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09-04-09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八十本第一分﹝2009年3月﹞出版

21:19 Posted by sharpy No comments
我當然對從馬吊到馬將最感興趣。真想趕快見到全文

「南方文明」的南方──越南東山文化人形柄銅短劍初探


陳光祖

在今日中國「南方文明」的南方,存在一個高度發展的古代文明──東山文化。東山文化及其前身除了有其自新石器時代末期以來自身文化發展的清楚脈絡之外,也有明顯的證據顯示,越南北部與中國南方甚至華北在其文明形成的過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接觸與交流。過去中國學者多認為這種接觸是單向的,越南北部地區為單純的文化接受者,並且在相當程度上,這種外來文化因素形塑了東山文化的風貌。但出土證據顯示,這種文化交流不是單向的,東山文化的特徵器物──人形柄銅短劍也曾在中國湖南長沙楚墓中出土。本文爬梳研究所能獲得之人形柄銅短劍資料,認為東山式人形柄銅短劍可以分為二種類型六種形式,其製作的年代約從西元前四至三世紀到二至一世紀,它們並非實用器,而可能具有某種儀式性功能或代表持有者之身分地位。而其早期形制在西元前四至三世紀即透過某種方式與途徑傳入中國長沙地區。

吐蕃中央職官考疑──《新唐書‧吐蕃傳》誤載論析

林冠群

《新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的中央官制總號為「尚論掣逋突瞿」,並說明內分九個官職。漢文意義為「九大尚論」。歷來學者專家均以之作為吐蕃的中央官制解釋,並未有任何的質疑。僅有日本佐藤長氏懷疑此記載,應屬吐蕃早期的官制。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所編纂的《西藏簡史》,直言此應為吐蕃宰相的稱號,但語焉未詳,其餘均接納《新唐書‧吐蕃傳》的記載,並以之作為根據,加以分析。筆者透過吐蕃原典史料的分析、比對,包括《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銘及《賢者喜宴》的記載等,發現「九大尚論」指的是吐蕃宰相會議的總稱,屬西元八世紀以後的產物,九位尚論均為「宰相同平章事」,藏文為 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 la gtogs pa,《新唐書‧吐蕃傳》的記載完全錯誤。本文將舉證,並說明為何錯誤,如何錯誤,並提出正確的解釋。

犬牙相制──以明清時代的潼關衛為例

于志嘉

中國自秦代以來,就曾以「犬牙相入」的原則劃定政區邊界,目的在維護高度中央集權制。其後陸續發展,至明代更進一步將「犬牙相制」的概念運用在軍事區劃與行政區劃的邊界劃分上。相鄰的都司、布政司邊界如鋸齒般咬合在一起,另有一些「軍事飛地」地處二都司交界,卻直隸於中央的五軍都督府。本文探討的潼關衛,地在河南、陝西交界,自洪武九年設衛,初隸屬於河南都司,永樂六年改隸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革廢後一度改隸後軍都督府,最後又改為直隸中軍都督府。其所屬一變再變,與其轄區遠離直隸地區,先天具備管理上的困難有關。這一類直隸衛所的配置,本是以君主專制為出發點,以支援中央、箝制地方為目的,然而隨著中央統治力量的衰弱,不但不能發揮應有的功效,反而必須仰賴地方,藉地方之力始能正常運作,可以說極大程度的見證了明代君主專制政權由盛而衰的過程。「犬牙相制」的現象還體現在衛所軍屯與州縣民地的交錯上。明代潼關衛七十二屯分散在二州七縣,各州縣內部均呈現軍屯與民地犬牙相錯的局面。軍民雜處、軍強民弱的結果,屯軍不當侵蝕地方資源的情形屢有所見。入清以後,潼關廢衛改縣,其初猶為兵餉供應、屯糧徵收之便保持原潼關衛屯的完整性,然終究難抵屯地分散兩省十一州縣所帶來的困擾,逐步縮編成僅掌管潼關、華陰兩境內屯地的潼關廳,明初以來以「犬牙相制」為目的建立的機制一步步邁向土崩瓦解的境地。

從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段歷史因緣

陳熙遠

晚明成型的馬吊〔馬弔、馬掉〕與晚清出現的馬將〔麻將、麻雀〕,在中國游藝史上具有相當特殊的地位:儘管它們都是市井的「小玩意」,但卻不時成為士林「大傳統」中種種政治與文化論述所關注的議題。它們由於極具感染力,從閻閭、閥閱到閨閣,竟得跨越階級、身分與性別的藩籬,風潮所至,幾成眾樂同歡的全民活動。晚明刊行的各種牌經與牌譜,不僅鑽研譜式,同時講究牌品,甚至與儒家道德論述相互比附,足見不少士大夫試圖將此一市井的游戲,轉化為正經的學問。馬吊牌戲裡的機遇性,使它始終沾染博弈的色彩。同時也由於馬吊具有跨界的群眾性格:一入戲局,眾生平等,因此又成為社會各階層文化的共相與交集。

明代崩解後,馬吊變成眾矢之的,不僅明代遺民將之定讞為亡國妖孽,清朝官方也視之為洪水猛獸,屢申禁令。逮至晚清,新興的馬將牌上承馬吊遺緒,亦迅速廣播南北。部分以啟蒙自許的知識份子欲禁絕而不能、思改造而未成。民國成立後,知識份子一度將馬將標舉為「國粹」、封擬為「國戲」,或甚至是「國民性」具體而微的化身,將馬將視為檢驗時代精神或批判社會心態的關鍵線索。從東風到西風,馬將於二十世紀初期西傳,隨即於英美等地發展並在一九二○年代蔚為風潮,成為西方通俗文化裡的新寵。東方主義的想像交織著異國情調的浪漫,流傳於異域的馬將竟轉而化身為中國古老智慧的精華、文化傳統的象徵。馬將變得既現代、又中國。從明末的馬吊到民國的馬將,在傳統士大夫或現代知識份子的「大雅」論述裡,這前後兩種具有血緣關係的「小道」,總無法當作一個普通的玩意、一種單純的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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