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5-03-18

那一天,他們衝進了國會──日本戰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抗爭

05:39 Posted by Unknown , 4 comments
1960年6月15日,超過了十萬人聚集在日本國會山莊的外頭,將它團團包圍。人群中有許多年輕的學生面孔,他們站在第一線,隔著圍牆及鐵門,和警察對峙著。

突然之間,有人破壞了國會山莊南邊的大門,衝破了封鎖線。

消息很快傳開,附近的群眾立刻蜂擁而上,闖進國會外頭的廣場。年輕的學生們手上拿著旗幟和木棍,拼了命的往前衝,另一方的警察則戴著頭盔,揮著警棍,並且派出兩輛強力的噴水車,想把抗議的群眾阻止在外。




原本嚴肅的國會殿堂,頓時成為了民眾與警方大亂鬥的戰場。在激烈推擠中,許多學生受了傷,有些人支持不住,倒在地上,但有更多人,繼續衝撞著警方的防線。他們朝警方丟擲棍棒、石塊,甚至將警備車推倒,放火焚燒。

混亂之中,有個女孩子失去意識,被同行夥伴抬了出來。她穿著白色的上衣,深藍色的褲子,頭上的鮮血直流。她叫樺美智子,是位東京大學的三年級學生,那年22歲。在這場衝突中,她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犧牲生命的人。

樺美智子死亡的消息傳回了抗爭現場,引起群情激憤,也震撼了參與抗爭的學生。學生們都說,這正是警方使用暴力、執法過當的證據;警方卻宣稱,樺美智子是在人群中意外跌倒而身亡。

隔一天,樺美智子的朋友們在東京大學校園內,為她舉辦了悼念儀式。那天飄著細雨,但許多人撐傘湧到了現場,主辦單位掛起大型布條,抗議政府「虐殺」學生。人們說,不能讓她的生命白白犧牲。

兩天之後,日本的七間大報社,包括《讀賣》、《朝日》和《產經新聞》,刊出了一份聯合聲明。聲明中,他們譴責暴力,對6月15日的流血事件表達憂心,並且重申民主和國會尊嚴的重要性。不過,報社的發言,究竟是站在學生這一邊,還是站在警察那一邊,其實頗為曖昧,一直以來,他們對政府的批評並不多。

6月15日那天來到國會大樓前的人們,都是為了抗議《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簡稱「安保條約」)而來的。這份條約在1951年第一次簽定,當時美軍剛剛要結束二次大戰之後對日本的佔領。

根據這份條約,美國與日本將結為軍事同盟。雖然按照二次大戰後的規定,日本自己不能擁有軍隊,也不能對外發動戰爭,但是它將提供美軍駐紮的基地,成為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前線。

表面上看來,安保條約讓日本和美國成為盟友,可是說穿了,美國是老大,日本只是跟班,雙方的關係並不平等。同一時間的其他東亞國家,像是南韓與臺灣,也和日本一樣,扮演起美國小弟的角色。他們要共同對抗、聯手防堵的,則是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

安保條約第一次簽訂時,就有許多日本民眾表達過反對意見。在二次大戰後的日本,不少人對於共產主義抱著好感,反倒對佔領過日本的美國,心理有些厭惡。除此之外,二次大戰才結束不久,人們對戰爭的記憶還鮮明,很多人只期望和平的日子,對軍事同盟這類的事情實在難以苟同──沒有人想再捲入另一場戰爭了。

只是,當時的國際局勢並不容日本說不,在二次大戰中吃了敗戰的日本,此時姿態很低,很多事情只能任憑美國決定。當年的安保條約,也就在這種情況下簽訂了。

過了將近十年,美日雙方政府高層又開始交涉,打算在前一份安保條約的基礎上,另外簽一份新條約。根據新條約,日本在雙方的軍事同盟中,將扮演更主動的角色,不但要提供基地給美軍使用,要是真有戰爭發生,更必須積極地協助防禦。日本政府說,這象徵著表示日本可以走向「獨立」,不再只是美國的附庸。

但這只是政府單方面的說法,很多人並不買帳。修改安保條約的消息,又一次引起了國內的反彈。人們不懂,日本已經當了美國這麼多年的小弟,難道還要繼續當下去嗎?社會上因此出現了反對的聲浪。

不過,如果只是這樣,還不足以讓民眾走上街頭、包圍國會。

在安保條約的問題浮現兩年以前,執政的日本首相岸信介,早就已經由於施政問題,一再引發社會上的不滿。比如兩年前,他曾經打算修正「警察職務執行法」(簡稱警職法),大幅提高警察執勤的權限。岸信介對外宣稱的藉口,是要藉著修正法條,加強公共安全與秩序的維護。

但很多人的眼中看來,所謂公共安全什麼的,根本只是藉口。岸信介的舉動,說穿了就是在擴張政府權力,企圖打壓反對的聲音。

岸信介是個很奇特的政治人物,他是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曾經參與過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在戰後被認定為甲級戰犯,關進了東京的巢鴨監獄。後來在軍事大審中,他意外沒被追究責任,逃過一死,最後還當上了首相,成為日本政壇的「不死鳥」、昭和時代的「妖怪」。

不過這位政壇不死鳥,卻在打算修正警職法的時候,碰了一鼻子灰。

在很多人眼中,岸信介本來就是個觀念保守老舊的政治人物,他熱愛權力,政治手段高明,但卻沒什麼進步的理念,對民主或人權也漫不在乎。修正警職法一事,似乎正坐實了外界對他的懷疑和批評。

當時有許多知識界的人士串連起來,舉辦大規模的抗爭,並且積極與在野黨合作,阻止法案的通過。

這是一次成功的社會運動,不但成功擋下了警職法的修正,更為將來的抗議行動提供了基礎。經過這次演練,反對岸信介政府的團體間已經建立了默契,知道如何溝通、協調和合作。所以,當簽訂安保條約的消息傳出,他們很快就又集結起來,成立了名為「安保改定阻止國民會議」的組織,準備再一次挑戰岸信介的施政。

在這個大組織下,有許多目標各不相同的小團體,有人代表婦女,有人代表勞工,也有人是和平主義者,還有一些人是以守護憲法為職志。雖然理念各不相同,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反對安保條約。

在眾多團體當中,行動最為積極、甚至激進的,就屬「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簡稱「全學連」。

顧名思義,全學連是個由學生組成的團體,因為年輕,成員們大多還充滿著理想與熱情,做起事來衝勁十足。擔任全學連委員長、負責帶頭的學生名叫唐牛健太郎,那年才二十二歲,還是個北海道大學的大學生。

在反對安保條約的活動中,全學連一直在站在第一線──他們這場運動中的鷹派。

早在1959年11月,全學連就率領了一萬多人,展開突擊行動,衝破了國會的大門,和警方發生激烈衝突,成為反對安保條約行動中的第一波高峰。

這次抗爭成功引起了外界的關注。然而,很多人並不贊同全學連過於激進的舉動。日本政府在當天發表聲明,嚴詞批評全學連玷污了國會殿堂;就連全學連的盟友都出面譴責,擔心暴力抗爭的社會觀感不好,可能引起反效果。隔天,警方派人搜索了全學連的總部,發起抗議活動的領導人,也遭到逮捕。

不過,面對批評聲浪和官方追殺,全學連沒有退卻。

1960年的1月15日,全學連的成員接到消息,知道岸信介準備搭機前往美國,親自與美方洽談安保條約的修正。他們在半夜衝到機場示威抗議,大批人群塞滿了出境大廳,學生們拿起機場餐廳的椅子,組成路障,打算阻止岸信介出國,結果在機場與警方發生嚴重肢體衝突。

但抗爭沒有成功,在大批警力出動的情況下,岸信介還是按照他的計畫,飛往美國首都華盛頓。

相較於全學連激烈的抗爭,其他團體採取的手段明顯和緩許多。有人發起連署活動,收集簽名,也有人發動遊行請願,向國會施壓。只是在全學連眼中,這種過於溫和的行動,不可能達到任何成果。當外界批評全學連激烈的行動策略,他們反唇相譏,說秩序井然的遊行活動,只是大拜拜,跟進香團沒有兩樣。

其實,當時日本社會對於安保條約,並不存在一面倒的意見。根據1960年3月的民調,支持和反對的安保條約的比例,大概各佔了兩成多。不贊成的人,多是出於反戰的心理,而贊成的人,則是認為與美國合作有利經濟發展。

更重要的是,有高達五成的人,面對詢問,只回答「沒意見」、「不知道」。換句話說,反安保運動面對的敵人,與其說是熱情擁護岸信介的支持者,倒不如說是社會上的冷漠與無知。

當然,隨著反安保團體的努力宣傳,已經有越來越多人對政府的決定抱持懷疑。但諷刺的是,真正讓反安保勢力到達顛峰的,不是別人,正是一直以來主導著安保條約修正的岸信介。

1960年5月19日,日本眾議院正要舉辦投票,決定是否承認新的安保條約。

那是個漫長的一天,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一直沒有取得共識,會議從早上一直開到了半夜。各個抗爭團體,包括全學連,都在當天發動緊急動員令,在國會的外頭,群眾聚集越聚越多,抗議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岸信介所領導的執政黨,看來是準備利用人數優勢,在投票時強行通關。反對黨的議員,態度也很強硬,沒有打算輕易放水,他們佔領了國會主席台,不讓議長上台,盡全力杯葛會議進行。

面對這種僵局,岸信介堅持貫徹意志,不能有所退卻,法案一定要通過。對他而來,安保條約已經不是一條普通的法案,而是關乎他的尊嚴,更是他的政權能否維繫的關鍵。

當天晚上十點多,和他同一陣營的國會議長清瀨一郎,派出了五百名警察進入議場,強行趕走反對黨的議員,並且在他們缺席的情況下,宣布開會,進行投票。

凌晨十二點多,投票程序完成,新的安保條約正式宣布通過。

"1960 Protest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Japan Security Treaty 01" by 不明 - 朝日新聞社「アルバム戦後25年」より。. Licensed under パブリック・ドメイン via ウィキメディア・コモンズ.
“1960 Protest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Japan Security Treaty 01" by 不明 – 朝日新聞社「アルバム戦後25年」より。. Licensed under パブリック・ドメイン via ウィキメディア・コモンズ.
但是這個令人意外的、徹底破壞民主機制的舉動,立刻引起群情譁然。

隔天的報紙上,出現對於岸信介政權的批評,指責他不顧民主程序,侵犯國會權力。反對安保的聲浪,隨之迅速高漲。就連在岸信介所屬的自民黨內,也傳出了不滿的聲音,和他不同的派系的政治人物,更打算趁這個機會打擊岸信介。

岸信介的舉動,點燃了民間的怒火。從那天開始,反安保的抗爭規模越來越大,聲勢越來越強,人們不只要質疑國會決議的正當性,更要求岸信介主動下台負責。根據當時朝日新聞的民調,在國會事件一週後,岸信介政府的支持度跌到了只剩12%。

向來最活躍的全學連,帶領著大批學生,直接包圍岸信介的官邸,高喊「打倒岸信介」。在民眾情緒最高昂的時候,甚至有人喊著「殺死岸信介!」、「殺!殺!」。

但岸信介彷彿是覺得這樣還不夠。在強行投票事件發生幾天後,他召開記者會,態度依舊強硬。面對洶湧而來的批評,他說:「電影院和棒球場都客滿,比上街抗議的人數還多,我不認為民眾有什麼意見。」

幾天之後,他再一次面對記者,仍然強調:「現在外頭抗議有很多聲音,但我想要傾聽沉默的大多數(声なき声,直譯為無聲之聲)。」顯然完全沒有把反對者放在眼中。

岸信介的發言,有如火上加油,激發更多人走上街頭。後藤新平的外孫、知名作家鶴見俊輔,就發起「沉默的大多數協會」,反擊岸信介在記者會的發言。

東京大學政治學教授丸山真男,也在報上發表文章,支持國民對公共事務自發性的關心,他把這場抗議活動,看成日本民主能否更加健全的一場試煉。他說,這是日本民主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機,卻有是前有未有的契機。

換句話說,到了這個時候,反安保抗爭已經不再只是關於安保條約本身,而成為一場保守與進步的對抗,威權與民主的抉擇。

從六月份起,反安保的抗議活動進入了最高峰,全日本參與的人數超過上百萬,而且來自各行各業,有男有女,幾乎成為一場全民運動。他們情緒高昂,高聲表達對政府破壞遊戲規則的不滿。

光是在6月4日當天,日本全國就有超過五百萬人參加抗議活動。日本鐵路公司的成員,選擇以罷工表達他們的不滿,造成上千個火車班次,不是停開,就是誤點。不少商店也在全國商工聯合會的領導下,休店一天,以示抗議。農民、勞工、護士、家庭主婦,甚至是高中生,全都站了出來,他們舉著牌子,抗議「暗黑國會」,呼籲「日本不能嫁給美國」。

面對罷工罷市帶來的混亂,日本政府沒有絲毫讓步,反倒指責罷工違法,並對外表示「遺憾」。

但是讓日本政府頭痛的問題還在後面。

6月10日,美國白宮新聞秘書哈格第(James Campbell Hagerty)搭乘著飛機抵達日本。他此行的目的,原本是代表美國政府和日方協商,安排之後總統艾森豪訪問日本的行程。沒想到,在機場外頭迎接他的,卻是一群憤怒的民眾。

哈格第的座車,才剛剛從羽田機場出發,就被團團圍住。當時從機場到東京市區還沒有高速公路,所以抗議人們很容易就聚集起來。人們不顧車子裡頭坐著美國來的外賓,拿著石塊和棍棒就開始攻擊。

坐在凱迪拉克轎車內的哈格第臉色很差,負責外賓安全的警察隊更是緊張,萬一出了什麼差錯,他們可擔當不起。

眼看現場即將失控,美方連忙派出了一駕直升機,把哈格第從地面接走,讓他得以脫身。

當時哈格第的兒子也坐在直升機上,根據他的說法,就連直升機在起飛之際,民眾手中的石塊也不斷砸過來,有些甚至直接命中了直升機機體。

為了給美國一個交代,日本警察逮捕了曾在當場指揮群眾的學生,並且搜索了相關組織,結果引發更大的不滿。搜索隔天,全學連就帶領著群眾,包圍了東京的警視廳。

這場混亂的迎賓活動,讓岸信介的政府灰頭土臉。美方對於他們的危機處理能力,更是大打問號。也是因為這場抗爭,美方才意識到:原來在日本國內有這麼強烈的反美情緒。

即便如此,岸信介等人還是不打算低頭。因為在他們看來,抗議群眾不過是一群暴民,政府不能屈服,必須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予以鎮壓。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內部討論中,大家都口徑一致,認為這事件並不單純,是國際共產主義者在背後操縱。

岸信介等人的推測並非毫無道理。反對安保條約的人群中,的確有許多人對共產主義抱著同情態度;在整場抗爭中扮演要角的全學連,與日本的共產主義者關係也很密切。而日本反對黨的領袖淺沼稻次郎,前一年才剛剛訪問北京,與中共高層會面,並且發表演說,強調「美國帝國主義是中日人民共同的敵人。」

當反安保運動在日本風起雲湧之際,中國也曾經大力聲援。1960年5月9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上百萬人,在政治領袖的帶領下,高呼:「打倒美國帝國主義!」

從那一天起,在中國各地的大都市,包括天津、長春、成都、瀋陽、重慶、杭州,反對安保的示威活動一個接著一個出現,毛澤東更透過人民日報表示,宣示「統一戰線」的決心。

從國際局勢來看,日本與美國走的越近,對於中國的威脅就越大,當然不能不採取一些反制行動。相形之下,當時臺灣的獨裁政府,跟同屬保守威權的岸信介政府,可就算是相親相愛了。

不過,把一切問題源頭都推給共產黨,只是表示岸信介政權錯估了情勢,也或許因為如此,他們讓自己在外界看來更加麻木不仁。抗爭的人群當中,固然有共產主義份子,但成員卻是來自四面八方,三教九流,遠比岸信介等人宣稱的更為複雜。有些人的想法很簡單,只是純粹出於對岸信介的厭惡;也有人想的很遠大,想讓安保抗爭變成一場「世界革命」的起點,掀起更大規模的運動。

在機場抗爭的隔一天,三千多名大學教授發起遊行。在此之前,他們已經上街過好幾次。美國大使館和首相官邸的外頭,都聚集了大批群眾,國會外頭抗議的民眾也沒有散去。反安保的聲浪,一天比一天高漲。

終於,在6月15號,發生了那一場震撼人心的流血衝突,帶走了樺美智子的生命。

在6月15日的突擊中,除了喪命的樺美智子,有幾百名學生因為受傷進了醫院,其中有幾十位甚至到了重傷的程度。

學生受傷的原因,除了與警方的衝突以外,還有一些受到了支持岸信介的右翼份子襲擊。他們舉著「維新行動隊」的旗幟,拿著木棍和鐵棒,加入了混戰,負責維護秩序的警察,對於右翼團體的倒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未太積極制止。

眼看情勢動盪,岸信介曾經幾度想出動自衛隊(相當於日本的軍隊)鎮壓群眾,甚至一連下了幾次命令。但是職掌自衛隊的官員赤誠宗德,堅持軍隊不能與國民為敵,拒絕了岸信介的要求。如果不是這樣,安保抗爭中或許將有更多人流血,甚至有更多人犧牲。

樺美智子的父親是位大學教授。在事件過後兩天,抗議群眾在國會南門外頭架設了臨時的紀念場所。他和太太,帶著鮮花到了現場,和眾人一同悼念逝去的女兒。

眼看學生在國會前濺血,東京大學校長茅誠司也發表聲明,強調學生固然應該為激進的行動負責,但真正的問題,出在破壞民主規則的政治人物身上。他說,如果不是對現狀感到絕望,學生何須採取這樣的行動?他也呼籲,國會應該儘快亡羊補牢,回歸民主法治與責任政治的精神,才能讓社會恢復平靜。

以東大校長在日本社會的地位,他的發言自然特別受到重視。沒想到聲明一發佈,日本政府毫不領情,甚至狠狠回擊。擔任文部大臣(相當於教育部長)的松田竹千代,跳出來指責東京大學忘記了自己作為教育者的身分。

然而,學生們抗議「虐殺」的聲音還未稍歇,國會外頭氣氛仍然緊繃的時刻,安保條約卻在6月19日默默地「自動生效」。

原來,按照日本法律規定,對外簽署的條約,只要眾議院表決通過,就算上一級的參議院尚未表決,三十天後也會自動產生效力。從岸信介動用警察、強行表決的那天算起,這一天正好是第三十天。

抗議群眾不是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局。安保條約自動生效的前一天,全學連、沉默的大多數協會,和其他團體再次發起大規模抗爭,主辦單位宣稱,當天有包圍國會的現場有數十萬人,像是最後的奮力一擊。

日本各地也有不同的聲援活動。在大阪,學生們佔領的市內主要的幹道御堂筋,有人高舉著牌子,上頭寫著:「美智子上天堂,岸信介下地獄。」

只是,儘管抗議聲依舊不絕於耳,卻也無法改變什麼。

午夜十二點鐘聲一響,一切已經難以回天。在國會外頭的廣場上,有人哭了起來,有人憤怒的大聲怒吼。抗爭領導人之一的島成郎,當時擔任全學連的書記長,多年之後,他回想那一刻的情形,只記得一種無法壓抑的嘔吐感不斷襲來,讓他忍不住蹲坐在地上。

三十多天的激烈抗爭,在那一刻看來,只像是一場空。

隔一天,岸信介政府出面發表談話,宣佈安保條約生效,談話中不忘補上一槍,強調反對安保的,只是社會上一小撮的國際共產主義份子,不能代表民意,並且再次重申:譴責暴力。幾天後,美日雙方正式批准、交換了條約。

反對的聲音還在努力。在野黨想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安保條約生效,甚至不惜要集體辭職。他們說,法案表決的過程缺乏正當性,根本違憲。遊行和罷工也還在繼續,很多人不願意輕易離去。

可是抗爭已經在退潮。

美日雙方交換安保條約的同一天,飽受批評的岸信介,也召開記者會,宣布辭職下台。岸信介一走,更讓許多人失去了抗議的目標,民眾因為憤怒而累積的能量,失去了著力點,也開始迅速消散。

轟轟烈烈的安保抗爭,就這樣失敗了嗎?曾經走上街頭的幾百萬人,難道都不算數嗎?

在運動的最高潮,曾經有東大的學生懷疑地詢問他們的老師丸山真男,想知道這一切究竟有什麼意義。據說丸山真男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圓圈,又在圓圈中畫了好幾個小孔。他說,「安保條約就像那個大圓圈,而人們的行動就是這些小孔。」彷彿是在說,只要反對的聲音還在,不論多麼微小,總是能夠造成一些改變。

身為日本戰後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對於抗爭一直是樂觀的,就算到最後依然如此。他總是認為,民主不是教科書上的定義,而是不斷追求的過程,需要用行動一次又一次地定義,是一場永久的革命。它必須一直是進行式,而不能變成完成式。

他也說,真正的公民,應該像是佛教裡的「在家修行」,不用剃髮,不用出家,不用把政治當成職業,只要多數人對政治事務保持關心,讓政治走入日常生活,而非把持在少數專業政客的手上,就能維繫民主制度的運作。從這個角度看,安保抗爭喚起了大家對政治的關心,並不能算是失敗。

不過,不是所有人都像丸山真男這樣樂觀。

6月19日凌晨,安保條約自然生效的那個剎那,丸山真男說自己只是看了一下手錶,心裡想著「時間過了啊。」

同一時間,他的朋友、社會評論家清水幾太郎則是帶著家人,在國會大門的外頭嚎啕大哭。他對安保抗爭有著很深的寄望,面對這樣結果,他無法抑制自己的挫敗感,無法不感覺到徹底的失敗。

同樣的挫敗感,也在全學連內部開始發酵,而且逐漸演變成彼此攻擊的理由。為什麼幾百萬人上街頭,卻沒有辦法得到想要的成果?全學連成員間的矛盾,隨著抗爭的落幕,變得越來越尖銳,社團內部的主流派,也成為檢討的箭靶。

他們被說是缺乏領導能力,戰術和戰略都十分混亂,甚至連抗議的目標都搞不清楚──全學連內部,對於抗爭目標向來有兩個不同的聲音,一個認為關鍵是要把岸信介拉下台,另一個則認為真正的敵人是美國帝國主義。全學連內的非主流派,大聲指責主流派從一開始,就把大家帶往了錯誤的方向,註定失敗。

安保抗爭創造了全學連歷史上的最高峰,卻也讓它走向分裂與崩壞。有人無法忘懷抗爭的激情,需要燈光,需要舞台,卻又無法找到同等規模的舞台,只能不斷用越來越激烈的手段,想要吸引外界的注意,甚至走向了近乎恐怖主義的形式。結果引起了社會普遍的反感,甚至恐懼,反倒更快地加速邊緣化。

安保抗爭到底改變了什麼?

在岸信介下台之後,新的首相池田勇人上台。他與岸信介同樣屬於保守的自民黨,可是作風不一樣。他喊出了口號,號稱要讓十年之內讓日本人的薪資成長一倍,因而開啟了日本經濟快速成長的年代。

人們說,自民黨依然威權,可是在安保抗爭後變「軟」了,不在政治上和民眾硬碰硬,而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導向經濟發展。之後自民黨繼續執政幾十年,而民間的抗爭力量,則是日益萎縮。這究竟是政府的勝利,還是群眾的勝利,一時之間似乎很難說的清楚了。

抗爭也改變了每個參與的生命,不論是往哪個方向。他們其中有些人,在激情過後,突然感覺到了對於知識的巨大匱乏;還有一位名叫吉本隆明的思想家,在事件過後,有好長一段時間都無法重振精神。

從5月19日開始,三十多天內流下的眼淚與鮮血,經歷的推擠與衝撞,讓很多人都短時間內,都還沒辦法找出理解的方法。而這一場日本戰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抗爭,因為它是如此激烈,如此複雜,召喚的情感如此巨大,註定會在幾十年後依舊引起爭辯和討論,無論它究竟是成功或失敗,是荒唐,還是偉大。

4 comments:

  1. 最近看了這篇文章,讓人印象深刻
    身為鄰近國家,在歷史上關係又密不可分的日本,可以作為我們很好的借鏡
    感謝您努力地寫文章!

    And,不知您是否有興趣寫一寫之後全共闘的歷史?
    就小弟魯鈍的認知而言,似乎在這之後日本的社會運動開始有了斷層(因為太激進,拿不到多數民意)
    很好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說不定可以讓台灣現在的部分激進左派當作借鏡,以免同樣事件在台灣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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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對全共闘也有興趣,希望將來有機會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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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這些學生運動後來轉入地下化,成為了遺臭萬年的日本赤軍,造成了無意義的人命損失及社會動盪。
    綜觀歷史,以散播恐怖作為表達訴求的手段從來都是不會成功的,且為大眾所唾棄、不齒,這也間接反映了由一群心智不成熟、從未進入社會、未能理解社會而空有一身憤怒與激情的學生所領導的社會運動有多麼荒唐,其人格、思想甚至尚未成形,心中卻有一股對社會體制的不滿與積極的行動力,在有心人士的撥弄下往往能成為最好的武器,看看台灣的學運便可完全明白了,而政府作為維穩力量本就應該撥亂反正、依法維持社會秩序,本就不應犯罪者的身份是學生就刻意寬容,這才是法律的意義,然而如此依法行政卻被說成是打壓、執法過當,看來民主國家的人民素養及法治觀念若處於一個較為低落的狀態,其民主即是民粹,令人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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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以後會出社會,成為下一代的社會的支柱,而其中的菁英更是會領導、改變整個國家,國之興亡,匹夫有責,更何況是那些飽讀詩書的知識份子呢?學生未出社會,固然缺少經驗,但亦少了利益與私心,如果上層的大人們能按部就班行事,底下的人又何苦勞師動眾抗爭(又沒薪水)?

      漢帝國,西漢時期便有太學生運動,東漢亦有之,便是有名的黨錮之禍,東漢朝廷作為維穩力量,立刻撥亂反正,依法維持社會秩序處理這些''問題人士'',後來事情我們就知道,東漢走入名存實亡,邁入三國時代。

      政府,人組成的(有時叫官,有時叫權貴),只是負責統籌,代理行政,不是唯一,更不會''無過'',主權在民,人民本來就有權抗爭,成為制衡與監督政府的存在,那些社會所謂''和平,安靜,沒有抗爭''的國家,請試想都是哪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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