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年會，自是此領域一年一度的盛事。年會的功能很多，比如徵才的單位與謀職的新科博士，可以借此場合面試；每年學會遴選許多著作獎項（包括John K. Fairbank Prize，頒發給年度最佳的東亞歷史專書，今年獲獎者是Carol Benedict的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也在此時頒發；又有學者年高德劭，著作等身，年會也趁此機會表揚其成就。但舉辦會議，最主要還是讓相關人士有時間聚集一堂，當面交換意見。
今年的會議在芝加哥舉辦（January 5-8, 2012），總計有257個場次，據說是史上最多的一次。若一個場次至少有三篇報告（通常只是口頭報告，不是完整的論文），總計起來就有超過七百多篇，也算是種奇觀了。沒有與會者有可能參與所有的報告，因為同一時間就有幾十個場次同步進行，租用了四家大型飯店的場地。以下的內容自然也只能涵蓋整個會議的一小部分。而我尤其想集中在兩個主題：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與全球史（global history）。這不只是個人興趣之所在，也是今年會議的重點，更是未來的趨勢。
今年學會的主席Anthony Grafton早在一次訪問中指出，他在任上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讓歷史學者有機會學習、利用數位的資源與工具。也因此，今年年會的主辦委員會籌劃了超過二十場名為The Future is Here: Digital Methods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History的系列討論。內容涵蓋從材料的分析、研究的呈現到教學等方方面面，如何與數位科技結合。
在美國，「數位歷史（digital history）」一詞指的大多是建立歷史主題的網站。在 Digital Approaches to the American Civil War的場次裡，四位學者就分別展示了他們針對設計的網站。 這些網站設置的目的與提供的資源並不完全相同，如Sherman’s March （http://www.shermansmarch.org/march.html）是學者在研究過後，將成果加以數位化，以互動地圖的方式，呈現南北戰爭時期Sherman將軍的行軍路線；Civil War Washington（http://civilwardc.org/）則是呈現當時華盛頓一地的相關史料，如醫院的紀錄，可以讓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深入探究。
美國歷史學界最早設置這種歷史專題網站的，當屬維吉尼亞大學的The Valley of Shadow（http://valley.lib.virginia.edu/）──也是南北戰爭中的一頁歷史。這個計畫至今正好二十年，當初參與幾位助理，如今都已成為教授。而主持計畫的Edward L. Ayers，也轉任University of Richmond的校長。但網站至今仍在運作，持續經營，儘管已不再更新。回顧來時路，他們說在當時技術環境下，很多事情都是一步一步摸索而來。而技術變遷的太快，有時也讓他們措手不及。不過，值得安慰的是，網站設立二十年來，他們不時可以收到造訪者的回應和鼓勵，而且往往是來自學院以外的。這說明了，像這樣的專題網站，能讓學院內專門的歷史研究可以觸及更多的讀者。
可是學界對此的態度又是如何？參與計畫的人員回憶，當初求職之時，這樣獨特經驗其實加分不少。但他們對此也不全然樂觀，因為究竟該如何評量像這樣的數位計畫，在歷史學界似乎還未有定論。其中一位發言人就坦白地說，尚未拿到終身聘的年輕學者在這樣的環境下，或許應該稍加考慮是否投入類似的計畫之前。一個比較保險的方式是結合傳統的學術出版。而身為一校之長的Edward L. Ayers則說，更重要的或是學科（discipline）的態度。他說，通常學校管理階層樂於見到新穎的、跨學科的研究取徑，但代表學科專業的系所則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因而可能讓年輕一代學者為之卻步。
這就來到在本次會議中屢屢引發討論的問題：像這樣的數位歷史或數位計畫（比如，建置一個專題資料庫），究竟該如何評量，是否可以視為學者的「業績（credit）」？標準又該是什麼？對於前者，大多與會者是採取贊成的態度，但對於後者則仍有莫衷一是之感。一個可能的方式，仍是回到同儕的評鑑。在Journals in the Digital Age的場次中，引言人就提到，以往有期刊刊載書評，未來期刊也不妨刊載對於網站或是資料庫的評論。
此外，與會者也提及許多與線上出版和數位人文相關的議題。比如，許多人仍舊認為網路出版不如紙本出版有學術價值。但有人指出，網路出版其實自有其長處。如前所述，網路的世界裡，可能擁有更廣大的讀者群，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不同形式的「審查」，或者，說的不那麼嚇人些，是更多的意見交換。而且，以往匿名審查往往是單向的形式，網路出版提供了雙向對話的可能。而對話，他們說，不正是學術界最常也最應該進行的活動？
當然，也因為網路的特性，線上的出版可以提供不只是傳統的文字，還有影像、音樂、以及各種連結──對於熟悉線上出版的人而言，這是老生常談了。但對於學界，尤其是歷史學界而言，數位的發表形式似乎還算是相當新鮮。多年以前Robert Darnton曾在《美國歷史評論》刊載他擔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演講稿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另一方面則在網站上放上了十八世紀法國的地圖與歌謠（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ahr/105.1/ah000001.html）。可以說是最早的實驗之一，不過後繼者並不算多。未來我們會否目睹更多類似的嘗試？或可拭目以待。美國George Mason大學的History and New Media Center就提供想要線上出版的人，各式各樣的工具和指引。
除了上述的討論之外，另一個與數位人文或數位歷史密切相關的，是地理資訊系統（GIS）的運用。在 New Directions in Spatial History的場次中，學者就分享了對此主題的想法。史丹佛大學的Richard White與同事和學生創立 The Spatial History Project（http://www.stanford.edu/group/spatialhistory/cgi-bin/site/index.php）。他說，GIS是很好的教學工具，同時也是研究工具。鑽研美國鐵路史的他認為，透過GIS與大量史料的結合，儘管不一定能解決原有的問題，卻可能得到新的靈感和新的問題。同在史丹佛的 Dan Edelstein也同意這樣的說法。他分享自己的經驗，說明採取GIS並不意味著就要放棄原本的研究方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如他用結合資訊科技分析伏爾泰的信件網絡，同時也對原本史料進行深入的閱讀。他認為兩種方式得到的視野可以互相補充。
哈佛大學的Peter Bol則介紹了中國歷史地圖及其建置的過程（http://www.fas.harvard.edu/~chgis/）。和另一項計畫「中國傳記資料庫（CBDB）」一樣（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keyword=k35201），目前其中的資料已經全部公開，使用者可以自由下載，免費使用。這樣的態度或許值得許多台灣的資料持有單位仿效，畢竟缺乏了資料（如地圖圖層），空有GIS技術也是枉然。除此之外，哈佛也建置了World Map（http://worldmap.harvard.edu/），這是一個相對好操作的，介面簡單的Web GIS，使用者相對而言不用學習那麼複雜的技術。但Peter Bol仍指出，想要利用GIS的學者，還是需要做好準備投資時間學習。當場許多聽眾也立刻希望資源較為豐富的學校，能夠舉辦訓練工作坊，以便研究者學習新的技術。也有人希望能夠有一個網站，集合各種線上的資源與工具，讓研究者不用各自花功夫和時間尋找。（事實上這樣的網站已然存在，如Digital Research Tools, DiRT: https://digitalresearchtools.pbworks.com/w/page/17801672/FrontPage）
除了數位的發展外，全球史是本次會議的另一個重點。這個議題已經在近年來出現過許多次，如2009年的會議主題就是Globalizing Historiography；今年的主題Communities and Networks，也算是延續這個趨勢。在今年度會議中，除了有實際的全球史操作外，也有方法論層次的討論。如Writing Global Histories的場次中，Michael Lang藉由回顧全球史的史學史，區分全球史寫作的兩種取徑，一是把全球當成一種整體性的地域來觀察，是unified history；另一種則聚焦在全球不同地域的的互動，是connected history。而鑽研資本主義歷史的Sven Beckert另外指出，全球史可以，以應該探索人類歷史中的一些大問題。此外，他也認為，從全球史的角度，可以修正過往的視角，以他個人的研究而言，過去對民族國家的重要性看的太高，而忽略資本主義本質上的跨國性格。另一個發表人Paul Kramer，則是討論文明（civilization）的論述，如何在十九世紀隨著國際政治和帝國主義，散佈到全球。循此，主持人Charles C. Bright在評論時說道，全球性也可能有兩個層面，一是物質的（material），一是心態的（mental）。
另一場What’s the Big Ide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for Long-Range Intellectual History，內容或許就更接近Charles C. Bright所謂的心態的全球性。該場次由Lynn Hunt主持，四位思想史學者（David Armitage、 James T. Kloppenberg、 Darrin McMahon、 Sophia Rosenfeld）分別發表四個概念的全球史：Civil War，Democracy，Genius與Common Sense。雖號稱全球史，但後三人的研究主要只限於大西洋兩岸，只有David Armitage真正考察Civil War在全球（包括亞洲等地）的流傳。他更引用尼采的話： Only that which has no history can be defined，說明他並非預設Civil War的概念，而是想理解這個詞彙自羅馬時代以來的演變，其在各地轉譯、重新詮釋或策略性應用的過程。他進一步說明，他想寫的不是history of ideas而是history in ideas。換言之，透過追索一個觀念的歷史，他想尋找一個切入點，以寫出人類歷史中各種衝突的歷史。
Lynn Hunt在評論時問道：為何我們在此時此刻開始書寫全球史？除了反省民族國家的歷史寫作模式，與當下全球化政經形式外，還有何原因？David Armitage說，過去思想史累積了許多精采的成果，可是這些成果尚未能好好的讓學院外的讀者接觸；想把這些成果綜合起來介紹給更多人，是他動筆撰寫全球史的契機之一。但也有聽眾提問，全球思想史研究是否給人感覺不過是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改頭換面，重新登場？全球思想史是否只能研究西方概念如何流傳到全世界？對此Sophia Rosenfeld解釋道，更現實的原因或許是語言的限制，至少她個人是如此。
但這個提問其實觸及全球史更深一層的問題。如 Dominic Sachsenmaier在他的新書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中指出的，全球史的定義可以說是言人人殊，沒有定論，如何書寫全球史，因此充滿了思辨的空間。在 World History and Its Public的場次中，籌辦人邀請了來自法國、日本和美國本地的學者，針對世界史──一個跟全球史概念十分相近的詞彙──的寫作，提出他們的意見。任教於UCLA的Sanjay Subrahmanyam就問道，世界史是一個還是多個？我們是否會有一個美國式的世界史，中國式的世界史，印度式的世界史？我們現今擁有的世界史作品，是否只是如前所言，歐美中心，甚至是英語中心的世界史？
Subrahmanyam也問：我們有沒有可能訓練出世界史家？從他的教學經驗而言，他持保留的態度。也有人提到，沒有一個聰明的研究生會宣稱自己的專長是世界史，可弔詭的是，輪到謀職之時，每個新科博士都必須號稱自己有能力任教世界史，其中顯然存在訓練的落差與盲點。但John McNeil則認為全球史的訓練不是不可能，他就曾經帶著學生一起研讀相關的著作；在座的Peter Perdue也說，儘管沒有人能夠掌握全世界的歷史，但讓學生盡可能的擁有相關技能，如語言，總是好事。
另一位講者Merry E. Wiesner-Hanks，則帶來她編輯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World的經驗。她打趣的說，起初她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如果一部劍橋國別史都要十數冊才能完成，那一部劍橋世界史豈不是要上百冊。但出版社的人員告訴她，他們的規劃是一共九部（有些可能分為上下冊）。這樣一來，問題就變成了：如何可能在九部、十數冊之內寫把世界歷史寫完？寫一部世界歷史，似乎總是讓人注意到那些被遺漏的部份。但她認為，她們只能做到comprehensive but not exhaustive。她們因此找來世界各地的歷史學者共同撰寫，試圖避開英語中心的陷阱。從編寫的經驗中，她認為世界史寫作最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是逼使歷史學者重新思考分期。這並不容易，她說，她們在每一部中間都有重疊的時期，不把時段切的太武斷，但在此同時又得格外小心，避免重複。畢竟，篇幅已是如此寶貴。
除了以上關於數位歷史與全球史的討論外，另外有兩個場次也值得一記。一是為表揚Peter Burke成就的 How to Write a History of Information，會中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information的歷史。如史丹佛大學的Paula Findlen討論耶穌會士與歐洲的文人社群如何結合在一起，進而把世界各地的資訊透過耶穌會龐大的網路帶回歐洲；Daniel Rosenberg則討論data在十九世紀以前的歷史，他發現在前社會科學的時代，data所負載的意義與今日相當不同，甚至與神學有相當密切的關聯。但他坦承研究不過起步，需要深入的材料仍多，但他認為現有的全文資料庫可以讓學者更快的發現一些有趣的問題，如他就多所借重Google n-gram，考察data一詞在過去兩百年內被使用的趨勢。循此，Peter Burke在最後致詞也說，除了data之外，我們也不妨看看evidence、inquiry，甚至research的歷史，也許從這些今日想當然爾的詞彙出發，都能發現另一個意想不到的世界。
最後要提的是由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主辦，與讀者（或作者）對話的場次，會中AHR的編輯介紹了會刊的編輯過程。如她們一年收稿超過三百篇，但最終只有不到十分之一能夠刊出。審查過程自是重重關卡，先是編輯第一關，然後由兩位編輯委員審查，之後再交由三位外部審查人考慮。但如果要問刊出的標準是什麼，她們認為文章好還不夠，好的文章畢竟很多。通常被接受的，是具有跨領域潛力和特質。另外，她們也認為能夠在AHR出版的作者，大多能夠誠懇地接受審查人所給的意見，並有效率地修改論文。除此之外，書評也是AHR的一個重點。每年編輯部會收到近三千本書，而編輯部需要決定哪些書需要評論，以及被誰評論。（AHR書評並非投稿制）關於前者，一般的標準是需要為檔案研究，至於綜合性的論著或是傳記，則比較少在考慮之列。更有趣的或許是評論人。編輯承認她們時而被作者抱怨「所託非人」，但無論如何他們找評論人的標準至少有二：第一，必須出過一本專著（monograph）──唯有出版過專著的人才能理解著書不易，也曾能避免無的放矢，挑毛揀刺，她們如是說。第二，評論人絕不能出現在感謝名單中。所以，編輯說，如果你不想被你的敵人評論，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她寫進感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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