到了台灣,並以同盟會的名義,發起抗日行動。活動力這麼強的他,要是活在今天,或許也會加入各種社會運動,對著政府官員丟鞋子吧。

羅福星在22歲的時候,受父母之命成婚,這位正室也為他生下了兩個孩子。但在他為革命奔走、短暫的一生中,他也曾經為兩位女子所傾倒。

一個叫張佑妹,是他的革命夥伴。當年日警在四處搜查羅福星,追到了張佑妹家。張佑妹出面應付日警,羅福星則從後門溜走。結果張佑妹被帶回警局,整整一天後才被放出。羅福星因此對她又是敬佩,又是感激。

兩人一路攜手革命,據說張佑妹曾經問他:「事成之後,帶我回廣東,還是和我在台灣?」

只可惜兩個選項,最後都無法實現。

羅福星革命生涯中的另一個女人,叫做游金鑾。兩人相識在上海,相遇之時,游金鑾還是學生,但兩人立刻就展開了密切的來往。只是,根據當時臺灣新聞的報導,當時還出現了姓趙的女子。羅與趙兩人惺惺相惜,不能自已。報紙記者宣稱:「羅與趙互以革命自雄,趙之視羅如台灣孫逸仙,羅之視趙氏亦如第二之秋瑾女史。」

但這段關係,隨著羅福星遭到日本政府追捕而終究無疾而終。反倒是與游金鑾的感情,隨著革命活動而越來越熾烈。

1914年,羅福星終於被逮捕入獄。在囚禁期間,他想起了游金鑾,因此提筆寫一封信,給他的紅粉知己。信中寫著:「今日之離別,不變鴛鴦締盟,儘可期於他日地下相逢。我為聖賢,卿為烈婦,是余所望於卿者。……卿愛我之情,如山之高,如海之深,如余無報卿之日,則空余十載遺憾。……余對卿之情,濃於妻子,妻子之別,若三餐之飽,即可消憂。」

信中最後寫道:「書中暗淚數行,種種思卿,無端憶起愛卿,有無限斷腸之思。……不幸此生若無重逢之期,當再會於閻王案前,千載夫婦之約,永遠不變。」

情感澎湃的羅福星,也寫下了四首寄卿之詩,其中一首說:
「午夜西風一段情,月光人影兩分明。台灣哪有春秋別,連理枝頭善感情。」

不久後,羅福星便被宣判死刑。

曾經有段時間,羅福星是中華民國政府最推崇的抗日份子、革命先烈。他曾經參加黃花崗之役的身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出來宣傳,強調日本殖民時代,「臺胞」對中國大陸的情感。中國國民黨黨中央委員會給他的祭文,上頭寫著:「國魂常駐、民族永生、當復大陸、以慰英靈。」連總統蔣中正都給予他褒獎令。

民國60年代,中國國民黨曾經以出版過一套先烈先賢傳記叢書,羅福星自然也名列其中。受邀執筆的傳記作者,名叫羅秋昭──她是羅福星的孫女。事實上,這本《大湖英烈》出版的前三年,羅女士才剛剛在黎明出版社下出版了《羅福星傳》一書,為記錄她爺爺的事蹟不遺餘力。

只是,孫女寫祖父,不免動了感情。她說先祖父「以一個不滿三十歲的青年,肩負千均,胸懷萬甲」,可以算是有「千秋不朽的精神,與光輝燦爛的勳業」。又說苗栗事件「遍佈全省,波濤壯闊……當時犧牲志士多達十餘萬人。」

這描述看來十分動人,唯一的問題是跟史實有些差距。當時日本對於羅福星等人的行動,確實十分嚴厲,展開大規模的搜查與逮捕。第一次臨時法院的檢察官,先是受理名297被告,其中有125五人,因為證據不足,而予以不起訴的處分,有3人移送他案。另外有169人,送交法院審理,其中6人遭到判處死刑,而且立刻執行,131人分別判處4年到15年不等的徒刑,最後有32人無罪釋放。

當時日本政府所用的法令,是為了鎮壓臺灣社會而制定的「匪徒刑罰令」,比一般的刑法更加嚴苛,只要是被認定為武裝反抗的首謀,就會被判處死刑。羅福星也在這一次被判死刑的6人之中。

可是他沒死。因為審判當天,他缺席了。

是在第二次的搜索中,羅福星才遭到逮捕,並接受審判。對於前一次缺席卻被宣告死刑判決,他十分不服。在法庭上,他說:「本人於大正元年十一月間,乘輪船至臺灣。當時目的,係視察臺灣狀況,絕無圖謀不軌之心。」

日本政府指控他有意革命,他則說:「此不過真係一種腹案,並無確實之成算;屬於未必之事。而臨時法院竟以缺席判決,宣告死刑,不可不謂不當。」

而這一次的審判,和前一次很不一樣,因為日本方面開始允許律師參與。因此法庭出現了幾位日本律師,積極地為被告們辯護,幫他們開脫,並和檢察官展開唇槍舌戰。這些律師一再強調,使用超越一般刑法的匪徒刑罰令,實在不妥。其中一位律師姉齒松平就說:「將懲罰土匪而設的刑令,適用於革命案件之被告人,是否恰當,是不能無疑問也。」

另一位高橋正義律師則說,這案件根本不是革命,不過是場詐欺。羅福星不過是因為「在上海亦有情人,在臺灣亦有情人,真係一豔福之人」,開銷很大,才會以革命為藉口,犯下詐欺罪。他說,羅福星是否適用匪徒刑罰令,值得爭議,至於其他受騙上當的人,大多屬於無知份子,當然應該無罪。

日本檢察官對於這些說法非常不以為然,在在強調非得嚴懲不可。可是另外一名北村律師,又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辯護。他說,本次檢察官起訴大多是依賴自白書,可是「警察方面,多少不無激烈訓問;故此自白為恐怖之意念所驅使而供述者,尚望充分斟酌為由。」姉齒與高橋兩人,也接連對自白的證據力提出質疑。

雙方你來我往許多回合。最後判決出來,羅福星一人遭到判處死刑,其餘一百多人,則分別接受長短不等的有期徒刑──「當時犧牲志士多達十餘萬人」的說法,不知道是從何而來?

不要誤會,我絕非要說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值得感念。只是,回到歷史情境中,事情往往不是那麼黑白分明,「日本人=壞人」、「抗日份子=英雄」的簡單公式,只會掩蓋了很多複雜的細節,關起了可能的思辨空間。這場審判大戲,其實充滿著值得探究的課題,比如日本法律體系與統治手段的演變,日本律師與殖民時代臺灣社會的關係(曾經聲援台灣農民運動的布施辰治是另一個例子),凡此種種。

其實,強烈意識型態下寫出來的歷史,或許只會加速了一般人對於羅福星的冷漠。政府的宣傳搞了老半天,羅福星的名氣可能還比不上羅福助。

不過最近羅福星又要回來了。新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綱,在抗日事件的地方規定要寫羅福星,在辛亥革命的地方,也要寫羅福星。馬英九總統,在今年3月2日也親自出席「抗日烈士羅福星殉難100周年追思大會」。可是,在後威權時代,還有多少人在意政府製造出來的神話符號?政府越是急著塞進人民腦中的東西,會不會反而激起大家的反感?有多少人會在意這樣的追思大會?

我讀著羅福星的事蹟,想到前陣子有群人(包括在學運期間莫名其妙暴紅的王炳忠)跳出來,在電影上映前,便急著指控魏德聖導演的KANO宣傳皇民史觀,為殖民美化云云。

我想,這些人與其氣急敗壞,想要摀住他人的眼睛嘴巴,或者用粗暴的政治手段,強行灌輸歷史記憶,何不多花一點時間,想想如何讓自己想法打動他人。羅福星的故事,革命加戀愛,理想與犧牲,本來是最好的戲劇素材,男主角還這麼帥,實在可以拍一部:「來自爪哇的你」。

教育部沒說的,投奔新中國的臺灣人

12:27 Posted by Feng-en Tu , 3 comments

文:陳力航

不久之前,教育部不顧學界抗議聲浪,強行「微調」高中歷史課綱,課綱中加進了兩點:

1-3 說明臺灣與甲午戰後晚清變法運動與辛亥革命之互動,包括孫中山來臺尋求臺人支持,以及臺人參與革命及中華民國之建立。 

2-1 說明中華民國宣布對日抗戰並聲明廢除馬關條約、抗戰中軍民死傷慘重,以及臺人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 

在日本時代,臺灣人前往中國參與中華民國建國,或在戰爭時期協助抗日的,確實不乏其人。但是重點來了,他們只不過是屬於「日本時代前往中國的臺灣人」裡頭一小撮人。若是教科書真的依照微調課綱去寫,我們只會看到這少數中的少數,不明就理的受教者甚至會認為「日本時代的臺灣人前往中國,就全然只是協助中華民國建國、協助抗日」。這和史實有極大的落差。

那麼,前往中國的臺灣人,到底都去了哪裡?又做了些什麼?這才是必須問的問題。

我們就從兩個臺灣醫生的故事說起。

http://goo.gl/uC2slC
第一位是吳秀全。

在日本時代,臺灣人因島內習醫機會競爭,所以不少人選擇前往外地習醫。其中以前往日本內地的人數最多,其次是就讀日本帝國圈內如朝鮮、滿洲,或是日本在華勢力圈內的醫學校,如廈門、青島等。就讀中國人創辦的醫學校的臺灣學生也不是沒有,只是人數上可謂少數。

1939年初,東亞醫科大學(其後改為東亞醫科學院)在日本政界多方贊助下,即將於青島成立,並預計在4月下旬開始在日本內地、朝鮮、臺灣舉辦入學考試,預計招收兩百名學生。

同年3月26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東亞醫科大學的招生訊息,也吸引了許多臺灣人前來報名,出身新竹的吳秀全參加了這次考試。之後東亞醫科大學公布錄取名單,吳秀全就在其中。他因此成為東亞醫科學院第一屆的學生。 

1943年,吳秀全自東亞醫科學院畢業。但從那一刻開始,他走上了與同學們極為不同的人生道路:他加入了共產黨,開始在八路軍山東縱隊從事醫務工作。

(吳秀全的同學畢業後多在山東、華中的日本醫院服務,或者隨著派遣團前往海南島。)

一直到二戰結束後吳秀全也並未返台,而是留在山東的醫療機構任職。戰後的青島醫專(1944年改名)歷經多次更迭,成為今日青島大學醫學院。戰後,吳秀全曾先後任濟南軍區總醫院婦產科主任、軍醫學校教研室主任等。日後當青島醫專的日本校友返校參觀時,也曾與吳秀全見面敘舊。1980年代,吳秀全先後擔任濟南市與山東省的臺灣同胞聯誼會會長、山東政協委員、濟南人大常委等職,並於1989年過世。

吳秀全所留下的資料並不多,筆者只能以《青友史》(青島醫專校史),以及藉由訪問吳秀全的同窗而得知相關訊息。青島醫專的臺灣學生當中,與吳秀全有類似經歷的臺灣人還有一位,名為李惠宗。李惠宗戰後也是留在山東,並擔任濟南市的醫務與臺聯會要職,不過同樣的資料也不多。

吳秀全的例子很有代表性。他像日本時代大多數前往中國的臺灣人一樣,是為了尋求更好的賺錢、讀書和生活機會,並不是如課綱所暗示的,所有臺灣人去中國都是為了協助中華民國的建立與抗日。這是非常荒謬的。

前往中國的臺灣人,不管是加入國或共,都只是少數,何況部分臺人加入國共的動機,與其說是革命還不如說是為了謀求實際的各種利益 。扣除掉上述的這些人,所謂的真革命分子可謂少之又少。

再說,吳秀全的例子就說明了,當時前往中國的台灣人,也不是只有協助建立中華民國、協助你國軍抗日,甚至還有數量相等加入共產黨。

參加革命的人扣掉投機份子、再扣掉加入共產黨的臺人,剩下的符合你們期望的臺灣人,相對於整體而言,還真是滄海之一粟。而教育部卻要我們認為這「一粟」就是「滄海」。真要笑死人了。

在中國的網站上還可以找到以吳秀全為主角的對台宣傳單

我們要談的第二個例子叫李偉光,本名李應章。 李偉光是他1935年到了上海之後才改的名字。

李應章出身彰化二林,李應章的祖父原先在別人家裡當長工,爾後治中藥鋪當學徒、成為漢醫,他的父親李木生克紹箕裘,也是漢醫。但是在日本統治時期,李木生因為不具有漢醫的執照,因此常被日警刁難與罰款,這也種下了李應章反殖民體制、反日的思想。

1916年,李應章考入總督府醫學校,之後又繼續進入熱帶醫學專攻科就讀。畢業後,李應章返回二林開設保安醫院。

儘管出身日式教育體系,但在在二林開業的這段期間,李應章卻多次與總督府抗爭,甚至因此入獄。但李應章並沒有因此而退卻,出獄之後,他更加入當時反抗殖民統治的主要團體臺灣民眾黨,其言論也再次觸怒總督府。為此,他不但本人受到警告,家裡也曾遭到警察的搜索。

1931年初,李應章決定聽從一名日本員警江川博通的建議,停止活動並離開臺灣,前往廈門──江川博通對於臺灣的社會運動是比較同情的。

在廈門,李應章寄宿在醫學校友人的醫院內,後來他在廈門鼓浪嶼開設醫院,以小兒科為主,在當地頗受好評。其實像李應章這樣總督府科班出身的醫師,醫術往往有一定的水準,因此在醫療水準不高的廈門自然很受歡迎。

但也是在廈門,李應章加入了共產黨,而神州醫院更成為收容與掩護共產黨人的基地。很快的,政府當局就釘上了他,而神州醫院也遭到包圍。李應章因此離開了廈門,前往上海,並改名李偉光。

他在上海英國租界開設了另一間小兒科醫院,之後再遷往法國租界。為了救濟貧窮的患者,李應章特別規定,早上十二點以前來院的患者,僅需繳納微薄的藥費。他的醫院內也設有育兒顧問部,免費為上海民眾提供相關諮詢。甚至有不少民眾以書信往來的方式,向他請教有關育兒的相關知識。

儘管如此,李應章的醫院經營的並不順利,他的經濟日益拮据。這時李偉光觀察到上海嚴重的吸食鴉片煙問題,所以開始著手研發「安抵毒盡」注射劑。 此劑對於戒斷鴉片和嗎啡,有很好的療效,因此有越來越多的患者上門求診。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病患,李應章特別了一間療養院,致力於戒毒事業。

二次大戰打完後,李應章仍然留在上海執業。他同時也擔任臺灣旅滬同鄉會常務理事、會長,協助救濟受難的臺灣人,並運送他們返回臺灣。李應章自己的醫院,甚至免費診治受難患病的臺灣人。

1946年9月,李應章第一次返臺,受到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熱烈歡迎,甚至派員接機。他在離開之前,就曾經向當時的臺灣行政長官陳儀辭行,並提醒他臺灣民怨高漲等問題。

隔一年的3月,他再次返臺,這時臺灣情勢已經非常不同了。當時228事件剛剛發生不久,李應章與其他人組織了228慘案慰問團。但是由於情勢惡劣,該團僅停留一夜便返回上海。

為此,李應章還曾上書蔣介石,信中說:「回憶三十年前之打吧呢(噍吧哖)事件,兇殘如日寇,燬莊剿滅之結果,尚僅殘傷數百人,而今一次騷動,良民死傷數以千計,得毋駭人聽聞呼?」換言之,是說國軍竟然比日本人還殘忍。

在這之後,李應章再也沒有回到臺灣。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他收起醫院,轉至上海市人民政府擔任衛生顧問與及上海市人民代表,並於5年後逝世。


李應章(左)與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合照

不管是吳秀全還是李應章,我舉這兩個例子都不是要「為匪宣傳」,而是要說:日本時代臺灣人去中國的實際情形,比起教育部粗暴通過的微調課綱都要複雜多了。

真要研究的話,可能還有更多在二次大戰後站在國民黨的對立面,而協助新中國建立的臺灣人會一一浮出檯面。不過鴕鳥心態的教育部會不會想讓你知道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2014-05-14

南方有事:越南、中國與西方勢力的糾葛

14:58 Posted by Feng-en Tu 1 comment

南海正在發生的衝突是比烏克蘭更值得關注的新聞發展,尤其是對台灣而言。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羅傑·科恩的評論值得一讀,他寫道:『中國正在維護自己在中國南海的主權,從而激怒了菲律賓和越南。看起來它用行動證明了米爾斯海默的正確,他在書中寫到,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可能會試圖把美國擠出亞太地區,就像美國在十九世紀把歐洲大國擠出西半球那樣。我們應該會看到,中國將炮製自己的門羅主義」——也就是19世紀美國向歐洲發出的「別碰這個半球」的告誡。

越南顯然在加強與美國的關係,以此來防範中國。去年宣布的「全面夥伴關係」表明兩國的戰爭創傷癒合得有多充分。合作覆蓋到了貿易、投資、教育(在美留學生中,越南人的數量排在第八位)和防務等領域。為此提出的貿易協議名叫「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越南是其中一個參與者(但中國不是),它正在把投向中國的製造業投資吸引過來。較低的工資也是一個誘惑。近日美國還和越南海軍舉行了聯合演習。

在越南的眼中,實際上一切問題都是和對中關係有關的。同為一黨執政的共產主義兄弟情,不足以消除成為附庸的風險。在東南亞的這個角落,法國和美國是後來者。越南的立國故事,就是一部千百年來擺脫中國統治的鬥爭史。因此,越南想把美國當成它的離岸制衡者。』

把越南的立國故事,說成只是擺脫中國統治的鬥爭史,可能太簡化了點。還不如說國際關係永遠都是多角的,越南在歷史上的發展,經常就是在中西力量的拉鋸中,十八世紀越南的嘉隆帝與皇太子阮福景就是一個例子──有時間應該來看看他們的故事。

在這緊張局勢中,我想到有本《你一定要認識的越南》,值得一看。

作者洪德青在書中有一章寫南芳皇后。南芳皇后是越南末代皇帝阮福晪(保大帝)的妻子,這個保大帝也很有意思,他曾經跟庾澄慶(就是那個庾澄慶)的父親庾家麟是同班同學,因為兩個人都到法國留學。據說保大帝還曾經借住過庾家,不過這是庾家還在雲南時候的事了。

作者還寫到:「1946年,保大皇帝一家人離開越南前往香港。有一次庾家麟跟保大一起去香港的銀行領錢,保大寫了張字條托庾家麟交給銀行經理,銀行經理看到字條馬上就親自出來迎接,原來法國人長期以來都在支應保大皇帝所有海外的開銷,連他後來在法國里昂的花園別墅也是法國政府所贈與的。」

至於這位南芳皇后,原名阮有氏蘭,被譽為印度支那第一美女,簡直就是越南的黛安娜王妃。作者說,「阮朝的慣例是,在位君主的妻子只能封為妃嬪,只有到丈夫去世後,才能追封為王后。 但是保大在1934年迎娶阮有氏蘭的第四天就破例封她為南芳皇后。」


阮有氏蘭出生在1914年,12歲的時候被送到巴黎的一所天主教學校讀書,並且歸化為法國國籍。長大之後,她回到越南,然後就是她與保大的故事了。

作者寫著:『在避暑勝地大勒的一次舞會上,〔她〕邂逅了同樣剛從法國巴黎回國的安南國王保大,當時保大對於這位同樣也喜愛運動與音樂的美女可說一見鍾情。1934年3月9日,保大公佈了他和阮有氏蘭的婚約,保大在公告中說,這位出身平民的未來王后,身上結合了西方的優雅和東方的魅力,他確信她的行為和榜樣完全配得上王后的稱號。當時甚至她還有「印度支那第一美女」之稱。

21歲的保大與20歲的阮有氏蘭在大勒的夏宮舉行了訂婚儀式後,保大於1934年3月20日在皇城順化正式迎娶阮有氏蘭,婚禮採用傳統的佛教儀式。此前,這場跨越宗教信仰的婚姻引起了諸多爭議,當時越南皇室成員不能接受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王后。有些人懷疑這場婚姻散發著法式強詞奪理的傲慢,紐約時報還說這個國家產生了「全面的不滿」,因為阮有氏蘭拒絕脫離天主教,並向教宗庇護十一世(Pope Pius XI)提出特別申請。教宗允許新娘保持天主教徒的身份,條件是她必須讓所生的子女都信仰天主教。越南皇室的反對讓這對新人的婚禮進行變得更為複雜,但保大顯然不考慮其他的新娘人選。當4天的婚禮歡宴結束時,他授予阮有氏蘭「王后」頭銜,並賜徽號為南芳,意為南部的芳香,以致謝她的出生地。

1939年夏天,南芳皇后首次正式訪問歐洲,掀起一陣旋風,一位外國記者寫道:「她穿著長褲和刺繡的外衣,翻領和袖子使得側面輪廓如同寶塔。」最令時尚界驚訝的是,當她拜謁教宗庇護十二世時,媒體是這樣報導:「這位來自印度支那的訪問者沒有穿著傳統的黑色長袖長袍和面紗,而是身穿繡著龍的金色外衣、 紅色圍巾、金色帽子和銀色褲子。」




1940年,日本趁二次世界大戰法國本土被德軍佔領之機,出兵佔領越南。日本人在越南維持了法國的殖民統治,也沒有騷擾順化的王室。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前夕1945年3月,在日本人的操縱下,保大宣佈越南從法國獨立,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越南帝國,保大的頭銜從國王升為皇帝,南芳也得到了皇后頭銜。但同年八月,在越盟領導者胡志明的要求之下保大皇帝正式退位。保大留在國內一段時期,擔任新政府的顧問,南芳皇后也擔任越南重建委員會的成員,並資助越南的紅十字會。

1947年,南芳皇后及其子女移居到法國坎城附近的 Chateau Thorens,那裡有她外公黎發達在20世紀初購買的產業。1949年,保大受邀回到南越,成為南越的國家元首,但卻在1955年遭到吳廷琰的驅逐。 1955年之後,南芳皇后與保大的緣分日漸淡薄。保大皇帝一生風流,第二任正妻是小他29歲的法國女子,此外還有三位妃子與數名情婦。後來南芳皇后搬到法 國科雷茲省(Correze)一個被森林包圍的小村莊 Chabrignac Domaine de La Perche,在這間擁有40多個房間的大宅邸裡,保大皇帝曾探望過她幾次。1963年9月,南芳皇后因心臟病發在家逝世,享年49歲。這位越南末代皇后的喪禮,除了她的子女以及兩位當地的法國官員出席外,並沒有造成太大的轟動,連保大皇帝也沒有參加。她的墓碑用漢字與法文題字,就葬在當地的公墓。』

2014-05-10

誰創造了母親節?

18:49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1914年5月9日,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正式宣告每年五月的第二個禮拜天為「母親節」。從那一天起,母親節成為了美國的國定紀念日,今年正好一百週年。

威爾遜的簽名公告

當天觀禮的人群中,有一位來自西維吉尼亞州,名叫Anna Jarvis的女士。她和在場其他人的身分都不太一樣,她不是國會議員,也沒有官職,更不是誰誰誰的夫人。她沒有顯赫的背景,但她是當天的主角。因為她是創造了「母親節」的人。

Anna Jarvis的母親過世於1905年。她說,母親過世之後,她便常常在想應該有一個屬於母親的節日。而且她認為,「母親」不是抽象概念或集合名詞──每一個母親都應該被感謝──所以她堅持「母親節」的英文要用單數(Mother’s Day),不能用複數(Mothers’ Day)。

1908年她在自己的家鄉首次發起了母親節紀念活動,受到了廣大的回響,許多地方在隔一年也陸續跟進。在那之後,Anna Jarvis開始更有規模地推動這項運動,她不斷寫信給具有影響力的名人與達官顯要,包括前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馬克吐溫(Mark Twain),並且組織各式各樣的活動,終於讓母親節成為全國性的紀念日。

只是,Anna Jarvis慢慢地發現,這個結果並沒有想像中的美好。相反地,從那一刻起,母親節開始商業化,商人們逐漸加入了慶祝行列,熱烈地推銷鮮花與卡片。

在Anna Jarvis看來,這一切都偏離了初衷。她氣憤地批評,真正有心的人不應該買印好的卡片,而是應該親筆寫信給自己的母親;買糖果的人更是自私,只是打算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根本沒有對母親懷著感謝之情。

於是她搖身一變,開始四處抗爭,要停止這種以母親節的名義營利的「歪風」。就連後來的第一夫人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利用母親節進行慈善募款,在她看來都極為不恰當──這個紀念日是不應該跟錢沾上邊的。1925年,Anna Jarvis闖入一場聚會,抗議主辦單位銷售康乃馨,結果遭到逮捕,幸好隨後獲得釋放。整個事件還登上了紐約時報,儘管篇幅並不大──還真是每個節日的背後都有一個暴民。

Anna Jarvis
Anna Jarvis雖然沒能阻止商業化的風潮,但她倒是啟發了許多人,成功地讓母親節的概念跨出美國,傳播到世界各地。

住在英國諾丁罕的Constance Adelaide Smith,原本不過是位平凡的藥劑師,有天她偶然在地方的報紙上看到了Anna Jarvis的報導,受到了鼓舞,開始在英國提倡母親節慶祝活動。不過她沒有把美國的習慣照搬來英國,而是選擇了天主教大齋期的第四個禮拜天作為母親節。

不過每個地方引進母親節的動力各不相同。荷蘭的花卉業者,就是看中母親節在美國帶來的商業利益,而開始在國內提倡慶祝活動。法國最初的母親節,則是為了提高國內生育率,鼓勵大家多去當媽媽,而且生越多越好。日本的母親節訂立於1931年,選於當時在位的香淳皇后(昭和天皇的妻子)生日的那天,和天皇崇拜結合在一起。

在台灣大家似乎不加思索地就接受了美國文化。不過對岸的中國可就不一樣了,很多人並樂見美帝文化的入侵,因此幾年前開始,有人提倡中國應該要有自己的母親節。不過要紀念誰呢?當然是中國文化上最偉大的母親──孟子的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