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4-09-13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22:17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最近在忙的事情之一,就是和朋友們共同籌備這一個新網站。終於,有了一點樣子,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幫忙廣為宣傳。抄一下介紹文:



「故事」是由一群喜歡故事的人成立的,目標是透過有趣的、有創意的方式,結合新媒體的運用,讓歷史走進日常生活之中,提供適合所有人閱讀、且值得信賴的知識。我們希望和讀者一起,帶著具有歷史縱深的眼光,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故事」不是新聞或時事評論網站,但它也不只是關於無關緊要的陳年往事。我們認為,當人們的腳步越走越快,社會越是喧囂,我們越需要沈靜下來,回顧這世界變化的軌跡。我們相信思索歷史,不只可以理解過去, 也能夠將當下看的更透徹,更能夠開啟對於未來的想像。


臺灣年輕一輩常常批評為缺乏國際觀。姑且不論這樣的說法合不合理,我以為要培養國際觀,需要的不是(或不只是)國際新聞,而是國際舊聞──其實就是歷史。

我們從國際新聞中得到的世界觀其實是很片段、破碎的,有點像是偶然看到一個人,他可能當天特別狼狽,或特別意氣風發,卻想要從這短暫的印象中,去評斷一個人。這很困難,而且危險。

而且,新聞的本質是告知,然後遺忘:我們總是在期待下一條新聞。歷史正好相反,歷史是要對抗遺忘的,透過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來對抗。


不過,誰會看這樣的網站呢?

我有時候想,如果一萬個人中,有九千人喜歡看男星吸毒女星走光,又有五千人需要每天被震驚五次、說不出話來,那應該也有一千人,是對於這樣無意義的資訊轟炸感到疲倦吧。這個網站就是為了那一千人而寫的。

不過,也許不只一千人。而且,一千人也可能變成兩千人,或者更多。

當然,如果所有的媒體都在追逐收視率與點擊量,那這一千人也許就會在這樣的商業模式下,被忽略了。

英國經濟學人認為我們活在一個Mass Intelligence的時代。有越來越多人,可以同時閱讀Buzzfeed跟紐約時報,也有越來越多人,不再只是想要閱讀新奇、有趣的東西,還期待有點挑戰性的內容。

我們的媒體常常預設人性應該某一種樣子。其實人性很複雜,人性中也對於成長的欲求。因為我們都想被人喜愛,所以想變成更好的人,變成更有意思的人。


前幾年我讀到羽田正教授的書,他一開頭就說:「歷史是有力量的,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這句話在我腦袋裡徘徊不去,因為我不太能理解,歷史怎麼會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後來我似乎慢慢懂了一些。原來歷史是一門危險的知識,所以統治者總是想要控制它。所以我們要把它的力量拿回來。


閒話說太多了。還是請大家來看看故事吧。

對了,我們剛剛開始,一切都還在草創階段(比如手機版的網頁似乎還有些問題。)不過想做的事情很多,已經感到人手不足。如果你也有興趣,歡迎一起加入。我們沒有錢,大家都是業餘的義工,不過業餘的力量,也許累積起來會變得很強大吧。

我們至少想做兩件事,一是利用目前各大博物館開放的內容(大都會博物館、大英圖書館、荷蘭國家博物館等等),建立一個藝術史的線上展覽。另外則是跟MIT合作,將他們製作的Visualizing Culture翻譯到中文世界。

當然,如果你能願意幫忙寫文章更好。我們希望尋找有關亞洲(特別是東南亞),或者與文化交流有關的作品。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教科書上不會出現的主題,比如動物的歷史、女性的歷史、勞工的歷史、同志的歷史,等等。

有時間的話,麻煩也幫忙「故事」的專頁按個讚:
https://www.facebook.com/gushi.tw

2014-08-15

八月十五日,不曾結束的戰爭

09:23 Posted by Feng-en Tu , , 3 comments

1945年的8月15日據說是個晴天。

那天上午,出身臺南的醫師吳新榮到了下營,準備為瘧疾患者做抽血檢驗。回程路上,他遇見了同樣身為醫師的好友謝得宜。謝得宜告訴他,當天中午有重大事情要宣布,要他務必密切注意廣播。吳新榮到家後,照著謝得宜的話,立刻轉開了收音機,可是收音機卻沒電了。一直到當天晚上,吳新榮才從朋友口中,得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同一天的正中午,霧峰林家三少爺林獻堂也轉開了收音機。廣播裡傳來昭和天皇的聲音,緩緩地說著:「為了世界平和及日本民族將來發展之故,決定接受波茲坦宣言。」──天皇講的隱晦,可是意思很清楚:日本要無條件投降了。

對於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泥沼中的日本帝國而言,這個消息或許不完全讓人意外。但它出現的時間,還是比林獻堂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早。得知這個結果的林獻堂,在日記裡感慨地寫著:「五十年來以武力建致之江山,亦以武力失之也。」

另一個台中人楊基振,當時人在中國,正準備搭車前往北京,途中正巧聽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他的反應比只留下短短一句話的林獻堂要激動許多,回想過去幾年的戰爭,他說「真是全世界人類最悲慘的時期。」又說:「這全是日本軍閥的錯。」

同一天的日記裡,他寫著:「年少以來對日本的仇恨心讓我寧願前往中國,今天還得以親眼見到日本投降的一天。如此一來,故鄉台灣事隔五十餘年後回歸中國,從悲慘的命運中解放,從此永遠接受祖國的擁抱。如作夢般,我流下欣喜的淚水。」

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

從1939年歐洲戰事爆發開始算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整整打了六年,造成無數死傷。但對於日本來說,這場戰爭更加地漫長。它從1931年9月18日,日本引爆中國東北鐵路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

當時的日本,是個「大國崛起」的最佳典範。在1868年的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以令人意外的姿態,先後擊敗了中國與俄羅斯,又併吞了琉球、臺灣、和韓國,版圖一再擴張。這個崛起中的東方帝國,彷彿前途無限,所向無敵。

一位名叫石原莞爾的日本軍人,因而提出了一種理論。他說,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之間最終將有一場決戰,而且將是一場毀滅性的戰爭。這會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戰爭,是人類文明必經的道路,只有在那之後,世界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

他更預測,這一場戰爭中,代表西洋文明出戰的將是美國,至於代表東洋文明的,當然就非日本莫屬。為了贏得這場最終的世界大戰,石原莞爾強調,日本必須積極地增強軍事實力,同時擴充版圖。而其中的關鍵,就是中國東北的滿州。它將是日本帝國的生命線。

石原莞爾很快就把這項構想付諸實現。1931年9月,日本從朝鮮半島調派了軍隊,一路往滿州前進,終於和中國軍隊發生了衝突。這項軍事行動,立刻引起國際社會關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對此議論紛紛,還特別為舉行了投票,以13比1的懸殊差距,要求日本撤兵──日本是唯一反對的那一票。

構想出世界最終戰爭石原莞爾
日本軍方當然沒有理會這個決議,而是持續擴大戰線,最後佔領了整個滿州。不久後,日本找來清朝最後一位皇帝──當時年僅二十六歲的溥儀──在這塊新領土,成立了名為「滿州國」的傀儡政權。

這些舉動,再一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注意。國際聯盟派出了代表,前往滿州地區調查。日本卻宣稱,在中國東北爆發的軍事衝突,不過是正當防衛之舉,又強調滿州國的成立,與日本沒有直接關係。

國際聯盟的調查團沒有接受這樣的說法,他們回來後,在報告書中譴責日本用武力佔領了中國東北,違反國際聯盟維護和平的原則。雖然如此,調查團並不認為日本需要將滿州歸還給中國,只是要求他們撤兵,將該地區交由幾個大國組合成的委員會共同管理。

建議案最後送交了國際聯盟的成員投票,結果四十二票贊成,一票反對(日本),一票棄權(泰國),壓倒性地通過。出席的日本代表松岡洋右見狀,拿出了原本就準備好的講稿,以英文發表了演說──曾在美國留學的他,對自己的英文相當有自信。在表達完強烈不滿之意,松岡洋右隨即退席抗議。幾天之後,日本正式宣佈退出國際聯盟。

1941年與希特勒見面的松岡洋右
返回日本的松岡洋右,並未因為這項外交上的挫折而遭受批評。相反地,他從抵達橫濱港的那一刻起,就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人們認為他在國際聯盟表現強硬,最後又堂皇地退場,是為日本爭了一口氣,從此日本可以擺脫國際社會的束縛,走向自主的外交政策。

日本軍方在滿州地區的擴張,同樣也受到一般民眾的支持。在報紙之上,每天都刊出對於滿州戰況的追蹤報導,成為社會最熱門的話題。為了爭取讀者,報社的記者和編輯,更是使勁全力,用最煽情的方式,挑動民眾的情緒。只要能夠促進銷量的,都是好新聞。

在這個背景下,日本的社會氣氛漸漸出現了轉變。1920年代的日本,原來是自由奔放而百家爭鳴的時代,許多知識分子為了民主、平等與人權等議題而積極發言。進入1930年代之後,整個思想界卻因為軍國勢力的崛起而遭受壓制,逐漸失去了聲音。

最令人意外的事件,發生於1933年。那一年兩位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人,突然發表聲明,宣告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主張,轉向支持政府對外軍事擴張的政策。這只不過是一連串骨牌效應的開始。連一向最激進,批判政府最大力的共產黨,都放棄了立場,其他的知識份子,當然也紛紛跟進,開始宣示自己對於國家政策的效忠。

少數不願意配合的人,則遭到了圍勦。東京帝國大學的美濃部達吉,原本是飽受尊崇的憲法教授。他最著名的學說,是主張天皇為日本政府機關的一個部分,並不單獨擁有國家的主權。但在1935年,這樣的說法卻引發了猛烈地攻擊,軍方和其他政治人物,認為他的看法否認了天皇的神聖性,是對天皇不敬,要將他起訴予以調查,並禁止教授他的學說。

京都帝國大學的法學院教授瀧川幸辰,同樣因為批判政府,而遭到國會議員的指責,他的作品也被查禁。日本的教育部長,更直接找上京都帝大校長,要他開除瀧川幸辰的教授職務。京大校長回絕了政府的施壓,日本教育部於是直接下令,將瀧川幸辰解職。這個破壞言論自由與憲政體制的舉動,引起了京大法學院強烈反彈。法學院裡頭31名教授,全部辭職。而法學院的學生,也全數申請退學,以示抗議。其他法學院學生,更是紛紛表達聲援之意。

但這些動作,都無法阻止日本進一步往軍國主義的方向邁進。

被日本政府開除職務的瀧川幸辰
1937年7月7日的午夜,日本與中國的軍隊在北京蘆溝橋爆發了第一場戰役,原本小規模的衝突,一發不可收拾,演變為雙方的全面戰爭。兩年之後,在歐亞大陸另一邊的德國入侵了波蘭,歐洲的戰火,也從那一刻點燃。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來了。

隨著戰爭的擴大,日本政府對於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開始變本加厲。都市之內的娛樂設施,紛紛遭到取締。一般學生不得留長髮,女性更不能燙髮。每天的糧食都由政府配給,戒指則被認為是奢侈品,也在禁止之列。日本政府也在國內與殖民地,同步推動「國民精神總動員」,希望全國人民為了長期抗戰做好準備。

而為了贏得國民的支持,當時的報紙之上,充滿著對於戰爭的宣傳與歌頌。有位作家保田與重郎更熱情洋溢地說:日本前所未有的偉大時代即將來臨!

不過,事情沒有文學家想像的美好。在中日大戰開打之後,日本雖然將戰線不斷推進,但進展的速度遠遠落後原本的預期。1941年,原本打算袖手旁觀的美國,因為日本襲擊珍珠港而參戰,更為戰事增加了許多變數。

指揮珍珠港之役的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原本是計畫透過奇襲,一舉擊潰美國國內的士氣,沒想到卻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結果。此舉激起美國社會的強烈反彈,羅斯福總統透過廣播,告訴全國人民:「勿忘珍珠港!」

美國誓言要為珍珠港事變復仇
在美國參戰之後,需要兩面作戰的日本,戰勝機會更顯得渺茫。珍珠港事變之前的三個月,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主動辭職下台。他說:「我對這場戰爭已無信心,只能讓給有信心的人來做。」

戰爭拖的越長,不僅人心浮動,物資的消耗也越來越大。為了不讓後方經濟崩盤,日本開始加強動員各地的人力和物資。超過八十萬的朝鮮居民,被強制送到滿州等地,從事勞動。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也紛紛被徵招加入軍隊。

這些手段,在在凸顯了日本的戰況之惡劣。很多日本士兵被派到東南亞作戰,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他們死在島嶼,死在海灘,最終連遺體都無法運回故鄉。為了給士兵的家屬一個交代,軍隊只好將遺體的一根手指頭切下,當做最後的紀念。但隨著戰事越來越激烈,到了戰爭後期,甚至連這樣的替代方案都不可能進行。很多家屬最後收到的,是個白木盒子,裡頭裝著的,只有海灘上的砂粒。

然而,為戰爭犧牲的何止是軍人。在戰爭最熾熱之際,日軍所到之處,從中國到東南亞戰場,都不斷發生著屠殺平民的事件。

為了節省物資,也怕大型動物在戰亂中傷人,1943年起東京的上野動物園更開始有計劃地屠殺園內動物。這個決定由時任東京市長的大達茂雄直接下令,並要求動物園立刻執行。對於飼育員而言,沒有什麼比親手殺死日夜照顧的動物更令人痛苦的了。可是大達茂雄的態度強硬,而為了貫徹命令,動物園只有在飼料中加進毒藥。當時上野動物園人氣最旺的明星動物,非大象莫屬。據說牠們看了同伴吃下飼料後死去,竟然因而開始絕食,最後終於支撐不住而餓死。

在動物園大屠殺中餓死的大象
日本國民也沒能逃過戰爭帶來的災難。1945年3月10日,美軍在東京發動大空襲,全城陷入熊熊烈火之中,整座城市被炸的殘破不堪,死亡人數就高達了八萬人,受害人數更超過一百萬。而東京只是眾多遭到空襲的城市,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大阪、名古屋,還有臺北,都先後受到美軍轟炸。

但戰事最慘烈的地方,發生在日本南方的沖繩。這座小島成為了日軍和美軍的決戰之地。雙方死傷慘重。當時沖繩人口不過五十萬,在這場戰爭中,就有超過十二萬人死亡──當中大半都是平民。這場戰役,幾乎宣告了日本戰線的全面潰敗。

1945年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市投下一枚原子彈。在人類歷史上,這是一次核子武器被應用在戰場上。廣島市中心成為一片灰燼,死亡人數估計超過了十萬人。三天之後,8月9日,第二枚原子彈落在長崎市,造成將近15萬人喪生。當時,在距離爆炸地點六百公尺處,有五百多位學生正在長崎醫科大學的教室裡上課。其中超過了四百人,因為這顆原子彈,而當場喪命。

日本帝國開始崩解,無法再承受更多的死傷。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親自透過廣播,正式向全國宣布:日本放棄戰爭。

許多日本民眾第一次聽到了日本天皇的聲音──被稱為「玉音放送」──然而,內容卻無法令他們開心,很多人杵在收音機旁邊,就這樣哭了起來。這一天,成為了日本人的「終戰紀念日」。

在沖繩戰役中被美軍俘虜的日本人
不過,戰爭真的結束了嗎?

在日本北海道的最北端,再往北幾十公里處,有一座名為樺太的島嶼。這裡是日本與蘇聯軍隊交火的地方,雙方並沒有因為天皇的宣言停止戰鬥,而是一路打到了8月22日。2

在朝鮮半島,人們慶祝的不是終戰,而是「獨立」和「解放」──韓國終於可以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零星的暴動出現在首爾街頭,有些曾經擔任日本警察職務的韓國人,被認為是賣國賊,被人襲擊。但大致而言,情勢還算穩定。可是韓國人很快就發現,獨立只是一個美好的夢想:蘇聯軍與美軍先後來到了朝鮮半島,將整個國家一分為二。又一次,國家的命運被外來者所決定。而且不久之後,他們又必須被捲入另一場不屬於他們的戰爭。

而日本雖然一一放棄了那些隨著帝國擴張而得來的領土,但他們與鄰國的邊界該如何劃分,到今天仍然是充滿爭議的問題。釣魚台的問題已經是眾所週知,而跟韓國之間,日本也為了一座名為竹島(獨島),在在起衝突。連在北方,都有和俄羅斯之間的「北方四島」問題。

因為那一場戰爭,每一年的8月15前後,日本媒體上總是充滿著各種戰爭有關的報導與爭論,從每年舉行的死難者慰靈儀式與和平祈願活動,到首相是否祭祀戰犯的參拜靖國神社。當然,東亞各國的關係,也在此刻也會變得格外敏感。無論是南京大屠殺還是慰安婦問題,在在都要引起爭論。每個國家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包括日本自己。

戰爭的記憶,變成了各國政客互相指責的工具。

日本靖國神社
至於1945年的8月15日之後的臺灣,歡欣鼓舞地「接受祖國的擁抱」,一如楊基振在日記中描述的,而他不是唯一一個這麼想的人。

大半輩子都在抵抗殖民統治的林獻堂,在聽到了日本投降的新聞後,一連兩個晚上都睡不著覺,要靠服藥才能入眠。身為臺灣意見領袖的他,已經準備為協助政權轉移付出心力。

只是,祖國的擁抱並不如臺灣人想像中的熱烈美好。新的統治者取代了舊的殖民者,但沒有權力的人依然沒有權力。到了1947年2月28日,臺灣人與新來的政權之間,終於產生了正面的衝突。從那一天起,林獻堂的日記一連中斷了五天。

228事件的風暴過後,林獻堂雖然得以保存性命,但已經喪失了許多朋友。連他自己,都被列名「臺奸」。兩年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敗逃到臺灣來,開始實施戒嚴體制。眼看著這樣的局勢發展,據說向來拒絕講日文的林獻堂,做了一個可能他自己都未曾預料的舉動:他決定赴日定居。

在那之後,中華民國屢次派人勸他回台,或者威脅利誘,或者溫情攻勢,最後甚至派出了當年和他一起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戰友蔡培火出面。可是林獻堂仍然不願意返回故鄉,他只說: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曾受先聖人之教訓,豈敢忘之也。台灣者,危邦;亂邦也。豈可入乎,居乎。非僅危亂而已,概無法律,一任蔣氏之生殺與奪。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也。」

換句話說,他很清楚,回到臺灣,回到蔣介石的掌控之中,他將再無自由,甚至連性命都有可能不保。

幾年之後,林獻堂在異鄉與世長辭。

林獻堂
臺灣人的戰爭與戰後經驗,也許是在提醒我們國家與民族的虛妄。每個國家的政客都善於指責他人,以便來掩飾自己的錯誤。就像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政策,要臺灣人記住日本有多麼可惡,卻要批評政府的人閉上嘴巴,噤聲不語。

而日本有許多政客至今仍然否認南京大屠殺,拒絕對慰安婦負起任何責任。他們強調日本人民在戰爭中的傷亡,強調日本在戰後受到的不合理對待,卻很少去反省,為何少數人的野心,卻需要那麼多人──包括那些今天已經不屬於日本人的人──共同承擔。

戰爭過去了六十多年,但它真的結束了嗎?也許有一天,我們能夠擺脫統治者灌輸的視角來看待這段歷史,能夠不再簡單去評斷這個民族還是那個國家比較邪惡,能夠真正看見並同情戰爭中的無力而無辜的受害者,也許那一天,我們才能夠真正告別戰爭的年代。


2014-08-07

年輕市長與沒落小鎮的復興

06:33 Posted by Feng-en Tu , 2 comments

日本的夕張市,位在北海道的中部地區,是個人口只有一萬多人的小城。它曾經因為煤礦開採而興盛,人口數一度超過十萬。但是,隨著煤礦產業衰退,小城也開始沒落。幾年之前,市政府更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成為中央指定的財政重建單位。

照片中這位年輕人鈴木直道,就是在那時從東京來到了夕張市,負責協助財政重建。他在夕張待了兩年,為市政提出了許多新的構想。到離開的那天,許多夕張居民都特別到市政府去歡送他。


鈴木直道回到了東京,但他並沒有忘記夕張市。一年之後,他又重回北海道。2011年的1月,他正式宣布參選夕張市的市長。3個月後,選舉結果揭曉,他擊敗了曾任眾議院議員的對手,以30歲的年輕姿態,成為全日本最年輕的市長。

身為這樣一個財政困難、人口老化的都市市長,鈴木直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很有自信地說,正是因為問題重重,所以才具有吸引力。

他說,夕張市所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所有先進國家的先進都市會面臨的問題。他希望從小做起,一步步累積成功的經驗,讓夕張成為全世界地域復興的典範。

今年的他33歲,擔任市長已經第三年,依然充滿希望。他說,相信總有一天,其他地方的人們會說:我們也想跟夕張一樣,找回自己的元氣。


2014-08-05

被解剖的女人

10:13 Posted by Feng-en Tu , , , No comments


這是歐洲醫學史上最著名的場景。古典式建築的大廳中擠滿了人,他們交頭接耳,他們對著大廳張望,窺視。

和擁擠倉皇的人群不同,這幅圖象的正中央,有三個特別的人物吸引了我們的目光。最突兀的,大概是那坐在欄杆上的骷髏。他兀自坐著,帶著一點恐怖。奇怪的是,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沒有人因為他的出現而驚慌害怕。

人們所在意、談論,和指指點點的,是骷髏左下方的那個男人。男人神情與他人完全無涉,不為身旁的吵雜所動。他雙眼堅定地看著前方,彷彿就是看著我們。而順著他的右手,我們會注意到簡陋的桌上躺著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被解剖的女人。

他們正在解剖一個女人。

這是文藝復興時期醫生Andreas Vesalius的作品《論人體構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的封面。1514年出生於布魯塞爾的Andreas Vesalius,在他29歲那年,出版了這本代表作,以如此華麗繁複的面貌,讓解剖學從此成為西方醫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個戲劇性的場景,直到今天還能引發無限的想像:那尊骷髏在暗示著什麼嗎?那個握著手術刀的男人(也就是Andreas Vesalius自己),想要告訴我們什麼嗎?當然,還有那個女人。她是誰?為什麼她會出現在解剖台上?為什麼是她?

如果我們翻閱《論人體構造》,觀看其中大量的圖片,最後一個問題就更顯得意味深長。

在這本書中,附帶許多描繪人體的繪畫,以便解釋人體構造。他們有各式各樣的姿態,沉思、擺動雙手,或因為被吊起而呈現古怪的扭曲。可是他們有一個共通點──都是男性。


既然如此,為何《論人體構造》這樣一本經典的封面,被解剖的卻是一個女人?醫學史家Katharine Park從這個對比中,看見了歐洲醫學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

根據Katharine Park的研究,中世紀歐洲的醫生一向對女性身體感到好奇卻又難以理解。因為它讓人捉摸不定,讓人困惑。因為這樣的困惑,衍生出眾多今天看來奇妙的言論。比如有醫生認為女性身體不過是男性的變形,也有人提出子宮內部其實分成七個小房間,攸關產婦生男或生女。

女性的身體之所以神秘,還有另一個原因。在傳統社會中,大多是女性提供其他婦女醫療服務——比如產婆。儘管醫學界對於婦科或產科早有一套說法,但在實際執行上,男性還是鮮少參與。換句話說,對於婦女之間代代相承的身體知識,男性無從理解也無從置喙,被排除在知識網絡之外。

但從十五世紀左右開始,醫學界對於女性身體的知識卻出現了新的態度。女體依然是神秘的,但不再是不可解的。相反地,男醫生反過頭來要質疑女性世界裡的知識。在他們眼中,那些口耳相傳的知識,或許不過是未經反省、充滿謬誤的臆測。

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了Andreas Vesalius的解剖場景。當女性只能依賴傳統智慧時,男性卻開始用解剖來探索女性身體;當女性只能用記憶和口說來傳遞知識,男性將自己之醫學理念印刷成書。被書寫下來的知識,取得了絕對權威的地位。

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女性原本作為醫療者的角色,逐漸消散。她們成為被男性醫生觀察的對象。她們不再擁有自己的知識,或對身體的解釋權。

Katharine Park因此要我們注意畫面中的另一個女性——也許是解剖台之外唯一的一個。她站在畫面的右上方,包著頭巾,半個身體藏在樑柱之後,是個極容易被忽略的人物。她在那裡,專注地看著男醫師解剖另一個女性。彷彿暗示著,她,一個女性,和畫面中其他男性一樣,從此之後只能透過手握著解剖刀的男醫生,來認識女性的身體——儘管那是她自己的身體。


Katharine Park, Secrets of Women: Gender, Gener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Dissection. Zone Books, 2006.

2014-08-03

男女有別,天經地義?

17:37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沒有什麼事情比兩性的差異更明顯的了。

男是男,女是女,這是不可動搖的客觀事實。當然,你說,有男性化的女性,也有女性化的男性;有男生穿裙子,女生上戰場。甚至我們都已經對中性化的打扮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不過,這一切不過是表面,並沒有改變兩性本質上的差異。換言之,生理上而言,男與女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範疇,這點無庸置疑。

這個事實如此顯而易見,以致於任何不同於這個說法的主張,都不免顯得荒唐,甚至瘋狂。「你是要說,男性與女性的身體沒有差別?你難道看不出來,一個有子宮、能懷孕、每隔二十八天會流血的身體,跟一個只會把玩小雞雞的男生有多麼不同嗎?」

弔詭的是,真的有人曾經非常認真地這麼想過。更奇怪的是,這個人還是歐洲醫學史上最重要的一號人物:蓋倫(Galen of Pergamon, 129-199 A.D.)。

蓋倫
蓋倫有多重要?如果,用個有點奇怪但我們比較熟悉的例子,如果你想像歐洲醫學史是儒家傳統,那蓋倫的地位差不多就跟孔子一樣。他在西元二世紀完成的一系列著作,奠定了接下來一千多年歐洲醫學的基點。一代又一代的醫生,研讀他的著作,以他的理論為中心,思考、辯論。

可是依照蓋倫的說法,男性與女性的身體,其實是同一種。我們以為的差異,不過是習焉不察、未經思考的陳說。他強調,如果你用心觀察,不難發現男與女的生殖器官何其相似:陰莖與陰道沒什麼不同,唯一的差別是,一個往外,一個往內。同樣地,男性有睪丸,女性就有一個往內的睪丸──我們今天通常稱之為,卵巢。

但這不算差異嗎?蓋倫說,不。這只是「程度」的差異,不是「範疇」的不同。就好像人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但你不會說高個兒跟小矮子是不同的人種。同理,陰莖往內長跟往外長,也沒什麼本質上的差別。只不過是有一群人發育的沒那麼成熟,所以陰莖還沒能長出體外。

箇中癥結在於身體的「熱度」。蓋倫和許多希臘醫生都相信,「熱」是生命的泉源,也是身體發育的關鍵。女性的身體不夠熱,所以沒辦法讓陰莖長出體外。也是由於女性的身體不夠熱,所以才會有月經。因為她們不像男性一般,有足夠的體熱將多餘的血液轉化成精液。

女性是不完美的男性,蓋倫如是說。更精確地說,其實「兩性」並不存在,只有完美的身體,跟不那麼完美的身體。

圖左的插圖指出兩性的生殖器其實是同型的

如果女性只是不完美的男性,如果兩性身體的差異沒那麼絕對,那麼由女變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十六世紀法國的外科醫生 Ambroise Paré就記錄過這麼一個例子。他說在德國的鄉下,有位名叫瑪麗的小女孩。從出生以來,瑪麗都是不折不扣的小女孩,生理上或外觀上。一直到十五歲那年,一則意外改變了她的人生。

當時瑪麗在路上追著她的小豬,她跑著跑著,就在跨過一個小土溝的剎那,突然感覺什麼事情不太對勁。她發現,原來,她的陰莖「掉」出來了。瑪麗掛著兩行眼淚,回到家裡。在家人的陪伴下,醫生來了,做了詳細的檢驗,宣告她正式成為一個男人。從那一天開始,瑪麗換了一個名字,開始了他的新生活。

Ambroise Paré說,顯然,瑪麗的體熱在奔跑的過程中急速升高,高到讓他的陰莖可以長出體外。這正證明蓋倫所言不虛。不過有一點必須謹記在心,Paré寫道:女性可以變成男性,但男性卻不會變成女性,因為完美不會退化成不完美,這是自然界不變的定理。

這些說法簡直荒謬至極,豈有此理。又或者我們慶幸這一切都過去了,它們只是歷史,幸好。我們果然還是生活在科學昌明的年代。

不過,記得,蓋倫的作品在歐洲醫學過去一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佔據經典的地位。歐洲醫生提出或多或少的修正,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推翻蓋倫的說法。十六世紀最重要的解剖學者Andreas Vesalius,在他的書中也提出和蓋倫類似的說法。

1990年,柏克萊的歷史學教授Thomas Laqueur出版了一本名為Making Sex的書,主要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他把蓋倫的理論稱之為「單性(one-sex)身體觀」。一直到十八世紀,我們今天熟悉的「雙性(two-sex)身體觀」,才正式獲得多數人的認可,成為社會上主流的想法。換言之,我們以為天經地義的道理,其實也不過存在了兩百多年。

Thomas Laqueur
Laqueur的著作出版之後,獲得許多回響,也受到眾多挑戰,有人認為Laqueur的歷史解釋未免過於簡單。不過在Laqueur看來,奇怪的不是蓋倫理論本身,而是這個理論強大的生命力。一千多年來,不是沒有人解剖過人類的身體,為何他們都看不見兩性的差別?更可疑的是,那些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解剖學者,在打開人類的身體之後,何以會更加相信蓋倫的說法?從另一個方向來看,為何這一度最為流行的一性身體觀,卻被遺忘的這麼徹底,在我們今天看來如此不可思議?

Laqueur說,不是過去的人們愚昧無知,十九世紀的人們也未必真的比十七世紀的人們更高明。這故事毋寧是告訴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所看見的,只是我們想要看見的。我們以為眼見為憑,可是更多時候,你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框架,決定了你看見了什麼,或看不見什麼。



2014-08-02

接吻有害健康

10:00 Posted by Feng-en Tu , , No comments

1936年,有位名叫基麗絲的少女,寫信到當時上海的女性雜誌《玲瓏》,信裡寫到:

珍玲女士:我因年紀很輕;所以見識不多,請您指教我那下面的問題吧。(1)和男性常常接吻算得有貞操嗎?(2)給男性常常撫乳的算得有貞操嗎?請在最近貴刊答覆我。祝您愉快。基麗絲

不久後,《玲瓏》刊出了珍玲女士的回覆。她說:

麗絲女士:貞操有心理的與肉體的。從心理講,當然理想很高,大都行於宗教意識中,非普通所能奉行,而且也是無謂的。從肉體講,普以限於交接,不過接吻撫乳往往足以成為墮落的誘因,所以亦須以避免為佳。珍玲


基麗絲少女的問題,看來使人迷惑不已。一方面,她似乎天真而保守,像是擔心自己因為無知而失去貞操;另一方面,她的提問又大膽到讓人驚訝,引人遐想:莫非她常常和男性接吻撫乳,不然這番提問又是從何而來?

更重要的是,這兩個問題的背後,似乎隱然存在著一個倫理模糊的世界:貞操的界線不太清楚,因此才需要搬到檯面上來討論。而我們的戀愛顧問,竟也因此給了十分 先進開放的答案。儘管她認為接吻撫乳是墮落的誘因,不過肉體貞操的標準,「限於交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就算對方已經攻佔三壘,但只要尚未奔回本壘, 都不算是失分。

這可是1936年。

但或許就是在那個年代的中國,一切準則都可以重新被商榷。當整個中國努力地學習西方文化,熱切地希望躋身現代世界,許多從外頭引進的行為,接二連三地出現,成了社會上新的奇觀。而傳統的倫理規範,對此往往只能瞠目結舌。接吻就是其中之一。

傳統中國人不接吻嗎?也許有的。中國有本房中術經典《洞玄子》就教大家在纏綿溫存之際,要「兩口相焉,男含女下唇,女含男上唇」。但別忘了,這種事只能在 「房中」做,屬於性愛而非戀愛。將它拿到大庭廣眾下討論,甚至放上雜誌頁面,真是成何體統。西方經典的愛情故事,比如羅密歐與茱麗葉,到了劇情高潮之際必 須來上一吻。但梁山泊與祝英台行嗎?

也因此,對近代中國千萬等待愛情滋潤的少女,接吻作為陌生的浪漫行為,必須學習的名堂可就多了,包括了接吻的意義,接吻的時機,接吻的技藝,還有接吻與衛生健康的關係。

《玲瓏》因此告誡讀者:「雜亂的接吻,是倫理的凌辱,並且是有著傳染病侵入的危險。」又說:「醫學家的研究成果,每一次接吻,可以傳播千萬的黴菌。」看來實在嚇人。

不過《玲瓏》可不是要恐嚇讀者。他們清楚知道,深陷愛河中的男女,不會因為黴菌而輕易退縮的。所以《玲瓏》也宣告,情熱的本能與衛生並非不能兼顧。一篇名為〈男女接吻從此不致傳染〉的文章就寫著,

最近有某著名醫師宣稱,凡男女們在嘴唇預先塗敷碘酒,那就得暢所欲吻,不致傳染。碘酒可藏於一個嬌小玲瓏的小瓶中,瓶塞係軟木做的,其中插有小刷一支,攜帶在手提包或口袋都很便利。當(吻)的時候就拿碘酒敷唇,然後盡量狂吻。

這位創意無限的醫生更相信:「將來碘酒瓶的銷路,一定不在唇膏之下,而且是青年男女不可缺少的隨身必需品。」

接吻前得先準備好碘酒?聽起來是有些難以想像了。但七十多年前對於接吻傳染病菌的擔憂,如今看來,說不定仍有幾分道理!?

2014-07-21

我們為什麼要信賴科學家?Naomi Oreskes的TED演講

10:01 Posted by Feng-en Tu No comments

By Kuang-chi Hung (Ph.D. in History of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在敝人長達兩年的當兵經驗中,一個重大的收穫便是自目前是臺大法律系助理教授的兄弟處習得「退一萬步」這個術語。在詳閱日前關於「自己論文自己審」的爭議後,我不禁想用這術語來個照樣造句:「我認為,即便是退一萬步來想,捏造帳號來審自己論文的手段就是卑鄙,以此卑鄙手段出版之論文來升等或領取國家獎勵就是詐欺,東窗事發後還一再推諉卸責就是沒LP。」然而,若我們退個一萬零一步來想,這事件還是提醒我們科學知識是個多麼脆弱與主觀的東西。憑什麼我們要相信兩三個科學家點頭通過的論文就是科學知識?如果我告訴你,依據科學史家Melinda Baldwin的研究,至二十世紀中葉以前,許多最具開創性的研究—如牛頓的《原理》、愛因斯坦於1905年出版的特殊相對論以及華生與克拉克於1953年出版的DNA論文—出版時都未經過同儕審查,你還會不會認為同儕審查是科學知識生產的關鍵一環(見http://time.com/81388/is-the-peer-review-process-for-scientific-papers-broken/)?

究竟我們為什麼要信賴科學家?

「我們為什麼要信賴科學家?」正是哈佛科學史系教授納歐米・歐瑞斯克斯(Naomi Oreskes)的TED演講所要回答的問題。正如許多以美國科學為主題的歷史學者與STS研究者一般(如Allan Brandt、Robert Richards、Robert Proctor等), 納歐米的研究環繞在美國社會中眾多反科學的言論:如公立學校中不應教授演化論、人並非是從其他物種演化而來、疫苗不具療效、香菸不會致癌、全球暖化並未發生等。在歐美科學史界中,納歐米特別以其對科學共識之歷史研究聞名。例如,在一篇發表在Science上的題為「超越象牙塔:氣候變遷的科學共識」(Beyond the Ivory Tower: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一文中,納歐米在分析自1993至2003年出版的九百多篇關於全球氣候變遷的論文後,指出有四分之三的論文認為因人類活動而引起的全球暖化是現在進行式—換言之, 所謂「全球暖化還有爭議」這樣的宣稱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進而,在其2010年出版的《懷疑的商賈:為何一小撮的科學家遮掩了從抽煙到全球暖化的真相》(Merchants of Doubt: 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一書中,納歐米與科學史家艾瑞克・康威(Erik M. Conway)則聚焦在其Science論文中未能處理到的、出版那些「全球未暖化」之論文的科學家。正如其書名顯示的,兩位作者認為,這些科學家不過是生產且叫賣著「懷疑」的學術販子—而購買這些「懷疑」的顧客,往往就是那些對環境與公共衛生之劣化該負起大部分責任的無良企業,以及面對這些公共議題時手足無措的政府。


科學家不喜將科學與信仰等量齊觀,納歐米如此開場,因為就他/她們而言,科學是站在信仰的對立面。納歐米緊接著以十七世紀法國數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 )的上帝觀為例,說明一類在科學家社群中頗為流行地對待信仰的態度: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決定要信祂的話,我並沒有什麼損失(了不起就是上教堂的那幾小時)—但如果上帝存在,而我卻不信祂的話,日後我會有大麻煩—所以,我們還是信上帝為妙。

但對多數大眾而言,納歐米指出,對科學的相信與對宗教的虔信並沒有什麼差別—姑且不論大眾並未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與實驗設備以檢證科學宣稱的真實性,即便不同領域的科學家也無法相互檢驗彼此的宣稱是否為真。那麼,納歐米問道,我們到底要不要相信科學家?她的答案是要—但非基於教科書給我們的理由。

教科書教導我們,納歐米接著說,我們要信賴科學家,因為他/她們依下列的步驟追求知識:理論→假設→實驗→贊成或拒絕假設→再實驗→假設→理論。此「演繹法」的確可以解釋若干科學史上最重大的科學發現,納歐米告訴我們,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便是最好的例子。

但演繹法是否能解釋科學史上除了相對論以外的重大發現呢?納歐米的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她舉了地動說的例子。事實上,納歐米指出,當哥白尼於十六世紀中葉提出地動說時,許多當時最聰明與最有能力的科學家的確試著以演繹法檢證哥白尼的理論是不是對的—只是,一則受限於當時的天文設備,一則牽涉到任何一個假設常牽連到很多實驗者或觀察者不一定意識到的預設,地動說就是無法以觀察證實,且無法對天體的運行做出準確的預測。但演繹法是否真的為科學進展的主導邏輯呢? 對此,納歐米以達爾文的天擇說為例,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當達爾文於1831年至1836年間乘著小獵犬號去旅行時,他並沒有任何關於物種演化的理論,當然更沒有任何根據理論而衍生的假設(儘管當時的達爾文的確熟知如拉馬克或其祖父伊拉斯穆斯・達爾文之用進廢退式的演化論)。他之所以會跳上小獵犬號去環遊世界,並非是他期待以翔實的自然觀察來檢證假設—1830年代的達爾文不過是個愛好自然、熱愛採集、認為他會在鄉間傳教到終老、而想趁年輕多看看世界的劍橋大學學生。1835年,當他抵達加拉貝戈群島時,儘管達爾文的確察覺到在不同小島上的雲雀與陸龜有相當程度的變異,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變異事實上是物種演化的證據—這具體表現在他將採集到的標本全丟到一個袋子裡,且未詳細註記個別標本的採集地點。因此,讓達爾文聞名於世的天擇說(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其實是在他在結束小獵犬號之旅後,在數十年的光陰中,努力收集數據,一步一步地歸納出來的(物種源始出版於1859年11月)。在以一些科學史中最著名的例子說明演繹法絕對不是科學家服膺的唯一方法論後,納歐米引用科學哲學家保羅・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名言:「在科學中唯一不會阻礙其進展的是:什麼都行(The only principle in science that doesn't inhibit progress is: anything goes)」。但納歐米也提醒聽眾,要注意到費耶阿本德做出此宣稱的脈絡—費耶阿本德真正說的 是:「如果你真要我說什麼是科學方法的話,我得必須說:『什麼都行。』("If you press me to say what is the method of science, I would have to say: anything goes.")」至於什麼是「什麼都行」的科學方法論?納歐米認為是一種極端強調創造力、不拘泥既有方法論的方法論。

既然演繹法並非是主導科學發現與進步的邏輯,且「什麼都行」 極可能是科學界中主導的方法論,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相信科學家?什麼又是科學知識?對此,納歐米的回答是:屬於同一專業的科學家會嚴格檢視彼此的研究成果是否為真,且他/她們仰賴證據來做出判斷。援引科學社會學者羅伯特・莫頓(Robert Merton)的看法,納歐米稱此為科學家社群中「組織化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kepticism)。由於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的流行,納歐米接著說,大眾動輒以典範變遷(paradigm shift)來形容大大小小的科學發現。但實際上,納歐米指出,科學家對待任何科學發現的態度是非常保守的—縱觀科學史,被科學家認定為具典範變遷意義的科學發現是屈指可數。納歐米緊接著為科學知識做出下列的定義:科學知識是科學家間的共識,而此共識是基於科學家翔實地、系統地檢驗可得的證據後,做出的判斷。納歐米告訴我們,任何一個科學發現,都是有個科學家組成的陪審團認定過的。科學知識的確是科學家說了算的知識,納歐米指出,但在科學家的社群中,絕對沒有誰說了算的科學知識—科學知識是科學家間的共識,是依群體智慧做出的判斷。

納歐米是這樣總結她的TED演講的:做為非科學家的我們,應如科學家般地仰賴證據來檢證任何一個宣稱是否為科學知識—而這意味著科學家得是個好溝通者,而我們得是個好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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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她站的知識論立場是什麼,科學史研究者還是會認為科學是如宗教般獨特的知識形式—如果不是這樣,科學史研究者都要失業了。研究科學知識如何可能,是科學史研究者的專業—而當孔恩發表《結構》一書後,少有科學史研究者會認為科學知識有其內建的進步邏輯,科學知識得放在科學家社群的活動中才能充分理解。

什麼是科學家社群?其實,社群可能是個過於中性的字眼—在很多的例子中,科學家結成的群體只能以幫派來形容。噢,對了,在這我想提個在十九世紀末期英國最惡名昭彰的學術幫派—十人幫。這群幫派份子對異己絕不留情,他們發行同人誌來交換意見與凝聚共識,而其種種反社會的行為與言論一步步地侵蝕當時英國社會的基礎。只是,與目前台灣檯面上的學閥相較,這群幫派份子在面對當時英國萌現的科學家社群還如同雞蛋地脆弱、而既有的aristocracy因科學的挑戰而變得如混凝土牆般地堅硬的時候,他們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

這群幫派份子叫自己是X Club。他們尊達爾文是幫主。他們發行的同人誌持續到今天,impact factor是38.597,名字是Nature。


*納歐米的演講可在此看到:http://www.youtube.com/watch?v=RxyQNEVOElU
Photo: 我們為什麼要信賴科學家?Naomi Oreskes的TED演講



2014-07-02

麥克阿瑟,和平憲法與二次大戰後的日本

09:30 Posted by Feng-en Tu , 2 comments

認識現代日本的十個關鍵詞(9):麥克阿瑟


1945年9月28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日本的報紙上刊出了一張照片。照片的一邊,站著剛剛宣布投降的日本昭和天皇,他穿著西裝,挺直著腰桿,表情嚴肅而拘謹。照片另一邊,則是美國來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他穿著軍服,手插著腰,沒有一般日本人面對天皇時的戰戰兢兢。他巨大的身軀,比身旁的昭和天皇整整高出了一個頭。

2014-06-26

臺灣,你要選擇怎樣的未來?

02:32 Posted by Feng-en Tu 7 comments

看了昨天的破門新聞,第一時間是氣憤難平,實在難以相信到了今天,還會發生這樣的事。冷靜下來之後,心中浮現出來的念頭,卻是要更加努力用功,增加自己的生存能力。因為再過不久,臺灣或許就會變成一個你不想回去的、陌生的地方了。(但願不會是不敢、或不能回去,那就太糟了。)

2014-06-25

江宜樺教授說臺灣認同

02:36 Posted by Feng-en Tu 1 comment

臺灣人民雖無獨特的民族意識,卻已經有相當明確的獨立國家意識。絕大部分的人認為自己的國土只限台澎金馬,自己的同胞只限居住在台澎金馬的人。在有關台灣未來前途的抉擇上,超過九成的人主張只有台澎金馬的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國家的未來。

此一國家意識與過去威權時代人民心中的國家意識有別,因此我們可以稱之為某種『更新過』的國家意識,而造成這種更新效果的,則是近20年來臺灣的新國家運動。

所謂『新國家運動』,並不是民進黨或建國黨部分人士所推動的建國運動,而是指1986年以來,由於戒嚴體制崩解,民間動能湧現,在一連串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關鍵發展之後,臺灣朝野政黨及人民大眾所合力促成的國家內涵再界定運動。

在經歷這些重大的變動以後,臺灣民眾對於自己的國家已經產生了完全不同於威權統治時期的認知與理解。因為過去的國家概念是以大陸及臺灣為領土範圍,以兩岸所有華人為國民同胞。但是現在的國家概念,卻是以台澎金馬為領土範圍,以臺灣人民為自己的同胞。雖然國旗國歌皆無改變,但這個國家的實質內涵已經徹底更新了。

新的國家認同概念會有什麼問題嗎?筆者認為,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內涵之所以會從『大中國』轉為『台澎金馬』,其實反映了近百年來兩岸人民政治互不隸屬、社會文化平行發展的歷史事實。

雖然在日據時期,想當多文人知識分子嚮往復歸中國懷抱;而在1949年以後,國民政府也極力宣揚未來統一之必然性,但是政治對立及生活經驗的隔離顯然產生了比歷史感情或文宣教育更有力的作用。在百年分裂之後,臺灣民眾的國家意識漸漸由期待統一轉向符合存在經驗的分離現實。

過去十幾年的民主化運動有意無意鞏固了這個轉向,使國家認同的內涵徹底變更。也許對於大中國的認同者,這是一個難堪且難以接受的變局,但是臺灣認同會如此興起、如此茁壯,確實是長期歷史經驗累積下來的結果。不管這個情況對未來兩岸關係是幸或不幸,它是合理而自然的。

世界上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國家都是多民族國家(multi-national states),他們出現分歧性國家的機會,只會比臺灣大,不會比臺灣小。但是大部分的國家並不會因為由於多元國家認同的存在而分崩離析,反而可能和平相處。因此,處理分裂國家認同的最好策略,也許不是強加同化、強迫遷移,或武力鎮壓,而是盡量容忍尊重、以改善現有體制及人民權利保障來消弭不同認同者的不安。有人認為這種政策太過天真,可是筆者並不認為它真的不可行。事實上阻礙我們採用自由開明政策的,往往不是政策本身的可行性,而是政治人物是否有將理想付諸實現的意志與決心。

我們希望臺灣政治人物的智慧足以瞭解這個攸關臺灣前途的關鍵,使目前不同國家認同的臺灣住民,都能期待一個合理上軌道的國家。

──江宜樺,〈新國家運動下的臺灣認同〉,收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1。



(希望江院長可以記得他曾經寫下的這段話。最好,也能讓對岸來訪的貴賓更瞭解臺灣。)

2014-06-12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21:59 Posted by Feng-en Tu No comments

1920年,《臺灣青年》第一次在東京發行,卷頭詞寫著:「厭惡黑暗而仰慕光明,反抗橫暴而從正義,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獨尊的野獸生活……是這樣的覺醒了!」

創刊號同時邀請來了一群具份量的日本學者助陣,包括曾經擔任東京市長、貴族院議員的阪谷芳郎,以及當時活躍的政治思想家吉野作造。

其中一位明治大學的教授泉哲,在他的文章〈告臺灣島民〉中,呼籲臺灣人應該自己肩負起文化教育的責任。他認為,日本總督府在臺灣的統治方針,只集中在物質開發,對於精神層面,則毫無貢獻,付之闕如。假如臺灣人還對此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只會讓自己的前途黯淡無光。所以他說:
「臺灣並非總督府的臺灣,而是臺灣島民的臺灣,必須對此有所自覺。」



那一年的年底,蔡培火在《臺灣青年》上發表了另外一篇〈我島與我等〉(同時有中日文兩種版本),呼應了泉哲的說法。他在這篇文章中,對臺灣的未來表達了無限期待。他認為這座島嶼,「其氣象、其景色、其物產皆即雄大豐富,如此天惠豐富之地方,即世界中亦不多見」。自然賦予如此豐富的資源,正是要求島上的人,不僅必須發憤活動,更要在知識上積極進取。他寫著:
「我等以往,若無神經若無思慮,缺乏進取精神,而計畫創造之氣風不振,遂致陷今日之境遇,我等應當猛醒大悟。」
他接著說,從地理位置上看,臺灣可以成為「亂世之戰場,治世之樂園」。過去的臺灣,總是被外力爭奪,籠罩於砲火之下。但展望未來,他期盼作為海運之要衝的臺灣,能夠積極發展科學與工業,充分利用其天然環境,讓臺灣像瑞士一樣,生活自由,成為東亞之樂土。
「我等為此島之主人翁者,宜著目於此點而努力,興乎!島主等!由於爾等之努力成就,多眾人類同胞之足,齊向此島來遊,共享安樂幸福,必非夢想也。」
但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要讓漢人與原住民握手言和。他主張,原住民(他稱之為「山內人」)所面臨的問題,「全然是我等之祖先,迫害彼等之罪所致者。」過去漢人自以為是地迫害他人,如今被日本人歧視,在他看來不過是「天罰」。所以,只有先懺悔過去之罪,才有可能開始向日本帝國要求平等之待遇。

也就是在這一篇文章中,蔡培火要臺灣人在智力和體力上鍛鍊充實,以守護臺灣,迎接將來之新生活。他說:
「我等絕不能悠悠閒閒,終作立於無能力者之地位也。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亦為我等臺灣人之臺灣。」
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成為了一句響亮的口號。這也是為什麼,1927年的《臺灣民報》上會寫著:
「思想落後的臺灣,自從大正九年(1920)七月的『臺灣青年』發刊以來,才發現著『臺灣人是臺灣人的臺灣』,才曉得講究『自強自新』之途。」
「『臺灣青年』一出現,才把隸屬的思想打破……臺灣的思想界才有些生機了。」

2014-06-10

為婦女喉舌──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的學思歷程

22:02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

我是一個出生在1920年維也納中產猶太家庭的女孩。我的家庭是夾在殘破帝國下受侵略與動亂威脅之極不安寧下的寧靜小窩。一位猶太女孩在奉天主教為國教並且視反猶主義為優良政治傳統的國家成長,意味著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便被視為異類。猶太人被隔離―我們並不「正常」。法西斯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組成政黨,它們在我成長的歲月中漸趨茁壯。最終,他們是否會掌權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在成長過程中也不斷被提醒,猶太人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被迫害、毀滅,接著間隔著短暫勉強的寬容,但旋即又再次進入被迫害和破壞的另一個週期。

1938年3月納粹佔領奧地利,這直接衝擊到我的家庭。不出兩個星期,一位「友善的納粹」告知父親他的名字在逮捕名單上,父親當天就離開了奧國。他之所以有能力這麼做,是因為在五年前他在鄰近的小國列支敦斯登開了一間藥局,並且時常前往洽公。他的遠見以及從未返回奧地利,在日後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因為當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門時,提供了我們一個落腳地。隨即,父親的遁逃導致武裝納粹兩次強行搜索我們家,而幾個星期後母親和我遭到逮捕。我們被隔離開來關入一般的市立監獄,但是未被控訴任何罪名。後來才明白,這是為了引誘父親返回奧地利,而把我們作為人質。

我與兩位年輕的政治犯同房,他們都面臨漫長的刑期。他們教導我勇氣以及隨機應變,而當因為我這個猶太人而讓我們的食物被減半時,他們仍舊將食物平分給我。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並且身體力行。我那時相信自己永遠失去自由;若我的地下活動曝光,更將在集中營結束一生。那時候我才明白,正面迎擊最糟的可能,是能夠克服恐懼的,即使是在最為絕望的時刻,只要勇敢反擊便能重新點燃希望之火。我著魔般地想要逃出監獄去參加畢業考試(Matura exam),若是沒有通過的話,我便無法在歐洲就讀大學。

考試將在被逮捕後的五週舉行,我在廁紙上寫滿陳情、對所有守衛不斷毛遂自薦,甚至要求守衛們監視我去參加考試。除了守衛們的揶揄外,我沒得到任何回應。在考試日的隔天,我被帶往被蓋世太保訊問,發現所有關於畢業考的細節都在我的紀錄之上,不過我仍舊被送回牢房。母親與我在一週後被釋放,我發現為了要新組成納粹教育部門,考試延後了一星期。我在獲釋後的翌日上午前往應試,並且獲得榮譽成績。我也獲知德文老師還有其他納粹老師曾經替我向蓋世太保求情。因為我是學校中唯一被逮捕的學生,他們認為這一定是搞錯了。

母親與我能被釋放的條件是,我們必須立刻離開奧地利。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們不斷被警察騷擾、威脅要將我們再次下獄,同時又要不斷解決政府官僚體制所施加的種種阻礙。最終,就在惡名昭彰「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9發生之前,母親、妹妹還有我方得以同流亡於列支敦斯登的父親團聚。

我從備受呵護與細心照料的童年驀地進入成年,變成一個無國可依的人,一個身無財產、公民權利的難民。我從中學到了什麼教訓?

我了解到社會的不同定義方式,能夠將本來擁有權利的公民貶為罪該被放逐之人;事實上在納粹的定義下,將被貶為能夠被也應該被消滅的毒瘤。

沒收財產與剝奪公民權也能作為這種消滅工作的幫兇。

人無法獨自生存。為了要生存下去,人必須要鼓足勇氣,接受援助也幫助他人。



1939年4月,我好不容易移民到美國,希望稍後能將家人一同接來。但基於美國對於移民的限制,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親身經歷了政治和權力的殘酷後,我早已成為一名徹底的反法西斯者。在無一技之長領取低薪的流亡歲月中,我仍然繼續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在抵達美國兩年半後與卡爾‧列納(Carl Lerner)共結連理,他是希望投入電影業的劇場導演,同時是名共產黨員。

我們搬家到好萊塢後,我開始參與這裡的極左派工會運動,後來也加入對抗好萊塢黑名單(the Hollywood blacklist)的行動中。在作為共產黨員的歲月裡頭,我參與的多是草根性活動:如裁廢核武、倡議和平、種族平等以及女權。接下來的二十年我始終生活在社會底層,求得溫飽為當務之急,行動與組織其次,抽象思想則是奢侈品,是閒暇時間的小小放縱。不過我仍然努力朝成為一位作家邁進,出版了短篇故事、翻譯,也寫作音樂劇和電影的劇本。

我於1963年秋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當時我已經四十三歲了,女兒就讀大學,兒子在讀高中。我先生則埋首於成功的製片還有電影教學工作上。我在選擇研究所的時候考慮了許多學校,因為我希望學校能夠接受我以格林姆凱姐妹(Grimke sisters)作為論文題目,她們是唯二擔任美國反奴隸協會會員與講師的南方女性。哥倫比亞是唯一一間系主任願意修改規定以符合我的需求的學校。我已經投入四年的心血研究這個題目,所以甚至在口頭答辯舉行前就已被批准作為畢業論文。也由於這種彈性,我得以在入學三年後便同時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同時在新學院兼任教職,最後一年則在布魯克林的長島大學教書。

三年的研究所生涯在某種程度上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這是我成年後,第一次有時間和空間來思考和學習。由於長久以來被拒於教育體制門外,我對於知識變得極度貪婪,為此我放棄了所有的娛樂、社交還有其他興趣。最重要的是,當時我腦中有一個逐漸成形的計畫,驅使我充滿激情地全心學習所有需要的知識。

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我希望繼承瑪麗‧畢爾德已然開展的計畫。毫不意外地,這個宣言令許多人十分吃驚。我到底在想什麼?還有,到底什麼是婦女史?這些問題讓我走上漫長的解釋之路,過去四十年我都在不斷探索。我當時口試的結論帶有些烏托邦的色彩:「我希望婦女史能具有正當地位,並進入各年級的課程當中,而且我希望人們得以攻讀婦女史的博士學位,不再需要託辭自己在研究其他主題。」

摘自:
《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陳建守/主編
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701420

2014-06-08

別和稀泥,別從眾:紐約前市長彭博給哈佛學生的畢業贈言

21:56 Posted by Feng-en Tu 2 comments
說明.翻譯:Kuang-chi Hung

麥克・彭博(Michael Bloomberg)是哈佛MBA、紐約前市長、媒體大亨、億萬富翁、慈善家與哈佛第三百六十三屆畢業典禮的演講者。與絕多數的畢典演說相較,彭博既未說明「我的學思歷程」,也未強調「好教育護一生」。彭博的演講是個不折不扣的打臉文。在其演說中,他批評哈佛乃至於其他常春藤盟校中對保守派份子的排擠與追殺,認為這是個現代版的麥卡錫主義。「我明白這並非傳統的畢典演說」,彭博承認。演講結束時,他要畢業生到哈佛廣場附近的、一家名為香港樓的中餐館與脫衣酒吧中乾掉最後一杯烈酒。他要畢業生「別和稀泥。 別從眾。有話大聲說。反擊」(Do not be complicit, and do not follow the crowd. Speak up, and fight back)。

但別忘記傾聽。

我覺得他說的挺好的


2014年麥克・彭博哈佛畢業演說全文

很高興能在這—不僅為了在哈佛第三百六十三屆的畢業典禮上、在諸位傑出的畢業生與校友前演說,更為了能站在去年歐普拉曾站過的地方。我的老天。

且讓我先從最重要的公事開始。讓我們為2014年的畢業生來回掌聲吧!這是他/她們贏得的!

興奮的畢業生哪,過去的幾週來,他/她們或許更感到筋疲力竭罷。各位家長:我可不是在說期末考哦。我是指高年級的奧林匹亞(Senior Olympics)、畢業舞會以及喝光光遊艇趴(Booze Cruise)—欸,我是指月光遊艇趴。

在校園中,這已是教人興奮的一整年:在橄欖球賽上,哈佛連續七次擊敗耶魯;男子籃球隊連續兩年打入全國大學體育協會冠軍賽的第二輪;男子壁球隊則贏得了全國冠軍。

誰會想到呢?哈佛:體育名校!很快的,外界將會問各位,各位的學業成績能否與體育表現相媲美。

我個人與哈佛的聯繫始於1964年,當我自巴爾地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於此地的商學院就讀。你或許會問:基於我閃亮、永遠得設法才能維持的全班前段成績,我是如何進到哈佛商學院的呢?我不曉得。唯一比我還驚訝的人是我的教授。

無論如何,在此我再度地回到劍橋。我注意到,自我在此當學生以來,一些事物已然改變。愛爾詩(Elsie’s)—一家我一度很愛、靠近哈佛廣場的三明治小攤—現在是家墨西哥卷餅店。有著好啤酒與臘腸的烏斯特豪斯(Wursthaus)—現在是家「工匠的、胃的酒吧」(artisanal gastro-pub)—不管這是啥名堂。而過去的荷立歐中心(Holyoke Center),現在已被命名為史密斯校園中心。

對於哈佛校友們總愛把名字擺在各類事務上的行徑,你不覺得煩?今早我一邊想著這問題,一邊走進河對岸商學院校園的彭博中心。

但好消息是,哈佛仍然如同五十年前、當我初次來到校園的時候一般,是美國最頂尖的大學。而就像其他頂尖大學一般,哈佛位於美國就民主之試驗的核心。

這些頂尖大學的目的不僅是增進知識,也增進我國的理念。頂尖大學是個讓有著各式背景、懷著各類信仰、探索各種問題的人們能前來學習、爭辯他/她們理念的地方—自由地、開放地。

今天,我想要跟你/妳談談,讓這樣的自由為每個人而存在是多麼地重要—不論我們是如何強烈地不同意彼此的觀點。

在頂尖大學中,對他人理念的容忍,以及表達本身理念的自由,是無法分開的價值。結合一起,這兩者形成支撐民主社會之基礎的、具神聖性的信任。

但這樣的信任,在君主的、民粹的、與多數之專制傾向前是毫無招架之力。晚近,我們已看到這樣的傾向已在校園與社會中頻繁地顯露。
這是個壞消息—而不幸的是,我認為,在哈佛以及我出身的紐約市,我們已然目睹這樣的趨勢。

首先,來談談紐約市。幾年前,大家若記得,有些人試著阻止在離世貿中心遺址幾個街口之處興建清真寺的計劃。

這是個敏感議題,而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反對有個清真寺蓋在世貿遺址附近。即便是反毀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廣泛地被認為是這國家中、最為熱切的、宗教自由的捍衛者—也宣稱其對該建設計劃的反對。

反對者發動示威遊行。他/她們譴責該計劃的推動者。他/她們要求市政府終止該寺的興建。這是他/她們的權利—而我們保護他/她們抗議的權利。但若他/她們認為,如此便能如願的話,是大錯特錯。我們拒絕在他/她們的要求前屈服。

認為政府會挑出特定宗教、阻止其信徒—且只有該宗教的信徒—於特定區域建立其崇拜場所的想法,是完全地悖離讓這偉大的國家得以興起、且讓這偉大的國家得以持續之憲法保障的道德原則。

我們這五十州的聯邦仰賴著兩項價值的聯合:自由與包容。是這兩種價值的聯合,讓在2001年九月十一日與2013年四月十五日對我們發動攻擊的恐怖份子備感威脅。

就他/她們而言,我們是個無神的國度。

但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如美國一般地,保護每種人類已知之信仰與哲學的核心:自由意志。這樣的保障,然而,仰賴著我們不停歇地警覺。

我們喜歡這樣想:政教分離的原則已根深蒂固。並沒有—且將不會有。我們得悍然地捍衛此原則—且確定法律下的平等,是法律下就每人而言的平等。

若你/妳要有如你/妳想要的信仰自由,如你/妳想要的言論自由,以及你/妳想娶/嫁誰就娶/嫁誰的自由,你/妳得容忍我要或不要如此做的自由。

我所做的或許會讓你/妳覺得不爽。你/妳或許會覺得我的作為不道德或不正義。但限制我的自由—以一種你/妳不會用來限制自身自由的方式—只會導致不正義。

我們不能否認他/她人的、我們所欲的權利與特權。這在城市中如此—在大學中依然如此。唯在大學中,自1950年代以來,對此原則的壓迫,似乎更為強勁。

在我轉大人的時候,參議員麥卡錫曾這樣問道:你/妳是如此或已然如此嗎?他試著壓迫即便在當時已然衰落的經濟體系。

麥卡錫對赤化的恐懼摧毀了千萬條生命—但他到底在怕什麼呢?一種理念—在此係指共產主義—一種被他及其同僚們視為危險的理念。

但他搞對了一件事:理念可以是危險的。理念可以改變社會。理念可以顛覆傳統。理念可以啟動革命。這是為什麼縱觀歷史,權威者企圖壓迫那些足以威脅其權力、其宗教、其意識形態、或其連任機會的理念。

這對蘇格拉底與伽利略來說是真切的,對曼德拉與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而言是真切的,對艾未未、陰部暴動(Pussy Riot)、以及那些用歌手法瑞爾・威廉斯(Pharrell Williams)的名曲「開心」為背景音樂、製作跳舞影帶的伊朗小朋友們而言是已然真切。

壓抑言論或其他方式之表現的自由是天生的人性弱點。克服它得靠我們在處處與其相搏。容忍理念—不管是自由的或保守的—是與個人權利及自由社會對仗,且與頂尖大學及一流學術同等地對仗。

有個理念正在大學校園內飄散—包括這兒的哈佛校園—學者應接受補助,若其研究與某種特定的正義觀相符。這樣的理念可有個名字:審查。這不過就是個現代版的麥卡錫主義。

想想這個弔詭:在1950年代,右翼份子企圖壓抑左翼思想。今日,在許多大學校園中,是自由派正試著壓抑保守思想—保守派教員正面臨著成為瀕危物種的風險。此現象在常春藤盟校中格外真切。

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依據聯邦選舉委員會的數據,有百分之九十六的來自常春藤盟校之教員與雇員的選戰捐獻流向了歐巴馬。

百分之九十六。比起常春藤盟校的捐獻者,蘇俄的中央主席團中還有更多的意見分歧。

這統計數字應能讓我們停下來思考—而我是以歐巴馬總統連任之支持者的身份這樣說—因為,我跟你說,沒有一個黨派能獨佔真理或上帝。

當百分之九十六之常春藤盟校捐贈者偏好特定候選人,你/妳不免會懷疑,學生能否接觸到頂尖大學所應提供的多樣視野。

性別、族群與方針的多樣性是重要的。但一所大學無法成為頂尖,若其教員是政治上均質的。事實上,賦予教授終身職位的目的,便是要確保他/她們能自在地就那些衝撞大學政治與社會規範的理念進行研究。

當終身職位制創立之時,其主要是為了保護其理念與保守派規範相衝突的自由派。

今日,若終身職位制要持續存在,它得保護與自由派規範相衝突的保守派。不然,大學研究—及從事這些研究的教授—將會失去其可信度。

頂尖大學絕不能成為可預期的、特定黨派的強烈支持者。而一個自由的人文教育絕不能做為自由派計謀之一環的教育。

大學的角色並非在推動一類意識形態。其角色是在提供學者與學生一個中性的論壇,得以研究與討論議題—不至於傾向另一方,或壓迫不受歡迎的觀點。

要求學者—還有畢業典禮的致辭者—吻合特定政治標準削弱大學的整體目的。

今年春天,令人不安地看到,許多大學的畢業典禮致辭者退出—或其邀請遭到收回—在遭到來自學生以及—對我而言,更令人震驚的—理應更明理的資深教員與行政人員的抗議後。

這發生在布藍迪斯(Brandeis)、哈福佛德(Haverford)、羅格斯(Rutgers)與史密斯等學校。去年,這發生在史旺斯摩爾與約翰霍普金斯(Swarthmore)。我很遺憾地說。

在各個例子中,自由派消掉了一種聲音,且拒絕授與政治上可能得罪人之個人的榮譽學位。這是種惡行,而我們決不能讓此繼續。

當一所大學在邀請畢業典禮致辭者之前,因其政治上的審查與吻合度,而一再考慮時,自由的死對頭就贏了。

令人難受的,演講者會遭審查的時點不僅是在畢業季。

去年秋天,當我還在市政廳時,我們的警政長官受邀在一所常春藤盟校的機構中發表演講。但他無法完成演講,因為學生把他轟下台。

難道一所大學的目的不就是在激發討論,而不是把討論消音?學生們怕聽到什麼?為什麼行政人員沒能介入,從而避免演講被群暴民消音?難道沒有人想到,剝奪其他學生聆聽演講的機會,是在道德與教學上不對的?

我確定今天的畢業生均已讀過約翰・彌爾的《論自由》。且容許我朗讀該書的一小段落:「將一類意見之表達予以消音的罪惡是對人類的劫掠—後代與現存世代;是對那些持不同意見之人們的劫掠,對那些持相同意見的人們更是如此。」

他接著說:「若此意見是正確的,他/她們被剝奪以錯誤換真理的機會;若是錯的,他/她們則失去了—且此損失與其所獲幾乎可等量齊觀—更清晰的觀念,以及在與錯誤衝撞中產出的對真理更為生動的表述。」

彌爾將會對那些將他人意見予以消音的大學學生感到反感。他將會更為反感—若他知道教員們常是這畢典審查運動的一環。

就已拿到終身聘的教員來說,要那些他/她們不同意其意見的講者閉嘴是種偽善的極致,特別當這些抗議發生在東北部—一處自我聲稱的自由派堡壘。

然而, 很高興地,哈佛並未在這畢典的審查運動中屈服。若有的話,昨天,科羅拉多州參議員麥克・瓊斯敦將不會有機會在教育學院演說。

有些學生要求行政部門撤回對瓊斯敦的邀請,因為他/她們反對他的某些教育政策。所幸,佛斯特校長與萊恩院長就是不買賬。

正如萊恩院長寫給學生的:「當面對該如何做才能讓教育變得更好這樣的問題時,我已遇到許多與我享有根本目標、但不同意我的觀點的人。依我所見,如此的差異需要被探索、被爭辯、被挑戰與被質疑。但這些差異得被尊重,並且,的確,被稱頌。」

這意見再正確也不過了。且萊恩院長不能對2014年的畢業生提供更有價值的最後一課了。

對於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委員長的我而言,我真的相信大學的義務並非是教導學生該思考些什麼,而是該如何思考。這就要求學生得傾聽對方的意見,得在未對對方懷有偏見的情況下衡量對方意見,且判斷對方是否真的做出了些公正的論點。

若教員失於如此,行政與管理團隊有責任予以介入,且將其提升為優先之事。若它們未能如此,若學生們在畢業時,有著封閉的心與耳朵的話,對學生與社會,大學已然失敗。

且若你/妳想知道這一切導向何處,不用看太遠,看看華盛頓便能明白。

在華盛頓,我國面臨的各類主要問題被定調—包括我們的安全、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環境與我們的健康。

但兩黨並非藉由相互激盪來處理問題,而是藉由讓對方閉嘴,以及壓抑或暗中破壞那些與其意識形態相抵觸的研究。我們的大學越仿效此模式,做為一個社會的我們,將會更糟。

讓我給你/妳一個例子。數十年來,國會禁止疾病管制中心從事槍支暴力的研究,且晚近國會對國家健康中心設了同樣的限制。你/妳得問你/妳自己:他/她們到底在怕什麼?

今年,參議員已延緩就歐巴馬總統對公衛長官之提名的表决,因為席菲克・莫西(Vivek Murthy)博士—哈佛醫師—有膽識指出槍支暴力是應處理的公衛危機。

這並非玩笑。當每天有八十六個美國人死於槍擊,且槍擊定期地在我們的學校與大學中發生—包括上星期在聖塔芭芭拉的悲劇—之時,除了說這是種醫界的失職,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但在政治中—就如在太多的大學校園中—人們不聽與其意識形態相抵觸的事實。他/她們害怕這類事實。且沒有比科學證據更讓他/她們害怕的東西。

年初,南卡羅來納州為其公立學校採用了新的科學教學基準—但州議會要求教學中不能提到自然選擇。這就像教授不提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學。

再次,你/妳得問:他/她們在怕什麼?

當然,答案相當明顯。正如國會成員畏懼會削弱其意識形態信仰的數據,這些州議員畏懼會削弱其宗教信仰的科學證據。

若你需要證據,考慮這個:在南卡羅來納州,一個八歲的女孩寫信給州議會的成員,力勸議員們將真猛瑪象(Woolly Mammoth)指定為正式的州代表化石。議員們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因為早在1725年,真猛瑪象的話時已於該州發現。但議員通過了一道法令,定義真猛瑪象是在「第六天時與其他原野中的野獸一同被創造出來的」。

這事是不能捏造的。

在這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介於教會與國家中的牆持續地遭受攻擊—這靠我們來設下路障。

不幸的是,這些當選的、在遇到槍支與演化議題時,將意識形態與宗教置於數據與科學之上的公務員,往往也是那些最不願接受氣候變遷之科學資料的公務員。

現在,別誤解我的意思:科學的懷疑論是健康的。但在尋求更多證據的科學懷疑論,以及將證據噤聲的意識形態式的頑固間,有著巨大的差別。

有鑒於許多當選之公務人員對科學的態度,難怪聯邦政府已放棄其投資科學研究的責任,而多數這類的研究係在我們的大學中執行。

今日,聯邦在研發上的支出,以占GDP之百分比而論,比過去五十年多來還要低。這正讓其他國家得以追上—甚至超越—美國的科學研究。

聯邦政府的科學不及格,正如許多州政府一樣。

我們決不能成為一個拒絕科學、或拒絕彼此的國家。而各位畢業生得帶著這國家走出條路。

就每個議題,我們得跟著證據至其所帶領之處。我們得傾聽人們於其所在之處。若我們能做到如此,不會有我們不能解決的問題。不會有我們不能打破的僵局。不會有我們不能獲致的妥協。

當我們更加地擁抱理念之自由交換,當我們接受政治歧異度是健康的,我們的社會將更加強盛。

現在,我明白這已非傳統的畢典演說,且這可能讓我無法通過人文系所的論文答辯。這不是一個說難聽話的時刻。

畢業生:在各位的一生中,別害怕說出各位認為是對的事,不管這事是多麼地不受歡迎,特別是在捍衛他人權利的時刻。

挺身捍衛他人權利在某個意義上比捍衛自身權利更為重要。因為當人們試著壓抑他人的自由,而各位保持沈默,各位便是此壓迫的同謀者,且極可能成為其犧牲者。

別和稀泥。別從眾。有話大聲說。反擊。

各位會受到懲罰,我跟你保證。各位會失去一些朋友。各位會招致一些敵人。但歷史之弧將會偏向各位那邊,而我們的國家會更為強盛。

現在,各位已贏得了今日的這場盛宴。各位有很多可感到自豪,也有很多得感到感激。今晚,當你/妳將這偉大的大學拋到身後,去香港樓乾掉最後一次的蠍子盃(Scorpion Bowl)罷—欸, 還是不要好了。明日,工作,為了讓這國家與這世界變得更自由而工作,為就每人而言這國家與這世界可以更自由而工作。

祝好運。願神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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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的演講全文可在此連結中找到:

http://www.mikebloomberg.com/index.cfm?objectid=4D9E60A5-5056-9A3E-D07D6B773CAD46E4 


2014-05-31

微物史觀:一個哈佛的免費線上課程


哈佛跟MIT從幾年前開始推動名為EdX的大規模網路開放課程(MOOC)。EdX當然不是最早的做這件事的,在它之前已經有Coursera與Udacity等相當成功的網站。不過EdX很積極地擴張,不斷和其他學校結盟,也持續推出新的課程。

下週一(6/2),EdX即將推出一門名為Tangible Things的新課程。Tangible,意思是觸摸的到的。這門課的主題,就是想從日常生活中的小物品出發,看看如何能夠透過他們,進入開啟各種奇妙的、意外的歷史旅程──或許可以稱為「微物史觀」。


授課的老師名叫Laurel Thatcher Ulrich,哈佛大學的歷史教授,幾年前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的會長。她研究早期的美國歷史,特別重視女性的生命經驗。她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偶然寫著:Well-Behaved Women Seldom Make History(乖女孩很少創造歷史),意外成為美國女性主義最著名的口號之一,被印在T-shirt、馬克杯、貼紙,各種地方。

二十多年前她寫了一本A Midwife's Tale: 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 based on her diary,透過研究一本產婦的日記,細緻地重建了十八世紀美國人的日常生活。這本書得遍了美國各大書籍獎項,也成為她的成名作。

她雖然想要凸顯婦女在歷史中的重要性,但卻每每在研究之時,感到困難。畢竟,在那個教育尚未普及,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裡,女性留下的資料實在太少了。不過,文獻中的空白卻引領她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一個「物」的世界。她漸漸發現,一個裁縫機,一張餐桌布,在這些與女性生活經驗息息相關的物品中,都隱含著無數的線索,讓她重新思考歷史的研究與書寫。

這又進一步帶她進入了哈佛各大小博物館的收藏。她才赫然發現,校內的歷史研究跟文物收藏,其實漸行漸遠。歷史學者進行著自己的專門研究,博物館卻只是針對業餘的歷史愛好者。在她看來,這實在太可惜了。所以她開始著手跟博物館館員們合作,並設計新的課程,讓大學生與研究生,進入博物館的庫房,展開他們各自的探索。這也成為這門線上課程的前身。

這門課程為期六週,總共十講,每一講都有授課影片,指定閱讀,以及課後作業。選課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腳步前進,也可以選擇旁聽──也就是不做作業。按部就班完成作業的人,可以得到證書一張。而所有選課的人,也可以加入線上討論,跟來自全世界的人互動。這一切,當然,都是免費的。


圖片中的這一位先生,是哈佛校園內最著名的景點:John Harvard的雕像。他也會成為其中一講的主題,關於歷史與記憶。

Laurel Thatcher Ulrich教授講話不快,很會講故事,非常適合來練習英文聽力。有興趣的人,趕快來加入吧。

最後,最重要(或最不重要)的是,敝人在下也會擔任這門課的助教,歡迎大家來上課!


順道廣告一下,EdX也有其他有趣的課程,比如著名的中國歷史課ChinaX:

2014-05-29

政府坐視少數統派學者違背程序 強行通過高中歷史課綱

23:49 Posted by Feng-en Tu No comments
(內有中德對照)

近日出現由史記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內容明顯偏頗之高中歷史課本樣書內容,再度提醒社會馬政府欲通過歷史課綱修改的強硬手段。教育部在今年1月中公布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因過程黑箱作業、由非專業背景者主導,及調整幅度超出比例等因素引起學界與民間團體的批評。所謂的課綱「微調」過程中,教育部始終拒絕公布主導本次課綱微調之檢核小組的會議記錄,並在2月10日無視反對聲浪,強行公布該課綱微調生效,將於104學年度由高一新生逐年實施。臺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指出,歷史課綱微調的模式和馬政府處理服貿的模式如出一轍,都是「黑箱作業→突然公布→強迫接受」,無論就調整內容或修訂程序而言,皆違反了民主價值。

鄭麗君委員取得檢核小組於2013年11月23日第一次開會的會議錄音,並在4月17日由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集委員何欣純委員(民進黨籍)召開的公聽會上報告。經逐字整理出來後,可以很明顯看到:檢核小組的工作項目原本只是要檢視教科書的名詞,做一份報告,最後卻由中央大學經濟系朱雲鵬教授在會議上提出臨時動議,直接成立社會科現行課綱微調的工作分組。檢核小組修改課綱這件事完全沒有獲得教育部的授權或委託,沒有任何依據。

教育部原僅於2013年8月委託國教院評估課綱是否有調整之必要,並沒有授權國教院直接進行課綱修改。國教院依例委託教學現場代表宜蘭高中成立「普通高中課程發展工作圈」,並另行成立檢核小組,針對各教科書中使用的名詞是否需要修改提出評估報告。真正負責評估課綱、由宜蘭高中主持的工作圈原訂於2013年12月31日完成評估,然而在評估完成之前,檢核小組即違反程序於11月23日的會議上提出臨時動議對歷史科課綱進行修改的動作。事實上,高中工作圈的評估結論認為國文與社會領域課綱無調整之必要。

本次對歷史課綱的微調強化大中國史觀的企圖明顯,並特別針對臺灣史的部分。根據周婉窈教授的統計,臺灣史課綱共2013字,被修改734字,修改比率高達36.4%,其中第四單元,也就是戰後部分,文字增加了56%(相較之下,世界史課綱,含世界文化史兩冊共5743字,被修改132字,比例2.2%;中國文化的996字則隻字未改)。

如此大的更動卻企圖用「微調」掩人耳目,在檢核小組未獲得教育部授權更改、並且小組成員沒有一位臺灣史學者的情況下,強硬推動本次的課綱「微調」,排除臺灣史學界和社會的參與。尤其檢核小組成員政治色彩鮮明,召集人王曉波教授為中國統一聯盟第二十一屆副主席、謝大寧教授為兩岸統合學會秘書長(關於檢核小組成員學經歷背景請見附圖)。根據鄭麗君委員在公聽會上引用的會議錄音檔,王曉波召集人在會議中表示:「抓緊憲法,部長、院長應該還挺得住」,證明王已有預期學界與社會的反彈,卻仍一意孤行。該次會議中還有成員表示:「臺師政大都被收編了,所以沒有辦法找年輕的歷史學者。這些歷史學界,我們沒有辦法找他們來,因為他們都被收編了」。

調整內容根據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涂豐恩的觀察,整體修改缺乏國際觀,並且與當代歷史學的趨勢脫節。涂豐恩舉例,原課綱強調台灣在十七世紀國際勢力變化的特殊位置,課綱微調卻單單聚焦於「漢人來臺」,沒有將這段歷史放在世界局勢的脈絡下理解,也忽略當時漢人移民和其他譬如東南亞地區的互動關係。另外在關於二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方面,原課綱著重政府、民間與國際因素的互動,而課綱微調卻只強調政府的角色。涂豐恩指出:「微調後的課綱,把重點放在官員的貢獻。這樣的歷史教育,實在很難培養出更具有世界觀的下一代」。

在課綱微調明顯違背法律程序及史學共識的情況下,馬政府下的教育部卻仍咬緊「合憲」的藉口不放,企圖迴避學界與民間團體提出的各項質疑。如周婉窈教授所言:「如果服貿協議要把我們套入中國政經體制,課綱微調就是要將我們的歷史鎖入統一史觀」,影響臺灣社會之認同與歷史記憶。面對馬政府這種態度,公民必須繼續監督課綱微調的後續發展。





延伸閱讀:
1. 鄭麗君委員發言影片417公聽會發言短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_pMOKEMHdk4
2. 臺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 <懇請持續支持反課綱「微調」的公民抗爭>https://www.facebook.com/notes/chou-wan-yao/懇請持續支持反課綱微調的公民抗爭/10201296439967821
3. 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生涂豐恩<關於高中歷史課綱微調>https://www.facebook.com/notes/feng-en-tu/關於高中歷史課綱微調/10152174270411416
4. 新頭殼2014.05.06.報導<教科書扭曲台獨 蔣偉寧:尊重言論自由>http://newtalk.tw/news/2014/05/06/46992.html
5. 20140129公共電視有話好說:歷史?政治?統獨?教育與意識形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ajHVWMQgoY
6. 天下獨立評論讀者投書林宜蘭、陳昱齊:形塑「多源」軸線的歷史敘事──《KANO》熱潮的反思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111

圖片轉載自捍台青網路圖片。


2014-05-27

為何你需要關心澳門的新聞

21:39 Posted by Feng-en Tu 2 comments

當臺灣媒體還在瘋狂追逐捷運殺人事件的同時,距離臺灣不遠的澳門,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抗爭。

這個禮拜天,5月25日,有將近2萬澳門人走上街頭。昨天,5月27日,又有超過5000人包圍了澳門的立法會。


澳門人在抗議什麼?

原來,不久前澳門政府提出了一份「高官離補法案」(全名為《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

根據這個法案,澳門許多官員,可以在離職後獲得大量的津貼。以特首來說,他在任職時每個月的津貼是月薪百分之90,離任後,津貼仍然高達百分之70;同時,他還可以享有刑事豁免權。

這份法案在缺乏與社會溝通的情況下,被送進了立法會,原本星期二就將進行投票表決。按照立法會的組成,這個法案很可能就會這麼通過了。

消息傳出來引發了眾怒。雖然澳門官方說這只要彌補制度空白,希望民眾理性,不要從體制外阻擋立法程序,但這份「離補法案」還是被認為離譜、自肥、黑箱作業。所以走上街頭的民眾要求立刻撤回,而且把矛頭指向了澳門特首崔世安──一旦法案通過,他會第一個受益。

在眾怒難犯之下,昨天澳門立法會投票決議暫緩表決。不過,法案並未撤回。

你也許不太在意澳門官員領高薪,但有一件事應該值得注意:

星期天的那一場兩萬人的遊行,是澳門自1999年回歸中國以來,最大規模的公民活動。(澳門警方宣稱只有7000人)澳門人口大約60萬,等於,每30個人就有一個人走了出來。若是臺灣的人口計算,就是有將近80萬人在街頭。

此外,跟臺灣前一陣子的社會運動一樣,很多參與遊行的是平時不那麼關心政治的年輕面孔。因為如此,不少人都說,這次遊行是澳門公民社會難得的展現,也是重要的里程碑。


臺灣對於中國的想像,特別媒體的報導,大致上不出兩種。一種是把中國看成一個市場,它代表的只是一堆數字:股市、消費力、經濟指標;另一種則是把中國等於集權政府,時時想要侵略、併吞臺灣。

但這兩種想像都不能捕捉到中國的全貌。中國還有另外一面,一個常常被忽略的一面,就是它不斷成長的公民社會。它的聲音很微弱,不太容易在媒體上被聽見。可是,借用吳介民教授的話,它卻可能開啟我們對中國的「第三種想像」。

臺灣不可能將中國拒之千里,視而不見。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思考對自己最有利的相處之道。而對臺灣大多數人而言,一個同樣重視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的公民社會,比起高官與紅頂商人,應該是更值得來往的對象吧?更不用說,雖然臺灣人自己不常這麼想,但臺港澳三地時常被放在一起比較的。澳門或香港目前所經歷的,說不定或多或少也會成為臺灣的未來。

這麼說起來,臺灣是不是應該對澳門的這個新聞,給予更多一點的關注?

附帶一提,本次活動領導人之一的蘇嘉豪,還是臺大政治系畢業的。根據他自己所說,當年他就曾經受過不少臺灣社會運動的衝擊和洗禮。

(本文圖片來自愛瞞日報官方專頁Macau Concealers

通往未來的過去 ──《百年追求》筆記之四

10:30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1980年,作家陳若曦會到睽違十八年的臺灣,帶著三十幾名旅美華人知識分子的連署信求見蔣經國……蔣經國看了連署信,只說:『一切會依法行事。』」

覺得有點熟悉嗎?那再看一段:

「1972年4月4日起,《中央日報》連續六天刊登署名『孤影』的〈小市民的心聲〉撻伐《大學雜誌》,反對學生運動、反對學術自由,反對自由派知識分子。作者說:『我的政府讓我平平穩穩維持一個卑微的生存,我已十分滿足。』」

有人追求自由,就有人想要安穩與卑微的生存,並且自稱是小市民、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是不是大多數,實在很難說,不過他們顯然不只是小市民,也不會是沉默的。

比如1986年,黨外人士又一次準備籌組政黨。《中央日報》就發表社論,高聲批評「極少數無視國家前途與法律尊嚴,置社會安危於不顧。不但不知何衷共濟之為貴,反而趁國家之危,來傷害國家的團結安定。」

「參謀總長郝柏村則說:『現在偏激份子揚言組黨,其主張實際否定中華民國,或與中共統戰呼應,或為臺獨,當然不能容忍。』」

閱讀《百年追求》所描述的臺灣民主運動,有時感覺過去其實從未過去。那些話語,過了幾十年竟還可以如此熟悉。但那樣的熟悉感,並不只是由於歷史的反覆重演,也是因為那些歷史確實還以各種形式,存留我們每天的生活之中,不曾遠離。

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聯合報的報導。

1960年臺灣舉辦地方選舉,卻不斷傳出舞弊的問題,當時一群人士舉辦了「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在選後發出了這樣的聲明:

「國民黨黨政當局在地方選舉爭策動的種種違法舞弊措施,都是由連震東以臺灣省民政廳長的的身分,直接間接負責推動和實施的。時至今日,在臺灣各地選民的心目中,連震東以成為摧毀臺灣地方選舉的執行者。老實說,國民黨黨政當局如果稍有悔悟之心,便應先革連震東之職,以謝國人。連震東如稍有負責之恥之意,更該引咎辭職,以求贖罪於選民。」

連震東是誰呢?你或許知道,他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黨營《中華日報》社長,之後又當過國大代表、國民黨副秘書長,並且官運亨通,高昇至內政部長、政務委員。當然,他有一個我們今天更熟悉的身分:他是連戰的父親,連勝文的祖父。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父親:《臺灣通史》的作者連橫……

不過當年,《百年追求》的作者告訴我們,「連橫因為寫詩,被邀請加入臺灣中部著名的文學團體『櫟社』。連橫後來在日本報紙上發表文章,為日本殖民政權的鴉片政策辯護,社友提議將其開除。可是根據社規,唯有『污損本社名譽者』始能開除。

「理事會議討論的時候,林獻堂發言說:『污衊我先民,以做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需吸阿片,似此寡廉鮮恥之輩,何云不污損本社名譽?』《臺灣民報》也因為連橫的文章而不願聘用連震東。」

「林獻堂在發言主張開除連橫之後一週,連橫和連震東父子拜訪林獻堂,請其向《臺灣民報》說情。林獻堂也確實做到了父罪不累及子原則,寬大地向報社說:『震東頗可造就,且不可因其父而棄之。』」

至於臺灣的另一個大家族──辜家──也被寫進了這段歷史之中:

「臺灣第一御用士紳辜顯榮已於一九三七年過世,家族事業由辜振甫主持。辜振甫,一九一七年生,自幼稚園起就受日本人一樣的教育,被《臺灣新報》總主筆伊藤金次郎描述為『容姿端麗、舉措闊達,頗有貴公子氣質,在日本軍、官方的社交圈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其長袖善舞的社交風格,更被視為臺灣頂尖人物。』」

這些形容讓人不禁想起辜的孫輩辜仲諒,同樣受到媒體萬般寵愛。即便當時捲入陳水扁前總統弊案,逃亡兩年,以通緝犯身分回臺,不少媒體還是說他「帥氣」、「風流」。甚至在他做偽證的行為尚未被揭露前,還有報導說他默默地做公益,彷彿為善不欲人知。也許是臺灣社會對有錢人特別寬容?又或者該說是財團與媒體之間的盤根錯節?

回到辜振甫。

「戰爭末期,辜家在上海的財產因戰局激化即將泡湯,辜振甫央託臺灣軍高層,以軍隊機關名義,將三百五十萬會回臺灣。為了表達對軍方的謝意,將其中一百萬圓捐贈軍人遺族援務費。當時報紙還以〈辜振甫氏之美舉 捐獻軍人援護費 一出手即百萬圓〉,稱許他的慷慨豪舉。」

「不料,日本即將戰敗!辜振甫與其說捨不得這一百萬圓,毋寧說是擔心此事被中國官方知道,後果堪虞,因而翻臉不認人,反過來向軍部索取這筆鉅款。伊藤金次郎認為『這是需要相當厚臉皮才做到的事。』」

但或許正是如此,才能保住辜家在臺灣的事業版圖吧。

(弔詭的是,辜振甫在戰後曾經因為被指為漢奸、臺獨、意圖與日本人「共同陰謀竊據國土」而逮捕,判刑兩年兩個月。而他在坐牢期間,正好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辜振甫因此逃過一劫。)

吳三連(左二)當選臺北市第一屆民選市長後在辦事處與支持者舉杯同歡。


歷史中好像總是有些聰明的或幸運的人,可以永遠站對的那一邊,另外有些傻子則永遠站錯了邊。我們該欣羨那些聰明人還是記得哪些傻子呢?我們又該選擇當聰明人還是傻子呢?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國》出版了最後一期,社論由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執筆。他有很清楚的答案:

「在這個小島上,他們曾收買了一些無思想無原則為利是圖之徒。他們正同在大陸掌握政權時代一樣,在臺灣把有人格有氣節有抱負的人很有效地消滅殆盡了。他們控制了一群以說謊造謠為專業者。他們控制著一群藉著幫同作惡以自肥的人。他們控制著藉唱萬歲而飛黃騰達的『聰明人』。他們製造成千成萬當面喊擁護叫口號的政治演員。他們控制著臺灣一千萬人的身體。然而,除此之外,他們還控制著什麼呢?」

「他們不能控制的東西太多了。國際局勢的演變他們不能控制。臺灣人心他們不能控制……自由,民主,人權保障這些要求,絕不是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私人所能擁有遏阻的。」

在那樣的年代裡,殷海光所說的這段話,與其說是關於現實的描述,還不如是一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未來的期許。只但願這樣的樂觀和熱情,也能夠跟著我們,繼續臺灣對於自由和民主的下一個百年追尋。


祖國與奴化的臺灣人──《百年追求》筆記之三

04:00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派兵來臺接收,原本該是歡欣鼓舞的回歸,結果卻完全走了樣。

第一個震撼,來自想像與現實間的落差。來臺的祖國國軍,並不如預期般地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士氣高昂。相反地,許多人印象中見到的,是一支剛剛脫離戰場,疲憊不堪的隊伍。

雖然如此,《百年追求》的作者提到,當時社會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

「你不要小看這些祖國兵喔,他們揹著雨傘,雖然不好看,但是當遇到敵人時,傘一張開,可以飛天呢!」

「你以為祖國軍隊怎麼打敗日本兵的?他們厚厚腫腫的綁腿裡,綁著鉛塊呢!平時練腳力,緊急時就可以飛簷走壁阿。」




相反地,負責接收的官員們,對於本地的臺灣人,卻是看不太順眼:

「1946年四月底,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范壽康在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演講,公開指控臺灣人抱有獨立思想,意圖臺人治臺、排擠外省人員、對接收工作採取旁觀的態度,因此,他指控『臺灣人完全奴化了』。」

除了「奴化」之外,在當時的官方報紙如《臺灣新生報》上,臺灣人也被說是「崇日」、「自卑」,「沒有人才」、「不解國文國語」、「缺乏民族精神」,所以必須「肅清日本思想毒素」。換句話說,就是要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經過六十多年,類似的論述又在最近重出江湖,不能不說有點奇妙。)

但「臺灣人奴化論」引起強烈地爭論,當然也引發反擊。1946年,王白淵就在《政經報》上發表一篇〈告外省人諸公〉,他說:

「臺省本是一個富有秩序的社會,雖是在日人高壓之下,還有保存著自己的社會道德,不能泯滅的志氣。……臺省在各方面,具備近代民主社會建設的諸條件。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臺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為不能當權之口吻。我們以為,這是鬼話,除非別有意圖,完全不對。……只以為不能操標準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淺薄,過於欺人。

臺灣自有臺灣之衷,頂愛臺灣人亦是臺灣人。我們以為臺胞應該負起歷史的使命,不可將自己的命運送給外省人。在以臺治臺的原則上,共同奮鬥,才有一天可以像人。」

不過,該如何以臺治臺呢?當時,林獻堂和廖文毅提出「聯省自治」的說法,意思是說「軍事、外交、金融等全國事務,都交給中央來辦;普通行政、交通、教育、產業等地方性事務,交給省來辦。」

「聯省自治」不是林獻堂等人發明的。民國初年,就有人認為應該效倣美國,採取聯邦制,將權力下放到地方。梁啟超支持、胡適支持,連毛澤東都曾經主張各省獨立,而且就應該從他的故鄉湖南開始。他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寫著:

「二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而推動「聯省自治」的要角之一,則是主掌廣東的陳炯明,為此他還跟主張統一的孫中山起了嚴重衝突。陳炯明為了理想或是個人利益,很難簡單說清楚,或許兩者都有吧。不過後來陳炯明不敵國民黨軍隊,黯然離開政界,不但他自己被視為判徒亂黨,聯省自治的想法也沒能實現。

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

幾十年後,當時林獻堂等人再次「聯省自治」的說法,官方代表當然不同意,立刻質疑:「閩人治閩、粵人治粵這種論調,還有排斥外省人的意思,不是嗎?」

林獻堂聽了連忙解釋:「絕對沒有驅逐外省人的意思,外省人儘可來台灣發展。」廖文毅也補充說明:「我們主張的『聯省自治』,其實就是美國式的民主。」

當然,這樣的說法並未被接受。

在這種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省籍間的衝突浮上檯面,並不讓人意外。甚至到了60年代,即便是在民主運動的內部,省籍之間的緊張也並未消散。

當時《自由中國》為中心的團體準備籌組新黨,可是「1960年五月雙方合作組黨的計畫進入行動階段的時候,雜誌社的健筆戴杜衡警告雷震說,『把臺灣人搞起來了,大陸人要受其欺壓的。大陸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贊成這個作法。』」

談論省籍問題不是一件讓人舒服的事。但就在不久之前,省籍還是一個非常熱門,容易引發強烈情感的議題。記得李敖大師當年還曾經鐵口直斷,馬英九絕對不會當選總統,「因為他是外省人」。不過大師的預測也會失準。今天在媒體上談論這個問題的頻率似乎開始減少,在我身旁,和我同一個世代的人,似乎已經不覺得彼此省籍區別特別重要,沒必要分,也常常也分不出來。

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族群能夠和平共處,彼此融合,當然是好事。不過回歸歷史,如果要真正瞭解臺灣社會的發展,不可能將省籍因素視而不見。比如,到70年代中葉,「高普考錄取名額,一直是根據以前在大陸時的人口比數,亦即,每一個在台的外省人,擁有比臺灣人高一百八十六倍的錄取機會。」

換句話說,對於那個時代的人而言,省籍不只是一個抽象或虛構的問題,而是對日常生活有著直接而實際的影響。高普考不過是諸多例子之一。從歷史經驗與生活型態的差異,到實際利益分配的衝突。肯認這一點,我們或需會對許多仍然存在臺灣社會的現象,有更深刻的理解吧。


*通往未來的過去 ──《百年追求》筆記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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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運動中的女性──《百年追求》筆記之二

00:46 Posted by Feng-en Tu , , No comments

1941年12月,當時就讀彰化高女的學生丁韻仙,因為被發現「藏有抗日文字」為由,被學校退學。她的生父、養父和三叔──全都是反殖民主義者──前往學校處理,但第二天,丁韻仙就被逮捕,關進了彰化看守所。當時也被囚禁在彰化看守所的,還有著名的作家賴和。

臺灣民主的百年追求,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像丁韻仙這樣的女性。這並不是因為她們人數龐大;正好相反,能夠直接參與政治運動的女性,一直都是相對少數、弱勢,很容易就被忽略不計,但正因為難得,她們的出現才更值得注意。

丁韻仙出生的1923年,當時日本國內各種社會運動已經風起雲湧,解放婦女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婦女運動者在在挑戰保守的社會觀念。同一時間的殖民地臺灣也並未落後,各種婦女社團陸續在各地出現,如諸羅婦女共進會、臺北無產青年女子部、宜蘭婦女讀書會、高雄婦女共勵會、汐止婦女風俗改良會。

1926年2月,一位女性運動者謝玉鵑在《臺灣民報》上發表〈猛醒吧,黑甜鄉裡的女青年們〉,「控訴傳統婚姻的毒害,批判男尊女卑價值觀」。謝玉鵑曾經就讀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因景仰蔣渭水的抗日運動,常常出入臺灣文化協會,成為活躍的臺北無產女青年,一九二五年,謝玉葉與同學黃細娥因參加文化協會活動,幫忙散發反日傳單,遭到警察傳訊,被第三高女開除學藉,只好到上海,進入上海大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另一位領導人張麗雲在結婚時,特別聲明「不用聘金,不用賀禮,不注重一切形式」,身體力行,打破當時的社會習俗,獲得許多追求自由的報刊的好評。

更著名的應該是臺灣共產黨的領袖謝雪紅。1926年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了一篇對她名聲不利的報導,但一開頭的描述,仍說她:「文明女子也。訪問男子,談論自由戀愛,非孝論、女子解放、赤化主義、社會主義,男子萬不及也。」

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往往連結在一起。政治上的改革,也是思想觀念的解放。目標解放弱勢的共產黨會吸引女性黨員,也許不是偶然?

謝雪紅和她的同志(http://www.epochtimes.com/b5/7/2/27/n1631600.htm)
可惜的是,戰後的臺灣社會,不僅在政治體制上封閉,社會風氣似乎不進反退,回到一種保守的氛圍。不知道是《百年追求》的作者並未特別留意,或是歷史真是不進反對,當年那些不顧他人眼光,參與社會改革的女性,似乎從這段時間的民主運動中消失不見。

1950年代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刊物《自由中國》,聚集了一批頂尖的知識份子,從胡適、雷震,到張佛泉和殷海光,但仍是以男性為主導。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省議會被稱為「五龍一鳳」中的那一鳳──許世賢吧。(下圖右二)嘉義人當然都知道,她的女兒就是剛被提名為監察院長的張博雅。

許世賢畢業於臺南第二高女畢業,後來進入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據說當年的她除了讀中華文化經典,還書架上還有孫中山全集和馬克思全集。畢業之後,許世賢回臺灣開業。「一九四五年被任命為嘉義女中校長,一九四六年當選為嘉義市議會議員。一九五四年當選省議員,一九八二年當選嘉義市長。」

許最經典的事蹟之一,是當年228事件發生時,軍民雙方對峙,情勢緊張,「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裡沒有人敢把國民黨政府發出的停戰指令,送進駐守在嘉義機場的軍隊」,沒有男人敢做,最後只有許世賢接下了這個責任。

後來省議會又有了剽悍的「南北雙嬌」:黃玉嬌和蘇洪月嬌。作者提到,1960年以《自由中國》為核心的一群人,要準備籌組新黨,因而召開會議。「會議中,桃園的黃玉嬌認為原訂的十五名召集人中女性太少,強烈要求增加一名女性,並且當仁不讓要求列名召集人。」如果在今天,她應該就是「挺身而進(Lean In)」的範例了吧。


當然這些少數個案,並沒有根本地挑戰社會的性別觀念和結構。真正的變遷還要等到1970年代以後,當時第一位點燃野火的,是後來成為副總統的呂秀蓮。

她當時出版的《新女性主義》一書,算得上戰後臺灣婦女運動的先聲,她在書中呼籲「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今天看來未必是多麼激進的主張。但本書還沒出版,就被內政部拒絕版權登記,理由是「該書立論與我國傳統觀念不能相容,言論有失偏激」。警備總部也說「該書醜詆我國固有文化」,又說它的內容「有乖社會倫常及有悖人情公序」。

追求民主和追求男女平等哪個比較危險?在威權體制的眼中,也許一樣危險吧。

但從那時候開始,女性又一次回到了民主運動的舞台。在美麗島事件大審中,就有呂秀蓮和陳菊。後來天下雜誌的創辦人殷允芃親眼目睹這起重大事件,她說陳菊讓她想起秋瑾。

在描述這段民主歷程時,時常被翻出來的一張照片,是一群為美麗島事件辯護的年輕律師,並排坐在一起,穿著律師袍,拍了一張大合照,意氣風發。其中不少人後來當然都進了政壇,包括陳水扁、謝長廷到蘇貞昌。

但還有另外一群人,沒有機會那麼從容不迫地合影留念。她們是政治受難者的妻子們。她們在丈夫入獄之後,擔負起了同樣的責任──或許是更重的責任。像其中一個人描述的,很多時候都是「陷於大人叫,小人哭,狗亂尿,諸多事情糾結不清的星期天大白天的混亂裡。」

有一次這群受難者家屬聚會,突然有大報的記者來訪,來意不明。主人許榮淑(張俊宏的妻子)勉為其難地去接待。

「她(許榮淑)讓我們一大群女人都悄悄躲進客廳旁邊的房邊,關上門,才按鈴請那位記者上樓。客廳裡面,寒暄,喝茶,問答,大概半著鐘頭不止。我們十幾個人擠坐在放著單人床和書桌的小房間裡,一聲不出,靜默聆聽。要是那位記者在客廳裡一個晚上不走,我們大概就會在小房間裡坐一個晚上不出去。他一定知道當時屋裡有很多女人,因為玄關滿地都是女鞋。他或許也能夠從明明有很多人,但是卻聽不見聲音的,不自然的安靜裡,知道大家害怕他所代表的媒體,和這個屋子外面的世界。」

安靜、害怕,還有一群擠在小房間裡的女人。那個時代的氣氛,彷彿就濃縮在這樣一個故事中。但那令人害怕的人總會離開,終有一天門會打開,而小房間裡的人們會走出來。當她們走出來,她們也會一起改變屋子外面的那個世界。


找回擁抱世界的臺灣──《百年追求》筆記之一

00:36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自由和民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一點是老生常談了。即便如此,我們似乎很少去想:那自由和民主到底是怎麼來的?《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讓我們看見臺灣如何從經歷殖民地、威權體制,走到了今天的模樣。

這三冊書,第一冊寫日本時代一直到228,第二冊寫5、60年代,雷震、殷海光到李敖的文星雜誌,第三冊寫70年代的黨外運動和美麗島事件,一直到組黨的過程,還有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各式社會運動。串起來的故事確實就像漢娜.鄂蘭所說:「政治上的教訓是:大多數人在恐懼中會屈服,可是有些人不會……人道上的教訓是:我們無需要求更多,光是如此,就足以讓地球適合人類居住。」


在這一百年追求民主的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有一個非常具有國際視野的開端。這麼說,不只是1920年代臺灣的知識菁英們可以到東京留學, 並在這麼帝國首都接觸到最新的政治思潮;更重要的是,當他們在思考臺灣問題,無論是自治、解放,或獨立,想的都不只是臺灣,而是把臺灣放當時的世界性框架下。因為如此,他們知道如何對外結盟,也擁有更多的思想資源能夠參照。

比如來自南投的彭華英,就曾經和中國和朝鮮的朋友組成「新亞同盟國」,目標要「追求民族解放,實現亞洲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在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主導下,國際間出現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呼聲,臺灣人就是抓住了這麼所謂的「威爾遜時刻」。(雖然事後證明威爾遜對東亞殖民地事務並不關心。)

彭華英因此「多次與菲律賓、印度、朝鮮民族運動者在上海大東旅館開會,計畫派遣遠東弱小民族代表前往華盛頓會議請願,要求殖民地獨立。」

討論的時候,來自中國的代表認為臺灣解放後應該回歸中國,但彭華英對臺灣的未來有不同的想像,他說「我們臺灣人希望能如比利時一樣,獨立成為永久中立國。」

更早一些,1907年,林獻堂在日本見到了他的偶像梁啟超,希望祖國的知識份子能幫忙臺灣脫離殖民統治,梁啟超很坦白地說,祖國目前自顧不暇,幫不上忙。但他倒是給了一個建議,要林獻堂等人學習愛爾蘭獨立的經驗,這一點似乎確實啟發了林獻堂和之後的臺灣議會運動。──現在有多少人在思考臺灣問題的時候還會想到比利時與愛爾蘭呢?

除此之外,臺灣人也參與1922年創刊的《亞細亞公論》,「該刊同時使用了日本語、朝鮮語和中國語三種語言。」而且還吸引了來自印度、中國等地的作者。

另一位連溫卿則積極學習當時發明出來的人工語言「世界語(Esperanto)」,而發明世界語的初衷,就是「反對歧視、人類一家」。連溫卿後來左傾,走向超越地域的社會主義,當然不是偶然。

就算還是殖民地,當時的臺灣知識份子和運動家們,仍然並不覺得這座島嶼太小,只能受人擺佈。相反地,他們很強烈的雄心壯志,把臺灣和世界連結在一起。蔣渭水的一番話,應該具有代表性,他說:

「臺灣人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提,亞細亞民族聯盟則世界和平的前提。……我們臺灣人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策進亞細亞聯盟,以達成世界和平與全人類最大幸福的使命。簡單說,我們臺灣人手中,握著世界和平的第一把鑰匙呢。」

另一份名為《臺灣》的雜誌,在創刊號上也說:做為「地球一部分之臺灣、人類一份子之島民,應急起直追適應新時代,啟發精神的、物質的文化,從而貢獻於改造世界的大業。」

1920年代的臺灣人就想著要改造世界,看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我們今天還能有這樣的視野,還敢懷抱這樣的夢想嗎?


當然,隨著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抬頭,戰爭越演越烈,這些懷抱亞洲主義乃至世界主義的想法,若不是漸漸消散,就是被扭曲成為帝國服務。二次大戰之後,臺灣回歸祖國,思想上更是越來越貧瘠,而能有的選項也越來越少。說來說去就是新生活運動與中國文化復興運動。

在思想的審查與控制下,左拉被禁、托爾斯泰被禁、梭羅被禁、狄更斯被禁、契可夫被禁、羅素被禁、《韋氏新世界大辭典》被禁,甚至連1977年的《山葉機車使用說明書》也因為「內容猥褻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動他人犯罪」被禁。

切斷了這些與外在世界的連結,蔣經國總統還安慰大家:「我們如果能將國父遺教領袖訓詞詳細閱讀,反覆研究,則一生足夠研究,儘夠應用了。」

這話可不是隨便說說,而是對臺灣知識界有著直接的影響。前一陣子讀到一本1981年出版的《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作者深受黨國栽培,留美博士,後來回臺灣任教,還曾擔任哲學系系主任。他在書裡講到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是這樣說的:

「哈氏目前才五十歲出頭,正式年富力強之時,尚值世人拭目以待,他的重要著作如『理論與實踐』、『知識與人類興趣』、『科技之意識型態』等都已深受西方學術界重視,如果他在有生之年,還能在多多接觸中國哲學與三民主義,相信對其學術生命的開展,將有更突破性的境界。」

靠著三民主義就可以拯救全世界。就是有那樣的時代。

戰後一連串的高壓統治,讓一群有機會接觸到國際思想的讀書人──包括本省與外省的──消失在臺灣,臺灣第一位留美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的林茂生,就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後來的陳文成事件,也是如此;更不用提還有一群海外的黑名單。臺灣本省的政治菁英,大多只能在地方上經營;掌握著論述權的知識菁英,大部分力氣都得花在和獨裁的黨國體制對抗,對於其他的議題,討論似乎都不像前一個世代那樣的充滿想像力。

當然,1970年代後期,海外的民主運動逐漸了累積了力量,島內的運動者似乎也越來越清楚,要跟龐大國家機器對抗,只靠自己微弱的力氣實在難以成事。因此,像世界臺灣同鄉聯合會或是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都積極向美國遊說,希望藉著另一個帝國的力量,來防止專制體制的暴衝。結果後來這些海外勢力真的成為了民主運動重要的力量。

這似乎是又一次臺灣與世界連結的契機,當然,你可以說,那還是一個非常美國中心的世界。藉著倚靠一個帝國去對抗另一個帝國,似乎是弱小民族的不得不然。只是,一百年的那個弱小民族,就可以有這麼國際化的視野,積極的尋求與外在世界的連結,並藉此來思索自己未來的命運,一百年後的我們,會不會反而比不上他們呢?

更何況,臺灣並不真的那麼小啊。臺灣的土地跟比利時差不多大,人口在全世界在全世界排名第52,比澳洲、荷蘭和智利都還多一點;就貿易而言,是美國第11大夥伴,歐盟第21大。

或許是在黨國年代的教育體制與扭曲的世界觀下,我們太習慣用超級大國的尺度來理解自己,老是認為我們還擁有這個物產豐隆的大陸,或者能與英美強權平起平坐,結果老是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如果歷史能夠指引未來,那這段故事或許就是在說,我們需要從思想上開始改變,找回那個願意擁抱世界的臺灣。


*民主運動中的女性──《百年追求》筆記之二:
http://histopolitan.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5372.html


2014-05-15

革命加戀愛──來自爪哇的抗日英雄,或臺灣的歷史記憶

18:24 Posted by Feng-en Tu No comments

下面這位帥哥叫羅福星,1886年生於印尼爪哇的巴達維亞,今天的雅加達。他祖籍廣東,母親則是印尼葡萄牙裔人──你或許對這個名字還有些印象。

1914年3月3日,正好一百年前,他因為在台灣發起抗日運動而被日本逮捕,在這天遭受絞刑而死。那一年他29歲。



羅福星在21歲就加入革命組織同盟會,後來又回印尼組織敢死隊,最後到了台灣,並以同盟會的名義,發起抗日行動。活動力這麼強的他,要是活在今天,或許也會加入各種社會運動,對著政府官員丟鞋子吧。

羅福星在22歲的時候,受父母之命成婚,這位正室也為他生下了兩個孩子。但在他為革命奔走、短暫的一生中,他也曾經為兩位女子所傾倒。

一個叫張佑妹,是他的革命夥伴。當年日警在四處搜查羅福星,追到了張佑妹家。張佑妹出面應付日警,羅福星則從後門溜走。結果張佑妹被帶回警局,整整一天後才被放出。羅福星因此對她又是敬佩,又是感激。

兩人一路攜手革命,據說張佑妹曾經問他:「事成之後,帶我回廣東,還是和我在台灣?」

只可惜兩個選項,最後都無法實現。

羅福星革命生涯中的另一個女人,叫做游金鑾。兩人相識在上海,相遇之時,游金鑾還是學生,但兩人立刻就展開了密切的來往。只是,根據當時臺灣新聞的報導,當時還出現了姓趙的女子。羅與趙兩人惺惺相惜,不能自已。報紙記者宣稱:「羅與趙互以革命自雄,趙之視羅如台灣孫逸仙,羅之視趙氏亦如第二之秋瑾女史。」

但這段關係,隨著羅福星遭到日本政府追捕而終究無疾而終。反倒是與游金鑾的感情,隨著革命活動而越來越熾烈。

1914年,羅福星終於被逮捕入獄。在囚禁期間,他想起了游金鑾,因此提筆寫一封信,給他的紅粉知己。信中寫著:「今日之離別,不變鴛鴦締盟,儘可期於他日地下相逢。我為聖賢,卿為烈婦,是余所望於卿者。……卿愛我之情,如山之高,如海之深,如余無報卿之日,則空余十載遺憾。……余對卿之情,濃於妻子,妻子之別,若三餐之飽,即可消憂。」

信中最後寫道:「書中暗淚數行,種種思卿,無端憶起愛卿,有無限斷腸之思。……不幸此生若無重逢之期,當再會於閻王案前,千載夫婦之約,永遠不變。」

情感澎湃的羅福星,也寫下了四首寄卿之詩,其中一首說:
「午夜西風一段情,月光人影兩分明。台灣哪有春秋別,連理枝頭善感情。」

不久後,羅福星便被宣判死刑。

曾經有段時間,羅福星是中華民國政府最推崇的抗日份子、革命先烈。他曾經參加黃花崗之役的身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出來宣傳,強調日本殖民時代,「臺胞」對中國大陸的情感。中國國民黨黨中央委員會給他的祭文,上頭寫著:「國魂常駐、民族永生、當復大陸、以慰英靈。」連總統蔣中正都給予他褒獎令。

民國60年代,中國國民黨曾經以出版過一套先烈先賢傳記叢書,羅福星自然也名列其中。受邀執筆的傳記作者,名叫羅秋昭──她是羅福星的孫女。事實上,這本《大湖英烈》出版的前三年,羅女士才剛剛在黎明出版社下出版了《羅福星傳》一書,為記錄她爺爺的事蹟不遺餘力。

只是,孫女寫祖父,不免動了感情。她說先祖父「以一個不滿三十歲的青年,肩負千均,胸懷萬甲」,可以算是有「千秋不朽的精神,與光輝燦爛的勳業」。又說苗栗事件「遍佈全省,波濤壯闊……當時犧牲志士多達十餘萬人。」

這描述看來十分動人,唯一的問題是跟史實有些差距。當時日本對於羅福星等人的行動,確實十分嚴厲,展開大規模的搜查與逮捕。第一次臨時法院的檢察官,先是受理名297被告,其中有125五人,因為證據不足,而予以不起訴的處分,有3人移送他案。另外有169人,送交法院審理,其中6人遭到判處死刑,而且立刻執行,131人分別判處4年到15年不等的徒刑,最後有32人無罪釋放。

當時日本政府所用的法令,是為了鎮壓臺灣社會而制定的「匪徒刑罰令」,比一般的刑法更加嚴苛,只要是被認定為武裝反抗的首謀,就會被判處死刑。羅福星也在這一次被判死刑的6人之中。

可是他沒死。因為審判當天,他缺席了。

是在第二次的搜索中,羅福星才遭到逮捕,並接受審判。對於前一次缺席卻被宣告死刑判決,他十分不服。在法庭上,他說:「本人於大正元年十一月間,乘輪船至臺灣。當時目的,係視察臺灣狀況,絕無圖謀不軌之心。」

日本政府指控他有意革命,他則說:「此不過真係一種腹案,並無確實之成算;屬於未必之事。而臨時法院竟以缺席判決,宣告死刑,不可不謂不當。」

而這一次的審判,和前一次很不一樣,因為日本方面開始允許律師參與。因此法庭出現了幾位日本律師,積極地為被告們辯護,幫他們開脫,並和檢察官展開唇槍舌戰。這些律師一再強調,使用超越一般刑法的匪徒刑罰令,實在不妥。其中一位律師姉齒松平就說:「將懲罰土匪而設的刑令,適用於革命案件之被告人,是否恰當,是不能無疑問也。」

另一位高橋正義律師則說,這案件根本不是革命,不過是場詐欺。羅福星不過是因為「在上海亦有情人,在臺灣亦有情人,真係一豔福之人」,開銷很大,才會以革命為藉口,犯下詐欺罪。他說,羅福星是否適用匪徒刑罰令,值得爭議,至於其他受騙上當的人,大多屬於無知份子,當然應該無罪。

日本檢察官對於這些說法非常不以為然,在在強調非得嚴懲不可。可是另外一名北村律師,又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辯護。他說,本次檢察官起訴大多是依賴自白書,可是「警察方面,多少不無激烈訓問;故此自白為恐怖之意念所驅使而供述者,尚望充分斟酌為由。」姉齒與高橋兩人,也接連對自白的證據力提出質疑。

雙方你來我往許多回合。最後判決出來,羅福星一人遭到判處死刑,其餘一百多人,則分別接受長短不等的有期徒刑──「當時犧牲志士多達十餘萬人」的說法,不知道是從何而來?

不要誤會,我絕非要說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值得感念。只是,回到歷史情境中,事情往往不是那麼黑白分明,「日本人=壞人」、「抗日份子=英雄」的簡單公式,只會掩蓋了很多複雜的細節,關起了可能的思辨空間。這場審判大戲,其實充滿著值得探究的課題,比如日本法律體系與統治手段的演變,日本律師與殖民時代臺灣社會的關係(曾經聲援台灣農民運動的布施辰治是另一個例子),凡此種種。

其實,強烈意識型態下寫出來的歷史,或許只會加速了一般人對於羅福星的冷漠。政府的宣傳搞了老半天,羅福星的名氣可能還比不上羅福助。

不過最近羅福星又要回來了。新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綱,在抗日事件的地方規定要寫羅福星,在辛亥革命的地方,也要寫羅福星。馬英九總統,在今年3月2日也親自出席「抗日烈士羅福星殉難100周年追思大會」。可是,在後威權時代,還有多少人在意政府製造出來的神話符號?政府越是急著塞進人民腦中的東西,會不會反而激起大家的反感?有多少人會在意這樣的追思大會?

我讀著羅福星的事蹟,想到前陣子有群人(包括在學運期間莫名其妙暴紅的王炳忠)跳出來,在電影上映前,便急著指控魏德聖導演的KANO宣傳皇民史觀,為殖民美化云云。

我想,這些人與其氣急敗壞,想要摀住他人的眼睛嘴巴,或者用粗暴的政治手段,強行灌輸歷史記憶,何不多花一點時間,想想如何讓自己想法打動他人。羅福星的故事,革命加戀愛,理想與犧牲,本來是最好的戲劇素材,男主角還這麼帥,實在可以拍一部:「來自爪哇的你」。

教育部沒說的,投奔新中國的臺灣人

12:27 Posted by Feng-en Tu , 3 comments

文:陳力航

不久之前,教育部不顧學界抗議聲浪,強行「微調」高中歷史課綱,課綱中加進了兩點:

1-3 說明臺灣與甲午戰後晚清變法運動與辛亥革命之互動,包括孫中山來臺尋求臺人支持,以及臺人參與革命及中華民國之建立。 

2-1 說明中華民國宣布對日抗戰並聲明廢除馬關條約、抗戰中軍民死傷慘重,以及臺人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 

在日本時代,臺灣人前往中國參與中華民國建國,或在戰爭時期協助抗日的,確實不乏其人。但是重點來了,他們只不過是屬於「日本時代前往中國的臺灣人」裡頭一小撮人。若是教科書真的依照微調課綱去寫,我們只會看到這少數中的少數,不明就理的受教者甚至會認為「日本時代的臺灣人前往中國,就全然只是協助中華民國建國、協助抗日」。這和史實有極大的落差。

那麼,前往中國的臺灣人,到底都去了哪裡?又做了些什麼?這才是必須問的問題。

我們就從兩個臺灣醫生的故事說起。

http://goo.gl/uC2slC
第一位是吳秀全。

在日本時代,臺灣人因島內習醫機會競爭,所以不少人選擇前往外地習醫。其中以前往日本內地的人數最多,其次是就讀日本帝國圈內如朝鮮、滿洲,或是日本在華勢力圈內的醫學校,如廈門、青島等。就讀中國人創辦的醫學校的臺灣學生也不是沒有,只是人數上可謂少數。

1939年初,東亞醫科大學(其後改為東亞醫科學院)在日本政界多方贊助下,即將於青島成立,並預計在4月下旬開始在日本內地、朝鮮、臺灣舉辦入學考試,預計招收兩百名學生。

同年3月26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東亞醫科大學的招生訊息,也吸引了許多臺灣人前來報名,出身新竹的吳秀全參加了這次考試。之後東亞醫科大學公布錄取名單,吳秀全就在其中。他因此成為東亞醫科學院第一屆的學生。 

1943年,吳秀全自東亞醫科學院畢業。但從那一刻開始,他走上了與同學們極為不同的人生道路:他加入了共產黨,開始在八路軍山東縱隊從事醫務工作。

(吳秀全的同學畢業後多在山東、華中的日本醫院服務,或者隨著派遣團前往海南島。)

一直到二戰結束後吳秀全也並未返台,而是留在山東的醫療機構任職。戰後的青島醫專(1944年改名)歷經多次更迭,成為今日青島大學醫學院。戰後,吳秀全曾先後任濟南軍區總醫院婦產科主任、軍醫學校教研室主任等。日後當青島醫專的日本校友返校參觀時,也曾與吳秀全見面敘舊。1980年代,吳秀全先後擔任濟南市與山東省的臺灣同胞聯誼會會長、山東政協委員、濟南人大常委等職,並於1989年過世。

吳秀全所留下的資料並不多,筆者只能以《青友史》(青島醫專校史),以及藉由訪問吳秀全的同窗而得知相關訊息。青島醫專的臺灣學生當中,與吳秀全有類似經歷的臺灣人還有一位,名為李惠宗。李惠宗戰後也是留在山東,並擔任濟南市的醫務與臺聯會要職,不過同樣的資料也不多。

吳秀全的例子很有代表性。他像日本時代大多數前往中國的臺灣人一樣,是為了尋求更好的賺錢、讀書和生活機會,並不是如課綱所暗示的,所有臺灣人去中國都是為了協助中華民國的建立與抗日。這是非常荒謬的。

前往中國的臺灣人,不管是加入國或共,都只是少數,何況部分臺人加入國共的動機,與其說是革命還不如說是為了謀求實際的各種利益 。扣除掉上述的這些人,所謂的真革命分子可謂少之又少。

再說,吳秀全的例子就說明了,當時前往中國的台灣人,也不是只有協助建立中華民國、協助你國軍抗日,甚至還有數量相等加入共產黨。

參加革命的人扣掉投機份子、再扣掉加入共產黨的臺人,剩下的符合你們期望的臺灣人,相對於整體而言,還真是滄海之一粟。而教育部卻要我們認為這「一粟」就是「滄海」。真要笑死人了。

在中國的網站上還可以找到以吳秀全為主角的對台宣傳單

我們要談的第二個例子叫李偉光,本名李應章。 李偉光是他1935年到了上海之後才改的名字。

李應章出身彰化二林,李應章的祖父原先在別人家裡當長工,爾後治中藥鋪當學徒、成為漢醫,他的父親李木生克紹箕裘,也是漢醫。但是在日本統治時期,李木生因為不具有漢醫的執照,因此常被日警刁難與罰款,這也種下了李應章反殖民體制、反日的思想。

1916年,李應章考入總督府醫學校,之後又繼續進入熱帶醫學專攻科就讀。畢業後,李應章返回二林開設保安醫院。

儘管出身日式教育體系,但在在二林開業的這段期間,李應章卻多次與總督府抗爭,甚至因此入獄。但李應章並沒有因此而退卻,出獄之後,他更加入當時反抗殖民統治的主要團體臺灣民眾黨,其言論也再次觸怒總督府。為此,他不但本人受到警告,家裡也曾遭到警察的搜索。

1931年初,李應章決定聽從一名日本員警江川博通的建議,停止活動並離開臺灣,前往廈門──江川博通對於臺灣的社會運動是比較同情的。

在廈門,李應章寄宿在醫學校友人的醫院內,後來他在廈門鼓浪嶼開設醫院,以小兒科為主,在當地頗受好評。其實像李應章這樣總督府科班出身的醫師,醫術往往有一定的水準,因此在醫療水準不高的廈門自然很受歡迎。

但也是在廈門,李應章加入了共產黨,而神州醫院更成為收容與掩護共產黨人的基地。很快的,政府當局就釘上了他,而神州醫院也遭到包圍。李應章因此離開了廈門,前往上海,並改名李偉光。

他在上海英國租界開設了另一間小兒科醫院,之後再遷往法國租界。為了救濟貧窮的患者,李應章特別規定,早上十二點以前來院的患者,僅需繳納微薄的藥費。他的醫院內也設有育兒顧問部,免費為上海民眾提供相關諮詢。甚至有不少民眾以書信往來的方式,向他請教有關育兒的相關知識。

儘管如此,李應章的醫院經營的並不順利,他的經濟日益拮据。這時李偉光觀察到上海嚴重的吸食鴉片煙問題,所以開始著手研發「安抵毒盡」注射劑。 此劑對於戒斷鴉片和嗎啡,有很好的療效,因此有越來越多的患者上門求診。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病患,李應章特別了一間療養院,致力於戒毒事業。

二次大戰打完後,李應章仍然留在上海執業。他同時也擔任臺灣旅滬同鄉會常務理事、會長,協助救濟受難的臺灣人,並運送他們返回臺灣。李應章自己的醫院,甚至免費診治受難患病的臺灣人。

1946年9月,李應章第一次返臺,受到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熱烈歡迎,甚至派員接機。他在離開之前,就曾經向當時的臺灣行政長官陳儀辭行,並提醒他臺灣民怨高漲等問題。

隔一年的3月,他再次返臺,這時臺灣情勢已經非常不同了。當時228事件剛剛發生不久,李應章與其他人組織了228慘案慰問團。但是由於情勢惡劣,該團僅停留一夜便返回上海。

為此,李應章還曾上書蔣介石,信中說:「回憶三十年前之打吧呢(噍吧哖)事件,兇殘如日寇,燬莊剿滅之結果,尚僅殘傷數百人,而今一次騷動,良民死傷數以千計,得毋駭人聽聞呼?」換言之,是說國軍竟然比日本人還殘忍。

在這之後,李應章再也沒有回到臺灣。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他收起醫院,轉至上海市人民政府擔任衛生顧問與及上海市人民代表,並於5年後逝世。


李應章(左)與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合照

不管是吳秀全還是李應章,我舉這兩個例子都不是要「為匪宣傳」,而是要說:日本時代臺灣人去中國的實際情形,比起教育部粗暴通過的微調課綱都要複雜多了。

真要研究的話,可能還有更多在二次大戰後站在國民黨的對立面,而協助新中國建立的臺灣人會一一浮出檯面。不過鴕鳥心態的教育部會不會想讓你知道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2014-05-14

南方有事:越南、中國與西方勢力的糾葛

14:58 Posted by Feng-en Tu 1 comment

南海正在發生的衝突是比烏克蘭更值得關注的新聞發展,尤其是對台灣而言。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羅傑·科恩的評論值得一讀,他寫道:『中國正在維護自己在中國南海的主權,從而激怒了菲律賓和越南。看起來它用行動證明了米爾斯海默的正確,他在書中寫到,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可能會試圖把美國擠出亞太地區,就像美國在十九世紀把歐洲大國擠出西半球那樣。我們應該會看到,中國將炮製自己的門羅主義」——也就是19世紀美國向歐洲發出的「別碰這個半球」的告誡。

越南顯然在加強與美國的關係,以此來防範中國。去年宣布的「全面夥伴關係」表明兩國的戰爭創傷癒合得有多充分。合作覆蓋到了貿易、投資、教育(在美留學生中,越南人的數量排在第八位)和防務等領域。為此提出的貿易協議名叫「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越南是其中一個參與者(但中國不是),它正在把投向中國的製造業投資吸引過來。較低的工資也是一個誘惑。近日美國還和越南海軍舉行了聯合演習。

在越南的眼中,實際上一切問題都是和對中關係有關的。同為一黨執政的共產主義兄弟情,不足以消除成為附庸的風險。在東南亞的這個角落,法國和美國是後來者。越南的立國故事,就是一部千百年來擺脫中國統治的鬥爭史。因此,越南想把美國當成它的離岸制衡者。』

把越南的立國故事,說成只是擺脫中國統治的鬥爭史,可能太簡化了點。還不如說國際關係永遠都是多角的,越南在歷史上的發展,經常就是在中西力量的拉鋸中,十八世紀越南的嘉隆帝與皇太子阮福景就是一個例子──有時間應該來看看他們的故事。

在這緊張局勢中,我想到有本《你一定要認識的越南》,值得一看。

作者洪德青在書中有一章寫南芳皇后。南芳皇后是越南末代皇帝阮福晪(保大帝)的妻子,這個保大帝也很有意思,他曾經跟庾澄慶(就是那個庾澄慶)的父親庾家麟是同班同學,因為兩個人都到法國留學。據說保大帝還曾經借住過庾家,不過這是庾家還在雲南時候的事了。

作者還寫到:「1946年,保大皇帝一家人離開越南前往香港。有一次庾家麟跟保大一起去香港的銀行領錢,保大寫了張字條托庾家麟交給銀行經理,銀行經理看到字條馬上就親自出來迎接,原來法國人長期以來都在支應保大皇帝所有海外的開銷,連他後來在法國里昂的花園別墅也是法國政府所贈與的。」

至於這位南芳皇后,原名阮有氏蘭,被譽為印度支那第一美女,簡直就是越南的黛安娜王妃。作者說,「阮朝的慣例是,在位君主的妻子只能封為妃嬪,只有到丈夫去世後,才能追封為王后。 但是保大在1934年迎娶阮有氏蘭的第四天就破例封她為南芳皇后。」


阮有氏蘭出生在1914年,12歲的時候被送到巴黎的一所天主教學校讀書,並且歸化為法國國籍。長大之後,她回到越南,然後就是她與保大的故事了。

作者寫著:『在避暑勝地大勒的一次舞會上,〔她〕邂逅了同樣剛從法國巴黎回國的安南國王保大,當時保大對於這位同樣也喜愛運動與音樂的美女可說一見鍾情。1934年3月9日,保大公佈了他和阮有氏蘭的婚約,保大在公告中說,這位出身平民的未來王后,身上結合了西方的優雅和東方的魅力,他確信她的行為和榜樣完全配得上王后的稱號。當時甚至她還有「印度支那第一美女」之稱。

21歲的保大與20歲的阮有氏蘭在大勒的夏宮舉行了訂婚儀式後,保大於1934年3月20日在皇城順化正式迎娶阮有氏蘭,婚禮採用傳統的佛教儀式。此前,這場跨越宗教信仰的婚姻引起了諸多爭議,當時越南皇室成員不能接受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王后。有些人懷疑這場婚姻散發著法式強詞奪理的傲慢,紐約時報還說這個國家產生了「全面的不滿」,因為阮有氏蘭拒絕脫離天主教,並向教宗庇護十一世(Pope Pius XI)提出特別申請。教宗允許新娘保持天主教徒的身份,條件是她必須讓所生的子女都信仰天主教。越南皇室的反對讓這對新人的婚禮進行變得更為複雜,但保大顯然不考慮其他的新娘人選。當4天的婚禮歡宴結束時,他授予阮有氏蘭「王后」頭銜,並賜徽號為南芳,意為南部的芳香,以致謝她的出生地。

1939年夏天,南芳皇后首次正式訪問歐洲,掀起一陣旋風,一位外國記者寫道:「她穿著長褲和刺繡的外衣,翻領和袖子使得側面輪廓如同寶塔。」最令時尚界驚訝的是,當她拜謁教宗庇護十二世時,媒體是這樣報導:「這位來自印度支那的訪問者沒有穿著傳統的黑色長袖長袍和面紗,而是身穿繡著龍的金色外衣、 紅色圍巾、金色帽子和銀色褲子。」




1940年,日本趁二次世界大戰法國本土被德軍佔領之機,出兵佔領越南。日本人在越南維持了法國的殖民統治,也沒有騷擾順化的王室。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前夕1945年3月,在日本人的操縱下,保大宣佈越南從法國獨立,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越南帝國,保大的頭銜從國王升為皇帝,南芳也得到了皇后頭銜。但同年八月,在越盟領導者胡志明的要求之下保大皇帝正式退位。保大留在國內一段時期,擔任新政府的顧問,南芳皇后也擔任越南重建委員會的成員,並資助越南的紅十字會。

1947年,南芳皇后及其子女移居到法國坎城附近的 Chateau Thorens,那裡有她外公黎發達在20世紀初購買的產業。1949年,保大受邀回到南越,成為南越的國家元首,但卻在1955年遭到吳廷琰的驅逐。 1955年之後,南芳皇后與保大的緣分日漸淡薄。保大皇帝一生風流,第二任正妻是小他29歲的法國女子,此外還有三位妃子與數名情婦。後來南芳皇后搬到法 國科雷茲省(Correze)一個被森林包圍的小村莊 Chabrignac Domaine de La Perche,在這間擁有40多個房間的大宅邸裡,保大皇帝曾探望過她幾次。1963年9月,南芳皇后因心臟病發在家逝世,享年49歲。這位越南末代皇后的喪禮,除了她的子女以及兩位當地的法國官員出席外,並沒有造成太大的轟動,連保大皇帝也沒有參加。她的墓碑用漢字與法文題字,就葬在當地的公墓。』

2014-05-10

誰創造了母親節?

18:49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1914年5月9日,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正式宣告每年五月的第二個禮拜天為「母親節」。從那一天起,母親節成為了美國的國定紀念日,今年正好一百週年。

威爾遜的簽名公告

當天觀禮的人群中,有一位來自西維吉尼亞州,名叫Anna Jarvis的女士。她和在場其他人的身分都不太一樣,她不是國會議員,也沒有官職,更不是誰誰誰的夫人。她沒有顯赫的背景,但她是當天的主角。因為她是創造了「母親節」的人。

Anna Jarvis的母親過世於1905年。她說,母親過世之後,她便常常在想應該有一個屬於母親的節日。而且她認為,「母親」不是抽象概念或集合名詞──每一個母親都應該被感謝──所以她堅持「母親節」的英文要用單數(Mother’s Day),不能用複數(Mothers’ Day)。

1908年她在自己的家鄉首次發起了母親節紀念活動,受到了廣大的回響,許多地方在隔一年也陸續跟進。在那之後,Anna Jarvis開始更有規模地推動這項運動,她不斷寫信給具有影響力的名人與達官顯要,包括前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馬克吐溫(Mark Twain),並且組織各式各樣的活動,終於讓母親節成為全國性的紀念日。

只是,Anna Jarvis慢慢地發現,這個結果並沒有想像中的美好。相反地,從那一刻起,母親節開始商業化,商人們逐漸加入了慶祝行列,熱烈地推銷鮮花與卡片。

在Anna Jarvis看來,這一切都偏離了初衷。她氣憤地批評,真正有心的人不應該買印好的卡片,而是應該親筆寫信給自己的母親;買糖果的人更是自私,只是打算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根本沒有對母親懷著感謝之情。

於是她搖身一變,開始四處抗爭,要停止這種以母親節的名義營利的「歪風」。就連後來的第一夫人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利用母親節進行慈善募款,在她看來都極為不恰當──這個紀念日是不應該跟錢沾上邊的。1925年,Anna Jarvis闖入一場聚會,抗議主辦單位銷售康乃馨,結果遭到逮捕,幸好隨後獲得釋放。整個事件還登上了紐約時報,儘管篇幅並不大──還真是每個節日的背後都有一個暴民。

Anna Jarvis
Anna Jarvis雖然沒能阻止商業化的風潮,但她倒是啟發了許多人,成功地讓母親節的概念跨出美國,傳播到世界各地。

住在英國諾丁罕的Constance Adelaide Smith,原本不過是位平凡的藥劑師,有天她偶然在地方的報紙上看到了Anna Jarvis的報導,受到了鼓舞,開始在英國提倡母親節慶祝活動。不過她沒有把美國的習慣照搬來英國,而是選擇了天主教大齋期的第四個禮拜天作為母親節。

不過每個地方引進母親節的動力各不相同。荷蘭的花卉業者,就是看中母親節在美國帶來的商業利益,而開始在國內提倡慶祝活動。法國最初的母親節,則是為了提高國內生育率,鼓勵大家多去當媽媽,而且生越多越好。日本的母親節訂立於1931年,選於當時在位的香淳皇后(昭和天皇的妻子)生日的那天,和天皇崇拜結合在一起。

在台灣大家似乎不加思索地就接受了美國文化。不過對岸的中國可就不一樣了,很多人並樂見美帝文化的入侵,因此幾年前開始,有人提倡中國應該要有自己的母親節。不過要紀念誰呢?當然是中國文化上最偉大的母親──孟子的媽媽。



2014-04-26

我們正在走向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未來嗎?

01:30 Posted by Feng-en Tu , , 5 comments

如果說最近美國有什麼話題新書,那就非Thomas Piketty的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莫屬了。

這本由哈佛大學出版,厚達六百多頁,定價39.95美金的學術書,自三月份上市以來,短短一個月,已經賣出八萬本,熱銷到缺貨,讓出版社不得不趕緊加印八萬冊。除了是暢銷排行榜第一名,這本書也登上各大報章雜誌版面,從New York Times、The Economics 到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The New Yoker、New Republic,一時之間彷彿各處都在談論。

這本書到底寫了些什麼,會掀起這樣的旋風?




其實,Piketty在書中只點出了一個簡單,卻強而有力的問題:這世界的貧富差距正在嚴重惡化,而且,如果他的預測不錯,它會繼續惡化下去。

你可能覺得這觀點並非太新穎。那些走上街頭,反對全球化,反對新自由主義的人們,不也早就抱持著這樣的主張了嗎?在許多庶民的談論中,貧富差距的惡化不早就時常出現嗎?

沒錯。但Piketty有點不一樣,他在一個訪談中說,自己不是社會運動者,不是革命家,無黨無派,也從不當哪個政治人物的經濟顧問。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經濟學家。

出身法國的Piketty,在22歲那年就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並且立刻得到了MIT(麻省理工學院)的聘書,到大西洋的另一端擔任助理教授。可是不過教了兩年,他就意興闌珊的返回法國。他對美國主流的經濟學有諸多不滿,他說,同事們都是極為聰明的人,但是成天埋首在抽象經濟模型之中,完全無法理解真實世界。所以他走向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他發現,很少人認真地去蒐集歷史資料,從宏觀經濟史的角度,去解釋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於是他和一些同事,開始從這個角度著手研究。他們蒐集了大量的數據,主要是英、美、法,但也涵蓋世界其他國家,再借助資訊科技分析,不但得以超越了過去的研究,更用實證的方法,更對主流經濟學敲起了警鐘。

他們指出,二十一世紀美國的財富分配,幾乎已經到退回到十九世紀歐洲:前百分之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五十的財富,而後百分之九十的人,則只能分另外那百分之五十。前百分之一的人,更掌握了百分之二十財富。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更麻煩的時候,Piketty發現,現有的這一套資本主義繼續玩下去,只會讓有錢的人更有錢,沒錢的人更沒錢。因為,從1980年代以來的趨勢,就是資本利得遠遠高過工資所得。上班工作賺錢的速度永遠比不上人家以資本賺錢的速度,金錢只會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而貧富差距越來越惡化,這個資本主義是十足的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以下三張來自The New Yorker所繪製的圖,都指向了這同一個結論。


1910-2010的美國的收入差異
1910-2010英語世界各國的收入差異

1910-2010各新興國家的收入差異

這麼明顯的現象,為什麼一般的經濟學者好像都不太在意?

Piketty解釋,過去的經濟學並非對貧富差距沒有警覺,如果回到十九世紀,經濟學這門學科剛剛誕生的時候,資本主義下的財富分配,一直都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其中最重要的一號人物,就是馬克思(Karl Marx)。Piketty的書名,其實也有意向馬克思致意──Capital 指既是資本,也是馬克思的名著「資本論」(Das Kapital)。

可是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多數經濟學者已經不認為分配問題需要多加擔心。因為他們的基本假設是:資本主義會自己調節,貧富差距會在一段時間上升,但漸漸地會隨經濟發展而縮小。換句話說,貧富差距的變化會是一個「鐘形」。

這個理論由經濟學者顧至耐(Simon Smith Kuznets)在1950年代最先提出來,隨後變成一般經濟學者的預設。

但Piketty説,顧至耐錯了,其他的經濟學者也錯了。如果我們把歷史時間拉長,就會發現,顧至耐所看到的那個鐘形曲線,並非全貌。他所看到的,是二十世紀一個極為特別的時段。讓貧富差距縮小的,不是資本主義本身,而是接連的戰火──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還有大戰後重建所帶來的經濟發展。

一旦資本主義回到它的「常軌」,則貧富差距就又一次地開始拉大,並且加速。就像我們看到的,那不是個「鐘形」,而是一個「U字型」。而U字型右邊,還不知道會畫到哪裡。

貧富差距帶來的不只是經濟上的問題,對於社會政治也造成了威脅。少數人擁有大多數的財富,就有權力繼續訂定規則,有權力在政治圈子裡說話,讓他們可以繼續合法地──也因此彷彿合理地──讓自己變得更有錢。

那該怎麼辦呢?Piketty在書中也談到了解決的辦法。他說,全球都需要行動起來,一個重要的辦法,當然就是提高稅賦。可是,該提到多高才足以遏止惡化的貧富差距?Piketty等人經過計算得到的結論是:80%。

向最有錢的那群人課徵百分之八十的稅金?在現有的政治環境下,這可能嗎?恐怕很難吧。但如果不這樣,那些不屬於前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一的人,未來在哪裡?Piketty會說,去讀讀那些十九世紀的寫實小說家,他們筆下的貧窮,就是我們的未來。




註一:Piketty的網站:http://piketty.pse.ens.fr/en/capital21c2
註二:幾篇英文書評,大多給予此書非常正面的評價,當然對於部分內容也提出商榷:
Thomas Piketty Is RightForces of DivergenceWhy We’re in a New Gilded 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