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4-02-07

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

00:50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作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t


在中國近年學術著作中,漸漸興起一股以「帝國」指稱二十世紀前中國的熱潮。固然有很多原因令這潮流出現,其中最不可忽略的是,隨著「中國崛起」後,使用「帝國」一詞隱隱滲透出中國歷史驕人成就的意味。在這裡無法深入分析各種理據,但很明顯的是中國學者及輿論界采用「帝國」一詞指清朝以前的中國(或謂「傳統中國」),出現了一種有別過去的規範。這新範式的出現不禁令我們思考一個根本的問題──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

現今我們看到的西文論著,都不假思索地使用「中華帝國」(Chinese empire)一詞,並統稱公元前221到1911年的中國為帝國時代(imperial age)。但對中國人來說,傳統中國卻不一定是大家心目中認定的 「帝國」。只要隨便問問,傳統中國是否蘊含帝國含有的屬性──帝國主義,對中國讀者而言,這答案多是斷然否定的。即使我們請教向來最願意稱大清國為帝國的清史專家,他們一般都會否認中國式的帝國帶有侵略性的行徑 ——無論清朝在開辟中國版圖上有多大貢獻。如果是這樣,在概念上而言,好像 「中華帝國」將是一個有別於一般意義的帝國,是一種帶有 「非帝國主義性質」的帝國。也就是說,「帝國時代」的中國,沒有呈現典型「帝國」的特質。在概念上及世界歷史上,有這樣的一種帝國存在嗎?這個問題非三言兩語可以處理。首先要釐清的就是「傳統中國是不是一個帝國?」然後就要追本溯源進一步探問,「什麼讓中華帝國變成『帝國』?」而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必須了解「帝國」的概念,特別是西文術語empire與相關詞 imperial的關系、通過翻譯成為今天大家習以為常使用的對譯語 「帝國」。在釐清 「帝國 」(empire)的語義及政治定義後,還需反過來考察以西文概念統稱中國歷朝的演變史,並評價這用法的適切性。

事實上,西文 empire的漢譯詞 「帝國」,基本上不見於十九世紀前的中國文獻之中。「帝國」一詞最早的用例,暫時只能找到隋代王通 (583-616/617 )《文中子.卷五.問易》:「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不用多言,這段話中的 「帝國」與西文 「empire」指的現代社會科學理論所解釋為重合的、多元的政治體系及管治權柄蘊含的意義截然不同。而從下文我們可以看到,過了大約一千二百多年以後「帝國」一詞才被納入到漢語的詞彙裡。至此,我們大概能梳理出這樣的理解:現代漢語「帝國」一詞的形成及使用不屬於中國朝政使用的政治術語,而漢語中的「帝國」是受西方「empire」一詞諸種概念影響而成。那麼在概念而言,考察empire傳入中國的發生史是首要工作。而不應忽略的兩個相關歷史層面是:一、西方人最早什麼時候指稱中國為empire,即帝國;二、中國人接納這叫法,以西文概念自稱中國為帝國的過程。由於這是我當下一個龐大的研究計劃其中一部分,這篇短文章能做的,就是嘗試對這些問題提供一些線索,以供思考。

換言之,我要考察的問題是:首先,在歐洲人的眼中,中國什麼時候被視為「帝國」?然後,再以此審視這如何影響中國人探討自身的歷史。單就後面這點上,根據我的理解,一個最關鍵的轉折點發生於十九世紀。當時中國在列強瓜分的陰影下,西方的帝國形像及相關帝國論述,震撼中國知識階層。在面對英、法、德、俄、美、日等列強進逼時,中國人奮起要以相同的知識概念及論述框架稱呼中國,以此躋身列強之間成為對等國。吊詭的是,到了這時中國知識界才驚訝地發現,早在兩個世紀前西方已有大量稱中國為「帝國」的著作,即使在同代的西方論著中,清朝也一直被稱為帝國。至此,稱中國為中華帝國、大清帝國的做法,廣泛傳播開來並慢慢沉澱,漸漸成為約定俗成的稱呼。不過,這種歷史變革帶動詞語改變的認識還未被充分了解前,一個更急遽的歷史意識卻在中國境內迎頭趕上:清朝自我體現為「帝國」一刻,中國人卻更情願以「民族國家」自居。原因是,在追求富國強兵,轉變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民族國家」的標簽永遠比「帝國」優越及進步,而且,帶有的民族認同感的國家論述,更能攫取當時中國人(漢人)的注意力。要認識中國近代轉變過程的矛盾及復雜性,立論點必先從中國是為帝國,而不是從中國是為民族國家開始,因此對於現代中國的起源,有關帝國的討論有著重要意義。

在中國發現帝國

西文裡 「China」這個名稱的由來有一個十分復雜的演變過程。在西方古典文獻中,最早跟中國扯上關聯的名稱,是早於公元前五世紀的「Seres」。Seres一詞來自漢語的 「絲」,古希腊稱絲為 Ser,Seres就是「產絲之國」。另一個沒有那麼普遍的則是 「Sinae」,指中國,大概是來自公元前二世紀秦代的「秦」字。無論如何,沒有證據顯示希羅時代把 Seres視為帝國(imperium)。而事實上,當時對「Seres」的了解十分有限,當中不少的認識是根據傳聞而來,對於今天稱為「中國」的國度,當時只模糊地統稱為 「Serica regio」──「出產絲綢的地方。」這個名稱就這樣被沿用了幾個世紀,並在古代歐洲和中世紀的文獻及地圖中互為因襲。直到十三世紀馬可.波羅出現,亦即是西方再次出現有關中國論述的時候,我們才真正第一次看到以「帝國」指稱中國疆土的用法。不過,值得留心的是,馬可.波羅以契丹語(Khitan) Catai(此為英語 Cathay一字來源)一詞指稱的帝國,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國(Yeke Mongghol ulus),是中原北部疆土一帶,而不是Seres指的中原疆土。在他的游記中,今天覆蓋 「中國」一詞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只被稱 「蠻子」(Mangi),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所以,即使當時「帝國」一詞已經用來指示後來的中國疆土,卻不是我們現時理解的 「中華帝國」。對當時歐洲人而言,Sinae或 Seres巧妙地被 Cathay取代了,並從人們的意識中徹底消失。

歐洲人對 Cathay和 Sinae/Seres的混淆,一直持續到十六世紀。十六世紀末,隨著耶穌會的傳教士,特別是利瑪竇 (1552-1610)抵達澳門,三個世紀以來有關中國的誤解才得以修正。當他的論著在一六一五年出版後,歐洲人才明白馬可.波羅筆下的 Cathay其實就是古文獻中 Seres地區的北部。之後的歐洲地圖迅速地吸收這新知識,但卻沒有徹底改變對中國的理解。盡管利瑪竇以及其他接觸到中國文明的歐洲人對中國有一定的認識,他們仍然不把 「大明」視為帝國。在他們眼中,「大明」一如以往,始終是「出產絲綢的地方」(“Serica regio”及“Regio Sinarum”),這時各種歐洲語的著述中,還是無間斷地以「王國」(reyno西班牙語;reino意大利語;Knigreich德語 )指稱中國。

第一部正式提出中國為「中華帝國」的著作,是傳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以西班牙文所著的《中華帝國以及其耶穌會士的傳教文化》(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el por los religios de la Compaia de Iesus)。曾德昭是利瑪竇歿後的一代人,這書1642年在馬德裡出版,出版後,翌年旋即為意大利文在羅馬面世。不過,在鄰國出版時,書名卻被譯成 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即《中國偉大王國志》。然後於1645年被譯成法文版的時候,書名又被譯成 Histoire universelle du grand royaume de la Chine,即《中華大王國全史》。顯然,不是每個人都認同西班牙原著以 「帝國 「指稱中國的做法。而甚至可以說,曾德昭自己亦然。除了題目外,整本多達四百頁的原文卻只用了一次 「帝國」。其余一致地以「王國」(reyno)指稱中國,偶爾會使用 「王朝」(monarquia)。換言之,曾德昭在書內並沒有貫徹推銷中國為帝國的說法。

1644年滿洲入關建立大清王朝,是歐洲論述裡以中國從王國一躍而成為帝國的重要轉折點。滿洲人占領明朝首都北京,震驚了整個歐亞大陸。這場暴力的政治嬗變,令西方觀察者極度驚恐,他們將有關大清國征服大明國的相關記述,廣泛傳回歐洲,讓有志來華的傳教士得以評估政權更迭帶來的影響。從現在文獻可見,最早的記載是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韃靼戰紀》(De Bello Tartarica Historia),副標題為:「本書記述這時代的韃靼侵占幾乎整個中華帝國,並簡述當中主要人物 」。這書以拉丁文撰寫,並於一六五四年出版,十年內相繼被翻譯為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意大利語多種歐洲語言。衛匡國對中國與其 「四百多年的敵人」韃靼之間的關系做了簡要概述。他至少追溯到宋朝並稱中國為帝國,並指 「帝國 」一詞能正宗地用於中國之上:「那就是說,所有長城接壤的省份之內」,書內加插的地圖稱為 「中華帝國省份圖 」(Situs provinciarum Imperii Sinici。雖然行文內衛匡國使用的詞語並不統一:時指中國 「皇帝」(emperor)又指中國「國王」(king),不過,他較清楚地說明於一六四四年春被韃靼征服的就是中華帝國,並將其統治者稱為「皇帝」。衛匡國所寫的另外一本中國史 Magno Sinarum Imperio gestas complexa在一六五八年出版,書的副標題已用上 「中華帝國」——「中華大帝國全史」。

此後,後來者便相繼風從。出版於一六六七年的不朽巨著《中國圖說》中,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便廣泛使用「帝國」觀念指稱已歸於同一統治者漢人以及韃靼(包括滿洲人及蒙古人)的中國,他說:

聖父,敬置你面前的是我新的智慧結晶。矗立著這偉大以及幾乎不可計量的帝國,當中的滿洲人漢人由君主專制政體的制度統治著,世人定會覺得這奇妙萬分。這帝國人口及面積之廣,相信地上沒有能找到與之匹敵的國度。只有中國王國才有這樣繁華豐裕的城市,幾乎大到足以蓋著全省,都城內的樓閣、村莊、佛龕及寺廟等櫛比鱗次。這個地方以三百年的護城牆,與外隔絕經年,我們倒不如稱它為帝國。我暫且按下不說這韃靼帝國面積之廣,一直沒有人能確切明白它的界限。那些熱心贊頌主的榮耀的人,會感嘆本著如無數前人的著作般(要論述如此宏大部落及種族統攝於單一帝國內,當中又有極多不能盡錄的人口在未知的區域內)一定會有不少的舛錯。

上文反映歐洲人視中國為 「帝國 」的重要論點,它強調了君主專制政體 「完美統治」下,廣大土地上出現的豐盛財富。另一點更能反映大清國為「帝國 」的,在於結合統治漢人及滿洲人,這就是帝國理論中述及帝國是統治不同民族的政體一個重要條件。此後,西方有關中國的論述漸變得一致:中國是一個 「帝國」,它的統治者為 「皇帝」。

自己成為帝國的中國

綜述上文,直到十七世紀中葉,西方仍然視擁有單一、具有延展性的社會及政體的中國為 「地區」或「王國」而已。十七世紀中葉後,隨著滿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國,明顯地讓歐洲觀察者看到建基在清開國功業上的就是帝國的本色。滿洲統治者以強大軍事力量征服明朝,傳教士衛匡國及其他人看到的,是來者不善甚至是殘酷的管治手段,這裡反映的是,異族入侵破壞了中國主權,因而帶有帝國權謀的特質。

當然,西方人視中國為帝國,除了是親自體驗了明清交替時的殘暴血腥之外,這亦召喚了過去羅馬帝國征服各地的歷史記憶,瞬間以歐洲前近代帝國經驗印證中國眼下發生的歷史。我們可以確切地說,歐洲人在中國發現 「帝國」並不是因為對中國語言及中國歷史產生了什麼新認識,不是他們試圖以拉丁語、法語或西班牙語將中國 「天下觀」(產自中國本土而能與 「帝國」觀念比附的觀念)翻譯而成的。無論具體情形如何,清朝建基在多元種族之上,在歐洲人眼內,必然極類似同一歷史軸上的神聖羅馬帝國(962-1806)、奧斯曼帝國(1299-1922)、莫臥兒帝國(1526-1857)和俄國羅曼諾夫王朝(1613-1917)。如果日耳曼、莫臥兒、土耳其和俄羅斯能稱為「帝國」,同樣邏輯也能用諸中國身上:中國是 「帝國」,它的統治者——皇、帝(或者汗)自動成為帝國的皇帝(emperor)。這在十八世紀以後,在歐洲各種語言論述中國時達成共識。不過,這仍然對中國歷史沒有產生任何波瀾。如上所述,在近代之前,我們在漢語中找不到任何詞語同時帶有 「皇帝 ——國家」(emperor-country)和「帝國」(empire)的復合意義。我們也知道,中國自古以來已有 「皇帝」一詞,但這是有別於表達 「王」或「霸」的詞,而且亦從來不曾與 「地」及「國」等空間概念連用。那麼,中國人自己何時發現中國是 「帝國」呢?什麼時候把中國的皇帝有意識地看成等同於西方的 「emperor」呢?

據黃興濤教授在《文化史的視野》(2000,69頁)一書所言,「帝國」一詞是由留學東京的學生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帶回中國的,原因是他們在日本早已被日本新詞耳濡目染。這當然不是不可能,但目前我們還缺乏證據。另外,據劉禾教授《語際書寫》(英文版一九九五年,附錄 A,269頁)指出「empire」的現代漢語「帝國」是由嚴復譯介而來。意大利學者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英文版,一九九三年,168-169頁)有同樣的說法,指嚴復在一九○二年翻譯亞當.斯密(Adam Smith)《原富》時,首次譯入 「帝國」一詞。劉禾及馬西尼兩位教授都指明,自己無法判定這詞是否借自日語而來。不過,更重要的似乎是,應該對嚴復相關譯詞的選擇及他的引文做更詳盡的分析。事實上,亞當.斯密說到 「帝國」時,緊接著馬其頓國王菲利普東征西討的霸業以及他統領的常備軍。嚴譯為:

用此〔額兵〕而定希腊,亦用此而兼波斯。夫希腊合眾之民兵,於時稱最精,而斐立百戰終克之。若波斯民兵,則息土之民,偷弱選耍,其克之也者,發蒙拉朽而已,豈有難哉。此為歐洲兵制置用額兵之始,亦即為一國並兼數部號英拜爾之始,載諸史傳,亦世運之變局也。

在闡釋 「英拜爾」一詞的含意的時候,嚴復附加了以下的解釋:

英拜爾近人譯帝國,亦譯一統,或譯天下。亞洲之英拜爾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歐洲則古希腊、羅馬、西班牙、法蘭西,今俄、英、德、奧,其主皆稱帝者也。

從這段可見,「empire」一詞在當時仍屬一個新詞,同時存著多種可能對譯。以音譯 「英拜爾」翻譯 「empire」有力地表明,嚴復對 empire的理解是來自英文,而非日語。不容忽視的是,對嚴復而言中國並不被構想為 「帝國」,亞洲帝國中只有印度、波斯以及(現代以來的)日本,而非大清國。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便會發現在中國文獻中早於十九世紀末已偶爾出現「帝國」一詞。最早使用這個詞似乎是在一八二○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一篇由傳教士馬禮遜(1782-1834)撰寫的文章《全地萬國紀略》中,他以非洲為例解釋了世界上各國家層次結構,關系如下:

亞非利加之分,有侯國、有王國、有帝國,又有多小國未有一定的朝政者。

據現存資料來看,英語 「empire」的含義這樣翻譯到漢語還是首次。

而馬禮遜的新詞並不是從日本借來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及至鴉片戰爭後,清廷專門負責粵海防的梁廷枏,睜眼看到西力壓境下,在一八五○年出版的《夷氛紀略》內提供了他對歐洲政治主權分層架構的觀察:

竊思歐羅巴洲各國,即大國小邦帝國王邦,無分統屬。

這可能是中國文人最早以漢語詞彙 「帝國」反映西方「empire」一詞詞義的用例。但同樣重要的訊息是,清朝並不包括在內。《夷氛紀略》梓後約二十五年後,才在其他中國文人筆下看到再次使用 「帝國 」一詞,李圭是其中一人。在寧波海關擔任文案的李圭受總稅務司赫德指派,前往美國費城參加美國建國一百周年博覽會,李圭把自己的見聞撰成《環游地球新錄》,由李鴻章作序並於一八七六年出版。李圭記述的展覽會,其中一章指他看到日本展館入口處的牌匾:「梁際懸金漆額,大書『帝國日本』四字」,而中國那邊則掛著「大清國」。當時的圖片印證了他的說法,而且更顯示英文字樣 「Empire of Japan」。可惜,李圭沒有進一步評析他對這新詞新語有沒有突兀之感。

在其後二十五間,但凡使用「帝國」一詞都僅限於指日本或歐洲各國。直到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來臨,「帝國」作為一個術語(既指大清又包含西方 empire意義)的用法才真正普及。這就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簽訂的《馬關條約》中、日語兩版本中,清政府都清楚列為 「大清帝國 」──這亦是第一次 「帝國」一詞在官方文獻中指稱清朝。

有趣的是,這詞出現在中文版比日文版本更頻繁、更突出。中文版全文一貫以 「帝國」指稱清廷;日文的版本則要待稱呼 「大清帝國全權大臣」李鴻章及李經方時才出現。我們知道,熟諳外交事務的李鴻章,必定知道「帝國」詞義,我們更可以猜想,他實在了解到國際舞台以 「大清國」及「大清帝國」指稱中國的分別。從官方檔案可見,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談判時,他再三地稱清朝為 「我帝國」。只是,作為戰敗方的清廷,難以與日本討價還價,要求日本貫穿全文以 「帝國」指稱大清。

《馬關條約》簽訂後數月,條約的內容通過傳播西學媒體(如《申報》)廣泛傳於知識階層間,文人士大夫及新式知識人迅速吸收以帝國稱大清的做法,這些議國論政的意見首先投在一八九六年由改革派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之上。其後在一八九九年《清議報》,就有這樣的呼喊:「嗚呼!斯政府,斯國民,斯官吏,何以得奮興刷振大清帝國哉!」在官方的文獻中,在義和團起義後這詞就更普遍。譬如,一九○三年清廷向日本發出的一封國電,感謝日本盛情招待中國到大阪博覽會的代表,簡短的電報一開始就自稱為 「大清帝國 」。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大清帝國大後帝恭奉皇太後懿旨,電致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敝國前派專使貝子載振前往貴國大阪觀會,深蒙天皇擾禮相待,足見中日兩國邦交之親密。

皇太後及朕均皆欣悅無已。謹具電申謝。

由於這則電報後來全文印在《申報》上,全國皆清楚看到現在清廷不單以 「帝國」自稱,而且這樣更反映出,廁身帝國之間有著平等 「兩國邦交」的意味。從一九○五年起,在中國官員及知識階層,特別如張之洞、端方及章炳麟等的著作中,已非常習慣使用這詞稱呼清廷。特別顯著的是一幅一九○五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全國地圖,地圖名稱清楚標明《大清帝國全圖》,而地圖的廣告在《申報》上亦占著當眼位置。這地圖是當時最流行及印數最多的地圖之一,不用說,這更進一步深化大清帝國的地理空間感。

以「帝國」指稱清朝的最後定案,可以由一九○八年公布憲法草案的第一條文章中看到,其中明確列明 「大清帝國」的統治者為皇帝,直到萬世:「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這種用法標志著與過去的用法 「大清國」或滿文的「Daicing gurun」做了決定性的分野。此後,在所有官方文獻中,清朝統一地以大清帝國出現。

從上述可見,中國是為帝國的觀念發生在晚清中國。這是承自一個漫長演變過程後的結果,當中包括西方「帝國」觀念傳入歷史過程,如何以漢語表述帝國,並漸漸得以融入中國的政治話語之中。顯然地,無論其西方起源及演變過程如何,而甚至清朝覆亡都沒有妨礙「中國作為帝國」的觀念在政治和普及想像中的繼續發展。最佳的反映,莫過於袁世凱嘗試於一九一四年以 「中華帝國 」(Empire of China)復辟帝制。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一段非常短暫的時間,中國人在自稱自己的國家時,與西方用上三世紀的名稱是一模一樣的。這個中西對稱的用法,只維持了僅幾個月,袁世凱復辟失敗後,立即恢復了民國的稱號,即是人民的國家 (res publica),而非皇帝的國家。然而,討論到中國過去歷史時,帝國仿佛立即成為根深蒂固的慣用法了。清史研究第一人蕭一山一九二三年所著《清代通史》裡,就數次討論「大清帝國」。蕭一山認為,這個帝國是一六三六年創造的:

及經皇太極連年征討以後,疆土日廣,汗業益固,而文物制度,亦日見完密。於是始改號稱尊,以建關東一統之大清帝國。故努爾哈赤之稱汗,與皇太極之稱帝,二者不同,不可混視也。(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一 ,147頁)

他還提到大清的帝國主義,不過,他說清朝的那種帝國主義跟清末列強的那種不一樣:

因民族革命只注重民族主義,爭民族之獨立自由而已,對滿清之帝國主義已足矣,以滿清僅有政治侵略,文化經濟,反落我後。而列強之帝國主義則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尚有文化侵略、經濟侵略。(同上 ,卷一 , 3-4頁)

顯然,對於民國時代的歷史學家來說,把剛剛推翻的大清王朝視為帝國似乎不成問題。從此以後,在撰寫中國近代史的人的腦海中,清朝無論是光榮還是衰敗,還是「大清帝國」,使用「帝國」一詞去指稱中國過去全部歷朝時,就像指稱清為帝國一樣的效果,代表的是所有朝代集體的過去。 

「帝國」這個首先出現在西方論述中的概念,後來卻蔓延到中國。歷史中的清朝變成被淘汰的大清帝國,並以此 「帝國 」的稱號投射到無限歷史長廊鏡頭中,直到遠古。這樣的信念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來的 「傳統中國 」指的是貫徹始終的帝國,中國統治者總是皇帝。我認為,相信中國從始至終是個延綿從無間斷的「帝國」是被誤導的,然而這想法到今天仍剛勁有力。雖然在一九四九年後,視傳統中國為帝國的稱法消失了一段長時間,及至一九八○年起卻有反彈的趨勢,特別是在時下 「中國崛起」、「復興中華」論裡,這種說法有著復興昔日的帝國輝煌業績的意味。我們看到的是,毫無批判意識地使用 「帝國」一詞的習慣已經從一個論述系統嫁接到另一系統去,並成為新的習語。固然,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這樣的用法,譬如,有學者討論到美國清史研究時,就指出中國學界被迫以 「帝國 」一詞翻譯 empire,並指有必要酌量稱 「大清 」為帝國(李愛勇:《新清史與 「中華帝國」問題 ——又一次衝擊與反應 ?」《歷史月刊》2012年四月 ,106頁。無論立場如何,這正是歷史學者不能回避的問題,只有真正了解中國歷史上的「帝國」,我們以古鑒今的工作才能對當下產生意義,而不是通過望文生義而來。

(感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的同事關詩珮,沒有她的幫助,這篇東西根本無法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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