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叢刊，真正是我『一手造成』，備極艱辛……我不想在此向人訴苦。因在這動亂的時代，這一叢刊居然能夠出版，且能延續到今天而接近完成的階段，則任何艱辛都已有代價。」
重新探索這套書從啟動到完成的過程，最讓人敬佩萬分的，不只是周憲文和當時參與的幾位教授所付出的時間與精力，還有他們在當下所展現的眼光。
尤其是周先生。他在幾篇文章中，曾經談到這套書籍的編輯理念。比如台灣文獻叢刊的第一本《臺灣割據志》的卷首，他就寫到：
研究歷史，一要有史料，二要有史觀；前者有賴資料公開的風氣，後者得憑個人獨特的修養。我們十多年來的工作方針，嚴格說來，就在盡量發掘並提供有關台灣經濟的研究資料。因為有充分的史料，社會上自然會有高明之士，運用其正確的史觀，深入研究，有所造就。我們願意為多數的學人服務，而絕不關心到小我（私人或機關）的成績。說明白些，我們固亦從事個別的研究，但願與大家在同樣的資料基礎上進行。我們堅信，個人能力畢竟有限，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
他接著解釋，為什麼文獻叢刊的第一本書竟然會是日本人川口長孺撰寫的《臺灣割據志》。他說：
這完全是偶然的。我們計劃中最先排印的，原是夏琳的海紀輯要；書存某研究機關。由於該機關主持人雖許抄錄，不准翻印；要印，就得用該機關的名義；這在我們的職責上，實在難以辦到；所以臨時將這臺灣割據志改排(已在臺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一期文獻欄刊出)先出。海紀輯要，早已抄好；出版問題，尚在洽商。我們希望能有圓滿的結果，因為古書原無版權(版權的作用，據我的了解，也在獎勵出版，不在阻礙出版)；而我們的出書，更是百分之百的服務性質。
周先生在這裡講得含蓄，沒有說到底是哪個研究機構阻礙了出版程序。不過他在其他文章中也曾提到，有個機構號稱要將典藏資料整理出版，因此拒絕了台灣銀行所提的合作。不過幾年過去了，出版一事仍是無聲無影，沒消沒息。
這兩個研究機構是不是同一個，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這樣保守的，或是表面上開放實際上保守的研究機構，永遠是存在的。周先生的時代如此，至今仍是如此，這不能不說有點讓人感到悲哀。
台灣這幾年在這方面越來越好了，至少制度上，大多數的典藏機構傾向開放。但是從一個使用者的角度言之，我相信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為很多時候資料儘管開放，申請手續或者頗為繁瑣，令人望而生怯，或者模糊不明，讓人不知所措。
我一直相信，史料沒有透過研究者的研究，那就是死的，沒有價值的。對典藏機構而言，越多研究者願意使用典藏的資料，應該是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但有時收藏機構似乎將「保護」這件事看得太重，超乎一切，因此剩下重重障礙，彷彿是要考驗研究者的誠心與意志。資料的保護固然重要，不過保護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利用，如果以保護為理由而阻礙了利用，那是本末倒置。「防弊」的心理，應該早早讓位給「興利」才對。事實上，有時興利的難度要遠遠高於防弊，因為後者往往只需要沿襲既有的（可能未經反思的）規範，前者卻需要創意。
前一陣子我看到一篇頗有啟發的文章，名為「書渴望自由」。讓我也不禁開始想，史料是不是也渴望自由呢？如果是，我們要如何讓它自由？
這時候又不能不想起周先生留下的那句至理名言：
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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