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
我是一個出生在1920年維也納中產猶太家庭的女孩。我的家庭是夾在殘破帝國下受侵略與動亂威脅之極不安寧下的寧靜小窩。一位猶太女孩在奉天主教為國教並且視反猶主義為優良政治傳統的國家成長，意味著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便被視為異類。猶太人被隔離―我們並不「正常」。法西斯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組成政黨，它們在我成長的歲月中漸趨茁壯。最終，他們是否會掌權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在成長過程中也不斷被提醒，猶太人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被迫害、毀滅，接著間隔著短暫勉強的寬容，但旋即又再次進入被迫害和破壞的另一個週期。
1938年3月納粹佔領奧地利，這直接衝擊到我的家庭。不出兩個星期，一位「友善的納粹」告知父親他的名字在逮捕名單上，父親當天就離開了奧國。他之所以有能力這麼做，是因為在五年前他在鄰近的小國列支敦斯登開了一間藥局，並且時常前往洽公。他的遠見以及從未返回奧地利，在日後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因為當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門時，提供了我們一個落腳地。隨即，父親的遁逃導致武裝納粹兩次強行搜索我們家，而幾個星期後母親和我遭到逮捕。我們被隔離開來關入一般的市立監獄，但是未被控訴任何罪名。後來才明白，這是為了引誘父親返回奧地利，而把我們作為人質。
我與兩位年輕的政治犯同房，他們都面臨漫長的刑期。他們教導我勇氣以及隨機應變，而當因為我這個猶太人而讓我們的食物被減半時，他們仍舊將食物平分給我。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並且身體力行。我那時相信自己永遠失去自由；若我的地下活動曝光，更將在集中營結束一生。那時候我才明白，正面迎擊最糟的可能，是能夠克服恐懼的，即使是在最為絕望的時刻，只要勇敢反擊便能重新點燃希望之火。我著魔般地想要逃出監獄去參加畢業考試（Matura exam），若是沒有通過的話，我便無法在歐洲就讀大學。
考試將在被逮捕後的五週舉行，我在廁紙上寫滿陳情、對所有守衛不斷毛遂自薦，甚至要求守衛們監視我去參加考試。除了守衛們的揶揄外，我沒得到任何回應。在考試日的隔天，我被帶往被蓋世太保訊問，發現所有關於畢業考的細節都在我的紀錄之上，不過我仍舊被送回牢房。母親與我在一週後被釋放，我發現為了要新組成納粹教育部門，考試延後了一星期。我在獲釋後的翌日上午前往應試，並且獲得榮譽成績。我也獲知德文老師還有其他納粹老師曾經替我向蓋世太保求情。因為我是學校中唯一被逮捕的學生，他們認為這一定是搞錯了。
母親與我能被釋放的條件是，我們必須立刻離開奧地利。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們不斷被警察騷擾、威脅要將我們再次下獄，同時又要不斷解決政府官僚體制所施加的種種阻礙。最終，就在惡名昭彰「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9發生之前，母親、妹妹還有我方得以同流亡於列支敦斯登的父親團聚。
我從備受呵護與細心照料的童年驀地進入成年，變成一個無國可依的人，一個身無財產、公民權利的難民。我從中學到了什麼教訓？
我了解到社會的不同定義方式，能夠將本來擁有權利的公民貶為罪該被放逐之人；事實上在納粹的定義下，將被貶為能夠被也應該被消滅的毒瘤。
沒收財產與剝奪公民權也能作為這種消滅工作的幫兇。
人無法獨自生存。為了要生存下去，人必須要鼓足勇氣，接受援助也幫助他人。
1939年4月，我好不容易移民到美國，希望稍後能將家人一同接來。但基於美國對於移民的限制，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親身經歷了政治和權力的殘酷後，我早已成為一名徹底的反法西斯者。在無一技之長領取低薪的流亡歲月中，我仍然繼續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在抵達美國兩年半後與卡爾‧列納（Carl Lerner）共結連理，他是希望投入電影業的劇場導演，同時是名共產黨員。
我們搬家到好萊塢後，我開始參與這裡的極左派工會運動，後來也加入對抗好萊塢黑名單（the Hollywood blacklist）的行動中。在作為共產黨員的歲月裡頭，我參與的多是草根性活動：如裁廢核武、倡議和平、種族平等以及女權。接下來的二十年我始終生活在社會底層，求得溫飽為當務之急，行動與組織其次，抽象思想則是奢侈品，是閒暇時間的小小放縱。不過我仍然努力朝成為一位作家邁進，出版了短篇故事、翻譯，也寫作音樂劇和電影的劇本。
我於1963年秋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當時我已經四十三歲了，女兒就讀大學，兒子在讀高中。我先生則埋首於成功的製片還有電影教學工作上。我在選擇研究所的時候考慮了許多學校，因為我希望學校能夠接受我以格林姆凱姐妹（Grimke sisters）作為論文題目，她們是唯二擔任美國反奴隸協會會員與講師的南方女性。哥倫比亞是唯一一間系主任願意修改規定以符合我的需求的學校。我已經投入四年的心血研究這個題目，所以甚至在口頭答辯舉行前就已被批准作為畢業論文。也由於這種彈性，我得以在入學三年後便同時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同時在新學院兼任教職，最後一年則在布魯克林的長島大學教書。
三年的研究所生涯在某種程度上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這是我成年後，第一次有時間和空間來思考和學習。由於長久以來被拒於教育體制門外，我對於知識變得極度貪婪，為此我放棄了所有的娛樂、社交還有其他興趣。最重要的是，當時我腦中有一個逐漸成形的計畫，驅使我充滿激情地全心學習所有需要的知識。
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我希望繼承瑪麗‧畢爾德已然開展的計畫。毫不意外地，這個宣言令許多人十分吃驚。我到底在想什麼？還有，到底什麼是婦女史？這些問題讓我走上漫長的解釋之路，過去四十年我都在不斷探索。我當時口試的結論帶有些烏托邦的色彩：「我希望婦女史能具有正當地位，並進入各年級的課程當中，而且我希望人們得以攻讀婦女史的博士學位，不再需要託辭自己在研究其他主題。」
摘自：
《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陳建守/主編
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7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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