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市長與沒落小鎮的復興

日本的夕張市，位在北海道的中部地區，是個人口只有一萬多人的小城。它曾經因為煤礦開採而興盛，人口數一度超過十萬。但是，隨著煤礦產業衰退，小城也開始沒落。幾年之前，市政府更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成為中央指定的財政重建單位。

照片中這位年輕人鈴木直道，就是在那時從東京來到了夕張市，負責協助財政重建。他在夕張待了兩年，為市政提出了許多新的構想。到離開的那天，許多夕張居民都特別到市政府去歡送他。

鈴木直道回到了東京，但他並沒有忘記夕張市。一年之後，他又重回北海道。2011年的1月，他正式宣布參選夕張市的市長。3個月後，選舉結果揭曉，他擊敗了曾任眾議院議員的對手，以30歲的年輕姿態，成為全日本最年輕的市長。

身為這樣一個財政困難、人口老化的都市市長，鈴木直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很有自信地說，正是因為問題重重，所以才具有吸引力。

他說，夕張市所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所有先進國家的先進都市會面臨的問題。他希望從小做起，一步步累積成功的經驗，讓夕張成為全世界地域復興的典範。

今年的他33歲，擔任市長已經第三年，依然充滿希望。他說，相信總有一天，其他地方的人們會說：我們也想跟夕張一樣，找回自己的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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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現代日本的十個關鍵詞: (4)北海道

打開任何一張現代的日本地圖，你會在這個國家的最北端，發現一塊名為北海道的廣大土地。北海道的面積佔了日本國土的五分之一，相當於台灣的2.3倍大。它供應日本國內大量的農產品，擁有許多著名的觀光景點，還曾經主辦過冬季奧運會。但不過在150年前，大多數日本人對於這塊北方大地，都還非常陌生。

十八世紀末，有位名叫最上徳内的日本探險家，隻身來到了這塊陌生的土地。他學會當地原住民的語言，同時蒐集大量的情報。回到江戶之後，他向德川幕府建言，北海道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一定要積極地經營。但江戶的執政者並沒有採納這個建議。當時德川政府的勢力，只及於北海道最南端的一小塊區域，剩下的部分，對於他們而言，不過是化外之民所居住的化外之地。

可是1868年成立的明治新政府，對於北海道，卻採取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們已經認知到，北方的俄羅斯，對於這塊廣袤的土地，也有著強烈的興趣。在這個背景下，明治政府也決定要擴張勢力，把北海道變為日本國土的一個部分。這個新的政策，不僅改變了北海道，也改變了這塊土地上所有居民的生命。

位於札幌的北海道舊道廳

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的後一年，在北海道開設了開拓使的職位。經歷幾年摸索之後，日本政府開始投入大量經費，充實北海道的基礎建設，並且吸引人民投入開墾。但一開始，願意主動移居到北海道的人數非常有限。大家都知道，這裡太遠，又太冷了。

為了改善人力短缺的問題，日本政府嘗試過各種不同的手段，包括設立妓女戶，引進囚犯和中國的農民，並且推行屯田兵制度，招募了許多武士前來。這些武士在進入明治時代後，喪失了原本的特權和國家的俸養，只好遠赴北海道工作，夏天當農民，冬天當士兵。

同一時間，日本也開始在北海道建設一座新的城市：Sapporo，札幌。札幌是沒有歷史、沒有身世的城市──它是由人工打造出來的計畫都市。在這一點上，札幌和同為計畫都市的京都，倒是有著奇妙的類似。只不過一千多年前，日本在建設京都之時，取經的對象是中國，如今則換成了美國。

除了都市之外，北海道整體的規劃，都深受美國影響。當時，明治政府從美國聘請了一批顧問，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時任麻州農業大學校長的克拉克博士（William S. Clark）。 克拉克博士專長於植物學。1876年，他在日本政府的邀請下來到北海道。他相當喜愛這個地方。對他來說，北海道有點像故鄉──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只是氣候更加宜人。

克拉克博士在日本，前後不過停留了八個月，卻留下了重要的印記。他擔任札幌農業學校（後來的北海道大學）的總教頭，並且親自開班授課，以全英語教學。他在麻州農業大學的生活並不順遂，卻在北海道找到知音。當時美國人認為麻省要走向工業化，對於農業大學並不重視；急於改造北海道的日本人，卻是熱情地擁抱克拉克。他的政策建言，被大幅地採納；他的教育理念，也在地球的另一端得以實現。

1877年的4月16日，克拉克博士準備離開北海道那天，他對著來送行的學生們說：年輕人，要胸懷大志！（Boys, be ambitious!）

愛奴人的照片，攝於十九世紀（來源：Wikipedia）

在明治政府與外國顧問的合作之下，北海道很快成為了日本的糧食基地，以出產小麥、馬鈴薯和各種乳製品而知名。但就在快速變化的同時，有一群人的生活也遭受強烈的衝擊，他們是北海道的原住民：愛奴人。

早在明治政府把勢力延伸到北海道之前，愛奴人就已經居住於此地。他們一般以狩獵為生，不受日本政府管轄，但也和日本人有密切的貿易關係。愛奴人長得濃眉大眼，和我們一般印象中的日本人不太一樣，反倒是和歐洲人有點像。在許多繪畫中，愛奴的男性通常留有一臉大鬍子，這和一般的日本男性也不相同。

但當北海道變成日本領土一部分之後，愛奴人也理所當然了成為了所謂的日本人。按照當時的法律，日本已經不存身分制度，也就是說，不管出身貴賤，也不管職業種族，所有國民都一律平等。但只是理論，實際上飽受歧視的族群還是所在多有，愛奴人就是其中的一種。

在明治政府高舉的「文明開化」旗幟之下，愛奴人不是被迫放棄原有的生活方式，就是被視為落後的一群人。1903年，在大阪舉辦了一場博覽會，北海道的愛奴人被當成展示品，供人觀賞；同一個展場之內，同樣作為展示品的，還有來自臺灣的原住民。隔一年在美國聖路易有另一場博覽會，愛奴人又一次被當成了展示品，和北美的印地安人放在一起。一直到今天，愛奴人都還在為平等的地位奮鬥著。

為了在北海道發展農業，明治政府改變了北海道的自然環境。受到衝擊的不只是愛奴人，還包括當地的動物。比如北海道的狼群，就因為被認為有礙開拓而遭到大量捕殺。之後一名美國顧問Edward Dun，更提出了以藥物毒殺狼群的建議。到了1896年，北海道的狼群已經完全滅絕。

這是一個相信人定勝天的時代。憑藉著科技，人們似乎可以不斷地征服自然環境。就在北海道這個新領土被改造成農業重鎮的同時，日本國內的工業也開始快速發展。而這一波工業革命中，最具有象徵意義的，就是我們下一次的主題：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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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

http://book.douban.com/review/4586417/

這篇文章滿有意思的。我也覺得從知識到體驗的轉換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趨勢，而且還在進行中。不過該如何達到這個目標（讓人感受到歷史），大概沒有什麼既定的方法，還需要更多的摸索。

其實就像文章最後提的，可以嘗試有趣的題目實在很多。我的話，我會想寫一個，比如說，一個台北感官體驗的近代轉變。我是說，比如，聽覺與味覺、嗅覺與視覺。一個二十世紀初的台北人走在街道上是什麼感覺呢？他會聽見什麼？這是一座安靜的或是吵雜的城市呢？現代化的噪音讓他感到不安焦躁嗎？如果他是香水裡頭對各種氣味分外著迷的葛奴乙，他會聞到什麼呢？

我也會想寫一個，清代台灣叛亂者的故事。像林爽文，一個不知道從哪裡來的莫名其妙的人，竟然會突然率領了幾萬人，把縣城都打了下來。然後呢，在北京的乾隆居然焦慮到晚上睡不著覺，都在想該怎麼對付這個傢伙。這故事還有從四川等遙遠的內地被調到台灣的小兵們，他們跋涉千里，渡海至台；有互相在皇帝跟前告御狀的將軍們，有羅漢腳，有械鬥，甚至有會法術的原住民女巫。每次讀檔案都覺得這簡直就是繁複華麗的史詩電影情節。

胡思亂想總是滿有趣的。但還是得先把手頭上的計畫給完成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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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什麼錯了

（三月的時候台北發生文林苑的事情。人在海外，看著新聞，思慮萬端，終於還是忍不住把一些想法在facebook上寫下來。現在貼過來，大概是跟這個blog風格最不一樣的一篇文章吧。但這個事件或許中有一天會進入歷史吧，我想。）

文林苑的事情發生好幾天了。這幾天來為了這事有些心神不寧，至今想到那畫面仍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到今天為止有很多抗議的聲浪，也陸陸續續看到一些討論出來。這終究是好事。不如此，很難想像我們的市長、官員，還有本來態度有些冷漠的媒體，會願意正視此事。就這一點而言，真應該為當初到場聲援的人鼓掌。

眾多意見中，有些我同意，有些我反對，有些問題好像沒有被很仔細的討論。所以還是忍不住想講幾句話。

有人說，這事件的問題之一，是王家的消極態度。你的房子都要被拆了，你怎麼不積極捍衛呢？

這不對。且不說很多資訊都指出，王家其實花了不少力氣在捍衛自己的權利。就假設王家真的很消極，任憑建商運用各種手段想要遂行都更，我們是否就能指責王家錯了呢？

我認為不行。第一，這種說法是把都市更新視為建商跟住戶間的戰爭，而不是尋求雙贏。這樣對嗎？建設公司拆人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把都市變成叢林，讓建商和住戶互相廝殺，這拿到是都更的精神嗎。會變成這個樣子，必然是基本架構就出了問題。

你說，可是事實就是這樣阿。沒錯。但在指責王家之前，必須先考慮這場戰爭是怎麼回事。

所謂的建商是什麼呢？建商就是一群充滿經驗，每天花超過八個鐘頭，思考如何藉由房產交易賺取利益的人。這麼說沒有貶抑之意，他們這麼作完全合情合理。

可是住戶呢？住戶有他的錢要賺，有他的班要上，有他的工作要做。今天住戶能更熟悉法規，捍衛自己權利，當然好。我們也應該鼓勵大家多多關心公共事務。這都沒有錯。

問題是，只因為有建商想要都更你家，你就必須突然放下一切，把自己變成建築專家、法律專家，只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這種說法真的合理嗎？

別忘了，現實世界裡，都更只是我們會碰到許許多多的公共事務之一。在這個龐雜的行政體系中，我們每個人精力都有限、資源都有限，不可能理解一切事物。甚至你可以想像，不是每個人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足夠的能力可以掌握複雜的法規。以此來說責備王家沒有努力捍衛自己，是不對的。

那又怎麼樣呢？我們只能哀嘆法律是保障懂的人嗎？

不完全是這樣。不能忘了這故事不只是建商跟住戶的對抗，還有第三個角色，那個角色叫政府。而在這次事件中，我們感覺到政府就算不是跟建商掛勾，也絕對不是在站在王家這一邊，甚至把王家當成敵人想除之而後快。這才是本次事件引發最大反彈之處。

但政府這麼做，錯了嗎？

當然錯了。

我想從兩點來講。

第一，我們的市長說，這個行動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讓人痛苦，但是沒錯。直覺上很合理，不是嗎？

乍聽之下很合理，好像是哲學家說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也就是尋求一個方法，創造最多的幸福，而在這其中，犧牲在所難免。這不對嗎？

問題是什麼？問題是要計算幸福的方法，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所謂求取「最大的幸福」，不能簡化為數人頭。想想看，兩個人的快樂是否必然大於一個人的痛苦？不見得。更何況，文林苑的事情能不能簡化為36戶對2戶？這也不見得。如果這件拆除案造成更多數人的不安，難道不是造成了反效果？

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可以開始思考，政府真的是為了多數人存在的嗎？若是如此，我們為何還需要，比如說，保障身障者的權利？比如，在每個公用廁所中設置殘障廁所？如果他們是少數，為何不能犧牲他們？

如果我們接受數人頭的方式，那有什麼少數是不能犧牲的？極端一點地說，比如，如果為了解決住屋問題，我們能不能把一些人趕出這個城市，甚或是剝奪他們的生命，以換取多數人的生活空間？

恐怕很少人能同意這種立場。

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效益主義，尤其是簡化的效益主義，本身有著缺陷。這意味著，政府不只是為了多數人存在的，還有照顧弱勢的義務。這意味著，那怕是少數、弱勢（或正因為他們是弱勢），也有生之為人的尊嚴，也應該，甚至更應該要受到保護。這也意味著，政府應該要尊重這個國家中的每一個個體、每一個人。

這就帶我們到了另一種不同的角度，不同於效益主義的角度。從這種角度出發，政府該做的不是急著去劃分人民，區分多數、少數，再粗糙地做決策。多數少數可以考慮，但不應該是考慮的出發點。

政府真的要關心的，是人民有什麼根本的權利是不可以被侵犯的。從這個角度出發，台北市政府這次的舉措，當然是錯的。因為它不僅沒有保障人民（在我們的例子裡，就是王家）的基本權利，甚至還積極地侵害。

你說，這麼說太理想，太不切實際了吧。不，不是的，這一點也不理想，因為我們在講的，是整個民主的根本。

我們所熟悉的投票，只不過是民主的表面。如果只是為了作決定，我們真的不需要選擇投票，也不需要民主，因為民主通常不是一種有效率的作法。我們都知道，最有效率的往往是獨裁。

投票、數人頭的真正目的，在於如何讓每種意見，不管再特殊、再奇怪、再荒謬，都能被表達、被聽見。這也表示，現代民主的關鍵在於，讓每個人，不管再少數，都能夠被保障。

用我們都熟悉的話語來說，少數服從多數是不夠的，還需要多數尊重少數。而且，後者遠比前者重要。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批評這個事件讓台灣民主倒退。這不只是情緒的發言，因為，回到民主的原則，犧牲少數人的作為，確實是反民主之道而行的。

你也可以說，民主有那麼重要嗎？為了效率，我選擇獨裁不行嗎？當然可以，那你就必須接受我們是活在一個獨裁的政權。那麼你就必須承認，在獨裁體制下，「今天拆王家、明天拆你家」不只是種戲謔的說法，而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事──除非你就是獨裁者。

你說，那照這樣講，政府什麼事情都不用做了啊？

某個程度上確實是如此。在民主的體制下，很多事情政府就是綁手綁腳。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認知到公權力很危險，因為公權力可以合法地調動警察軍隊，凡此種種。而一旦它被用在錯誤的地方，造成的後果可能非常嚴重，比多數個人所能造成的破壞還嚴重。所以，在民主的體制下，公權力永遠需要謹慎行事。

這就到了我想談的第二點，「依法行政」。

這個說詞被很多人，包括市長本人，拿來為市府的行為辯護。

政府無奈嗎？

民主政府應該依法行政。這是對的，因為依法行政可以保障程序正義。也就是說，政府做任何事，不管目的和結果是什麼，如果過程是是不合法的，那整件事情就是錯的。而程序正義的目的，在於保障最終的實質正義。

程序正義最常見的例子是，不能對犯人刑求取供、屈打成招。這聽起來不太直覺。如果像包青天一樣，把證人打個三十大板，以便揪出元兇，把他斬了，這樣不好嗎？

為何不如此？原因是，在現實世界裡，到底什麼是實質正義，往往並不簡單，因為我們都不是包青天。這不意味著我們就棄守實質正義，只注重程序正義。程序正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要小心讓虛假的、誤判的實質正義，造成了更多的不正義。

在這一點上，作為程序正義的「依法行政」，值得被高舉起來，是因為它符合前面所說的「民主原則」，也就是對權利的保障。「依法行政」是用來限制公權力，保障人民不被公權力所侵犯。

這同樣是因為我們認知到公權力很危險。一個不依法行政的政府，一個過度擴張權力的政府，無論是有意或無意，都可能侵害到人民。

也就是說，「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在於我們相信權利的保障很重要，民主很重要。換言之，民主才是大前提。在一個不民主，不尊重人民基本權利的國家，依法行政一點也不重要。這不代表非民主國家就不依法行政。只是，當民主的前提被拿掉的時候，依法行政四個字就非常可能變成國家擴張自己權力，侵害人民的工具了。

這不是有些熟悉？今天市府一再強調「依法行政」，自己也是受害者。彷彿「依法行政」神聖不可侵犯，只能乖乖從命。如果真是如此，為什麼在侵犯真正的大前提──民主──的時候，卻渾然不覺，甚至沾沾自喜呢？


講了這麼多，都是原則性的問題，並沒有進入實質的細節。這是因為我認為這些原則和實質問題一樣重要。法條如果有問題，當然要修改。可是法條永遠可能有瑕疵。不把這些原則講清楚，不改變執政者的心態，同樣的悲劇還是會發生。不把原則講清楚，我們的市長還是只會表達痛心，但不認為自己有任何錯。

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郝龍斌這麼做，就是錯的。

你可以說，這件事情換了一個黨、換了一個人，還是可能發生啊。

我同意。但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更要表達我們的不滿，不論你當初支持他或是反對他。因為我們要讓現在和未來的執政者知道，任何一個執政者，只到要做錯了事，侵害了人民的權利，就應該負起責任。理由無他，因為這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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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的經濟倫理

胡嘗過一成衣鋪，有女倚門而立，頗苗條，胡注目觀之。女覺，乃闔門而入。胡恚，使人說其父，欲納之爲妾，其父靳而不予，許以七千元，遂成議。擇其某日，宴賓客，酒罷入洞房，開尊獨飲，醉後令女裸臥于床。僕擎巨燭侍其旁，胡回環審視，軒髯大笑曰：「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如何？」已而匆匆出宿他所，詰旦遣嫗告于女曰：「房中所有悉將取去，可改嫁他人，此間固無從位置也。」女如言獲二萬金，歸諸父，遂成巨室。

－李伯元，〈胡雪巖〉，《南亭筆記》（1906）


週末讀了葉文心的《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裡頭引了上面這個故事。在別人筆下，這可能是印證胡雪巖財大氣粗的另一則奇聞逸事，但葉文心卻從這樣一則故事中敷衍出近代中國的財富、倫理與視覺，如何匯聚在上海這個新興都市，並且與現代社會的轉化聯繫在一起。

她談上海會計和銀行業的成型，談百貨公司在戰前與戰時的興衰，談企業文化中的家長制與社會主義心態之間不可思議的呼應，在在都讓人耳目一新。一如葉在中文版的序言中說的，過去談上海的著作，寫的是「海上文人名流的傳奇，或者是工人、左派的運動史」，這些當然都是上海的一部分，不過似乎都只能側重一面。這本書從經濟倫理的角度切入，才讓上海的摩登與隨之而來的焦慮，完整呈現出來。

借用王德威的話：「雖然上海已是現代中國研究最普遍的研究主題，但從未見過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葉文心的故事說得太精采了」確實如此，這本書充滿著有趣的故事，又有敏銳的論斷，有描述，有分析。唯有具備深厚的功力和眼光，方能把一座大都市各種複雜的面向，細膩的交織在一起。對我個人而言，作者調度史料、鋪排敘事的手法，靈巧運用一二手材料的方式，也讓人學到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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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

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作者：葉文心
譯者：王琴、劉潤堂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10日

內容簡介

點第一爐香，葉文心細說上海的摩登繁華

　　上海的繁華輝煌，一開始卻是個「海上奇觀」。這座充滿傳奇的城市，在鴉片戰爭後的百餘年不僅由一個長江下游的縣城，一躍而成東亞數一數二的國際性通商巨埠，更以「洋」、「商」與「女性」共同挑戰與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的秩序。西風中的資本主義，在上海長出最能代表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面貌，中國的現代性不能不談上海。一九四九年後，上海在共黨政策下，被賦予製造工業的角色，一代繁華洗盡，直到九○年代，中國又回到上海找尋現代性，上海再度成為繁華的代表。

　　這個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城市與經濟，對廣大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構成什麼挑戰與影響？本書回顧一八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上海社會文化史，透過細細考察上海的金融、出版和現代百貨業，葉文心生動描繪中國第一批城市中產階層。在國家角色尚弱的二十世紀初期，這個新富階層在從商與消費被視為愛國志業的觀念下，不僅取得在儒家社會的正當性，從而改變了上海， 更成為近代中國政治與民族主義發展的主要力量。

　　新的往往也是舊的，葉文心認為，上海如今再度回到中國現代性的核心位置，卻有不少力氣花在挖掘過去的歷史記憶。因此要瞭解今日之上海，必須回到一九四九年前，那個張愛玲曾經生活過也貪嗔癡過的上海。而當代上海新富階層，是否會再次扮演推動國家變遷的角色，或許可從本書的歷史分析窺見一二。

作者簡介

葉文心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所所長，曾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主要著作除《上海繁華》，還有《鄉下人的旅行：文化、空間和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mmunism）、《疏離的學院：中華民國的文化與政治1919－1937》（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其他代表性論文有〈進步雜誌與上海小市民〉、〈企業空間、社區時間：上海中國銀行的日常生活〉、〈上海的現代性：一個民國城市的商業與文化〉、〈商業、職業與近代上海商界〉等。

譯者簡介

王琴

　　四川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師從楊念群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性別史，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女性研究中心研究人員，譯有《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一八六一-一九二八》。

劉潤堂

　　一九七六年出生，四川旺蒼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側重於晚清政治史。


導論

　　鴉片戰爭（一八三九 ~ 四二）之後，百年之內，上海崛起，成為東亞第一大都會。活躍在上海的是一個內涵豐富的中產市民階層，他們興起，成為中國社會現代發展的重要成員。

　　傳統中國是賤商的。而這個新興市民階層，卻又是以商為業的。上海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不但在於上海的工商發達，更在於上海的新商人在都市轉型的背景之下，取得了文化上的合法性。上海的新商人多數高度西化。他們也活躍在外國租界。但是他們卻能成功地把新式工商建構成近代中國富強的支柱。傳統中國有「無商不奸」的說法。而在上海，新商人雖然透過市場追求財富，但是大家相信這並不算是個人的圖利行為，而是為了追求國家的富裕。新商人雖然累積個人資產，然而大家也相信他們所用的手段並不是欺騙與貪婪，而是透過專業知識與企業組織，以科學方法創造新財富。上海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成功地建構了這個近代新富階層，把他們塑造成一股愛國、專業與自治的力量。

　　這個都會新商論述，為當時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圖景。透過學校與出版物，上海新興企業對當時年輕人傳遞了一個訊息，就是一個人只要學有所長，不斷努力求新向上，就可以在都會新經濟之中贏得一席地位，賺得一份資產，建立一個幸福的小家庭。上海的都市新型企業會給年輕人提供無數自我實現的機會。上海的繁華是每個有為青年所可以擁有的世界。

　　然而不幸的是正當這個近代中國資產階層都市論述在上海植根成長之際，全球經濟發生了大不景氣，股市崩潰，工廠倒閉，上海的新興工商也被捲進這個漩渦。剛剛成形的中產階層論述，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對廣大的職工來說，許多人即使勤勤懇懇，努力工作，拚命向上，也難以保住一份職業。三十年代上海的白領階層失業率大增，一向靠自己的工作收入養家立業的職業者發現自己仰不能事父母，俯不能卹兒女，在茫茫職場之中無依無靠，不知何去何從。這種危機感，深切地動搖了資產階層都市論述的說服力。

　　三十年代中期，一股左翼思潮在上海崛起，把都市資產階層個人與家庭的出路跟國家民族的出路結合起來論述。根據這個說法，市民階層的悲劇，並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國家命運在帝國主義體系之下的寫照。上海的中國民族資本逃不出西方殖民主義經濟勢力的籠罩，也逃不出帝國主義一貫的侵略與剝削。都市的市民階層如果想要為自己及家人找到生機，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社會主義的陣營，以國為家，以集體結合的力量與剝削者作正面的戰鬥。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上海的許多新型企業跟隨國民政府，搬遷到抗日後方去。 沒有搬遷的產業在上海淪陷之後不得不逐漸跟敵人妥協，否則就存活不下去。上海工商企業的名人領袖們於是在愛國這個題目上，比起民國初年，失去了他們的發言立場。相對於企業員工，這些領導人不久也就被看成純粹的資本家，減弱了社會道德合法性。四十年代上海的職業界左翼地下黨十分活躍。透過這些人的組織活動，一九四九年上海雖然政權轉移，但是工商企業的運作沒有中斷。許多「民族資本」平順地歸附了共產黨。

　　以上種種，大致歸納了本書所要講述的近代上海與中國的故事。在正文開始之前，還有幾點需要稍加著墨。

　　有關近代上海的工商，學者們已經進行過不少研究。跟那些作品比較，本書所著重的不是經濟史， 而是以經濟活動為對象的文化史。我們所關注的不是上海的工商企業如何進行新式的經營，而是新式工商企業的從業者如何取得社會地位、如何為新型產業建構經濟倫理。

　　本書的前兩章徵引了不少材料，主要想審視的是這樣的問題：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究竟是怎麼樣建構他們的聲望？他們在租界裡活動，究竟在國家意識與經濟利益之間作了些什麼樣的表述？他們運用了些什麼樣的資源與方式來達成建構？結果算是成功了嗎？他們的成功與否，到底為什麼重要？

　　本書認為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透過教育與出版，曾經相當成功地為中國的資產階層建立了一套論述與倫理。在這套成功的機制裡，企業的經理人相對於自己的職工不止是老闆，同時還是專業上的老師。這就像傳統科舉制度，大官於小官，不止是上司下屬，更是座師與門生。因為是老師，所以經理對下屬的制約，除了專業表現上的要求，還包括倫理上的規範，在人事行政上考核職工的勤惰以及人品，作為考核獎罰的根據。到了四十年代，這套論述因為種種原因，失去戰前的說服力。經理在職員的眼中變成了資本家，小職員們熱衷於組織自己的職工聯合會，企業內部的上下關係變成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對立，而不再是師長跟子弟的企業大家庭。三十年代的時候，都市建構中的企業總經理是家長，不僅在組織上地位高，而且在專業上知識高。到了四十年代的後期，這些企業經理主管就被敘述成資本家。資本家自然也有好的，但是原則上必然是剝削的。相對於從前，大家長自然可以無能，但是在原則上必然是才德具備的。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來二十世紀的上海，在都會資產階層論述上曾經有過巨大轉變。

　　近年有關上海的著述已經出版了不少。上海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描述之中顯然不是個陌生的地方。但是這些作品，多半只把上海做為各種事件發生之地，上海只是個地名，沒有特殊的內涵。本書描述上海，則把上海的物質建設考慮在內。 電車、電燈、收音機、電影、照相機、印刷機等等事物在上海是習以為常的。這些東西的使用，無疑把上海建構成一種新的空間，改變了人們在其中交互往來的機會與方式。 關於物質文明與近代中國的形成，有許多可以大作文章的題目。 本書所關注到的不過其中之一二。

　　我們知道，上海外灘的江海關大樓，當時就裝點著東亞最大的時鐘。鐘在上海的辦公樓層裡是個重要的東西。有了鐘，企業裡才有法子講究紀律與效率，對員工們才能產生量化的制約。有了時鐘，火車、電車、輪船才能按時運作，才有準時與否的觀念，從而產生大批人大型活動的可能性。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72011#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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