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日，不曾結束的戰爭

1945年的8月15日據說是個晴天。

那天上午，出身臺南的醫師吳新榮到了下營，準備為瘧疾患者做抽血檢驗。回程路上，他遇見了同樣身為醫師的好友謝得宜。謝得宜告訴他，當天中午有重大事情要宣布，要他務必密切注意廣播。吳新榮到家後，照著謝得宜的話，立刻轉開了收音機，可是收音機卻沒電了。一直到當天晚上，吳新榮才從朋友口中，得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同一天的正中午，霧峰林家三少爺林獻堂也轉開了收音機。廣播裡傳來昭和天皇的聲音，緩緩地說著：「為了世界平和及日本民族將來發展之故，決定接受波茲坦宣言。」──天皇講的隱晦，可是意思很清楚：日本要無條件投降了。

對於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泥沼中的日本帝國而言，這個消息或許不完全讓人意外。但它出現的時間，還是比林獻堂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早。得知這個結果的林獻堂，在日記裡感慨地寫著：「五十年來以武力建致之江山，亦以武力失之也。」

另一個台中人楊基振，當時人在中國，正準備搭車前往北京，途中正巧聽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他的反應比只留下短短一句話的林獻堂要激動許多，回想過去幾年的戰爭，他說「真是全世界人類最悲慘的時期。」又說：「這全是日本軍閥的錯。」

同一天的日記裡，他寫著：「年少以來對日本的仇恨心讓我寧願前往中國，今天還得以親眼見到日本投降的一天。如此一來，故鄉台灣事隔五十餘年後回歸中國，從悲慘的命運中解放，從此永遠接受祖國的擁抱。如作夢般，我流下欣喜的淚水。」

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

從1939年歐洲戰事爆發開始算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整整打了六年，造成無數死傷。但對於日本來說，這場戰爭更加地漫長。它從1931年9月18日，日本引爆中國東北鐵路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

當時的日本，是個「大國崛起」的最佳典範。在1868年的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以令人意外的姿態，先後擊敗了中國與俄羅斯，又併吞了琉球、臺灣、和韓國，版圖一再擴張。這個崛起中的東方帝國，彷彿前途無限，所向無敵。

一位名叫石原莞爾的日本軍人，因而提出了一種理論。他說，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之間最終將有一場決戰，而且將是一場毀滅性的戰爭。這會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戰爭，是人類文明必經的道路，只有在那之後，世界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

他更預測，這一場戰爭中，代表西洋文明出戰的將是美國，至於代表東洋文明的，當然就非日本莫屬。為了贏得這場最終的世界大戰，石原莞爾強調，日本必須積極地增強軍事實力，同時擴充版圖。而其中的關鍵，就是中國東北的滿州。它將是日本帝國的生命線。

石原莞爾很快就把這項構想付諸實現。1931年9月，日本從朝鮮半島調派了軍隊，一路往滿州前進，終於和中國軍隊發生了衝突。這項軍事行動，立刻引起國際社會關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對此議論紛紛，還特別為舉行了投票，以13比1的懸殊差距，要求日本撤兵──日本是唯一反對的那一票。

構想出世界最終戰爭石原莞爾

日本軍方當然沒有理會這個決議，而是持續擴大戰線，最後佔領了整個滿州。不久後，日本找來清朝最後一位皇帝──當時年僅二十六歲的溥儀──在這塊新領土，成立了名為「滿州國」的傀儡政權。

這些舉動，再一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注意。國際聯盟派出了代表，前往滿州地區調查。日本卻宣稱，在中國東北爆發的軍事衝突，不過是正當防衛之舉，又強調滿州國的成立，與日本沒有直接關係。

國際聯盟的調查團沒有接受這樣的說法，他們回來後，在報告書中譴責日本用武力佔領了中國東北，違反國際聯盟維護和平的原則。雖然如此，調查團並不認為日本需要將滿州歸還給中國，只是要求他們撤兵，將該地區交由幾個大國組合成的委員會共同管理。

建議案最後送交了國際聯盟的成員投票，結果四十二票贊成，一票反對（日本），一票棄權（泰國），壓倒性地通過。出席的日本代表松岡洋右見狀，拿出了原本就準備好的講稿，以英文發表了演說──曾在美國留學的他，對自己的英文相當有自信。在表達完強烈不滿之意，松岡洋右隨即退席抗議。幾天之後，日本正式宣佈退出國際聯盟。

1941年與希特勒見面的松岡洋右

返回日本的松岡洋右，並未因為這項外交上的挫折而遭受批評。相反地，他從抵達橫濱港的那一刻起，就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人們認為他在國際聯盟表現強硬，最後又堂皇地退場，是為日本爭了一口氣，從此日本可以擺脫國際社會的束縛，走向自主的外交政策。

日本軍方在滿州地區的擴張，同樣也受到一般民眾的支持。在報紙之上，每天都刊出對於滿州戰況的追蹤報導，成為社會最熱門的話題。為了爭取讀者，報社的記者和編輯，更是使勁全力，用最煽情的方式，挑動民眾的情緒。只要能夠促進銷量的，都是好新聞。

在這個背景下，日本的社會氣氛漸漸出現了轉變。1920年代的日本，原來是自由奔放而百家爭鳴的時代，許多知識分子為了民主、平等與人權等議題而積極發言。進入1930年代之後，整個思想界卻因為軍國勢力的崛起而遭受壓制，逐漸失去了聲音。

最令人意外的事件，發生於1933年。那一年兩位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人，突然發表聲明，宣告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主張，轉向支持政府對外軍事擴張的政策。這只不過是一連串骨牌效應的開始。連一向最激進，批判政府最大力的共產黨，都放棄了立場，其他的知識份子，當然也紛紛跟進，開始宣示自己對於國家政策的效忠。

少數不願意配合的人，則遭到了圍勦。東京帝國大學的美濃部達吉，原本是飽受尊崇的憲法教授。他最著名的學說，是主張天皇為日本政府機關的一個部分，並不單獨擁有國家的主權。但在1935年，這樣的說法卻引發了猛烈地攻擊，軍方和其他政治人物，認為他的看法否認了天皇的神聖性，是對天皇不敬，要將他起訴予以調查，並禁止教授他的學說。

京都帝國大學的法學院教授瀧川幸辰，同樣因為批判政府，而遭到國會議員的指責，他的作品也被查禁。日本的教育部長，更直接找上京都帝大校長，要他開除瀧川幸辰的教授職務。京大校長回絕了政府的施壓，日本教育部於是直接下令，將瀧川幸辰解職。這個破壞言論自由與憲政體制的舉動，引起了京大法學院強烈反彈。法學院裡頭31名教授，全部辭職。而法學院的學生，也全數申請退學，以示抗議。其他法學院學生，更是紛紛表達聲援之意。

但這些動作，都無法阻止日本進一步往軍國主義的方向邁進。

被日本政府開除職務的瀧川幸辰

1937年7月7日的午夜，日本與中國的軍隊在北京蘆溝橋爆發了第一場戰役，原本小規模的衝突，一發不可收拾，演變為雙方的全面戰爭。兩年之後，在歐亞大陸另一邊的德國入侵了波蘭，歐洲的戰火，也從那一刻點燃。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來了。

隨著戰爭的擴大，日本政府對於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開始變本加厲。都市之內的娛樂設施，紛紛遭到取締。一般學生不得留長髮，女性更不能燙髮。每天的糧食都由政府配給，戒指則被認為是奢侈品，也在禁止之列。日本政府也在國內與殖民地，同步推動「國民精神總動員」，希望全國人民為了長期抗戰做好準備。

而為了贏得國民的支持，當時的報紙之上，充滿著對於戰爭的宣傳與歌頌。有位作家保田與重郎更熱情洋溢地說：日本前所未有的偉大時代即將來臨！

不過，事情沒有文學家想像的美好。在中日大戰開打之後，日本雖然將戰線不斷推進，但進展的速度遠遠落後原本的預期。1941年，原本打算袖手旁觀的美國，因為日本襲擊珍珠港而參戰，更為戰事增加了許多變數。

指揮珍珠港之役的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原本是計畫透過奇襲，一舉擊潰美國國內的士氣，沒想到卻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結果。此舉激起美國社會的強烈反彈，羅斯福總統透過廣播，告訴全國人民：「勿忘珍珠港！」

美國誓言要為珍珠港事變復仇

在美國參戰之後，需要兩面作戰的日本，戰勝機會更顯得渺茫。珍珠港事變之前的三個月，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主動辭職下台。他說：「我對這場戰爭已無信心，只能讓給有信心的人來做。」

戰爭拖的越長，不僅人心浮動，物資的消耗也越來越大。為了不讓後方經濟崩盤，日本開始加強動員各地的人力和物資。超過八十萬的朝鮮居民，被強制送到滿州等地，從事勞動。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也紛紛被徵招加入軍隊。

這些手段，在在凸顯了日本的戰況之惡劣。很多日本士兵被派到東南亞作戰，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他們死在島嶼，死在海灘，最終連遺體都無法運回故鄉。為了給士兵的家屬一個交代，軍隊只好將遺體的一根手指頭切下，當做最後的紀念。但隨著戰事越來越激烈，到了戰爭後期，甚至連這樣的替代方案都不可能進行。很多家屬最後收到的，是個白木盒子，裡頭裝著的，只有海灘上的砂粒。

然而，為戰爭犧牲的何止是軍人。在戰爭最熾熱之際，日軍所到之處，從中國到東南亞戰場，都不斷發生著屠殺平民的事件。

為了節省物資，也怕大型動物在戰亂中傷人，1943年起東京的上野動物園更開始有計劃地屠殺園內動物。這個決定由時任東京市長的大達茂雄直接下令，並要求動物園立刻執行。對於飼育員而言，沒有什麼比親手殺死日夜照顧的動物更令人痛苦的了。可是大達茂雄的態度強硬，而為了貫徹命令，動物園只有在飼料中加進毒藥。當時上野動物園人氣最旺的明星動物，非大象莫屬。據說牠們看了同伴吃下飼料後死去，竟然因而開始絕食，最後終於支撐不住而餓死。

在動物園大屠殺中餓死的大象

日本國民也沒能逃過戰爭帶來的災難。1945年3月10日，美軍在東京發動大空襲，全城陷入熊熊烈火之中，整座城市被炸的殘破不堪，死亡人數就高達了八萬人，受害人數更超過一百萬。而東京只是眾多遭到空襲的城市，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大阪、名古屋，還有臺北，都先後受到美軍轟炸。

但戰事最慘烈的地方，發生在日本南方的沖繩。這座小島成為了日軍和美軍的決戰之地。雙方死傷慘重。當時沖繩人口不過五十萬，在這場戰爭中，就有超過十二萬人死亡──當中大半都是平民。這場戰役，幾乎宣告了日本戰線的全面潰敗。

1945年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市投下一枚原子彈。在人類歷史上，這是一次核子武器被應用在戰場上。廣島市中心成為一片灰燼，死亡人數估計超過了十萬人。三天之後，8月9日，第二枚原子彈落在長崎市，造成將近15萬人喪生。當時，在距離爆炸地點六百公尺處，有五百多位學生正在長崎醫科大學的教室裡上課。其中超過了四百人，因為這顆原子彈，而當場喪命。

日本帝國開始崩解，無法再承受更多的死傷。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親自透過廣播，正式向全國宣布：日本放棄戰爭。

許多日本民眾第一次聽到了日本天皇的聲音──被稱為「玉音放送」──然而，內容卻無法令他們開心，很多人杵在收音機旁邊，就這樣哭了起來。這一天，成為了日本人的「終戰紀念日」。

在沖繩戰役中被美軍俘虜的日本人

不過，戰爭真的結束了嗎？

在日本北海道的最北端，再往北幾十公里處，有一座名為樺太的島嶼。這裡是日本與蘇聯軍隊交火的地方，雙方並沒有因為天皇的宣言停止戰鬥，而是一路打到了8月22日。2

在朝鮮半島，人們慶祝的不是終戰，而是「獨立」和「解放」──韓國終於可以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零星的暴動出現在首爾街頭，有些曾經擔任日本警察職務的韓國人，被認為是賣國賊，被人襲擊。但大致而言，情勢還算穩定。可是韓國人很快就發現，獨立只是一個美好的夢想：蘇聯軍與美軍先後來到了朝鮮半島，將整個國家一分為二。又一次，國家的命運被外來者所決定。而且不久之後，他們又必須被捲入另一場不屬於他們的戰爭。

而日本雖然一一放棄了那些隨著帝國擴張而得來的領土，但他們與鄰國的邊界該如何劃分，到今天仍然是充滿爭議的問題。釣魚台的問題已經是眾所週知，而跟韓國之間，日本也為了一座名為竹島（獨島），在在起衝突。連在北方，都有和俄羅斯之間的「北方四島」問題。

因為那一場戰爭，每一年的8月15前後，日本媒體上總是充滿著各種戰爭有關的報導與爭論，從每年舉行的死難者慰靈儀式與和平祈願活動，到首相是否祭祀戰犯的參拜靖國神社。當然，東亞各國的關係，也在此刻也會變得格外敏感。無論是南京大屠殺還是慰安婦問題，在在都要引起爭論。每個國家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包括日本自己。

戰爭的記憶，變成了各國政客互相指責的工具。

日本靖國神社

至於1945年的8月15日之後的臺灣，歡欣鼓舞地「接受祖國的擁抱」，一如楊基振在日記中描述的，而他不是唯一一個這麼想的人。

大半輩子都在抵抗殖民統治的林獻堂，在聽到了日本投降的新聞後，一連兩個晚上都睡不著覺，要靠服藥才能入眠。身為臺灣意見領袖的他，已經準備為協助政權轉移付出心力。

只是，祖國的擁抱並不如臺灣人想像中的熱烈美好。新的統治者取代了舊的殖民者，但沒有權力的人依然沒有權力。到了1947年2月28日，臺灣人與新來的政權之間，終於產生了正面的衝突。從那一天起，林獻堂的日記一連中斷了五天。

228事件的風暴過後，林獻堂雖然得以保存性命，但已經喪失了許多朋友。連他自己，都被列名「臺奸」。兩年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敗逃到臺灣來，開始實施戒嚴體制。眼看著這樣的局勢發展，據說向來拒絕講日文的林獻堂，做了一個可能他自己都未曾預料的舉動：他決定赴日定居。

在那之後，中華民國屢次派人勸他回台，或者威脅利誘，或者溫情攻勢，最後甚至派出了當年和他一起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戰友蔡培火出面。可是林獻堂仍然不願意返回故鄉，他只說：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曾受先聖人之教訓，豈敢忘之也。台灣者，危邦；亂邦也。豈可入乎，居乎。非僅危亂而已，概無法律，一任蔣氏之生殺與奪。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也。」

換句話說，他很清楚，回到臺灣，回到蔣介石的掌控之中，他將再無自由，甚至連性命都有可能不保。

幾年之後，林獻堂在異鄉與世長辭。

林獻堂

臺灣人的戰爭與戰後經驗，也許是在提醒我們國家與民族的虛妄。每個國家的政客都善於指責他人，以便來掩飾自己的錯誤。就像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政策，要臺灣人記住日本有多麼可惡，卻要批評政府的人閉上嘴巴，噤聲不語。

而日本有許多政客至今仍然否認南京大屠殺，拒絕對慰安婦負起任何責任。他們強調日本人民在戰爭中的傷亡，強調日本在戰後受到的不合理對待，卻很少去反省，為何少數人的野心，卻需要那麼多人──包括那些今天已經不屬於日本人的人──共同承擔。

戰爭過去了六十多年，但它真的結束了嗎？也許有一天，我們能夠擺脫統治者灌輸的視角來看待這段歷史，能夠不再簡單去評斷這個民族還是那個國家比較邪惡，能夠真正看見並同情戰爭中的無力而無辜的受害者，也許那一天，我們才能夠真正告別戰爭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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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1920年，《臺灣青年》第一次在東京發行，卷頭詞寫著：「厭惡黑暗而仰慕光明，反抗橫暴而從正義，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獨尊的野獸生活……是這樣的覺醒了！」

創刊號同時邀請來了一群具份量的日本學者助陣，包括曾經擔任東京市長、貴族院議員的阪谷芳郎，以及當時活躍的政治思想家吉野作造。

其中一位明治大學的教授泉哲，在他的文章〈告臺灣島民〉中，呼籲臺灣人應該自己肩負起文化教育的責任。他認為，日本總督府在臺灣的統治方針，只集中在物質開發，對於精神層面，則毫無貢獻，付之闕如。假如臺灣人還對此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只會讓自己的前途黯淡無光。所以他說：

「臺灣並非總督府的臺灣，而是臺灣島民的臺灣，必須對此有所自覺。」

那一年的年底，蔡培火在《臺灣青年》上發表了另外一篇〈我島與我等〉（同時有中日文兩種版本），呼應了泉哲的說法。他在這篇文章中，對臺灣的未來表達了無限期待。他認為這座島嶼，「其氣象、其景色、其物產皆即雄大豐富，如此天惠豐富之地方，即世界中亦不多見」。自然賦予如此豐富的資源，正是要求島上的人，不僅必須發憤活動，更要在知識上積極進取。他寫著：

「我等以往，若無神經若無思慮，缺乏進取精神，而計畫創造之氣風不振，遂致陷今日之境遇，我等應當猛醒大悟。」

他接著說，從地理位置上看，臺灣可以成為「亂世之戰場，治世之樂園」。過去的臺灣，總是被外力爭奪，籠罩於砲火之下。但展望未來，他期盼作為海運之要衝的臺灣，能夠積極發展科學與工業，充分利用其天然環境，讓臺灣像瑞士一樣，生活自由，成為東亞之樂土。

「我等為此島之主人翁者，宜著目於此點而努力，興乎！島主等！由於爾等之努力成就，多眾人類同胞之足，齊向此島來遊，共享安樂幸福，必非夢想也。」

但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要讓漢人與原住民握手言和。他主張，原住民（他稱之為「山內人」）所面臨的問題，「全然是我等之祖先，迫害彼等之罪所致者。」過去漢人自以為是地迫害他人，如今被日本人歧視，在他看來不過是「天罰」。所以，只有先懺悔過去之罪，才有可能開始向日本帝國要求平等之待遇。

也就是在這一篇文章中，蔡培火要臺灣人在智力和體力上鍛鍊充實，以守護臺灣，迎接將來之新生活。他說：

「我等絕不能悠悠閒閒，終作立於無能力者之地位也。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亦為我等臺灣人之臺灣。」

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成為了一句響亮的口號。這也是為什麼，1927年的《臺灣民報》上會寫著：

「思想落後的臺灣，自從大正九年（1920）七月的『臺灣青年』發刊以來，才發現著『臺灣人是臺灣人的臺灣』，才曉得講究『自強自新』之途。」

「『臺灣青年』一出現，才把隸屬的思想打破……臺灣的思想界才有些生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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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未來的過去 ──《百年追求》筆記之四

「1980年，作家陳若曦會到睽違十八年的臺灣，帶著三十幾名旅美華人知識分子的連署信求見蔣經國……蔣經國看了連署信，只說：『一切會依法行事。』」

覺得有點熟悉嗎？那再看一段：

「1972年4月4日起，《中央日報》連續六天刊登署名『孤影』的〈小市民的心聲〉撻伐《大學雜誌》，反對學生運動、反對學術自由，反對自由派知識分子。作者說：『我的政府讓我平平穩穩維持一個卑微的生存，我已十分滿足。』」

有人追求自由，就有人想要安穩與卑微的生存，並且自稱是小市民、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是不是大多數，實在很難說，不過他們顯然不只是小市民，也不會是沉默的。

比如1986年，黨外人士又一次準備籌組政黨。《中央日報》就發表社論，高聲批評「極少數無視國家前途與法律尊嚴，置社會安危於不顧。不但不知何衷共濟之為貴，反而趁國家之危，來傷害國家的團結安定。」

「參謀總長郝柏村則說：『現在偏激份子揚言組黨，其主張實際否定中華民國，或與中共統戰呼應，或為臺獨，當然不能容忍。』」

閱讀《百年追求》所描述的臺灣民主運動，有時感覺過去其實從未過去。那些話語，過了幾十年竟還可以如此熟悉。但那樣的熟悉感，並不只是由於歷史的反覆重演，也是因為那些歷史確實還以各種形式，存留我們每天的生活之中，不曾遠離。

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聯合報的報導。

1960年臺灣舉辦地方選舉，卻不斷傳出舞弊的問題，當時一群人士舉辦了「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在選後發出了這樣的聲明：

「國民黨黨政當局在地方選舉爭策動的種種違法舞弊措施，都是由連震東以臺灣省民政廳長的的身分，直接間接負責推動和實施的。時至今日，在臺灣各地選民的心目中，連震東以成為摧毀臺灣地方選舉的執行者。老實說，國民黨黨政當局如果稍有悔悟之心，便應先革連震東之職，以謝國人。連震東如稍有負責之恥之意，更該引咎辭職，以求贖罪於選民。」

連震東是誰呢？你或許知道，他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黨營《中華日報》社長，之後又當過國大代表、國民黨副秘書長，並且官運亨通，高昇至內政部長、政務委員。當然，他有一個我們今天更熟悉的身分：他是連戰的父親，連勝文的祖父。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父親：《臺灣通史》的作者連橫……

不過當年，《百年追求》的作者告訴我們，「連橫因為寫詩，被邀請加入臺灣中部著名的文學團體『櫟社』。連橫後來在日本報紙上發表文章，為日本殖民政權的鴉片政策辯護，社友提議將其開除。可是根據社規，唯有『污損本社名譽者』始能開除。

「理事會議討論的時候，林獻堂發言說：『污衊我先民，以做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需吸阿片，似此寡廉鮮恥之輩，何云不污損本社名譽？』《臺灣民報》也因為連橫的文章而不願聘用連震東。」

「林獻堂在發言主張開除連橫之後一週，連橫和連震東父子拜訪林獻堂，請其向《臺灣民報》說情。林獻堂也確實做到了父罪不累及子原則，寬大地向報社說：『震東頗可造就，且不可因其父而棄之。』」

至於臺灣的另一個大家族──辜家──也被寫進了這段歷史之中：

「臺灣第一御用士紳辜顯榮已於一九三七年過世，家族事業由辜振甫主持。辜振甫，一九一七年生，自幼稚園起就受日本人一樣的教育，被《臺灣新報》總主筆伊藤金次郎描述為『容姿端麗、舉措闊達，頗有貴公子氣質，在日本軍、官方的社交圈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其長袖善舞的社交風格，更被視為臺灣頂尖人物。』」

這些形容讓人不禁想起辜的孫輩辜仲諒，同樣受到媒體萬般寵愛。即便當時捲入陳水扁前總統弊案，逃亡兩年，以通緝犯身分回臺，不少媒體還是說他「帥氣」、「風流」。甚至在他做偽證的行為尚未被揭露前，還有報導說他默默地做公益，彷彿為善不欲人知。也許是臺灣社會對有錢人特別寬容？又或者該說是財團與媒體之間的盤根錯節？

回到辜振甫。

「戰爭末期，辜家在上海的財產因戰局激化即將泡湯，辜振甫央託臺灣軍高層，以軍隊機關名義，將三百五十萬會回臺灣。為了表達對軍方的謝意，將其中一百萬圓捐贈軍人遺族援務費。當時報紙還以〈辜振甫氏之美舉 捐獻軍人援護費 一出手即百萬圓〉，稱許他的慷慨豪舉。」

「不料，日本即將戰敗！辜振甫與其說捨不得這一百萬圓，毋寧說是擔心此事被中國官方知道，後果堪虞，因而翻臉不認人，反過來向軍部索取這筆鉅款。伊藤金次郎認為『這是需要相當厚臉皮才做到的事。』」

但或許正是如此，才能保住辜家在臺灣的事業版圖吧。

（弔詭的是，辜振甫在戰後曾經因為被指為漢奸、臺獨、意圖與日本人「共同陰謀竊據國土」而逮捕，判刑兩年兩個月。而他在坐牢期間，正好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辜振甫因此逃過一劫。）

吳三連（左二）當選臺北市第一屆民選市長後在辦事處與支持者舉杯同歡。

歷史中好像總是有些聰明的或幸運的人，可以永遠站對的那一邊，另外有些傻子則永遠站錯了邊。我們該欣羨那些聰明人還是記得哪些傻子呢？我們又該選擇當聰明人還是傻子呢？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國》出版了最後一期，社論由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執筆。他有很清楚的答案：

「在這個小島上，他們曾收買了一些無思想無原則為利是圖之徒。他們正同在大陸掌握政權時代一樣，在臺灣把有人格有氣節有抱負的人很有效地消滅殆盡了。他們控制了一群以說謊造謠為專業者。他們控制著一群藉著幫同作惡以自肥的人。他們控制著藉唱萬歲而飛黃騰達的『聰明人』。他們製造成千成萬當面喊擁護叫口號的政治演員。他們控制著臺灣一千萬人的身體。然而，除此之外，他們還控制著什麼呢？」

「他們不能控制的東西太多了。國際局勢的演變他們不能控制。臺灣人心他們不能控制……自由，民主，人權保障這些要求，絕不是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私人所能擁有遏阻的。」

在那樣的年代裡，殷海光所說的這段話，與其說是關於現實的描述，還不如是一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未來的期許。只但願這樣的樂觀和熱情，也能夠跟著我們，繼續臺灣對於自由和民主的下一個百年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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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與奴化的臺灣人──《百年追求》筆記之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派兵來臺接收，原本該是歡欣鼓舞的回歸，結果卻完全走了樣。

第一個震撼，來自想像與現實間的落差。來臺的祖國國軍，並不如預期般地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士氣高昂。相反地，許多人印象中見到的，是一支剛剛脫離戰場，疲憊不堪的隊伍。

雖然如此，《百年追求》的作者提到，當時社會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

「你不要小看這些祖國兵喔，他們揹著雨傘，雖然不好看，但是當遇到敵人時，傘一張開，可以飛天呢！」

「你以為祖國軍隊怎麼打敗日本兵的？他們厚厚腫腫的綁腿裡，綁著鉛塊呢！平時練腳力，緊急時就可以飛簷走壁阿。」




相反地，負責接收的官員們，對於本地的臺灣人，卻是看不太順眼：

「1946年四月底，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范壽康在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演講，公開指控臺灣人抱有獨立思想，意圖臺人治臺、排擠外省人員、對接收工作採取旁觀的態度，因此，他指控『臺灣人完全奴化了』。」

除了「奴化」之外，在當時的官方報紙如《臺灣新生報》上，臺灣人也被說是「崇日」、「自卑」，「沒有人才」、「不解國文國語」、「缺乏民族精神」，所以必須「肅清日本思想毒素」。換句話說，就是要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經過六十多年，類似的論述又在最近重出江湖，不能不說有點奇妙。）

但「臺灣人奴化論」引起強烈地爭論，當然也引發反擊。1946年，王白淵就在《政經報》上發表一篇〈告外省人諸公〉，他說：

「臺省本是一個富有秩序的社會，雖是在日人高壓之下，還有保存著自己的社會道德，不能泯滅的志氣。……臺省在各方面，具備近代民主社會建設的諸條件。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臺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為不能當權之口吻。我們以為，這是鬼話，除非別有意圖，完全不對。……只以為不能操標準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淺薄，過於欺人。

臺灣自有臺灣之衷，頂愛臺灣人亦是臺灣人。我們以為臺胞應該負起歷史的使命，不可將自己的命運送給外省人。在以臺治臺的原則上，共同奮鬥，才有一天可以像人。」

不過，該如何以臺治臺呢？當時，林獻堂和廖文毅提出「聯省自治」的說法，意思是說「軍事、外交、金融等全國事務，都交給中央來辦；普通行政、交通、教育、產業等地方性事務，交給省來辦。」

「聯省自治」不是林獻堂等人發明的。民國初年，就有人認為應該效倣美國，採取聯邦制，將權力下放到地方。梁啟超支持、胡適支持，連毛澤東都曾經主張各省獨立，而且就應該從他的故鄉湖南開始。他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寫著：

「二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而推動「聯省自治」的要角之一，則是主掌廣東的陳炯明，為此他還跟主張統一的孫中山起了嚴重衝突。陳炯明為了理想或是個人利益，很難簡單說清楚，或許兩者都有吧。不過後來陳炯明不敵國民黨軍隊，黯然離開政界，不但他自己被視為判徒亂黨，聯省自治的想法也沒能實現。

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

幾十年後，當時林獻堂等人再次「聯省自治」的說法，官方代表當然不同意，立刻質疑：「閩人治閩、粵人治粵這種論調，還有排斥外省人的意思，不是嗎？」

林獻堂聽了連忙解釋：「絕對沒有驅逐外省人的意思，外省人儘可來台灣發展。」廖文毅也補充說明：「我們主張的『聯省自治』，其實就是美國式的民主。」

當然，這樣的說法並未被接受。

在這種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省籍間的衝突浮上檯面，並不讓人意外。甚至到了60年代，即便是在民主運動的內部，省籍之間的緊張也並未消散。

當時《自由中國》為中心的團體準備籌組新黨，可是「1960年五月雙方合作組黨的計畫進入行動階段的時候，雜誌社的健筆戴杜衡警告雷震說，『把臺灣人搞起來了，大陸人要受其欺壓的。大陸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贊成這個作法。』」

談論省籍問題不是一件讓人舒服的事。但就在不久之前，省籍還是一個非常熱門，容易引發強烈情感的議題。記得李敖大師當年還曾經鐵口直斷，馬英九絕對不會當選總統，「因為他是外省人」。不過大師的預測也會失準。今天在媒體上談論這個問題的頻率似乎開始減少，在我身旁，和我同一個世代的人，似乎已經不覺得彼此省籍區別特別重要，沒必要分，也常常也分不出來。

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族群能夠和平共處，彼此融合，當然是好事。不過回歸歷史，如果要真正瞭解臺灣社會的發展，不可能將省籍因素視而不見。比如，到70年代中葉，「高普考錄取名額，一直是根據以前在大陸時的人口比數，亦即，每一個在台的外省人，擁有比臺灣人高一百八十六倍的錄取機會。」

換句話說，對於那個時代的人而言，省籍不只是一個抽象或虛構的問題，而是對日常生活有著直接而實際的影響。高普考不過是諸多例子之一。從歷史經驗與生活型態的差異，到實際利益分配的衝突。肯認這一點，我們或需會對許多仍然存在臺灣社會的現象，有更深刻的理解吧。


＊通往未來的過去 ──《百年追求》筆記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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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運動中的女性──《百年追求》筆記之二

1941年12月，當時就讀彰化高女的學生丁韻仙，因為被發現「藏有抗日文字」為由，被學校退學。她的生父、養父和三叔──全都是反殖民主義者──前往學校處理，但第二天，丁韻仙就被逮捕，關進了彰化看守所。當時也被囚禁在彰化看守所的，還有著名的作家賴和。

臺灣民主的百年追求，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像丁韻仙這樣的女性。這並不是因為她們人數龐大；正好相反，能夠直接參與政治運動的女性，一直都是相對少數、弱勢，很容易就被忽略不計，但正因為難得，她們的出現才更值得注意。

丁韻仙出生的1923年，當時日本國內各種社會運動已經風起雲湧，解放婦女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婦女運動者在在挑戰保守的社會觀念。同一時間的殖民地臺灣也並未落後，各種婦女社團陸續在各地出現，如諸羅婦女共進會、臺北無產青年女子部、宜蘭婦女讀書會、高雄婦女共勵會、汐止婦女風俗改良會。

1926年2月，一位女性運動者謝玉鵑在《臺灣民報》上發表〈猛醒吧，黑甜鄉裡的女青年們〉，「控訴傳統婚姻的毒害，批判男尊女卑價值觀」。謝玉鵑曾經就讀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因景仰蔣渭水的抗日運動，常常出入臺灣文化協會，成為活躍的臺北無產女青年，一九二五年，謝玉葉與同學黃細娥因參加文化協會活動，幫忙散發反日傳單，遭到警察傳訊，被第三高女開除學藉，只好到上海，進入上海大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另一位領導人張麗雲在結婚時，特別聲明「不用聘金，不用賀禮，不注重一切形式」，身體力行，打破當時的社會習俗，獲得許多追求自由的報刊的好評。

更著名的應該是臺灣共產黨的領袖謝雪紅。1926年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了一篇對她名聲不利的報導，但一開頭的描述，仍說她：「文明女子也。訪問男子，談論自由戀愛，非孝論、女子解放、赤化主義、社會主義，男子萬不及也。」

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往往連結在一起。政治上的改革，也是思想觀念的解放。目標解放弱勢的共產黨會吸引女性黨員，也許不是偶然？

謝雪紅和她的同志（http://www.epochtimes.com/b5/7/2/27/n1631600.htm）

可惜的是，戰後的臺灣社會，不僅在政治體制上封閉，社會風氣似乎不進反退，回到一種保守的氛圍。不知道是《百年追求》的作者並未特別留意，或是歷史真是不進反對，當年那些不顧他人眼光，參與社會改革的女性，似乎從這段時間的民主運動中消失不見。

1950年代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刊物《自由中國》，聚集了一批頂尖的知識份子，從胡適、雷震，到張佛泉和殷海光，但仍是以男性為主導。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省議會被稱為「五龍一鳳」中的那一鳳──許世賢吧。（下圖右二）嘉義人當然都知道，她的女兒就是剛被提名為監察院長的張博雅。

許世賢畢業於臺南第二高女畢業，後來進入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據說當年的她除了讀中華文化經典，還書架上還有孫中山全集和馬克思全集。畢業之後，許世賢回臺灣開業。「一九四五年被任命為嘉義女中校長，一九四六年當選為嘉義市議會議員。一九五四年當選省議員，一九八二年當選嘉義市長。」

許最經典的事蹟之一，是當年228事件發生時，軍民雙方對峙，情勢緊張，「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裡沒有人敢把國民黨政府發出的停戰指令，送進駐守在嘉義機場的軍隊」，沒有男人敢做，最後只有許世賢接下了這個責任。

後來省議會又有了剽悍的「南北雙嬌」：黃玉嬌和蘇洪月嬌。作者提到，1960年以《自由中國》為核心的一群人，要準備籌組新黨，因而召開會議。「會議中，桃園的黃玉嬌認為原訂的十五名召集人中女性太少，強烈要求增加一名女性，並且當仁不讓要求列名召集人。」如果在今天，她應該就是「挺身而進（Lean In）」的範例了吧。

當然這些少數個案，並沒有根本地挑戰社會的性別觀念和結構。真正的變遷還要等到1970年代以後，當時第一位點燃野火的，是後來成為副總統的呂秀蓮。

她當時出版的《新女性主義》一書，算得上戰後臺灣婦女運動的先聲，她在書中呼籲「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今天看來未必是多麼激進的主張。但本書還沒出版，就被內政部拒絕版權登記，理由是「該書立論與我國傳統觀念不能相容，言論有失偏激」。警備總部也說「該書醜詆我國固有文化」，又說它的內容「有乖社會倫常及有悖人情公序」。

追求民主和追求男女平等哪個比較危險？在威權體制的眼中，也許一樣危險吧。

但從那時候開始，女性又一次回到了民主運動的舞台。在美麗島事件大審中，就有呂秀蓮和陳菊。後來天下雜誌的創辦人殷允芃親眼目睹這起重大事件，她說陳菊讓她想起秋瑾。

在描述這段民主歷程時，時常被翻出來的一張照片，是一群為美麗島事件辯護的年輕律師，並排坐在一起，穿著律師袍，拍了一張大合照，意氣風發。其中不少人後來當然都進了政壇，包括陳水扁、謝長廷到蘇貞昌。

但還有另外一群人，沒有機會那麼從容不迫地合影留念。她們是政治受難者的妻子們。她們在丈夫入獄之後，擔負起了同樣的責任──或許是更重的責任。像其中一個人描述的，很多時候都是「陷於大人叫，小人哭，狗亂尿，諸多事情糾結不清的星期天大白天的混亂裡。」

有一次這群受難者家屬聚會，突然有大報的記者來訪，來意不明。主人許榮淑（張俊宏的妻子）勉為其難地去接待。

「她（許榮淑）讓我們一大群女人都悄悄躲進客廳旁邊的房邊，關上門，才按鈴請那位記者上樓。客廳裡面，寒暄，喝茶，問答，大概半著鐘頭不止。我們十幾個人擠坐在放著單人床和書桌的小房間裡，一聲不出，靜默聆聽。要是那位記者在客廳裡一個晚上不走，我們大概就會在小房間裡坐一個晚上不出去。他一定知道當時屋裡有很多女人，因為玄關滿地都是女鞋。他或許也能夠從明明有很多人，但是卻聽不見聲音的，不自然的安靜裡，知道大家害怕他所代表的媒體，和這個屋子外面的世界。」

安靜、害怕，還有一群擠在小房間裡的女人。那個時代的氣氛，彷彿就濃縮在這樣一個故事中。但那令人害怕的人總會離開，終有一天門會打開，而小房間裡的人們會走出來。當她們走出來，她們也會一起改變屋子外面的那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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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擁抱世界的臺灣──《百年追求》筆記之一

自由和民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一點是老生常談了。即便如此，我們似乎很少去想：那自由和民主到底是怎麼來的？《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讓我們看見臺灣如何從經歷殖民地、威權體制，走到了今天的模樣。

這三冊書，第一冊寫日本時代一直到228，第二冊寫5、60年代，雷震、殷海光到李敖的文星雜誌，第三冊寫70年代的黨外運動和美麗島事件，一直到組黨的過程，還有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各式社會運動。串起來的故事確實就像漢娜．鄂蘭所說：「政治上的教訓是：大多數人在恐懼中會屈服，可是有些人不會……人道上的教訓是：我們無需要求更多，光是如此，就足以讓地球適合人類居住。」

在這一百年追求民主的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有一個非常具有國際視野的開端。這麼說，不只是1920年代臺灣的知識菁英們可以到東京留學， 並在這麼帝國首都接觸到最新的政治思潮；更重要的是，當他們在思考臺灣問題，無論是自治、解放，或獨立，想的都不只是臺灣，而是把臺灣放當時的世界性框架下。因為如此，他們知道如何對外結盟，也擁有更多的思想資源能夠參照。

比如來自南投的彭華英，就曾經和中國和朝鮮的朋友組成「新亞同盟國」，目標要「追求民族解放，實現亞洲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在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主導下，國際間出現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呼聲，臺灣人就是抓住了這麼所謂的「威爾遜時刻」。（雖然事後證明威爾遜對東亞殖民地事務並不關心。）

彭華英因此「多次與菲律賓、印度、朝鮮民族運動者在上海大東旅館開會，計畫派遣遠東弱小民族代表前往華盛頓會議請願，要求殖民地獨立。」

討論的時候，來自中國的代表認為臺灣解放後應該回歸中國，但彭華英對臺灣的未來有不同的想像，他說「我們臺灣人希望能如比利時一樣，獨立成為永久中立國。」

更早一些，1907年，林獻堂在日本見到了他的偶像梁啟超，希望祖國的知識份子能幫忙臺灣脫離殖民統治，梁啟超很坦白地說，祖國目前自顧不暇，幫不上忙。但他倒是給了一個建議，要林獻堂等人學習愛爾蘭獨立的經驗，這一點似乎確實啟發了林獻堂和之後的臺灣議會運動。──現在有多少人在思考臺灣問題的時候還會想到比利時與愛爾蘭呢？

除此之外，臺灣人也參與1922年創刊的《亞細亞公論》，「該刊同時使用了日本語、朝鮮語和中國語三種語言。」而且還吸引了來自印度、中國等地的作者。

另一位連溫卿則積極學習當時發明出來的人工語言「世界語（Esperanto）」，而發明世界語的初衷，就是「反對歧視、人類一家」。連溫卿後來左傾，走向超越地域的社會主義，當然不是偶然。

就算還是殖民地，當時的臺灣知識份子和運動家們，仍然並不覺得這座島嶼太小，只能受人擺佈。相反地，他們很強烈的雄心壯志，把臺灣和世界連結在一起。蔣渭水的一番話，應該具有代表性，他說：

「臺灣人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提，亞細亞民族聯盟則世界和平的前提。……我們臺灣人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策進亞細亞聯盟，以達成世界和平與全人類最大幸福的使命。簡單說，我們臺灣人手中，握著世界和平的第一把鑰匙呢。」

另一份名為《臺灣》的雜誌，在創刊號上也說：做為「地球一部分之臺灣、人類一份子之島民，應急起直追適應新時代，啟發精神的、物質的文化，從而貢獻於改造世界的大業。」

1920年代的臺灣人就想著要改造世界，看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我們今天還能有這樣的視野，還敢懷抱這樣的夢想嗎？

當然，隨著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抬頭，戰爭越演越烈，這些懷抱亞洲主義乃至世界主義的想法，若不是漸漸消散，就是被扭曲成為帝國服務。二次大戰之後，臺灣回歸祖國，思想上更是越來越貧瘠，而能有的選項也越來越少。說來說去就是新生活運動與中國文化復興運動。

在思想的審查與控制下，左拉被禁、托爾斯泰被禁、梭羅被禁、狄更斯被禁、契可夫被禁、羅素被禁、《韋氏新世界大辭典》被禁，甚至連1977年的《山葉機車使用說明書》也因為「內容猥褻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動他人犯罪」被禁。

切斷了這些與外在世界的連結，蔣經國總統還安慰大家：「我們如果能將國父遺教領袖訓詞詳細閱讀，反覆研究，則一生足夠研究，儘夠應用了。」

這話可不是隨便說說，而是對臺灣知識界有著直接的影響。前一陣子讀到一本1981年出版的《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作者深受黨國栽培，留美博士，後來回臺灣任教，還曾擔任哲學系系主任。他在書裡講到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是這樣說的：

「哈氏目前才五十歲出頭，正式年富力強之時，尚值世人拭目以待，他的重要著作如『理論與實踐』、『知識與人類興趣』、『科技之意識型態』等都已深受西方學術界重視，如果他在有生之年，還能在多多接觸中國哲學與三民主義，相信對其學術生命的開展，將有更突破性的境界。」

靠著三民主義就可以拯救全世界。就是有那樣的時代。

戰後一連串的高壓統治，讓一群有機會接觸到國際思想的讀書人──包括本省與外省的──消失在臺灣，臺灣第一位留美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的林茂生，就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後來的陳文成事件，也是如此；更不用提還有一群海外的黑名單。臺灣本省的政治菁英，大多只能在地方上經營；掌握著論述權的知識菁英，大部分力氣都得花在和獨裁的黨國體制對抗，對於其他的議題，討論似乎都不像前一個世代那樣的充滿想像力。

當然，1970年代後期，海外的民主運動逐漸了累積了力量，島內的運動者似乎也越來越清楚，要跟龐大國家機器對抗，只靠自己微弱的力氣實在難以成事。因此，像世界臺灣同鄉聯合會或是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都積極向美國遊說，希望藉著另一個帝國的力量，來防止專制體制的暴衝。結果後來這些海外勢力真的成為了民主運動重要的力量。

這似乎是又一次臺灣與世界連結的契機，當然，你可以說，那還是一個非常美國中心的世界。藉著倚靠一個帝國去對抗另一個帝國，似乎是弱小民族的不得不然。只是，一百年的那個弱小民族，就可以有這麼國際化的視野，積極的尋求與外在世界的連結，並藉此來思索自己未來的命運，一百年後的我們，會不會反而比不上他們呢？

更何況，臺灣並不真的那麼小啊。臺灣的土地跟比利時差不多大，人口在全世界在全世界排名第52，比澳洲、荷蘭和智利都還多一點；就貿易而言，是美國第11大夥伴，歐盟第21大。

或許是在黨國年代的教育體制與扭曲的世界觀下，我們太習慣用超級大國的尺度來理解自己，老是認為我們還擁有這個物產豐隆的大陸，或者能與英美強權平起平坐，結果老是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如果歷史能夠指引未來，那這段故事或許就是在說，我們需要從思想上開始改變，找回那個願意擁抱世界的臺灣。


＊民主運動中的女性──《百年追求》筆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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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加戀愛──來自爪哇的抗日英雄，或臺灣的歷史記憶

下面這位帥哥叫羅福星，1886年生於印尼爪哇的巴達維亞，今天的雅加達。他祖籍廣東，母親則是印尼葡萄牙裔人──你或許對這個名字還有些印象。

1914年3月3日，正好一百年前，他因為在台灣發起抗日運動而被日本逮捕，在這天遭受絞刑而死。那一年他29歲。

羅福星在21歲就加入革命組織同盟會，後來又回印尼組織敢死隊，最後到了台灣，並以同盟會的名義，發起抗日行動。活動力這麼強的他，要是活在今天，或許也會加入各種社會運動，對著政府官員丟鞋子吧。

羅福星在22歲的時候，受父母之命成婚，這位正室也為他生下了兩個孩子。但在他為革命奔走、短暫的一生中，他也曾經為兩位女子所傾倒。

一個叫張佑妹，是他的革命夥伴。當年日警在四處搜查羅福星，追到了張佑妹家。張佑妹出面應付日警，羅福星則從後門溜走。結果張佑妹被帶回警局，整整一天後才被放出。羅福星因此對她又是敬佩，又是感激。

兩人一路攜手革命，據說張佑妹曾經問他：「事成之後，帶我回廣東，還是和我在台灣？」

只可惜兩個選項，最後都無法實現。

羅福星革命生涯中的另一個女人，叫做游金鑾。兩人相識在上海，相遇之時，游金鑾還是學生，但兩人立刻就展開了密切的來往。只是，根據當時臺灣新聞的報導，當時還出現了姓趙的女子。羅與趙兩人惺惺相惜，不能自已。報紙記者宣稱：「羅與趙互以革命自雄，趙之視羅如台灣孫逸仙，羅之視趙氏亦如第二之秋瑾女史。」

但這段關係，隨著羅福星遭到日本政府追捕而終究無疾而終。反倒是與游金鑾的感情，隨著革命活動而越來越熾烈。

1914年，羅福星終於被逮捕入獄。在囚禁期間，他想起了游金鑾，因此提筆寫一封信，給他的紅粉知己。信中寫著：「今日之離別，不變鴛鴦締盟，儘可期於他日地下相逢。我為聖賢，卿為烈婦，是余所望於卿者。……卿愛我之情，如山之高，如海之深，如余無報卿之日，則空余十載遺憾。……余對卿之情，濃於妻子，妻子之別，若三餐之飽，即可消憂。」

信中最後寫道：「書中暗淚數行，種種思卿，無端憶起愛卿，有無限斷腸之思。……不幸此生若無重逢之期，當再會於閻王案前，千載夫婦之約，永遠不變。」

情感澎湃的羅福星，也寫下了四首寄卿之詩，其中一首說：
「午夜西風一段情，月光人影兩分明。台灣哪有春秋別，連理枝頭善感情。」

不久後，羅福星便被宣判死刑。

曾經有段時間，羅福星是中華民國政府最推崇的抗日份子、革命先烈。他曾經參加黃花崗之役的身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出來宣傳，強調日本殖民時代，「臺胞」對中國大陸的情感。中國國民黨黨中央委員會給他的祭文，上頭寫著：「國魂常駐、民族永生、當復大陸、以慰英靈。」連總統蔣中正都給予他褒獎令。

民國60年代，中國國民黨曾經以出版過一套先烈先賢傳記叢書，羅福星自然也名列其中。受邀執筆的傳記作者，名叫羅秋昭──她是羅福星的孫女。事實上，這本《大湖英烈》出版的前三年，羅女士才剛剛在黎明出版社下出版了《羅福星傳》一書，為記錄她爺爺的事蹟不遺餘力。

只是，孫女寫祖父，不免動了感情。她說先祖父「以一個不滿三十歲的青年，肩負千均，胸懷萬甲」，可以算是有「千秋不朽的精神，與光輝燦爛的勳業」。又說苗栗事件「遍佈全省，波濤壯闊……當時犧牲志士多達十餘萬人。」

這描述看來十分動人，唯一的問題是跟史實有些差距。當時日本對於羅福星等人的行動，確實十分嚴厲，展開大規模的搜查與逮捕。第一次臨時法院的檢察官，先是受理名297被告，其中有125五人，因為證據不足，而予以不起訴的處分，有3人移送他案。另外有169人，送交法院審理，其中6人遭到判處死刑，而且立刻執行，131人分別判處4年到15年不等的徒刑，最後有32人無罪釋放。

當時日本政府所用的法令，是為了鎮壓臺灣社會而制定的「匪徒刑罰令」，比一般的刑法更加嚴苛，只要是被認定為武裝反抗的首謀，就會被判處死刑。羅福星也在這一次被判死刑的6人之中。

可是他沒死。因為審判當天，他缺席了。

是在第二次的搜索中，羅福星才遭到逮捕，並接受審判。對於前一次缺席卻被宣告死刑判決，他十分不服。在法庭上，他說：「本人於大正元年十一月間，乘輪船至臺灣。當時目的，係視察臺灣狀況，絕無圖謀不軌之心。」

日本政府指控他有意革命，他則說：「此不過真係一種腹案，並無確實之成算；屬於未必之事。而臨時法院竟以缺席判決，宣告死刑，不可不謂不當。」

而這一次的審判，和前一次很不一樣，因為日本方面開始允許律師參與。因此法庭出現了幾位日本律師，積極地為被告們辯護，幫他們開脫，並和檢察官展開唇槍舌戰。這些律師一再強調，使用超越一般刑法的匪徒刑罰令，實在不妥。其中一位律師姉齒松平就說：「將懲罰土匪而設的刑令，適用於革命案件之被告人，是否恰當，是不能無疑問也。」

另一位高橋正義律師則說，這案件根本不是革命，不過是場詐欺。羅福星不過是因為「在上海亦有情人，在臺灣亦有情人，真係一豔福之人」，開銷很大，才會以革命為藉口，犯下詐欺罪。他說，羅福星是否適用匪徒刑罰令，值得爭議，至於其他受騙上當的人，大多屬於無知份子，當然應該無罪。

日本檢察官對於這些說法非常不以為然，在在強調非得嚴懲不可。可是另外一名北村律師，又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辯護。他說，本次檢察官起訴大多是依賴自白書，可是「警察方面，多少不無激烈訓問；故此自白為恐怖之意念所驅使而供述者，尚望充分斟酌為由。」姉齒與高橋兩人，也接連對自白的證據力提出質疑。

雙方你來我往許多回合。最後判決出來，羅福星一人遭到判處死刑，其餘一百多人，則分別接受長短不等的有期徒刑──「當時犧牲志士多達十餘萬人」的說法，不知道是從何而來？

不要誤會，我絕非要說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值得感念。只是，回到歷史情境中，事情往往不是那麼黑白分明，「日本人＝壞人」、「抗日份子＝英雄」的簡單公式，只會掩蓋了很多複雜的細節，關起了可能的思辨空間。這場審判大戲，其實充滿著值得探究的課題，比如日本法律體系與統治手段的演變，日本律師與殖民時代臺灣社會的關係（曾經聲援台灣農民運動的布施辰治是另一個例子），凡此種種。

其實，強烈意識型態下寫出來的歷史，或許只會加速了一般人對於羅福星的冷漠。政府的宣傳搞了老半天，羅福星的名氣可能還比不上羅福助。

不過最近羅福星又要回來了。新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綱，在抗日事件的地方規定要寫羅福星，在辛亥革命的地方，也要寫羅福星。馬英九總統，在今年3月2日也親自出席「抗日烈士羅福星殉難100周年追思大會」。可是，在後威權時代，還有多少人在意政府製造出來的神話符號？政府越是急著塞進人民腦中的東西，會不會反而激起大家的反感？有多少人會在意這樣的追思大會？

我讀著羅福星的事蹟，想到前陣子有群人（包括在學運期間莫名其妙暴紅的王炳忠）跳出來，在電影上映前，便急著指控魏德聖導演的KANO宣傳皇民史觀，為殖民美化云云。

我想，這些人與其氣急敗壞，想要摀住他人的眼睛嘴巴，或者用粗暴的政治手段，強行灌輸歷史記憶，何不多花一點時間，想想如何讓自己想法打動他人。羅福星的故事，革命加戀愛，理想與犧牲，本來是最好的戲劇素材，男主角還這麼帥，實在可以拍一部：「來自爪哇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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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沒說的，投奔新中國的臺灣人

文：陳力航

不久之前，教育部不顧學界抗議聲浪，強行「微調」高中歷史課綱，課綱中加進了兩點：

1-3 說明臺灣與甲午戰後晚清變法運動與辛亥革命之互動，包括孫中山來臺尋求臺人支持，以及臺人參與革命及中華民國之建立。 

2-1 說明中華民國宣布對日抗戰並聲明廢除馬關條約、抗戰中軍民死傷慘重，以及臺人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 

在日本時代，臺灣人前往中國參與中華民國建國，或在戰爭時期協助抗日的，確實不乏其人。但是重點來了，他們只不過是屬於「日本時代前往中國的臺灣人」裡頭一小撮人。若是教科書真的依照微調課綱去寫，我們只會看到這少數中的少數，不明就理的受教者甚至會認為「日本時代的臺灣人前往中國，就全然只是協助中華民國建國、協助抗日」。這和史實有極大的落差。

那麼，前往中國的臺灣人，到底都去了哪裡？又做了些什麼？這才是必須問的問題。

我們就從兩個臺灣醫生的故事說起。

http://goo.gl/uC2slC

第一位是吳秀全。

在日本時代，臺灣人因島內習醫機會競爭，所以不少人選擇前往外地習醫。其中以前往日本內地的人數最多，其次是就讀日本帝國圈內如朝鮮、滿洲，或是日本在華勢力圈內的醫學校，如廈門、青島等。就讀中國人創辦的醫學校的臺灣學生也不是沒有，只是人數上可謂少數。

1939年初，東亞醫科大學（其後改為東亞醫科學院）在日本政界多方贊助下，即將於青島成立，並預計在4月下旬開始在日本內地、朝鮮、臺灣舉辦入學考試，預計招收兩百名學生。

同年3月26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東亞醫科大學的招生訊息，也吸引了許多臺灣人前來報名，出身新竹的吳秀全參加了這次考試。之後東亞醫科大學公布錄取名單，吳秀全就在其中。他因此成為東亞醫科學院第一屆的學生。 

1943年，吳秀全自東亞醫科學院畢業。但從那一刻開始，他走上了與同學們極為不同的人生道路：他加入了共產黨，開始在八路軍山東縱隊從事醫務工作。

（吳秀全的同學畢業後多在山東、華中的日本醫院服務，或者隨著派遣團前往海南島。）

一直到二戰結束後吳秀全也並未返台，而是留在山東的醫療機構任職。戰後的青島醫專（1944年改名）歷經多次更迭，成為今日青島大學醫學院。戰後，吳秀全曾先後任濟南軍區總醫院婦產科主任、軍醫學校教研室主任等。日後當青島醫專的日本校友返校參觀時，也曾與吳秀全見面敘舊。1980年代，吳秀全先後擔任濟南市與山東省的臺灣同胞聯誼會會長、山東政協委員、濟南人大常委等職，並於1989年過世。

吳秀全所留下的資料並不多，筆者只能以《青友史》（青島醫專校史），以及藉由訪問吳秀全的同窗而得知相關訊息。青島醫專的臺灣學生當中，與吳秀全有類似經歷的臺灣人還有一位，名為李惠宗。李惠宗戰後也是留在山東，並擔任濟南市的醫務與臺聯會要職，不過同樣的資料也不多。

吳秀全的例子很有代表性。他像日本時代大多數前往中國的臺灣人一樣，是為了尋求更好的賺錢、讀書和生活機會，並不是如課綱所暗示的，所有臺灣人去中國都是為了協助中華民國的建立與抗日。這是非常荒謬的。

前往中國的臺灣人，不管是加入國或共，都只是少數，何況部分臺人加入國共的動機，與其說是革命還不如說是為了謀求實際的各種利益 。扣除掉上述的這些人，所謂的真革命分子可謂少之又少。

再說，吳秀全的例子就說明了，當時前往中國的台灣人，也不是只有協助建立中華民國、協助你國軍抗日，甚至還有數量相等加入共產黨。

參加革命的人扣掉投機份子、再扣掉加入共產黨的臺人，剩下的符合你們期望的臺灣人，相對於整體而言，還真是滄海之一粟。而教育部卻要我們認為這「一粟」就是「滄海」。真要笑死人了。

在中國的網站上還可以找到以吳秀全為主角的對台宣傳單

我們要談的第二個例子叫李偉光，本名李應章。 李偉光是他1935年到了上海之後才改的名字。

李應章出身彰化二林，李應章的祖父原先在別人家裡當長工，爾後治中藥鋪當學徒、成為漢醫，他的父親李木生克紹箕裘，也是漢醫。但是在日本統治時期，李木生因為不具有漢醫的執照，因此常被日警刁難與罰款，這也種下了李應章反殖民體制、反日的思想。

1916年，李應章考入總督府醫學校，之後又繼續進入熱帶醫學專攻科就讀。畢業後，李應章返回二林開設保安醫院。

儘管出身日式教育體系，但在在二林開業的這段期間，李應章卻多次與總督府抗爭，甚至因此入獄。但李應章並沒有因此而退卻，出獄之後，他更加入當時反抗殖民統治的主要團體臺灣民眾黨，其言論也再次觸怒總督府。為此，他不但本人受到警告，家裡也曾遭到警察的搜索。

1931年初，李應章決定聽從一名日本員警江川博通的建議，停止活動並離開臺灣，前往廈門──江川博通對於臺灣的社會運動是比較同情的。

在廈門，李應章寄宿在醫學校友人的醫院內，後來他在廈門鼓浪嶼開設醫院，以小兒科為主，在當地頗受好評。其實像李應章這樣總督府科班出身的醫師，醫術往往有一定的水準，因此在醫療水準不高的廈門自然很受歡迎。

但也是在廈門，李應章加入了共產黨，而神州醫院更成為收容與掩護共產黨人的基地。很快的，政府當局就釘上了他，而神州醫院也遭到包圍。李應章因此離開了廈門，前往上海，並改名李偉光。

他在上海英國租界開設了另一間小兒科醫院，之後再遷往法國租界。為了救濟貧窮的患者，李應章特別規定，早上十二點以前來院的患者，僅需繳納微薄的藥費。他的醫院內也設有育兒顧問部，免費為上海民眾提供相關諮詢。甚至有不少民眾以書信往來的方式，向他請教有關育兒的相關知識。

儘管如此，李應章的醫院經營的並不順利，他的經濟日益拮据。這時李偉光觀察到上海嚴重的吸食鴉片煙問題，所以開始著手研發「安抵毒盡」注射劑。 此劑對於戒斷鴉片和嗎啡，有很好的療效，因此有越來越多的患者上門求診。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病患，李應章特別了一間療養院，致力於戒毒事業。

二次大戰打完後，李應章仍然留在上海執業。他同時也擔任臺灣旅滬同鄉會常務理事、會長，協助救濟受難的臺灣人，並運送他們返回臺灣。李應章自己的醫院，甚至免費診治受難患病的臺灣人。

1946年9月，李應章第一次返臺，受到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熱烈歡迎，甚至派員接機。他在離開之前，就曾經向當時的臺灣行政長官陳儀辭行，並提醒他臺灣民怨高漲等問題。

隔一年的3月，他再次返臺，這時臺灣情勢已經非常不同了。當時228事件剛剛發生不久，李應章與其他人組織了228慘案慰問團。但是由於情勢惡劣，該團僅停留一夜便返回上海。

為此，李應章還曾上書蔣介石，信中說：「回憶三十年前之打吧呢（噍吧哖）事件，兇殘如日寇，燬莊剿滅之結果，尚僅殘傷數百人，而今一次騷動，良民死傷數以千計，得毋駭人聽聞呼？」換言之，是說國軍竟然比日本人還殘忍。

在這之後，李應章再也沒有回到臺灣。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他收起醫院，轉至上海市人民政府擔任衛生顧問與及上海市人民代表，並於5年後逝世。

李應章（左）與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合照

不管是吳秀全還是李應章，我舉這兩個例子都不是要「為匪宣傳」，而是要說：日本時代臺灣人去中國的實際情形，比起教育部粗暴通過的微調課綱都要複雜多了。

真要研究的話，可能還有更多在二次大戰後站在國民黨的對立面，而協助新中國建立的臺灣人會一一浮出檯面。不過鴕鳥心態的教育部會不會想讓你知道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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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故鄉遺忘的人們

1926年10月16日，由日本帝國美術院主辦的美術展覽會，在東京上野公園內拉開序幕。這一年的會場中，出現了一幅名為「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的畫作。畫家的名字，叫做「陳澄波」。

他是第一位以畫家身分，進入帝國美術展的台灣人。

從1919年開始，這個被稱為「帝展」的活動，一直日本最重要的官方展覽會。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7年的「文部省美術展覽會」（又稱「文展」）。

在文展和帝展中，擔任審查委員的，都是日本國內極具權威的學者與批評家；能夠入選的，當然也都是最傑出的作品。年輕藝術家，若能登上帝展的舞台，等於魚躍龍門，在藝壇奠定了一席之地。

當然，這種位於帝國中心的展覽會，過去幾乎是由日本人所獨佔。就連一般的日本藝術家，要入選帝展都已經非常不容易了，身為被殖民者的台灣人，想要跨越門檻，登堂入室，自然更是難上加難。

但陳澄波卻出乎眾人意料，以他過人的才華，打進了日本帝國的藝術殿堂。

嘉義街外

1895年出生在嘉義的陳澄波，那一年已經31歲，算不上太年輕了。可是他的畫家生涯才剛剛開始。當時在台灣，美術教育的資源十分貧乏，陳澄波雖然早對繪畫有興趣，但始終沒有機會接受訓練。

17歲那年，他考上台北國語學校公學師範科，北上讀書。幾年後畢業，又回到故鄉任教，就這樣在嘉義度過了7年歲月。

在快要30歲的時候，陳澄波的人生終於出現了重要的轉變。他離開了台灣，遠赴日本的東京美術學校就讀。

陳澄波在東京留學的日子非常簡單，一來他必須省吃儉用，二來他幾乎把大部分的心力都花在學習上，就算是假日也絕少娛樂。多數時間，他就是到郊外，或是在上野公園之內練習寫生。

30歲的陳澄波，比起同班同學們，年紀已經大上一截。而他台灣人的身分，更是要引人側目。當時就讀於東京美術學校的台灣人，少之又少。日本人對於這個殖民地的想像、誤解，還有歧視，全都反映在陳澄波的身上。陳澄波好友回憶，當時有些日本同學喜歡詢問他們會不會用筷子、是否習慣吃米飯，彷彿台灣是一個風俗習慣與日本完全相異的地方。更有些人認為所有來自台灣的，全都屬於高砂族（原住民），無法想像台灣竟然還有不同族群的居民。無論如何，對於這個來自南方，皮膚黝黑的台灣人，多數同學並沒有放在眼中。

可是1926年，「帝展」的入選名單一公布，立刻改變了這一切。那一年的參賽作品共計2,283件，最後只有154件得以展出，而陳澄波的畫作，赫然名列其中。

進入帝展的陳澄波，開始獲到眾人的另眼相看，就連稱呼都隨之改變。從那一刻，同學們不再叫他「陳君」，而改稱他為「先生」。當時的日本新聞報紙，也紛紛刊出了陳澄波的訪談。照片中，他笑的非常燦爛。

如果說「帝展」是藝術界的甲子園，那麼陳澄波大概就是畫家版的嘉農棒球隊吧。

陳澄波

1926年的帝展，只是陳澄波嶄露頭角的開始。隔一年的帝展，陳澄波再次以「夏日街頭（街頭の夏気分）」入圍。接下來，在1929年和1934年，陳澄波的作品，也陸續受到帝展審查委員的青睞。甚至在1933年，他的一幅畫作「清流」，還曾經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參加芝加哥世界博覽會。

陳澄波的成功，鼓舞了許多當時台灣畫家。同時和他赴日習藝的其他台灣人，比如廖繼春，也陸陸續續有機會進入「帝展」的行列。

1933年，陳澄波終於回到了台灣。此前，他還曾居旅居上海4年，在該地的新華一專與昌明藝苑任教。過去陳澄波在日本受到的訓練，是以西洋畫為主，這回到中國去，他把握機會更近距離的研究中國繪畫的傳統。

回台之後，為了推廣台灣的藝術教育，陳澄波和一群朋友共同創立了「台陽美術協會」，並且每年定期舉辦展覽。這個協會，也成為日本時代台灣民間最重要的美術組織。

當時日本政府，已經按照「帝展」的模式，在殖民地分別舉辦「鮮展」（朝鮮美術展覽會）和「台展」（台灣美術展覽會）。儘管如此，「台陽美術協會」在眾人合作下，還是找到了發展的空間，成為規模最大的民間展覽，和官方「台展」分庭抗禮。身為「台陽美術協會」一員的陳澄波，自然也在其中發揮了許多作用。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台灣「光復」，回歸「祖國」。陳澄波雖然不是積極的抗日份子，但對於這個改變仍是充滿期待。他想要延續一直以來的心願，把台灣建設成一個充滿藝術文化的寶島。

只是，這位在日本時代意氣風發的台灣畫家，還來不及在祖國的懷抱中展開理想，就要消失在台灣人的記憶中。

夏日街頭

1947年2月28號，台北市專賣局的外頭，聚集了大批民眾。前一天，台北市的警員因為查緝私煙，引發警民之間衝突，最後竟導致民眾一死一傷。群情激憤的民眾，沿街敲鑼打鼓，大呼口號，想要向政府討回公道。遊行隊伍還沒抵達長官公署前，突然槍聲大作，隊伍中有人立刻中彈倒下。

這下子，警民的衝突越演越烈，終於一發不可收拾，而且逐漸蔓延開來。各地方從1945年「光復」以來，對於官方長期累積的不滿，因為這個事件而爆發開來。

當時廣播電台，紛紛呼籲：「中南部的同胞們，立刻響應台北市民，起來打倒貪官污吏！」

3月2日，事件終於延燒到了陳澄波的故鄉，嘉義。

當時，嘉義的年輕人很快地組織了起來，要求政治改革，甚至用廣播募集志願軍，並且包圍警局、官舍。包括嘉義市市長在內的許多官員、警員，還有其他外省籍人士，見到這個狀況，開始紛紛走避，最後躲到了有軍隊駐守的嘉義水上機場。軍民就在機場之外展開對峙。

3月5號，有幾架飛機經過機場上空，空投了武器和糧食。得到支援的官方軍隊，因此開始展開反攻。他們衝出了機場，和市民展開了巷戰。在這場惡戰之中，有許多人因此而喪生。

嘉義的廣播電台見狀，緊急向全島各地求援。許多人聽到了廣播，開始從台南、雲林、彰化、台中，湧向嘉義，他們有許多是年輕力壯的學生。

除此之外，還有幾十名來自山地的鄒族人，也加入民眾的行列。這群原住民青年，是收到嘉義市民的請求，而下山幫忙，除了維持嘉義市區的秩序，也協助圍堵機場。在日本時代受過戰鬥訓練的他們，發揮了強大的作用，逼的官方軍隊節節敗退，甚至必須在撤退之際，焚燒自己軍營的物資，以免落入對方手中。

就這樣，雙方又一次僵持在水上機場外。

嘉義人包圍了機場，切斷了水電。但同一時間，和談的行動也在展開。認為雙方衝突即將結束的鄒族部隊，因此先行撤退。

到了3月11日，嘉義市民派了十二個人，作為談判代表，當時身為嘉義市參議員的陳澄波，也是其中之一。

就在這群和平大使進入機場的同時，機場外的民眾也逐漸撤離。

只是沒想到，這場和談的結果，竟然和預想的完全不同。

陳澄波1946年的作品「慶祝日」，描繪嘉義「光復節」的景象
http://cabcy.ehosting.com.tw/web/ccp/Picview.asp?wdid=70

當陳澄波等人進入機場之後，迎接他們的並不是善意。相反地，他們一踏入軍方的領域，立刻就遭到逮捕，雙手被用鐵絲網緊緊綑綁。

原來，就在民眾撤離水上機場之際，當時在高雄的軍隊，已經漸漸掌控了當地情勢，開始北上支援。換句話說，政府軍隊已經擁有了絕對的優勢展開反攻。因此，在大軍集結之後，政府就對嘉義展開了鎮壓。很快地，嘉義市區進入了戒嚴的狀態。

幾天之後，陳澄波等人由警察和士兵押解著遊街，先是經過嘉義噴水池，然後被載送到火車站前，最後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槍斃示眾。

陳澄波的二女兒人在當場。她拉著一個士兵的褲腳，哭喊著說：「這是我父親，他是好人，你們要探聽清楚，探聽明白才能槍決。」但她被士兵一腳踢開。

陳澄波筆下最美麗的嘉義街頭，就這樣變成了染血的刑場。

二二八事件之後，陳澄波成了禁忌。在接下來的三十年內，台灣的報章雜誌上絕少提到他的名字、他的事蹟，還有他那揚名國際的畫作。

陳澄波的好友，同是畫家的劉新祿，因為受到此事極大的衝擊，很長一段時間，再也無法提筆創作。

一直到1979年，雄獅美術月刊社才第一次舉辦了以陳澄波作品為主題的畫展。即便如此，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報導或研究，對於他的死因，不是輕描淡寫，就是絕口不提。甚至有一篇介紹文字強調，他在1945年之後「全心全意加入歸回祖國後重建的行列……成為本省畫家第一位國民黨黨員，從此他忠黨愛國，一直到生命的終結而此心不移。」

三十年說長不長，但是也剛好就是一個世代。曾經有一個世代的台灣，就這樣遺忘了一位最傑出的本土畫家。

而陳澄波，不過是消失於那場災難之中，許許多多菁英中的一人。

陳澄波遭槍決後的遺照
from: http://4sacca.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_6616.html

終於這一切過去了，終於我們活在了一個可以自由談論陳澄波的時代，終於有越來越多人知道嘉義曾經出現這樣一位傑出的藝術家，終於我們對於這些過往，不需要遮遮掩掩，不需要心懷恐懼。我們可以記得他們，記得陳澄波，還有那些平白消失在歷史的人們。

所以我們要一直記得。

後記：2014年2月24日，中央社報導，「二二八事件沒有元凶」、「日本才是二二八事件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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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生活講座之婚禮篇

風月報上的「摩登生活講座」，除了給青年男女的須知之外，也有給參加婚禮的建言。以下就是其中之內容：

新郎與新娘切忌呈著焦灼不耐的態度，這個心理雖能表同情的可是姑且忍耐些吧。

新郎與新娘切不可貪吃東西，你曾聽得新娘吃了三大碗的飯嗎？

新郎與新娘切忌缺席，逃婚當然不在此例。

新郎對於新娘不可太形親熱，尚未結婚的來賓，席上也不少呢。

新郎尤其是新娘不宜喋舌過度，不久，你們可盡量也講話的啊。

來賓切勿批評新郎或新娘的外貌，例如「新郎的鼻管，怎麼會褟得像個大臭蟲？」等奇問是最不宜發的。

來賓演說的語氣貴乎高貴而幽默，切忌富於現實性的語調演說，如「望你們新夫婦努力製造小國民……」等類。

演說不可講不吉祥的話，更忌插入「離」或「別」等字句，新郎與新娘是約束著永久的結合阿……至少目下是這樣希望著的。

宴席上切忌演說過久，要之多數的旁聽者的肚子正餓著呢，沒有人會靜聽你講的。

不鬧新房為妙，更不可用汙穢的語氣去調戲新娘，原始時代的惡俗，讓他丟到海裡吧。

切勿揩油新房中的東西，你們在外面揩油還不夠嗎？

不可談及新郎或新娘的過去，如果偶一不慎，說出「新郎的淋病新近痊癒了」話等，那麼怎麼辦呢？

切忌講到你自己婚姻的故事，這樣已發霉了的過去，沒有人要聽你的。

切勿睡眼，那未免太沒補經了。

切忌幹無關緊要的事情，譬如前天所借的五毛錢，趁這個機會還給新郎等。

不可大規模的歡迎新夫婦的蜜月旅行，你還不覺著他倆已經討厭著你纏繞在他倆的身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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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青年男女的戀愛忠告

1937年10月，台灣的通俗文藝雜誌「風月報」上，連續刊出了「摩登生活學講座」。在這篇文章裡，署名「建英」的作者，給了當時想要約會的男男女女以下建議：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587

給男子：

1. 切勿詢問女人的芳齡，欲開神祕之門的男子，總是要被咒詛的。
2. 在她面前，不可讚美其他女子。理由嗎？女子都深信自己是最美的存在啊。
3. 不要把牛排或炒麵拼個命地塞進你的肚子裡，誰說女子不是浪漫主義者，切勿膽小如鼠，一進，再進，三進，這是金言呢。
4. 不要裝出關心時髦的樣子，更不要跟著她的屁股多看市窗，你是要承受以外的損失啊。
5. 不必嚴守約會時間，三次中一次需早到，一次不妨遲到些，這對於她的人格陶養為必須的訓練。
6. 切勿蔑視巧克力糖的存在，精選餌食是釣魚的第一課也。
7. 不要怕聽女人的彈琴或獨唱，天下一切的事情，快樂的半面必有痛苦呢。
8. 在她之前，切忌打噯或欠伸，你可聽得曾有一位青年，因為常打肉絲麵或蝦仁餛飩的噯氣，終於失了他的愛人嗎？
9. 不可忽視現代流行的小說，最新穎的戀愛用語就是在這裡面。
10. 每一時間中，深嘆一、兩口氣是需要的，為丁袋裡空乏的嘆氣，那到不要緊。
11. 講話的聲音不可太低微，小鳥不會驚逃的。
12. 切勿把頭皮屑留在頭上，即是電影愛人古柏或希佛萊的頭皮屑，也從沒有值過半文錢啊。
13. 不可輕視月亮和星星的魄力，自從Romeo與Juliet以來，它是戀愛的大背景呢。
14. 色彩的選擇當加留意，試看黑臉的男子帶了黑帽，穿了黑服時，還成什麼樣子呢？戀愛絕非催眠術也。
15. 你如果臉色稍黑些，也不用憂慮的，其味……就是……懂嗎？
16. 不要忘掉問一句，這幾天睡得著嗎？如果她回說，很好睡，那麼當知沒有希望了。
17. 不可輕易說到結婚兩字，要知結婚非議論，乃實際問題，不得不忍耐些啊，尤其是……在的時候，對嗎？

給女子：

1. 講話切忌太顯明，美點常發現於迷暗之中，曖昧能美化女性呢。
2. 不要貪吃啊，小姐，尤其不可貪吃男朋友。
3. 你的性格需溫柔中帶剛毅，剛毅中帶溫柔，這才使人敬愛。
4. No字的價值，切勿輕視，生為女子，倘若不會善用這字，你的前途多麼黯淡啊。
5. 不可忘卻羞恥的魅力，毫不覺羞恥的時候，也假裝著怕羞好了。
6. 同他以外的男子，不可不常講話，兩馬競賽，比一馬的時候，總能跑得快些。（蘇格拉底）
7. 時常要裝出感傷的樣子，但不可過分。
8. 不可談及富於現實性的話，例如我有三天不大便了。
9. 切勿輕視時髦的傾向，狗的頭毛、烏龜競賽，也各有時髦呢。
10. 但不可太重視時髦，因為時髦常在你前面一步，但絕不會被你捉得住的東西。
11. 同他在一塊的時候，切勿付任何的錢，要知男子的闊綽，僅限於眼前未婚的時候而已。
12. 接吻時切勿張著眼睛，同太陽下開映電影，有什麼分別呢？小脾氣是要時常發的，可是看了敵方的情勢如何，當立刻變更戰略才行。
13. 當男人贈送你禮物的時候，需要裝出快樂的態度，無論怎樣裝出開心的樣子，你是決不會吃虧的。
14. 切忌濫行結婚，買絲襪或手絹的時候，豈不是也要加以相當的選擇嗎？
15. 鼻樑上，鼻管下，或在額角上切勿留著汗珠，現在你心中需要考慮和著鎮靜，熱情不必流露到檯面上來的。
16. 在他之前，不可不時常拍粉和搽臙，要曉得你臉部的缺點，遲早要被他發現的啊。不要說，我肚子痛勒，果真痛苦的時候，也裝著頭痛或別處叫好聽些，這是Sense的問題。
17. 對談時，切勿看鐘錶，萬不得已的時候，那麼看完之後應說，還只不過這些時候？絕對不可說，唉呦，已經到這樣的時候了。理由？那是你應該明白的啊。

《不純情羅曼史：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婚戀愛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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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姓爺攻打菲律賓

1662年4月，鄭成功攻下台灣沒多久，他就把眼光投向南方的另一座島嶼：菲律賓的呂宋島。

當時的菲律賓由西班牙統治，但是島上有不少從事貿易的華人。鄭成功或許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因此派了一位名叫Victorio Riccio的義大利傳教士，前往菲律賓「招降」。

Victorio Riccio攜帶了鄭成功署名的國書，語帶威脅，要西班牙人立刻投降，否則直接開戰。國書中寫道：

「你小國與荷夷無別，凌迫我商船，開爭亂之基。予今平定台灣，擁精兵數十萬，戰艦千艘，原擬率師親伐。況自台至你國，水路近捷，朝發夕至；惟念你等邇來稍有悔意，遣使前來乞商貿易條款，是則較之荷夷已不可等視，決意姑赦爾等之罪，暫留師台灣，先遣神甫奉致宣諭。倘爾及早醒悟，年俯首來朝納貢，則交由神甫履命，予當示恩於爾，赦你舊罰，保你王位威嚴，並命我商民至爾邦貿易；倘或你仍一味狡詐，則我艦立至，凡你城池庫藏與金寶立焚無遺，彼時悔莫及矣。荷夷可為前車之鑑，而此時神甫亦無庸返台，福禍利害惟擇其一，幸望慎思速決，毋遲延而後悔，此諭。　永曆十六年三月七日　國姓爺」

駐菲律賓的西班牙總督，接到了鄭成功的信，如臨大敵，立刻招集將領，商討對策。在他們看來，鄭氏軍隊確實是一大威脅。當時呂宋島的軍力空虛，整座島上兵力不過2000人，若雙方真的開戰，恐怕勝算極為微小。

雖然如此，西班牙人還是不願意輕易投降。他們決定：第一，驅逐菲律賓的華人；第二，他們寫了一封長信，回復鄭成功，信中說到：「你欲征服吾諸島，實為不可能之事，即若此群島為閣下所征服，則閣下不啻征服自己，蓋貿易從此而亡，每年輸送至貴國之如許財富，即所得各種利使，在附近各處，實為難得也。」

又說：「余謂，閣下生命短暫，智力有限，昨日生而明日死，世界定無留你之名。……若你執迷不悟，則將視你為敵人，倘你死於非命，實自取其咎也。」

信中最後則說：「你我有鄰邦之誼，敬祈上帝次你會俾悟真理。」

只是，在這封信送抵台灣前不久，鄭成功還來不及看見內容，便突然病逝。

攻佔菲律賓的計畫，也戛然而止。

隔一年，Victorio Riccio帶著鄭成功之子鄭經的國書，再次來到了菲律賓。但這次不是招降，而是希望雙方能夠重修舊好。不久之後，台菲之間便又恢復了原本的貿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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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味道的男人

這個男人，讓世界上多了一種味道。

他叫池田菊苗（1863-1936），曾經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的化學教授。1908年，他從日本人喜愛的昆布料理中，發現了一種新的味覺，叫做「うま味」（umami），中文或者叫做鮮味。

在這之前，科學家認定的味覺只有四種：甜、酸、苦、鹹。池田菊苗的うま味，成為了第五種，不過英文中也找不到相應的詞彙，只能按照日文發音，稱它為umami。

池田菊苗不只發現了新的味覺，他還發現了製造這種味覺的方法。1908年的夏天，他以此取得專利權，並且和企業家好友鈴木三郎助合作，成立了一家名叫「味之素」（Ajinomoto）的公司，並從隔一年開始大量產銷這種新的調味料──今天我們熟知的味精。

只是，味精剛登場的時候，日本的家庭主婦並不怎麼買單，大家似乎還是習慣傳統的料理方式。

為了讓味精進入一般家庭，味之素開始大打廣告，看準了20世紀初年，正在學習西化的新一代日本女性。他們打著「科學」「衛生」「簡便」的旗幟，商請當時知名的美食作家代言，甚至直接走進校園，把樣品跟食譜，送給新娘學校的女學生們。

這種策略果然奏效，從1930開始，味精不僅開始在日本家庭中普及，連一些高級餐廳也開始使用。不過，許多廚師剛開始並不願意承認──大廚怎麼能跟一般家庭主婦一樣呢？

不過味精在台灣可就不一樣了。根據當時味之素公司的紀錄，台灣人不分男女老少、貧富貴賤，都很喜愛加了味精的食物，味之素公司甚至不用煩惱行銷策略。

台灣人之所以對味素接受的這麼快，要歸功路邊攤──他們是使用味素的主力。除此之外，傳統中國料理，也比較習慣在食物中添加各種調味料。

雖說如此，味之素在當時的中國卻沒能順利開拓市場。最主要原因，是中國人自己開了一家味精公司。

這家公司名叫「天廚」，1923年在上海設立。他們仿造味之素的包裝，但在廣告中強調「愛用國貨」，再加上相對低廉的價格，終於把味之素打得落花流水。

幸好，味之素雖然在中國市場碰壁，卻在美國找到另外一片天。當時美國流行罐頭食物，為了不讓罐頭食物食之無味，這些公司大量添加了化學調味料，當然，也包括了味精。

後來中式餐館在美國越來越普及，添加味精也成為美式中華料理的一大特色。

只不過，到了二次大戰之後，味精在美國的地位卻受到嚴重挑戰。

1968年，《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一位署名Robert Ho Man Kwok的醫生說，他最近在中國餐廳吃完飯後，都覺得身體不適。

這封投書意外地引發了許多共鳴，許多美國人紛紛寫信，宣稱他們也遇到了同樣的困擾，在吃完中餐後容易頭痛、頭暈、心悸。

至於這個特別的症狀，最後被命名之為「中國餐館症候群」（The 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儘管六十年前，味精是位日本人發明的。

池田菊苗

Mosley, Ian.  "'That Won Ton Soup Headache': The 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 MSG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od, 1968-1980."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22.1 (April 2009): 133-151.

Sand, Jordan. "A Short History of MSG: Good Science, Bad Science, and Taste Cultures." Gastronomica 5:4 (2005): 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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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節，請勿狂歡

關於耶誕節。

一、1944年耶誕節，蔣中正發表「告全國教會書」，裡頭說，裡頭說到他自己認真研讀基督教義，最後得到一個結論：「基督，不僅是一個救人救世的救主，而且他是一個民族革命、社會革命、和宗教革命的導師，實為我們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所在。……我以為今日基督徒，不僅要信奉基督教的博愛教義，而且更要發揚基督大無謂的革命精神。」

二、蔣中正及蔣夫人的信仰，再加上戰後美軍在台灣的勢力，或許是台灣這樣一個基督徒只佔了人口5%的地方，對耶誕節如此熱衷的重要原因。當時報章上時常報導，蔣公與蔣夫人兩人，在耶誕節這一天造訪「華興育幼院」，並參加其他的慶祝活動。在那個有些肅殺的年代，耶誕節好像成了少數比較軟性、可以慶祝的節日。

蔣公與聖誕老公公

蔣經國與聖誕老公公

美國來的聖誕老公公與台灣小孩

三、雖說如此，1952年，蔣公還是透過廣播「呼籲同道堅定信心不屈不撓」「與共匪惡魔奮鬥到底」。

四、1973年，內政部祭出規定，耶誕節至新年期間，嚴禁宴會晚會、舞會，要革除浮華風氣。內政部長說：

「今天我們國家處此非常時期，全國上下都要刻苦奮鬥，埋頭建設，就必須徹底革除浮華浪費，養成勤儉樸實習尚。所以政府決定，今年耶誕節前後，以至新年期間，任何場所均不得以慶祝節日為名，舉行任何宴會、舞會、晚會等遊樂活動，並將責成有關主管機關切實執行，希望全體民眾共體時艱，充分合作，就以這次為開始，來共同創造一個新的風氣。」

五、據說1980年，由當時擔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下令，媒體一律稱「耶誕節」，不可用「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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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在哪裡？

2013年11月，非洲國家甘比亞(Gambia)跟中華民國斷交。

如果你打開西非地圖，你會看到甘比亞的國家形狀有點奇怪，扁平而狹長。他有一面靠海，另外三面則被另一個國家包圍著。這個國家叫塞內加爾(Senegal)。

甘比亞和塞內加爾會變成這個模樣，跟歐洲的殖民主義有直接關係。

在這塊土地上有兩條河，一條叫甘比亞河，另一條叫塞內加爾河。當年大英帝國控制了甘比亞河，並從此地輸出奴隸到大西洋的另一端。法國則控制了剩下的地區，也就是今天的塞內加爾。

1960年代，這兩個地區先後脫離帝國掌控而獨立，儘管雙方的族群相當類似，但分裂的國土已是事實。獨立之後，甘比亞繼續使用英文為官方語言，而塞內加爾則用法文。

1960年，臺灣的人均GDP比塞內加爾還低一點。台灣是1,353美元，塞內加爾則是1,445美元。

今天當然不一樣了，現在臺灣的人均GDP是塞內加爾的18倍。

1960年塞內加爾獨立時和中華民國還有邦交關係，而且一直延續到了1964年，雙方才斷交。但塞內加爾當時並未立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1968年5月，巴黎爆發大規模學運，不久後，位於塞內加爾首都的達卡大學（University of Dakar）也出現學運風潮，學生和工人們聯手要求政治改革。

達卡大學是法國在西非的學術重鎮，按照法國傳統大學所打造，吸引了很多留學生。

其實，1968年學運發生之時，達卡大學還有60多位來自臺灣的學生。

達卡大學的學生們從1960年到席捲全球的學生運動中汲取了思想資源，他們的偶像是當時象徵反叛的人物，包括切格瓦拉、卡斯楚、胡志明，他們甚至還熱情地讀毛語錄。

當時擔任塞內加爾總統的名叫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他是位詩人，也是塞內加爾自法國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但一當就當了20年，從1960到1980。

他雖然是社會主義者，但他對共產主義並不友善。他甚至指責共產勢力介入了國內的學生運動。

桑戈爾

塞內加爾跟共產主義在這之前就打過一仗，但是這場戰役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越南──另一個法國的殖民地。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越南共產黨在胡志明的帶領下，要讓國家脫離法國獨立，結果和法國爆發了長達九年的戰爭。

當時塞內加爾的軍隊被法國調派去了越南參戰，很多士兵後來帶了越南妻子回非洲，在塞內加爾境內也形成了一個小越南社群。

越南戰爭才剛結束，法國在北非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也跟著鬧獨立，結果塞內加爾的軍隊又一次被調派去鎮壓獨立勢力。

戰爭在1962年，以阿爾及利亞正式宣告脫離法國獨立作結。

桑戈爾在1980年下台，由他指派的繼任者狄烏夫（Abdou Diouf）接任。狄烏夫一口氣又當了19年的總統，從1981年到公元2000年。

狄烏夫

在任期間，狄烏夫還曾經和中華民國恢復邦交關係。除此之外，他也企圖和甘比亞建立聯邦，可惜最後以失敗告終。

雖然前兩任總統就包辦了39年的任期，但塞內加爾不是沒有選舉制度。事實上，在狄烏夫任內，國內就有三個政黨──也只能有三個。

塞內加爾曾經有條法律規定，必須有三個政黨代表三種不同的政治意識型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而每個意識型態，只能由一個黨代表。

塞內加爾的第三任總統瓦德(Abdoulaye Wade)，在1974年創立他的政黨時，原本是位社會主義者，但因為社會主義已經由執政黨代表，只好改信自由主義。

瓦德從1974年創立塞內加爾民主黨起，參選過好幾次總統，但屢戰屢敗。1988年的選舉，他僅獲得25.8％的選票，他的對手狄烏夫則贏得72.3％選票。當然，反對黨認為其中一定有詐。

瓦德就這樣跟狄烏夫競爭了四次，終於在2000年3月19日以58.5比41.5，結束了社會黨將近四十年的一黨專政。

瓦德（右）與巴西總統魯拉

就在塞內加爾大選前一天，2000年3月18號，台灣也有一場選舉，結束了國民黨在台灣超過五十年的一黨專政。

美國的一份地方報紙，引用了美聯社對兩場選舉的報導，並且把兩件事放在一起。一邊是報導塞內加爾的狄烏夫承認敗選，願意促成政權和平轉移；另一邊則是報導國民黨的支持者走上街頭抗議，要求李登輝立刻辭去黨主席。

不過巧合只是巧合。2005年，塞內加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再次建交，結束了與台灣的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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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還是中國的時候

1970年3月14日，日本萬國博覽會在大阪拉開序幕。博覽會以「人類的進步與和諧」為主題，一連舉行了六個月，期間有超過六千萬人參加。

萬國博覽會原本應該在1940年舉辦，但因為二次大戰的緣故，不得不延期。這一延期，竟然就拖了三十年。幸好，當年發售的門票，三十年後仍舊有效，而且真的有人就拿著三十年前的門票入場。

大阪萬博的地標太陽之塔

1970年的這場博覽會，象徵著日本逐漸走出了戰爭的陰影，也宣示日本回到世界舞台，成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當年海峽那一岸的中國，並未參加大阪萬博。反倒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成為 了76個參與國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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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歌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歌

世界和平新紀元，歐風美雨、思想波瀾、自由平等、重人權，警鐘敲動、強暴推翻、人類莫相殘，慶同歡，看、看、看、美麗台灣，看、看、看、崇高玉山。

日華親善念在茲，民情壅塞、內外不知、孤懸千里、遠西陲，百般施設、民意為基、議會設置宜，政無私，嘻、嘻、嘻、東方君子、嘻、嘻、嘻、熱血男子。

神聖故鄉可愛哉，天然寶庫、香稻良材、先民血汗、掙得來，生聚教訓、我們應該、整頓共安排，漫疑猜，開、開、開、荊棘草萊，開、開、開、文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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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台灣青年

「……余茲欲以『我島與我等』為標題而略述之者，即我台灣島與我台灣人，有如何之關係。換言之，即我台灣倒是如何之處，而生於此處之我等台灣人，曾得如何之暗示於我島，因之當過如何之生活。」

蔡培火，雲林人，1889年出生，曾經參加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後來又組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前注意到他寫過一篇「我島與我等」，發表在1920.12.15出刊的《台灣青年》，一直想看看。但在網路上找了半天，還是找不到全文，燕京圖書館的那一期台灣青年，又莫名從架上消失。幸好文章還有收錄在蔡培火全集中。

蔡培火

文章原本以中日兩種語言發表（那個年代的雙語知識分子），或許是這樣，有些句子讀起來不太自然。文章內容則如標題所言，是討論島與人的關係。而蔡培火從三個方面著眼：自然、地理，與人群。

先說自然界，他認為：

「如是我島之自然界，其氣象、其景色、其物產皆即雄大豐富，如此天惠豐富之地方，即世界中亦不多見，我島成為地球上之寶庫，而我等乃生為其主人翁。……此等事物之餘我等，是有何等之暗示與要求否焉。余實感其大有之也。」

是什麼讓他有所感呢？他解釋：

「竊思此等自然的變化與實在，常給予我等以強烈之刺戟，而不絕在要求我等之發憤與活動，暗示其由於我等之發憤活動，而可得幸福焉，是即此等事物常要我等之覺醒，求我等神經之敏銳，其我等智識活動之旺盛，望我等進而研究以得樂趣。夫外物之要求我者若是，而我等對之態度如何，潛思及此，實覺遺憾極矣。我等以往，若無神經若無思慮，缺乏進取精神，而計畫創造之氣風不振，遂致陷今日之境遇，我等應當猛醒大悟。」

其次，則從地理位置來考察台灣：

「由此天生之地理的關係以觀我島之使用，果如何耶？簡單言之，可是為亂世之戰場，治世之樂園也，作為政治之根據地活舞台，則全然無資格。……由此意味考慮，我等絕不能悠悠閒閒，終作立於無能力者之地位也，台灣乃帝國之台灣，同時亦為我等台灣人之台灣，當陰雨之前，綢繆牗戶，我等須使體力充實，氣力旺盛。」

但他對台灣仍是充滿信心：

「鄙見我島之將來，與其成戰場，寧成為世界之樂園之傾向較大。抑我島不但位於東洋海運之要衝而已，且因天產豐富，如有科學促其進步，則工業必然發達，成為通商貿易地，則我島將來之盛名振於世界人類之間，可無疑也。又我島之地形其變化特多，其景色與位置又跨乎熱溫兩帶，加以高山多，因之其氣候間有熱溫寒三帶，春夏秋冬之四季，同時顯現，故只需交通機關完備（然須俟與山內人握手後方可），則雖世界之大，亦無如此生活自由之區也。瑞士既得為西歐之公園，則我當可以為東亞之樂土之資格足矣。」

最後則講人群。當時一群台灣的知識份子，希望能追求與日本人平起平坐。可是蔡培火說，想想當年漢人是怎麼對待原住民的，今天被歧視簡直只是報應而已：

「本島人之同胞，我等以手撫胸必目靜思，生番此語，乃我等所造者，乃指現在我島山中起臥之人，即指山內人而言者也，而此等山內人之品性，墮落之於如彼者，全然是我等之祖先，迫害彼等之罪所致者。是我等在既往，自為人種之差別以迫害他人，而今受其天罰，我等受他人之人種的差別，受其迫害，我等當無可言，只有懺悔過去之罪，而甘受乎現在之悲運耳。誠哉罪惡，無罰不能消之。……噫！同胞諸君，我等今茲不可不真誠感知既往之責任，而充分承擔之，關於此點，我等實不可僅止於補過，兩相消清而無所餘，我等宜更取積極的態度而有所貢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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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島無力者大會

前情提要：1924年6月，辜顯榮（辜振甫的父親、中信金控老闆辜濓松的祖父，剛入主壹傳媒的辜仲諒的曾祖父，對阿他們都是一家人），跟一群台灣的「有力者」──就是有錢人──一起召開「全島有力者大會」。當時臺灣另外有群人，正在嘗試讓日本帝國同意在殖民地成立台灣議會。日本政府自是百般阻撓，而這群有力者也連忙跳出來，說這些請願者「藉口於請願，非議台灣之制度文物，以惑人心。」又說他們破壞法治，行為不純，別有用心，令人遺憾。

想要設置台灣議會的那一群當然就不爽啦。同一年七月，他們召開「全島無力者大會」，據說來了上千人。有力者大會呢？當時人說，就算把有力者的夫人們跟僕人們都算進去，也不過就二十來個。（1%對99%，不意外。）

因此有了這份全島「無力者大會宣言」：

「對政治法律，毫無理解，對人道正義，敢樹反逆之旗幟，在廿世紀之紳士階級，此種腐敗分子，料應絕滅。不圖最近有辜某，用自私自利之魂膽，敢自稱為『有力者』，倡開大會，而欲反對最合理的最有秩序之運動。辜某既往之歷史，世所周知，固不足深責，然若任其張牙舞爪，竊恐使一般人士，抱疑惑之念。故吾人為欲喚起全島兄弟之注意，不得不為相當之表示。決議：吾人因欲擁護吾人之自由與權利，以期撲滅偽造輿論，蹂躪正義，自稱為全島有力者大會之怪物。」

現在看來，這兩邊戰的可真兇。主張設置議會的那群人，當然都是讀過書的人，不過對於辜顯榮的批評是一點都不手軟，哪管什麼禮貌、態度。比如這段台灣民報對於辜顯榮的評論：

「以少數走狗藐視多數民眾的要求，偽造民意，假公行私，阻礙同胞之進步，誤國殃民，是民賊而兼國賊；死後靈魂欲歸依救主見上帝，一不可能。為富賈而不仁，為劣紳而不義，賣同胞自由，更無慈悲；欲求免墜落十八地獄的永劫，二不可能。以小人而稱大人，胸無點墨，眼有財神，善巴結與應酬，是三等的下流；欲潑盡淡水河的水，以洗民賊二字的羞，三不可能。」

辜先生當然也有他的說法啦。他說他是「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結果蔣渭水先生對此回復了一篇文章，借了他人之口說：那我們應該來「建設狗銅像」。

這事當然沒有成真，不然現在台北街頭就可能跟東京渋谷一樣有忠犬八公像了。（或許也不是壞事？）

照片出處：作者不詳（1924/07/04）。[副系列名：剪報]。《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86/6c.html（2012/11/29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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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

http://book.douban.com/review/4586417/

這篇文章滿有意思的。我也覺得從知識到體驗的轉換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趨勢，而且還在進行中。不過該如何達到這個目標（讓人感受到歷史），大概沒有什麼既定的方法，還需要更多的摸索。

其實就像文章最後提的，可以嘗試有趣的題目實在很多。我的話，我會想寫一個，比如說，一個台北感官體驗的近代轉變。我是說，比如，聽覺與味覺、嗅覺與視覺。一個二十世紀初的台北人走在街道上是什麼感覺呢？他會聽見什麼？這是一座安靜的或是吵雜的城市呢？現代化的噪音讓他感到不安焦躁嗎？如果他是香水裡頭對各種氣味分外著迷的葛奴乙，他會聞到什麼呢？

我也會想寫一個，清代台灣叛亂者的故事。像林爽文，一個不知道從哪裡來的莫名其妙的人，竟然會突然率領了幾萬人，把縣城都打了下來。然後呢，在北京的乾隆居然焦慮到晚上睡不著覺，都在想該怎麼對付這個傢伙。這故事還有從四川等遙遠的內地被調到台灣的小兵們，他們跋涉千里，渡海至台；有互相在皇帝跟前告御狀的將軍們，有羅漢腳，有械鬥，甚至有會法術的原住民女巫。每次讀檔案都覺得這簡直就是繁複華麗的史詩電影情節。

胡思亂想總是滿有趣的。但還是得先把手頭上的計畫給完成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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