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1-02-07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23:11 Posted by Feng-en Tu No comments
看了中國作家余華的新書《十個詞彙裡的中國》,非常精彩。而且意外看到幾個片段,講到余華當年做牙醫的經歷。讓我驚訝的是,原來1960年出生的余華,不是讀了醫學院後才去當牙醫,而是在地方的「牙齒店」當學徒。書裡對這段過程有不少描寫,如:

我的第一份職業是牙醫,我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獲得了這份工作。在我們中國的過去,牙醫是屬於跑江湖一類,通常和理髮的或者修鞋的為伍,在繁華的街區撐開一 把油布雨傘,將鉗子、槌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開,同時也將以往拔下的牙齒一字排開,以此招攬顧客。這樣的牙醫都是獨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樣挑著 一副擔子遊走四方。

我是他們的繼承者。雖然我在屬於國家的醫院裡工作,但是我的前輩們都是從油布雨傘下走進醫院的樓房,沒有一個是來自醫學院的畢業生。我所在的醫院以拔牙為 主,只有二十多人。病人大多是來自鄉下的農民。農民不叫我們「醫院」,而是叫「牙齒店」。其實他們的叫法很準確,我們的小鎮醫院確實像是一家店,我進去時 是學徒,拔牙治牙做牙鑲牙是一條龍學習,比我年長的牙醫我都叫他們師傅,根本沒有正規醫院裡那些教授、主任之類的稱呼。與牙科醫生這個現在已經知識份子化 的職業相比,我覺得當初自己確實是一名店員。(〈山寨〉,275)

或者:

我需要解釋一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雖然貧窮,可是仍然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免費給人民接種疫苗和打防疫針。我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當時還沒 有一次性的針頭和針筒,由於物質上的貧乏,針頭和針筒只能反覆使用,消毒也是及其簡陋,將用過的針頭和針筒清洗乾淨後,分別用紗布包好,放進幾個鋁製飯 盒,在放進一口大鍋,裡面灌上水,放在煤球爐的爐火上面,像是蒸饅頭似的蒸上兩個小時。

因為針頭反覆使用,差不多每個針頭上都有倒勾,打防疫針時扎進胳膊,拔出來時就會勾出一小粒肉來。(〈後記〉311-312)

原本的內容更長,這裡只摘錄一小段。

不過余華念茲在茲的,還是當代中國社會的轉變,尤其是經濟發展下的各種光怪陸離,比如他說:

很多人開始還念過去的毛澤東時代,我想他們中間大多數可能只是懷念而已,並非真正想回到那個時代。對於這些人來說,毛澤東時代雖然生活貧窮而且壓抑人性, 可是沒有普遍的和殘酷的生存競爭,只有空洞的階級鬥爭,當時中國其實沒有階級的存在,所以這樣的鬥爭僅僅停留在口號裡。那個時代人們節衣縮食平等相處,只 要小心翼翼,誰都可以平安度過一生。

今天的中國完全不一樣了,激烈的競爭和巨大的壓力讓很多中國人的生存像戰爭一樣。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裡,弱肉強食、巧取豪奪和坑蒙拐騙自然流行起來,於是 安分守己者常常被淘汰,膽大妄為者常常會成功。價值觀的改變和財富的重新分配造成了社會分化,社會分化帶來了社會衝突,今天的中國已經真正出現了階級和階 級鬥爭。(〈領袖〉,39)


但像這樣直接的批判,在書中不能算多。相反地,余華寫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藉由故事寄託他的所見所聞以及當代中國的感知。以下這一段讓人印象深刻:

在二00六年德國世界盃足球比賽期間,崔永元的微型長征隊伍走到了中國西南的某一個貧困地區,他突發妙想,準備和當地的小學生進行一場足球比賽。雖然無法複製柏林的狂熱,也試圖在窮鄉僻壤營造出一些世界盃的歡樂氣氛。 可是崔永元馬上面臨了兩個難題。第一個難題是當地縣城的商店沒有足球,他就讓兩個「長征」戰友開車去州政府所在的城市買了足球回來。然後是第二個難題,當地的小學生不僅從來沒有看過足球比賽,而且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世界上有一種運動叫做足球。

崔永元找了一塊很大的草地,當地這樣的草地很多,在讓「長征」攝影組裡的美工作了一個足球門框,立在草地上。一千多名當地的小學生圍坐在草地四周,崔永元開始了足球的啟蒙教育。

他的教育從如何罰點球開始,他將嶄新的足球放在離木框球門十二碼遠的地方,隆重推出了他們的攝影師,這是「長征」隊伍裡腳法最好的一位。

這位攝影師習慣了沒有裁判沒有觀眾的踢球,第一次有一千多雙眼睛注視著自己,心理自然緊張起來,雖然助跑時仍有些貌似專業的派頭,可是將點球高高踢起的瞬間,也就盡顯業餘本色了。足球像高射砲打出的砲彈似的越過了球門,在空中畫出彩虹一樣的弧線,落地後快速滾動,最後滾進了一堆牛糞。

攝影師慚愧地低著頭,小跑過去,從牛糞裡撿起足球,到附近的水池裡將足球上的牛糞清洗乾淨,再將足球放回點球的位置上。

接下去,崔永元讓小學生排著隊練習罰點球了。然後令人難忘的場景出現了,每一個小學生踢出足球後,都跟著足球奔跑過去,等足球停止了滾動,就抱起足球到水池裡去清洗一下,再將足球放在點球位置上。他們以為清洗足球是足球比賽的規則。

這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二00六年的夏天,這個夏天在中國有超過一億人透過電視觀看德國世界盃。……

二00九年,我在溫哥華UBC演講,說到中國在二00六年的時候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幣的貧窮人口高達一個億的時候,一位中國留學生站起來說:「金錢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

這位中國留學生的話讓我不寒而慄。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聲音,而是今日中國一群人的聲音。他們沈浸在中國日益繁華的景象裡,卻不去關心還有超過一億的人生活在難以想像的貧困之中。我想,我們真正的悲劇也許就在這裡:無視貧窮的存在,比貧窮飢餓還要可怕。

我告訴這樣中國留學生:「我們討論的不是幸福的標準,而是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如果你是一個年收入只有八百元人民幣的人,你說這樣的話會令人尊敬。可是,你不是這個人。」 (〈差距〉,17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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