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4-06-26

臺灣,你要選擇怎樣的未來?

02:32 Posted by Feng-en Tu 7 comments

看了昨天的破門新聞,第一時間是氣憤難平,實在難以相信到了今天,還會發生這樣的事。冷靜下來之後,心中浮現出來的念頭,卻是要更加努力用功,增加自己的生存能力。因為再過不久,臺灣或許就會變成一個你不想回去的、陌生的地方了。(但願不會是不敢、或不能回去,那就太糟了。)

2014-06-25

江宜樺教授說臺灣認同

02:36 Posted by Feng-en Tu 1 comment

臺灣人民雖無獨特的民族意識,卻已經有相當明確的獨立國家意識。絕大部分的人認為自己的國土只限台澎金馬,自己的同胞只限居住在台澎金馬的人。在有關台灣未來前途的抉擇上,超過九成的人主張只有台澎金馬的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國家的未來。

此一國家意識與過去威權時代人民心中的國家意識有別,因此我們可以稱之為某種『更新過』的國家意識,而造成這種更新效果的,則是近20年來臺灣的新國家運動。

所謂『新國家運動』,並不是民進黨或建國黨部分人士所推動的建國運動,而是指1986年以來,由於戒嚴體制崩解,民間動能湧現,在一連串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關鍵發展之後,臺灣朝野政黨及人民大眾所合力促成的國家內涵再界定運動。

在經歷這些重大的變動以後,臺灣民眾對於自己的國家已經產生了完全不同於威權統治時期的認知與理解。因為過去的國家概念是以大陸及臺灣為領土範圍,以兩岸所有華人為國民同胞。但是現在的國家概念,卻是以台澎金馬為領土範圍,以臺灣人民為自己的同胞。雖然國旗國歌皆無改變,但這個國家的實質內涵已經徹底更新了。

新的國家認同概念會有什麼問題嗎?筆者認為,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內涵之所以會從『大中國』轉為『台澎金馬』,其實反映了近百年來兩岸人民政治互不隸屬、社會文化平行發展的歷史事實。

雖然在日據時期,想當多文人知識分子嚮往復歸中國懷抱;而在1949年以後,國民政府也極力宣揚未來統一之必然性,但是政治對立及生活經驗的隔離顯然產生了比歷史感情或文宣教育更有力的作用。在百年分裂之後,臺灣民眾的國家意識漸漸由期待統一轉向符合存在經驗的分離現實。

過去十幾年的民主化運動有意無意鞏固了這個轉向,使國家認同的內涵徹底變更。也許對於大中國的認同者,這是一個難堪且難以接受的變局,但是臺灣認同會如此興起、如此茁壯,確實是長期歷史經驗累積下來的結果。不管這個情況對未來兩岸關係是幸或不幸,它是合理而自然的。

世界上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國家都是多民族國家(multi-national states),他們出現分歧性國家的機會,只會比臺灣大,不會比臺灣小。但是大部分的國家並不會因為由於多元國家認同的存在而分崩離析,反而可能和平相處。因此,處理分裂國家認同的最好策略,也許不是強加同化、強迫遷移,或武力鎮壓,而是盡量容忍尊重、以改善現有體制及人民權利保障來消弭不同認同者的不安。有人認為這種政策太過天真,可是筆者並不認為它真的不可行。事實上阻礙我們採用自由開明政策的,往往不是政策本身的可行性,而是政治人物是否有將理想付諸實現的意志與決心。

我們希望臺灣政治人物的智慧足以瞭解這個攸關臺灣前途的關鍵,使目前不同國家認同的臺灣住民,都能期待一個合理上軌道的國家。

──江宜樺,〈新國家運動下的臺灣認同〉,收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1。



(希望江院長可以記得他曾經寫下的這段話。最好,也能讓對岸來訪的貴賓更瞭解臺灣。)

2014-06-12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21:59 Posted by Feng-en Tu No comments

1920年,《臺灣青年》第一次在東京發行,卷頭詞寫著:「厭惡黑暗而仰慕光明,反抗橫暴而從正義,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獨尊的野獸生活……是這樣的覺醒了!」

創刊號同時邀請來了一群具份量的日本學者助陣,包括曾經擔任東京市長、貴族院議員的阪谷芳郎,以及當時活躍的政治思想家吉野作造。

其中一位明治大學的教授泉哲,在他的文章〈告臺灣島民〉中,呼籲臺灣人應該自己肩負起文化教育的責任。他認為,日本總督府在臺灣的統治方針,只集中在物質開發,對於精神層面,則毫無貢獻,付之闕如。假如臺灣人還對此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只會讓自己的前途黯淡無光。所以他說:
「臺灣並非總督府的臺灣,而是臺灣島民的臺灣,必須對此有所自覺。」



那一年的年底,蔡培火在《臺灣青年》上發表了另外一篇〈我島與我等〉(同時有中日文兩種版本),呼應了泉哲的說法。他在這篇文章中,對臺灣的未來表達了無限期待。他認為這座島嶼,「其氣象、其景色、其物產皆即雄大豐富,如此天惠豐富之地方,即世界中亦不多見」。自然賦予如此豐富的資源,正是要求島上的人,不僅必須發憤活動,更要在知識上積極進取。他寫著:
「我等以往,若無神經若無思慮,缺乏進取精神,而計畫創造之氣風不振,遂致陷今日之境遇,我等應當猛醒大悟。」
他接著說,從地理位置上看,臺灣可以成為「亂世之戰場,治世之樂園」。過去的臺灣,總是被外力爭奪,籠罩於砲火之下。但展望未來,他期盼作為海運之要衝的臺灣,能夠積極發展科學與工業,充分利用其天然環境,讓臺灣像瑞士一樣,生活自由,成為東亞之樂土。
「我等為此島之主人翁者,宜著目於此點而努力,興乎!島主等!由於爾等之努力成就,多眾人類同胞之足,齊向此島來遊,共享安樂幸福,必非夢想也。」
但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要讓漢人與原住民握手言和。他主張,原住民(他稱之為「山內人」)所面臨的問題,「全然是我等之祖先,迫害彼等之罪所致者。」過去漢人自以為是地迫害他人,如今被日本人歧視,在他看來不過是「天罰」。所以,只有先懺悔過去之罪,才有可能開始向日本帝國要求平等之待遇。

也就是在這一篇文章中,蔡培火要臺灣人在智力和體力上鍛鍊充實,以守護臺灣,迎接將來之新生活。他說:
「我等絕不能悠悠閒閒,終作立於無能力者之地位也。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亦為我等臺灣人之臺灣。」
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成為了一句響亮的口號。這也是為什麼,1927年的《臺灣民報》上會寫著:
「思想落後的臺灣,自從大正九年(1920)七月的『臺灣青年』發刊以來,才發現著『臺灣人是臺灣人的臺灣』,才曉得講究『自強自新』之途。」
「『臺灣青年』一出現,才把隸屬的思想打破……臺灣的思想界才有些生機了。」

2014-06-10

為婦女喉舌──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的學思歷程

22:02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

我是一個出生在1920年維也納中產猶太家庭的女孩。我的家庭是夾在殘破帝國下受侵略與動亂威脅之極不安寧下的寧靜小窩。一位猶太女孩在奉天主教為國教並且視反猶主義為優良政治傳統的國家成長,意味著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便被視為異類。猶太人被隔離―我們並不「正常」。法西斯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組成政黨,它們在我成長的歲月中漸趨茁壯。最終,他們是否會掌權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在成長過程中也不斷被提醒,猶太人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被迫害、毀滅,接著間隔著短暫勉強的寬容,但旋即又再次進入被迫害和破壞的另一個週期。

1938年3月納粹佔領奧地利,這直接衝擊到我的家庭。不出兩個星期,一位「友善的納粹」告知父親他的名字在逮捕名單上,父親當天就離開了奧國。他之所以有能力這麼做,是因為在五年前他在鄰近的小國列支敦斯登開了一間藥局,並且時常前往洽公。他的遠見以及從未返回奧地利,在日後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因為當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門時,提供了我們一個落腳地。隨即,父親的遁逃導致武裝納粹兩次強行搜索我們家,而幾個星期後母親和我遭到逮捕。我們被隔離開來關入一般的市立監獄,但是未被控訴任何罪名。後來才明白,這是為了引誘父親返回奧地利,而把我們作為人質。

我與兩位年輕的政治犯同房,他們都面臨漫長的刑期。他們教導我勇氣以及隨機應變,而當因為我這個猶太人而讓我們的食物被減半時,他們仍舊將食物平分給我。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並且身體力行。我那時相信自己永遠失去自由;若我的地下活動曝光,更將在集中營結束一生。那時候我才明白,正面迎擊最糟的可能,是能夠克服恐懼的,即使是在最為絕望的時刻,只要勇敢反擊便能重新點燃希望之火。我著魔般地想要逃出監獄去參加畢業考試(Matura exam),若是沒有通過的話,我便無法在歐洲就讀大學。

考試將在被逮捕後的五週舉行,我在廁紙上寫滿陳情、對所有守衛不斷毛遂自薦,甚至要求守衛們監視我去參加考試。除了守衛們的揶揄外,我沒得到任何回應。在考試日的隔天,我被帶往被蓋世太保訊問,發現所有關於畢業考的細節都在我的紀錄之上,不過我仍舊被送回牢房。母親與我在一週後被釋放,我發現為了要新組成納粹教育部門,考試延後了一星期。我在獲釋後的翌日上午前往應試,並且獲得榮譽成績。我也獲知德文老師還有其他納粹老師曾經替我向蓋世太保求情。因為我是學校中唯一被逮捕的學生,他們認為這一定是搞錯了。

母親與我能被釋放的條件是,我們必須立刻離開奧地利。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們不斷被警察騷擾、威脅要將我們再次下獄,同時又要不斷解決政府官僚體制所施加的種種阻礙。最終,就在惡名昭彰「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9發生之前,母親、妹妹還有我方得以同流亡於列支敦斯登的父親團聚。

我從備受呵護與細心照料的童年驀地進入成年,變成一個無國可依的人,一個身無財產、公民權利的難民。我從中學到了什麼教訓?

我了解到社會的不同定義方式,能夠將本來擁有權利的公民貶為罪該被放逐之人;事實上在納粹的定義下,將被貶為能夠被也應該被消滅的毒瘤。

沒收財產與剝奪公民權也能作為這種消滅工作的幫兇。

人無法獨自生存。為了要生存下去,人必須要鼓足勇氣,接受援助也幫助他人。



1939年4月,我好不容易移民到美國,希望稍後能將家人一同接來。但基於美國對於移民的限制,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親身經歷了政治和權力的殘酷後,我早已成為一名徹底的反法西斯者。在無一技之長領取低薪的流亡歲月中,我仍然繼續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在抵達美國兩年半後與卡爾‧列納(Carl Lerner)共結連理,他是希望投入電影業的劇場導演,同時是名共產黨員。

我們搬家到好萊塢後,我開始參與這裡的極左派工會運動,後來也加入對抗好萊塢黑名單(the Hollywood blacklist)的行動中。在作為共產黨員的歲月裡頭,我參與的多是草根性活動:如裁廢核武、倡議和平、種族平等以及女權。接下來的二十年我始終生活在社會底層,求得溫飽為當務之急,行動與組織其次,抽象思想則是奢侈品,是閒暇時間的小小放縱。不過我仍然努力朝成為一位作家邁進,出版了短篇故事、翻譯,也寫作音樂劇和電影的劇本。

我於1963年秋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當時我已經四十三歲了,女兒就讀大學,兒子在讀高中。我先生則埋首於成功的製片還有電影教學工作上。我在選擇研究所的時候考慮了許多學校,因為我希望學校能夠接受我以格林姆凱姐妹(Grimke sisters)作為論文題目,她們是唯二擔任美國反奴隸協會會員與講師的南方女性。哥倫比亞是唯一一間系主任願意修改規定以符合我的需求的學校。我已經投入四年的心血研究這個題目,所以甚至在口頭答辯舉行前就已被批准作為畢業論文。也由於這種彈性,我得以在入學三年後便同時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同時在新學院兼任教職,最後一年則在布魯克林的長島大學教書。

三年的研究所生涯在某種程度上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這是我成年後,第一次有時間和空間來思考和學習。由於長久以來被拒於教育體制門外,我對於知識變得極度貪婪,為此我放棄了所有的娛樂、社交還有其他興趣。最重要的是,當時我腦中有一個逐漸成形的計畫,驅使我充滿激情地全心學習所有需要的知識。

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我希望繼承瑪麗‧畢爾德已然開展的計畫。毫不意外地,這個宣言令許多人十分吃驚。我到底在想什麼?還有,到底什麼是婦女史?這些問題讓我走上漫長的解釋之路,過去四十年我都在不斷探索。我當時口試的結論帶有些烏托邦的色彩:「我希望婦女史能具有正當地位,並進入各年級的課程當中,而且我希望人們得以攻讀婦女史的博士學位,不再需要託辭自己在研究其他主題。」

摘自:
《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陳建守/主編
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701420

2014-06-08

別和稀泥,別從眾:紐約前市長彭博給哈佛學生的畢業贈言

21:56 Posted by Feng-en Tu 2 comments
說明.翻譯:Kuang-chi Hung

麥克・彭博(Michael Bloomberg)是哈佛MBA、紐約前市長、媒體大亨、億萬富翁、慈善家與哈佛第三百六十三屆畢業典禮的演講者。與絕多數的畢典演說相較,彭博既未說明「我的學思歷程」,也未強調「好教育護一生」。彭博的演講是個不折不扣的打臉文。在其演說中,他批評哈佛乃至於其他常春藤盟校中對保守派份子的排擠與追殺,認為這是個現代版的麥卡錫主義。「我明白這並非傳統的畢典演說」,彭博承認。演講結束時,他要畢業生到哈佛廣場附近的、一家名為香港樓的中餐館與脫衣酒吧中乾掉最後一杯烈酒。他要畢業生「別和稀泥。 別從眾。有話大聲說。反擊」(Do not be complicit, and do not follow the crowd. Speak up, and fight back)。

但別忘記傾聽。

我覺得他說的挺好的


2014年麥克・彭博哈佛畢業演說全文

很高興能在這—不僅為了在哈佛第三百六十三屆的畢業典禮上、在諸位傑出的畢業生與校友前演說,更為了能站在去年歐普拉曾站過的地方。我的老天。

且讓我先從最重要的公事開始。讓我們為2014年的畢業生來回掌聲吧!這是他/她們贏得的!

興奮的畢業生哪,過去的幾週來,他/她們或許更感到筋疲力竭罷。各位家長:我可不是在說期末考哦。我是指高年級的奧林匹亞(Senior Olympics)、畢業舞會以及喝光光遊艇趴(Booze Cruise)—欸,我是指月光遊艇趴。

在校園中,這已是教人興奮的一整年:在橄欖球賽上,哈佛連續七次擊敗耶魯;男子籃球隊連續兩年打入全國大學體育協會冠軍賽的第二輪;男子壁球隊則贏得了全國冠軍。

誰會想到呢?哈佛:體育名校!很快的,外界將會問各位,各位的學業成績能否與體育表現相媲美。

我個人與哈佛的聯繫始於1964年,當我自巴爾地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於此地的商學院就讀。你或許會問:基於我閃亮、永遠得設法才能維持的全班前段成績,我是如何進到哈佛商學院的呢?我不曉得。唯一比我還驚訝的人是我的教授。

無論如何,在此我再度地回到劍橋。我注意到,自我在此當學生以來,一些事物已然改變。愛爾詩(Elsie’s)—一家我一度很愛、靠近哈佛廣場的三明治小攤—現在是家墨西哥卷餅店。有著好啤酒與臘腸的烏斯特豪斯(Wursthaus)—現在是家「工匠的、胃的酒吧」(artisanal gastro-pub)—不管這是啥名堂。而過去的荷立歐中心(Holyoke Center),現在已被命名為史密斯校園中心。

對於哈佛校友們總愛把名字擺在各類事務上的行徑,你不覺得煩?今早我一邊想著這問題,一邊走進河對岸商學院校園的彭博中心。

但好消息是,哈佛仍然如同五十年前、當我初次來到校園的時候一般,是美國最頂尖的大學。而就像其他頂尖大學一般,哈佛位於美國就民主之試驗的核心。

這些頂尖大學的目的不僅是增進知識,也增進我國的理念。頂尖大學是個讓有著各式背景、懷著各類信仰、探索各種問題的人們能前來學習、爭辯他/她們理念的地方—自由地、開放地。

今天,我想要跟你/妳談談,讓這樣的自由為每個人而存在是多麼地重要—不論我們是如何強烈地不同意彼此的觀點。

在頂尖大學中,對他人理念的容忍,以及表達本身理念的自由,是無法分開的價值。結合一起,這兩者形成支撐民主社會之基礎的、具神聖性的信任。

但這樣的信任,在君主的、民粹的、與多數之專制傾向前是毫無招架之力。晚近,我們已看到這樣的傾向已在校園與社會中頻繁地顯露。
這是個壞消息—而不幸的是,我認為,在哈佛以及我出身的紐約市,我們已然目睹這樣的趨勢。

首先,來談談紐約市。幾年前,大家若記得,有些人試著阻止在離世貿中心遺址幾個街口之處興建清真寺的計劃。

這是個敏感議題,而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反對有個清真寺蓋在世貿遺址附近。即便是反毀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廣泛地被認為是這國家中、最為熱切的、宗教自由的捍衛者—也宣稱其對該建設計劃的反對。

反對者發動示威遊行。他/她們譴責該計劃的推動者。他/她們要求市政府終止該寺的興建。這是他/她們的權利—而我們保護他/她們抗議的權利。但若他/她們認為,如此便能如願的話,是大錯特錯。我們拒絕在他/她們的要求前屈服。

認為政府會挑出特定宗教、阻止其信徒—且只有該宗教的信徒—於特定區域建立其崇拜場所的想法,是完全地悖離讓這偉大的國家得以興起、且讓這偉大的國家得以持續之憲法保障的道德原則。

我們這五十州的聯邦仰賴著兩項價值的聯合:自由與包容。是這兩種價值的聯合,讓在2001年九月十一日與2013年四月十五日對我們發動攻擊的恐怖份子備感威脅。

就他/她們而言,我們是個無神的國度。

但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如美國一般地,保護每種人類已知之信仰與哲學的核心:自由意志。這樣的保障,然而,仰賴著我們不停歇地警覺。

我們喜歡這樣想:政教分離的原則已根深蒂固。並沒有—且將不會有。我們得悍然地捍衛此原則—且確定法律下的平等,是法律下就每人而言的平等。

若你/妳要有如你/妳想要的信仰自由,如你/妳想要的言論自由,以及你/妳想娶/嫁誰就娶/嫁誰的自由,你/妳得容忍我要或不要如此做的自由。

我所做的或許會讓你/妳覺得不爽。你/妳或許會覺得我的作為不道德或不正義。但限制我的自由—以一種你/妳不會用來限制自身自由的方式—只會導致不正義。

我們不能否認他/她人的、我們所欲的權利與特權。這在城市中如此—在大學中依然如此。唯在大學中,自1950年代以來,對此原則的壓迫,似乎更為強勁。

在我轉大人的時候,參議員麥卡錫曾這樣問道:你/妳是如此或已然如此嗎?他試著壓迫即便在當時已然衰落的經濟體系。

麥卡錫對赤化的恐懼摧毀了千萬條生命—但他到底在怕什麼呢?一種理念—在此係指共產主義—一種被他及其同僚們視為危險的理念。

但他搞對了一件事:理念可以是危險的。理念可以改變社會。理念可以顛覆傳統。理念可以啟動革命。這是為什麼縱觀歷史,權威者企圖壓迫那些足以威脅其權力、其宗教、其意識形態、或其連任機會的理念。

這對蘇格拉底與伽利略來說是真切的,對曼德拉與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而言是真切的,對艾未未、陰部暴動(Pussy Riot)、以及那些用歌手法瑞爾・威廉斯(Pharrell Williams)的名曲「開心」為背景音樂、製作跳舞影帶的伊朗小朋友們而言是已然真切。

壓抑言論或其他方式之表現的自由是天生的人性弱點。克服它得靠我們在處處與其相搏。容忍理念—不管是自由的或保守的—是與個人權利及自由社會對仗,且與頂尖大學及一流學術同等地對仗。

有個理念正在大學校園內飄散—包括這兒的哈佛校園—學者應接受補助,若其研究與某種特定的正義觀相符。這樣的理念可有個名字:審查。這不過就是個現代版的麥卡錫主義。

想想這個弔詭:在1950年代,右翼份子企圖壓抑左翼思想。今日,在許多大學校園中,是自由派正試著壓抑保守思想—保守派教員正面臨著成為瀕危物種的風險。此現象在常春藤盟校中格外真切。

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依據聯邦選舉委員會的數據,有百分之九十六的來自常春藤盟校之教員與雇員的選戰捐獻流向了歐巴馬。

百分之九十六。比起常春藤盟校的捐獻者,蘇俄的中央主席團中還有更多的意見分歧。

這統計數字應能讓我們停下來思考—而我是以歐巴馬總統連任之支持者的身份這樣說—因為,我跟你說,沒有一個黨派能獨佔真理或上帝。

當百分之九十六之常春藤盟校捐贈者偏好特定候選人,你/妳不免會懷疑,學生能否接觸到頂尖大學所應提供的多樣視野。

性別、族群與方針的多樣性是重要的。但一所大學無法成為頂尖,若其教員是政治上均質的。事實上,賦予教授終身職位的目的,便是要確保他/她們能自在地就那些衝撞大學政治與社會規範的理念進行研究。

當終身職位制創立之時,其主要是為了保護其理念與保守派規範相衝突的自由派。

今日,若終身職位制要持續存在,它得保護與自由派規範相衝突的保守派。不然,大學研究—及從事這些研究的教授—將會失去其可信度。

頂尖大學絕不能成為可預期的、特定黨派的強烈支持者。而一個自由的人文教育絕不能做為自由派計謀之一環的教育。

大學的角色並非在推動一類意識形態。其角色是在提供學者與學生一個中性的論壇,得以研究與討論議題—不至於傾向另一方,或壓迫不受歡迎的觀點。

要求學者—還有畢業典禮的致辭者—吻合特定政治標準削弱大學的整體目的。

今年春天,令人不安地看到,許多大學的畢業典禮致辭者退出—或其邀請遭到收回—在遭到來自學生以及—對我而言,更令人震驚的—理應更明理的資深教員與行政人員的抗議後。

這發生在布藍迪斯(Brandeis)、哈福佛德(Haverford)、羅格斯(Rutgers)與史密斯等學校。去年,這發生在史旺斯摩爾與約翰霍普金斯(Swarthmore)。我很遺憾地說。

在各個例子中,自由派消掉了一種聲音,且拒絕授與政治上可能得罪人之個人的榮譽學位。這是種惡行,而我們決不能讓此繼續。

當一所大學在邀請畢業典禮致辭者之前,因其政治上的審查與吻合度,而一再考慮時,自由的死對頭就贏了。

令人難受的,演講者會遭審查的時點不僅是在畢業季。

去年秋天,當我還在市政廳時,我們的警政長官受邀在一所常春藤盟校的機構中發表演講。但他無法完成演講,因為學生把他轟下台。

難道一所大學的目的不就是在激發討論,而不是把討論消音?學生們怕聽到什麼?為什麼行政人員沒能介入,從而避免演講被群暴民消音?難道沒有人想到,剝奪其他學生聆聽演講的機會,是在道德與教學上不對的?

我確定今天的畢業生均已讀過約翰・彌爾的《論自由》。且容許我朗讀該書的一小段落:「將一類意見之表達予以消音的罪惡是對人類的劫掠—後代與現存世代;是對那些持不同意見之人們的劫掠,對那些持相同意見的人們更是如此。」

他接著說:「若此意見是正確的,他/她們被剝奪以錯誤換真理的機會;若是錯的,他/她們則失去了—且此損失與其所獲幾乎可等量齊觀—更清晰的觀念,以及在與錯誤衝撞中產出的對真理更為生動的表述。」

彌爾將會對那些將他人意見予以消音的大學學生感到反感。他將會更為反感—若他知道教員們常是這畢典審查運動的一環。

就已拿到終身聘的教員來說,要那些他/她們不同意其意見的講者閉嘴是種偽善的極致,特別當這些抗議發生在東北部—一處自我聲稱的自由派堡壘。

然而, 很高興地,哈佛並未在這畢典的審查運動中屈服。若有的話,昨天,科羅拉多州參議員麥克・瓊斯敦將不會有機會在教育學院演說。

有些學生要求行政部門撤回對瓊斯敦的邀請,因為他/她們反對他的某些教育政策。所幸,佛斯特校長與萊恩院長就是不買賬。

正如萊恩院長寫給學生的:「當面對該如何做才能讓教育變得更好這樣的問題時,我已遇到許多與我享有根本目標、但不同意我的觀點的人。依我所見,如此的差異需要被探索、被爭辯、被挑戰與被質疑。但這些差異得被尊重,並且,的確,被稱頌。」

這意見再正確也不過了。且萊恩院長不能對2014年的畢業生提供更有價值的最後一課了。

對於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委員長的我而言,我真的相信大學的義務並非是教導學生該思考些什麼,而是該如何思考。這就要求學生得傾聽對方的意見,得在未對對方懷有偏見的情況下衡量對方意見,且判斷對方是否真的做出了些公正的論點。

若教員失於如此,行政與管理團隊有責任予以介入,且將其提升為優先之事。若它們未能如此,若學生們在畢業時,有著封閉的心與耳朵的話,對學生與社會,大學已然失敗。

且若你/妳想知道這一切導向何處,不用看太遠,看看華盛頓便能明白。

在華盛頓,我國面臨的各類主要問題被定調—包括我們的安全、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環境與我們的健康。

但兩黨並非藉由相互激盪來處理問題,而是藉由讓對方閉嘴,以及壓抑或暗中破壞那些與其意識形態相抵觸的研究。我們的大學越仿效此模式,做為一個社會的我們,將會更糟。

讓我給你/妳一個例子。數十年來,國會禁止疾病管制中心從事槍支暴力的研究,且晚近國會對國家健康中心設了同樣的限制。你/妳得問你/妳自己:他/她們到底在怕什麼?

今年,參議員已延緩就歐巴馬總統對公衛長官之提名的表决,因為席菲克・莫西(Vivek Murthy)博士—哈佛醫師—有膽識指出槍支暴力是應處理的公衛危機。

這並非玩笑。當每天有八十六個美國人死於槍擊,且槍擊定期地在我們的學校與大學中發生—包括上星期在聖塔芭芭拉的悲劇—之時,除了說這是種醫界的失職,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但在政治中—就如在太多的大學校園中—人們不聽與其意識形態相抵觸的事實。他/她們害怕這類事實。且沒有比科學證據更讓他/她們害怕的東西。

年初,南卡羅來納州為其公立學校採用了新的科學教學基準—但州議會要求教學中不能提到自然選擇。這就像教授不提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學。

再次,你/妳得問:他/她們在怕什麼?

當然,答案相當明顯。正如國會成員畏懼會削弱其意識形態信仰的數據,這些州議員畏懼會削弱其宗教信仰的科學證據。

若你需要證據,考慮這個:在南卡羅來納州,一個八歲的女孩寫信給州議會的成員,力勸議員們將真猛瑪象(Woolly Mammoth)指定為正式的州代表化石。議員們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因為早在1725年,真猛瑪象的話時已於該州發現。但議員通過了一道法令,定義真猛瑪象是在「第六天時與其他原野中的野獸一同被創造出來的」。

這事是不能捏造的。

在這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介於教會與國家中的牆持續地遭受攻擊—這靠我們來設下路障。

不幸的是,這些當選的、在遇到槍支與演化議題時,將意識形態與宗教置於數據與科學之上的公務員,往往也是那些最不願接受氣候變遷之科學資料的公務員。

現在,別誤解我的意思:科學的懷疑論是健康的。但在尋求更多證據的科學懷疑論,以及將證據噤聲的意識形態式的頑固間,有著巨大的差別。

有鑒於許多當選之公務人員對科學的態度,難怪聯邦政府已放棄其投資科學研究的責任,而多數這類的研究係在我們的大學中執行。

今日,聯邦在研發上的支出,以占GDP之百分比而論,比過去五十年多來還要低。這正讓其他國家得以追上—甚至超越—美國的科學研究。

聯邦政府的科學不及格,正如許多州政府一樣。

我們決不能成為一個拒絕科學、或拒絕彼此的國家。而各位畢業生得帶著這國家走出條路。

就每個議題,我們得跟著證據至其所帶領之處。我們得傾聽人們於其所在之處。若我們能做到如此,不會有我們不能解決的問題。不會有我們不能打破的僵局。不會有我們不能獲致的妥協。

當我們更加地擁抱理念之自由交換,當我們接受政治歧異度是健康的,我們的社會將更加強盛。

現在,我明白這已非傳統的畢典演說,且這可能讓我無法通過人文系所的論文答辯。這不是一個說難聽話的時刻。

畢業生:在各位的一生中,別害怕說出各位認為是對的事,不管這事是多麼地不受歡迎,特別是在捍衛他人權利的時刻。

挺身捍衛他人權利在某個意義上比捍衛自身權利更為重要。因為當人們試著壓抑他人的自由,而各位保持沈默,各位便是此壓迫的同謀者,且極可能成為其犧牲者。

別和稀泥。別從眾。有話大聲說。反擊。

各位會受到懲罰,我跟你保證。各位會失去一些朋友。各位會招致一些敵人。但歷史之弧將會偏向各位那邊,而我們的國家會更為強盛。

現在,各位已贏得了今日的這場盛宴。各位有很多可感到自豪,也有很多得感到感激。今晚,當你/妳將這偉大的大學拋到身後,去香港樓乾掉最後一次的蠍子盃(Scorpion Bowl)罷—欸, 還是不要好了。明日,工作,為了讓這國家與這世界變得更自由而工作,為就每人而言這國家與這世界可以更自由而工作。

祝好運。願神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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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的演講全文可在此連結中找到:

http://www.mikebloomberg.com/index.cfm?objectid=4D9E60A5-5056-9A3E-D07D6B773CAD46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