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不重要，歷史才重要

Bernard Bailyn是哈佛大學歷史系的退休教授，據說也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在美國早期史研究中影響力最大的學者。去年剛開學時翻過他幾本書，包括他比較近期寫的，針對大西洋史研究做的簡述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書很薄，但很有意思。

不過我最喜愛的是他的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這本書小小一冊，還不到一百頁，也不是正式的論文，而是訪談錄。可是他娓娓道來對於歷史研究的種種思考，沒有什麼誇張的言論，意見卻都十分中肯。讓我想到了嚴耕望的治史經驗談。

我讀到這一段印象很深刻。

Q: How does one best approach the necessary task for examining individuals on what they have learned during their study of history?

B.B.: People have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is. My feeling, first of all, is that examinations should not focus on historians. I don't think historians, with a few excep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History is important. So, I don't want to stick a student with deciding in an exam between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ian A and Historian B. I don' t think they should b e adjudicating between historians huddle over their desks trying to write books, or concentrating on how one historian's interpretation differs from another's.

是阿，在歷史面前，歷史學家哪裡重要呢。

這本書絕對值得任何一位研究或教授歷史的人閱讀。有機會希望能把更多段落放上來，最好能簡單翻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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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

http://book.douban.com/review/4586417/

這篇文章滿有意思的。我也覺得從知識到體驗的轉換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趨勢，而且還在進行中。不過該如何達到這個目標（讓人感受到歷史），大概沒有什麼既定的方法，還需要更多的摸索。

其實就像文章最後提的，可以嘗試有趣的題目實在很多。我的話，我會想寫一個，比如說，一個台北感官體驗的近代轉變。我是說，比如，聽覺與味覺、嗅覺與視覺。一個二十世紀初的台北人走在街道上是什麼感覺呢？他會聽見什麼？這是一座安靜的或是吵雜的城市呢？現代化的噪音讓他感到不安焦躁嗎？如果他是香水裡頭對各種氣味分外著迷的葛奴乙，他會聞到什麼呢？

我也會想寫一個，清代台灣叛亂者的故事。像林爽文，一個不知道從哪裡來的莫名其妙的人，竟然會突然率領了幾萬人，把縣城都打了下來。然後呢，在北京的乾隆居然焦慮到晚上睡不著覺，都在想該怎麼對付這個傢伙。這故事還有從四川等遙遠的內地被調到台灣的小兵們，他們跋涉千里，渡海至台；有互相在皇帝跟前告御狀的將軍們，有羅漢腳，有械鬥，甚至有會法術的原住民女巫。每次讀檔案都覺得這簡直就是繁複華麗的史詩電影情節。

胡思亂想總是滿有趣的。但還是得先把手頭上的計畫給完成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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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History

(開始把這學期零星寫的東西貼過來。其實這裡的日子如此豐富精采，應該多寫一些才對。只是學期中實在太忙，完全沒辦法靜下來寫些東西。也許趁著假期來回溯一下。可假期間該作的事竟也這麼多。)

而學期竟然就這樣結束了。在吐氣成煙的冬夜，外頭不知零下幾度，終於把最後一份報告做了結尾。宿舍的人們似乎走的大半，變得比平時更加安靜。不知道是該開心或還是不甘心，它竟然就這樣結束了。

意外或不意外，第一個學期碰到了許多困難跟挑戰。用另一個語言閱讀思考寫作，一切速度都慢了下來，像是被誰偷走了一半智商和許多信心。幸好也

遇見了許多好人，新的朋友或舊的朋友都給了許多鼓勵和幫助。

一學期下來讀了太多，有些消化不良，還需要趁著假期好好思考一下。

此地所有歷史學的一年級博士生都得上一門名為Writing History的課。一班二十來人，大家的興趣南轅北轍，因此似乎部分人對這課有些微辭。但我倒是挺喜歡的。課程的設計就是每個星期一本重要的著作，有比較理論的如Michel Foucault、Joan Scott、James Scott、William Sewell、Presenjit Duara。不過讀到Duara的書時，同學們紛紛表示：歐中國史我完全不了解，所以....據說另一班（那一週分成兩班上課）負責帶領班級的年輕美國史老師，對該書關於中國史的實證研究部分，也完全跳過不提。不過這情形倒沒出現在我們班上。

我們也讀了一些確實精采的作品，如C. A. Bayly的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是一本充滿野心的全球史作品，真的幾乎把十九世紀（所謂的Long Nineteenth Century，從1780-1914）都寫遍了。這原本是一本教科書，不過Bayly顯然更具雄心。他想要證明，所有的歷史都可以從全球史的角度去撰

寫。因此中國的太平天國與美國的南北戰爭，都被視為一個全球性的事件，因為他們所造成的影響都不限於一時一地。

另一本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World of Nations討論日本、法國跟美國三地國族歷史寫作的興起。作者Christopher L. Hill是日本文學研究出身，因此把國族歷史作品也當成文本來分析，班上的討論因此一度集中在：這到底是不是歷史？如果換成歷史學訓練出身的研究者來寫，會是什麼模樣？也許是對於文學理論長期的興趣，我自己對這本書並沒有特別感到扞隔之處。當然這書不是不能挑剔，不過有時感覺去要求每本作品都面面俱到，似乎是有些不切實際。這世界上何曾有過完美的作品？

另外值得一提，Hill的結論之處對時興的全球史也有批評。他認為，國族歷史的興起，其實透過歷史寫作，將民族國家的自然化，讓後來的讀者忘卻民族國家興起過程中的權力與暴力。同理，日興的全球史取徑，也很可能將當下的全球化給「自然化」，讓我們忘了全球化背後的商業權力。他並不反對全球史的寫作，可是卻要提醒歷史學者別成為了跨國公司的工具。

還有一本Gay New York也相當有趣，可惜沒辦法仔細看過，只能匆匆翻閱。但該書的作者George Chauncey有個重要觀點，他說以往歷史論述總是認為二十世紀前期的同志是被壓抑和壓迫的，要待二戰之後的同志運動的風起雲湧，才讓他們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可是Chauncey正是要證明，從1890-1940，同志在公共場域從未缺席。這本書很厚，但根本的目的就是要重建這段被遺忘的歷史。

這課的期中要寫兩份書評，期末則交一份3000字的長書評，任選一位學者的第一本著作，最好也能比較書與其博士論文（通常是書的前身）的差異。期末時左挑右選，要找一個大概熟悉的領域，自己喜愛且重要，還是第一本著作，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原本想寫Londa Schiebinger的第一本書The Mind Has No Sex?: Women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但後來想想，對於西方科學史的發展其實仍不夠熟悉，寫起來或許不夠順手。

最後寫了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深感是個正確的決定。儘管書評寫的差強人意，但書本身寫的真好。而且從博士論文到改寫成書的過程，竟也見證美國史學界從社會史（研究婦女生活）到文化史（研究性別關係如何被建構）的轉向。勇氣十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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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渴望自由

所有研究台灣史的人，都不會錯過《台灣文獻叢刊》這套書。這套由周憲文先生主編，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在1970年代出版，總計309種的叢書，如今看來怎麼都是不可思議的奇蹟。在那個台灣學還是「鮮學」（借用許雪姬教授的話）的年代，在那個出版資源仍不充裕的年代，連周憲文先生自己都說：

「這一叢刊，真正是我『一手造成』，備極艱辛……我不想在此向人訴苦。因在這動亂的時代，這一叢刊居然能夠出版，且能延續到今天而接近完成的階段，則任何艱辛都已有代價。」

重新探索這套書從啟動到完成的過程，最讓人敬佩萬分的，不只是周憲文和當時參與的幾位教授所付出的時間與精力，還有他們在當下所展現的眼光。

尤其是周先生。他在幾篇文章中，曾經談到這套書籍的編輯理念。比如台灣文獻叢刊的第一本《臺灣割據志》的卷首，他就寫到：

研究歷史，一要有史料，二要有史觀；前者有賴資料公開的風氣，後者得憑個人獨特的修養。我們十多年來的工作方針，嚴格說來，就在盡量發掘並提供有關台灣經濟的研究資料。因為有充分的史料，社會上自然會有高明之士，運用其正確的史觀，深入研究，有所造就。我們願意為多數的學人服務，而絕不關心到小我（私人或機關）的成績。說明白些，我們固亦從事個別的研究，但願與大家在同樣的資料基礎上進行。我們堅信，個人能力畢竟有限，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

他接著解釋，為什麼文獻叢刊的第一本書竟然會是日本人川口長孺撰寫的《臺灣割據志》。他說：

這完全是偶然的。我們計劃中最先排印的，原是夏琳的海紀輯要；書存某研究機關。由於該機關主持人雖許抄錄，不准翻印；要印，就得用該機關的名義；這在我們的職責上，實在難以辦到；所以臨時將這臺灣割據志改排(已在臺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一期文獻欄刊出)先出。海紀輯要，早已抄好；出版問題，尚在洽商。我們希望能有圓滿的結果，因為古書原無版權(版權的作用，據我的了解，也在獎勵出版，不在阻礙出版)；而我們的出書，更是百分之百的服務性質。

周先生在這裡講得含蓄，沒有說到底是哪個研究機構阻礙了出版程序。不過他在其他文章中也曾提到，有個機構號稱要將典藏資料整理出版，因此拒絕了台灣銀行所提的合作。不過幾年過去了，出版一事仍是無聲無影，沒消沒息。

這兩個研究機構是不是同一個，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這樣保守的，或是表面上開放實際上保守的研究機構，永遠是存在的。周先生的時代如此，至今仍是如此，這不能不說有點讓人感到悲哀。

台灣這幾年在這方面越來越好了，至少制度上，大多數的典藏機構傾向開放。但是從一個使用者的角度言之，我相信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為很多時候資料儘管開放，申請手續或者頗為繁瑣，令人望而生怯，或者模糊不明，讓人不知所措。

我一直相信，史料沒有透過研究者的研究，那就是死的，沒有價值的。對典藏機構而言，越多研究者願意使用典藏的資料，應該是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但有時收藏機構似乎將「保護」這件事看得太重，超乎一切，因此剩下重重障礙，彷彿是要考驗研究者的誠心與意志。資料的保護固然重要，不過保護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利用，如果以保護為理由而阻礙了利用，那是本末倒置。「防弊」的心理，應該早早讓位給「興利」才對。事實上，有時興利的難度要遠遠高於防弊，因為後者往往只需要沿襲既有的（可能未經反思的）規範，前者卻需要創意。

前一陣子我看到一篇頗有啟發的文章，名為「書渴望自由」。讓我也不禁開始想，史料是不是也渴望自由呢？如果是，我們要如何讓它自由？

這時候又不能不想起周先生留下的那句至理名言：

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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