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
好些天都无法做事，刚刚才有精力上网看看，发现荷兰老辈汉学家许理和教授本月七日去世了，终年八十一岁。尚未见到详细的纪念文字。以今日的标准，许理和教授不能算非常高寿，但他的去世确实让我感到整整一辈的汉学人物在这几年里几乎都要凋零尽了。而这些人都是我二十年前进入汉学研究领域时最重要的名字，这不能不引起我的伤感。
很多重要的老辈汉学人物，他们的著作今天读的人已经很少，现在的学生很少有耐性去看，除非是写论文不得已。许理和的著作其实不多，甚至可以说只有一本，那就是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佛教征服中国》（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但也就是这一本，使他不仅没有被遗忘，也没有被视做过时的人物。许理和几十年来的影响当然不光是因为这部著作。他从六十年代起就是莱顿这个汉学重镇的标志，这种机构上的地位本身也很重要，尤其是他后来的著作数量相对较少，这种对学术机构的领导作用就变得更重要。我到美国的时候许理和已经退休了，但对莱顿的运作的实际影响还是很大。
他的《佛教征服中国》有中译本，虽然翻译得不是很完美，但有这样的中译是非常值得欢迎的，而且这也是一本不容易翻译的著作。这部著作就是许理和的博士论文，用英文写的。现在在西方很难想像有博士生会去写这样规模的博士论文。当初出版时，上册是正文，下册是注解。原版现在已经很难找了，但这书成了所有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的必读书，虽然我一直怀疑真正通读过这部著作的西方学者并不多。原因无他，通读所需要的历史和佛学知识很多，远远超过了目前绝大多数西方中国学和中国佛教学训练的可能限度。著作中翻译了大量相当难译的中古佛道文字，就是一例。除了中国佛学和汉学的基础，两汉到南北朝时代的知识文化政治史的知识之外，他对古代印度中亚的佛教掌握也深入，对梵文语汇和典籍可以驱谴自如，这都和戴密微接近，但他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实际又超过了戴密微。这一点如果比较这部著作中对汉魏两晋的思想文化的分析和戴密微为剑桥中国史两汉分册所写的思想史章节就可看出。许理和所具有的特殊组合在他那一代里不算少见，比如谢和耐也是一个，但许理和即便在这群人物里都可算是中国佛教史方面的第一人。这个第一人的地位直到他临终恐怕都没有被动摇。
读过《佛教征服中国》的中国学者也许会觉得，这部著作的写成，和有像汤用彤先生的著作在先，很有关系。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许理和的著作就没有独创的意义，恰恰相反，这是一部奠定中国佛教大叙事框架的著作，这个大叙事框架到现在都难以被抛弃，虽然西方佛教学界不同意的声音日渐高涨，但这些反对的声音尚不具有全面挑战许理和的框架的能力，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目前西方的中国佛教学家对中国史尤其是对中古前期的历史了解太少，这也是训练所造成的。佛教学重新又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了解印度和西藏佛教研究的成果常远超过了解中国史研究的成果。
论时间跨度，《佛教征服中国》只论述到慧远。和许多西方有关中国史的论著相似，《佛教征服中国》也包含不少综述的成分，但各个章节都有细腻独到的讨论，连很多注解都很有价值。不过这部书最主要的贡献是将中国佛教看作是有很强的独立性的宗教运动，而不是印度佛教的附庸，这也许正是他把慧远作为全书重点和终点的意图之一。同时他的“士绅佛教”（Gentry Buddhism）等等的提法都有很强的解释能力。这些概念通过教学传播开来。我早发现许理和对佛教在中古中国能够发展的解释对中国学术圈外的学者影响同样大，这多半可能不是通过这部著作，而是通过许理和后来发表的一些更通俗和概括性的学术论文，那些文章里提到的中国佛教发展的三阶段论，山字型结构等等都很容易让人记住，所以影响也就广。
许理和著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可能性，比如对佛道的关系和佛教名词的汉译的重新认识等等。虽然这部著作似乎过早地让他达到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他出道的时代正是佛教深受汉学家重视的年代。除了他之外，还有三位代表就是谢和耐，陈观胜和芮沃寿。陈观胜的《佛教在中国的转化》实际和许理和的取向有些接近，涉及的时段也更长些，但教科书的意味比较浓，没有《佛教征服中国》来得细腻。芮沃寿也写过不少中古中国佛教的研究，但芮沃寿的佛教学学养远不如许理和深厚，所以总是比较表面化，对宗教的理解较少。谢和耐的《寺院经济》和《佛教征服中国》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关于中国佛教的专著，而谢和耐和许理和恐怕在旨趣上也最接近。甚至连后来许理和投入研究耶稣会来华史也和谢和耐相似。
许理和晚年还在从事中国佛教的研究。他的专业论文都写得很有水平，总能找到新的看法和材料。只是再也未能完成另一部专著，多少有点可惜。许理和著作对我的影响是逐渐形成的，但他却是我在西方遇到的第一位在我自己学术圈外的汉学名家。我记得我到普大听的第一个汉学讲座就是许理和讲的。那照例是一个星期三下午的东亚系讲座，由许理和主讲。壮思堂的大厅座无虚席。太史文教授介绍许理和教授，特别说他的《佛教征服中国》是博士论文的最佳典范，幸好这话没给我这种新生造成压力。许理和教授那天讲的应该是他当时研究的重心，也就是明代耶稣会带到中华的文献，特别是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的修辞学文献。他特别讨论了其中一种用很粗糙的中文翻译的修辞学手册，列出了里面各种修辞例子，他的初步结论是，这部著作是经过明代文人之手润饰的，而且也是要像明代文化界做宣传的。等他讲完，开始提问时间，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提问的欲望，于是一连问了他两个问题。其实与其说是问问题，不如说是表示反对意见，我的疑问是，这么粗糙的中文修辞例证恐怕连明代普通文人都会耻笑，更不要说上层文人了。要说出自文人润饰更不可想像，中文本当是另有来源。我现在还是觉得我的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至少当时许理和教授并没有答上来。那是我在普大是个小学生，所以在场有些高年级的同学觉得我这样做未免不知轻重，但普大的先生却一点不以为忤。我记得那本修辞书里的中文是如此得好玩，我和宰予（冀小斌）后来还常常拿来开玩笑。
也许那是我肤浅的第一印象，虽然第二天我还参加和许理和教授的座谈午餐，但说了些什么竟然完全没印象了。可是不久读了他的书和几篇佛教研究论文，印象完全改变了。我在普大的最初十年内，打定主义不研究任何和佛教有关的题目，目的是想学新东西。但后来又渐渐将精力的一部分转到中国佛教上来，原因竟也是因为要平衡许理和的论断。他的《佛教征服中国》，虽然有征服二字，其实更多讲的是佛教如何被中国所接受，佛教的强势所造成的压力倒很少涉及。既然是征服，总要有些居高临下的阵势，而我这些年的工作就是要再来说明一下这个征服的层面。
自往复2008年2月12日
好些天都无法做事，刚刚才有精力上网看看，发现荷兰老辈汉学家许理和教授本月七日去世了，终年八十一岁。尚未见到详细的纪念文字。以今日的标准，许理和教授不能算非常高寿，但他的去世确实让我感到整整一辈的汉学人物在这几年里几乎都要凋零尽了。而这些人都是我二十年前进入汉学研究领域时最重要的名字，这不能不引起我的伤感。
很多重要的老辈汉学人物，他们的著作今天读的人已经很少，现在的学生很少有耐性去看，除非是写论文不得已。许理和的著作其实不多，甚至可以说只有一本，那就是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佛教征服中国》（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但也就是这一本，使他不仅没有被遗忘，也没有被视做过时的人物。许理和几十年来的影响当然不光是因为这部著作。他从六十年代起就是莱顿这个汉学重镇的标志，这种机构上的地位本身也很重要，尤其是他后来的著作数量相对较少，这种对学术机构的领导作用就变得更重要。我到美国的时候许理和已经退休了，但对莱顿的运作的实际影响还是很大。
他的《佛教征服中国》有中译本，虽然翻译得不是很完美，但有这样的中译是非常值得欢迎的，而且这也是一本不容易翻译的著作。这部著作就是许理和的博士论文，用英文写的。现在在西方很难想像有博士生会去写这样规模的博士论文。当初出版时，上册是正文，下册是注解。原版现在已经很难找了，但这书成了所有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的必读书，虽然我一直怀疑真正通读过这部著作的西方学者并不多。原因无他，通读所需要的历史和佛学知识很多，远远超过了目前绝大多数西方中国学和中国佛教学训练的可能限度。著作中翻译了大量相当难译的中古佛道文字，就是一例。除了中国佛学和汉学的基础，两汉到南北朝时代的知识文化政治史的知识之外，他对古代印度中亚的佛教掌握也深入，对梵文语汇和典籍可以驱谴自如，这都和戴密微接近，但他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实际又超过了戴密微。这一点如果比较这部著作中对汉魏两晋的思想文化的分析和戴密微为剑桥中国史两汉分册所写的思想史章节就可看出。许理和所具有的特殊组合在他那一代里不算少见，比如谢和耐也是一个，但许理和即便在这群人物里都可算是中国佛教史方面的第一人。这个第一人的地位直到他临终恐怕都没有被动摇。
读过《佛教征服中国》的中国学者也许会觉得，这部著作的写成，和有像汤用彤先生的著作在先，很有关系。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许理和的著作就没有独创的意义，恰恰相反，这是一部奠定中国佛教大叙事框架的著作，这个大叙事框架到现在都难以被抛弃，虽然西方佛教学界不同意的声音日渐高涨，但这些反对的声音尚不具有全面挑战许理和的框架的能力，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目前西方的中国佛教学家对中国史尤其是对中古前期的历史了解太少，这也是训练所造成的。佛教学重新又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了解印度和西藏佛教研究的成果常远超过了解中国史研究的成果。
论时间跨度，《佛教征服中国》只论述到慧远。和许多西方有关中国史的论著相似，《佛教征服中国》也包含不少综述的成分，但各个章节都有细腻独到的讨论，连很多注解都很有价值。不过这部书最主要的贡献是将中国佛教看作是有很强的独立性的宗教运动，而不是印度佛教的附庸，这也许正是他把慧远作为全书重点和终点的意图之一。同时他的“士绅佛教”（Gentry Buddhism）等等的提法都有很强的解释能力。这些概念通过教学传播开来。我早发现许理和对佛教在中古中国能够发展的解释对中国学术圈外的学者影响同样大，这多半可能不是通过这部著作，而是通过许理和后来发表的一些更通俗和概括性的学术论文，那些文章里提到的中国佛教发展的三阶段论，山字型结构等等都很容易让人记住，所以影响也就广。
许理和著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可能性，比如对佛道的关系和佛教名词的汉译的重新认识等等。虽然这部著作似乎过早地让他达到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他出道的时代正是佛教深受汉学家重视的年代。除了他之外，还有三位代表就是谢和耐，陈观胜和芮沃寿。陈观胜的《佛教在中国的转化》实际和许理和的取向有些接近，涉及的时段也更长些，但教科书的意味比较浓，没有《佛教征服中国》来得细腻。芮沃寿也写过不少中古中国佛教的研究，但芮沃寿的佛教学学养远不如许理和深厚，所以总是比较表面化，对宗教的理解较少。谢和耐的《寺院经济》和《佛教征服中国》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关于中国佛教的专著，而谢和耐和许理和恐怕在旨趣上也最接近。甚至连后来许理和投入研究耶稣会来华史也和谢和耐相似。
许理和晚年还在从事中国佛教的研究。他的专业论文都写得很有水平，总能找到新的看法和材料。只是再也未能完成另一部专著，多少有点可惜。许理和著作对我的影响是逐渐形成的，但他却是我在西方遇到的第一位在我自己学术圈外的汉学名家。我记得我到普大听的第一个汉学讲座就是许理和讲的。那照例是一个星期三下午的东亚系讲座，由许理和主讲。壮思堂的大厅座无虚席。太史文教授介绍许理和教授，特别说他的《佛教征服中国》是博士论文的最佳典范，幸好这话没给我这种新生造成压力。许理和教授那天讲的应该是他当时研究的重心，也就是明代耶稣会带到中华的文献，特别是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的修辞学文献。他特别讨论了其中一种用很粗糙的中文翻译的修辞学手册，列出了里面各种修辞例子，他的初步结论是，这部著作是经过明代文人之手润饰的，而且也是要像明代文化界做宣传的。等他讲完，开始提问时间，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提问的欲望，于是一连问了他两个问题。其实与其说是问问题，不如说是表示反对意见，我的疑问是，这么粗糙的中文修辞例证恐怕连明代普通文人都会耻笑，更不要说上层文人了。要说出自文人润饰更不可想像，中文本当是另有来源。我现在还是觉得我的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至少当时许理和教授并没有答上来。那是我在普大是个小学生，所以在场有些高年级的同学觉得我这样做未免不知轻重，但普大的先生却一点不以为忤。我记得那本修辞书里的中文是如此得好玩，我和宰予（冀小斌）后来还常常拿来开玩笑。
也许那是我肤浅的第一印象，虽然第二天我还参加和许理和教授的座谈午餐，但说了些什么竟然完全没印象了。可是不久读了他的书和几篇佛教研究论文，印象完全改变了。我在普大的最初十年内，打定主义不研究任何和佛教有关的题目，目的是想学新东西。但后来又渐渐将精力的一部分转到中国佛教上来，原因竟也是因为要平衡许理和的论断。他的《佛教征服中国》，虽然有征服二字，其实更多讲的是佛教如何被中国所接受，佛教的强势所造成的压力倒很少涉及。既然是征服，总要有些居高临下的阵势，而我这些年的工作就是要再来说明一下这个征服的层面。
自往复2008年2月12日
怎麼把雲中君和宰予的馬甲都還原成真名了？不厚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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