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1-01-05

史料渴望自由

22:39 Posted by Feng-en Tu No comments
所有研究台灣史的人,都不會錯過《台灣文獻叢刊》這套書。這套由周憲文先生主編,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在1970年代出版,總計309種的叢書,如今看來怎麼都是不可思議的奇蹟。在那個台灣學還是「鮮學」(借用許雪姬教授的話)的年代,在那個出版資源仍不充裕的年代,連周憲文先生自己都說:

這一叢刊,真正是我『一手造成』,備極艱辛……我不想在此向人訴苦。因在這動亂的時代,這一叢刊居然能夠出版,且能延續到今天而接近完成的階段,則任何艱辛都已有代價。

重新探索這套書從啟動到完成的過程,最讓人敬佩萬分的,不只是周憲文和當時參與的幾位教授所付出的時間與精力,還有他們在當下所展現的眼光。

尤其是周先生。他在幾篇文章中,曾經談到這套書籍的編輯理念。比如台灣文獻叢刊的第一本《臺灣割據志》的卷首,他就寫到:

研究歷史,一要有史料,二要有史觀;前者有賴資料公開的風氣,後者得憑個人獨特的修養。我們十多年來的工作方針,嚴格說來,就在盡量發掘並提供有關台灣經濟的研究資料。因為有充分的史料,社會上自然會有高明之士,運用其正確的史觀,深入研究,有所造就。我們願意為多數的學人服務,而絕不關心到小我(私人或機關)的成績。說明白些,我們固亦從事個別的研究,但願與大家在同樣的資料基礎上進行。我們堅信,個人能力畢竟有限,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

他接著解釋,為什麼文獻叢刊的第一本書竟然會是日本人川口長孺撰寫的《臺灣割據志》。他說:

這完全是偶然的。我們計劃中最先排印的,原是夏琳的海紀輯要;書存某研究機關。由於該機關主持人雖許抄錄,不准翻印;要印,就得用該機關的名義;這在我們的職責上,實在難以辦到;所以臨時將這臺灣割據志改排(已在臺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一期文獻欄刊出)先出。海紀輯要,早已抄好;出版問題,尚在洽商。我們希望能有圓滿的結果,因為古書原無版權(版權的作用,據我的了解,也在獎勵出版,不在阻礙出版);而我們的出書,更是百分之百的服務性質。

周先生在這裡講得含蓄,沒有說到底是哪個研究機構阻礙了出版程序。不過他在其他文章中也曾提到,有個機構號稱要將典藏資料整理出版,因此拒絕了台灣銀行所提的合作。不過幾年過去了,出版一事仍是無聲無影,沒消沒息。

這兩個研究機構是不是同一個,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這樣保守的,或是表面上開放實際上保守的研究機構,永遠是存在的。周先生的時代如此,至今仍是如此,這不能不說有點讓人感到悲哀。

台灣這幾年在這方面越來越好了,至少制度上,大多數的典藏機構傾向開放。但是從一個使用者的角度言之,我相信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為很多時候資料儘管開放,申請手續或者頗為繁瑣,令人望而生怯,或者模糊不明,讓人不知所措。

我一直相信,史料沒有透過研究者的研究,那就是死的,沒有價值的。對典藏機構而言,越多研究者願意使用典藏的資料,應該是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但有時收藏機構似乎將「保護」這件事看得太重,超乎一切,因此剩下重重障礙,彷彿是要考驗研究者的誠心與意志。資料的保護固然重要,不過保護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利用,如果以保護為理由而阻礙了利用,那是本末倒置。「防弊」的心理,應該早早讓位給「興利」才對。事實上,有時興利的難度要遠遠高於防弊,因為後者往往只需要沿襲既有的(可能未經反思的)規範,前者卻需要創意。

前一陣子我看到一篇頗有啟發的文章,名為「書渴望自由」。讓我也不禁開始想,史料是不是也渴望自由呢?如果是,我們要如何讓它自由?

這時候又不能不想起周先生留下的那句至理名言:

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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