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作者：葉文心
譯者：王琴、劉潤堂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10日
內容簡介點第一爐香，葉文心細說上海的摩登繁華
上海的繁華輝煌，一開始卻是個「海上奇觀」。這座充滿傳奇的城市，在鴉片戰爭後的百餘年不僅由一個長江下游的縣城，一躍而成東亞數一數二的國際性通商巨埠，更以「洋」、「商」與「女性」共同挑戰與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的秩序。西風中的資本主義，在上海長出最能代表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面貌，中國的現代性不能不談上海。一九四九年後，上海在共黨政策下，被賦予製造工業的角色，一代繁華洗盡，直到九○年代，中國又回到上海找尋現代性，上海再度成為繁華的代表。
這個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城市與經濟，對廣大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構成什麼挑戰與影響？本書回顧一八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上海社會文化史，透過細細考察上海的金融、出版和現代百貨業，葉文心生動描繪中國第一批城市中產階層。在國家角色尚弱的二十世紀初期，這個新富階層在從商與消費被視為愛國志業的觀念下，不僅取得在儒家社會的正當性，從而改變了上海， 更成為近代中國政治與民族主義發展的主要力量。
新的往往也是舊的，葉文心認為，上海如今再度回到中國現代性的核心位置，卻有不少力氣花在挖掘過去的歷史記憶。因此要瞭解今日之上海，必須回到一九四九年前，那個張愛玲曾經生活過也貪嗔癡過的上海。而當代上海新富階層，是否會再次扮演推動國家變遷的角色，或許可從本書的歷史分析窺見一二。
作者簡介葉文心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所所長，曾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主要著作除《上海繁華》，還有《鄉下人的旅行：文化、空間和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mmunism）、《疏離的學院：中華民國的文化與政治1919－1937》（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其他代表性論文有〈進步雜誌與上海小市民〉、〈企業空間、社區時間：上海中國銀行的日常生活〉、〈上海的現代性：一個民國城市的商業與文化〉、〈商業、職業與近代上海商界〉等。
譯者簡介王琴
四川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師從楊念群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性別史，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女性研究中心研究人員，譯有《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一八六一-一九二八》。
劉潤堂
一九七六年出生，四川旺蒼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側重於晚清政治史。
導論 鴉片戰爭（一八三九 ~ 四二）之後，百年之內，上海崛起，成為東亞第一大都會。活躍在上海的是一個內涵豐富的中產市民階層，他們興起，成為中國社會現代發展的重要成員。
傳統中國是賤商的。而這個新興市民階層，卻又是以商為業的。上海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不但在於上海的工商發達，更在於上海的新商人在都市轉型的背景之下，取得了文化上的合法性。上海的新商人多數高度西化。他們也活躍在外國租界。但是他們卻能成功地把新式工商建構成近代中國富強的支柱。傳統中國有「無商不奸」的說法。而在上海，新商人雖然透過市場追求財富，但是大家相信這並不算是個人的圖利行為，而是為了追求國家的富裕。新商人雖然累積個人資產，然而大家也相信他們所用的手段並不是欺騙與貪婪，而是透過專業知識與企業組織，以科學方法創造新財富。上海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成功地建構了這個近代新富階層，把他們塑造成一股愛國、專業與自治的力量。
這個都會新商論述，為當時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圖景。透過學校與出版物，上海新興企業對當時年輕人傳遞了一個訊息，就是一個人只要學有所長，不斷努力求新向上，就可以在都會新經濟之中贏得一席地位，賺得一份資產，建立一個幸福的小家庭。上海的都市新型企業會給年輕人提供無數自我實現的機會。上海的繁華是每個有為青年所可以擁有的世界。
然而不幸的是正當這個近代中國資產階層都市論述在上海植根成長之際，全球經濟發生了大不景氣，股市崩潰，工廠倒閉，上海的新興工商也被捲進這個漩渦。剛剛成形的中產階層論述，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對廣大的職工來說，許多人即使勤勤懇懇，努力工作，拚命向上，也難以保住一份職業。三十年代上海的白領階層失業率大增，一向靠自己的工作收入養家立業的職業者發現自己仰不能事父母，俯不能卹兒女，在茫茫職場之中無依無靠，不知何去何從。這種危機感，深切地動搖了資產階層都市論述的說服力。
三十年代中期，一股左翼思潮在上海崛起，把都市資產階層個人與家庭的出路跟國家民族的出路結合起來論述。根據這個說法，市民階層的悲劇，並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國家命運在帝國主義體系之下的寫照。上海的中國民族資本逃不出西方殖民主義經濟勢力的籠罩，也逃不出帝國主義一貫的侵略與剝削。都市的市民階層如果想要為自己及家人找到生機，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社會主義的陣營，以國為家，以集體結合的力量與剝削者作正面的戰鬥。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上海的許多新型企業跟隨國民政府，搬遷到抗日後方去。 沒有搬遷的產業在上海淪陷之後不得不逐漸跟敵人妥協，否則就存活不下去。上海工商企業的名人領袖們於是在愛國這個題目上，比起民國初年，失去了他們的發言立場。相對於企業員工，這些領導人不久也就被看成純粹的資本家，減弱了社會道德合法性。四十年代上海的職業界左翼地下黨十分活躍。透過這些人的組織活動，一九四九年上海雖然政權轉移，但是工商企業的運作沒有中斷。許多「民族資本」平順地歸附了共產黨。
以上種種，大致歸納了本書所要講述的近代上海與中國的故事。在正文開始之前，還有幾點需要稍加著墨。
有關近代上海的工商，學者們已經進行過不少研究。跟那些作品比較，本書所著重的不是經濟史， 而是以經濟活動為對象的文化史。我們所關注的不是上海的工商企業如何進行新式的經營，而是新式工商企業的從業者如何取得社會地位、如何為新型產業建構經濟倫理。
本書的前兩章徵引了不少材料，主要想審視的是這樣的問題：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究竟是怎麼樣建構他們的聲望？他們在租界裡活動，究竟在國家意識與經濟利益之間作了些什麼樣的表述？他們運用了些什麼樣的資源與方式來達成建構？結果算是成功了嗎？他們的成功與否，到底為什麼重要？
本書認為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透過教育與出版，曾經相當成功地為中國的資產階層建立了一套論述與倫理。在這套成功的機制裡，企業的經理人相對於自己的職工不止是老闆，同時還是專業上的老師。這就像傳統科舉制度，大官於小官，不止是上司下屬，更是座師與門生。因為是老師，所以經理對下屬的制約，除了專業表現上的要求，還包括倫理上的規範，在人事行政上考核職工的勤惰以及人品，作為考核獎罰的根據。到了四十年代，這套論述因為種種原因，失去戰前的說服力。經理在職員的眼中變成了資本家，小職員們熱衷於組織自己的職工聯合會，企業內部的上下關係變成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對立，而不再是師長跟子弟的企業大家庭。三十年代的時候，都市建構中的企業總經理是家長，不僅在組織上地位高，而且在專業上知識高。到了四十年代的後期，這些企業經理主管就被敘述成資本家。資本家自然也有好的，但是原則上必然是剝削的。相對於從前，大家長自然可以無能，但是在原則上必然是才德具備的。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來二十世紀的上海，在都會資產階層論述上曾經有過巨大轉變。
近年有關上海的著述已經出版了不少。上海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描述之中顯然不是個陌生的地方。但是這些作品，多半只把上海做為各種事件發生之地，上海只是個地名，沒有特殊的內涵。本書描述上海，則把上海的物質建設考慮在內。 電車、電燈、收音機、電影、照相機、印刷機等等事物在上海是習以為常的。這些東西的使用，無疑把上海建構成一種新的空間，改變了人們在其中交互往來的機會與方式。 關於物質文明與近代中國的形成，有許多可以大作文章的題目。 本書所關注到的不過其中之一二。
我們知道，上海外灘的江海關大樓，當時就裝點著東亞最大的時鐘。鐘在上海的辦公樓層裡是個重要的東西。有了鐘，企業裡才有法子講究紀律與效率，對員工們才能產生量化的制約。有了時鐘，火車、電車、輪船才能按時運作，才有準時與否的觀念，從而產生大批人大型活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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