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良友

良友畫報是民國初年最重要的畫報式雜誌，裡頭常會有讓人莞爾的內容。比如《良友》第二期的卷頭語寫著：

作工到勞倦時，拿本良友來看了一躺，包你氣力勃發，工作還要好。常在電影院裡，音樂未奏，銀幕未開之時，拿本良友看了一躺，比較四面顧盼還要好。坐在家裡沒事幹，拿本良友看了一躺，比較拍麻雀還要好。臥在床上眼睛還沒有倦，拿本良友看了一躺，比較眼睜睜著在床上胡思亂想還要好。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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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ringes of History

另外一位重要歷史學者的回憶錄，Philip D. Curtin的On the Fringes of History。Philip D. Curtin或許也可算是研究太西洋史，不過他更關注的是大海的另一端：非洲，以及來自非洲的奴隸。坦白說我沒有讀過他的著作，只知道他寫了一本關於熱帶醫學的書Death by migration: 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看到他寫回憶錄，寫到在哈佛歷史系讀博士班的經歷，覺得還挺有趣的，就抄了下來。有些描述好像也沒有相去太多，儘管已經過了幾十年。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setting at Harvard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small liberal arts college I knew. It was immensely bigger, for one thing, and this fact entailed certain diseconomies of scale -- beginning with overspecialization, both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t Swarthmore, it was easy to know all the history faculty, the student majors in history, and a sprinkling of students in associated fields. At Harvard the circle of acquaintances began with students working in the same seminar and extended outward only a little. Graduate students even had two separate clubs, the History Club, in theory for everybody but mainly for those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the Henry Adams Club, for American history. (50)

The first year, I was in charge of five sections, all of which met on Friday. It was a hard day for a beginning teacher, but it provided a way to experiment with various ways to try to lead a discussion. If one approach fell flat in the first hour, I tried another in the second. The fifth group of students on that day faced an instructor somewhat fatigued but with enough experience discussing the week's work to do a somewhat more effective job. (60)

Like a lot of Harvard doctoral candidates before and after, my first choice should have been to stay at Harvard. I had been disappointed with Harvard, in contrast with the Swarthmore seminars, but there was always Widener Library. Something of Harvard's narcissism rubbed off on the graduate students. However critical we were of Harvard, we tended to think that other universities in the outer darkness could never measure u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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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不重要，歷史才重要

Bernard Bailyn是哈佛大學歷史系的退休教授，據說也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在美國早期史研究中影響力最大的學者。去年剛開學時翻過他幾本書，包括他比較近期寫的，針對大西洋史研究做的簡述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書很薄，但很有意思。

不過我最喜愛的是他的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這本書小小一冊，還不到一百頁，也不是正式的論文，而是訪談錄。可是他娓娓道來對於歷史研究的種種思考，沒有什麼誇張的言論，意見卻都十分中肯。讓我想到了嚴耕望的治史經驗談。

我讀到這一段印象很深刻。

Q: How does one best approach the necessary task for examining individuals on what they have learned during their study of history?

B.B.: People have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is. My feeling, first of all, is that examinations should not focus on historians. I don't think historians, with a few excep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History is important. So, I don't want to stick a student with deciding in an exam between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ian A and Historian B. I don' t think they should b e adjudicating between historians huddle over their desks trying to write books, or concentrating on how one historian's interpretation differs from another's.

是阿，在歷史面前，歷史學家哪裡重要呢。

這本書絕對值得任何一位研究或教授歷史的人閱讀。有機會希望能把更多段落放上來，最好能簡單翻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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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

http://book.douban.com/review/4586417/

這篇文章滿有意思的。我也覺得從知識到體驗的轉換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趨勢，而且還在進行中。不過該如何達到這個目標（讓人感受到歷史），大概沒有什麼既定的方法，還需要更多的摸索。

其實就像文章最後提的，可以嘗試有趣的題目實在很多。我的話，我會想寫一個，比如說，一個台北感官體驗的近代轉變。我是說，比如，聽覺與味覺、嗅覺與視覺。一個二十世紀初的台北人走在街道上是什麼感覺呢？他會聽見什麼？這是一座安靜的或是吵雜的城市呢？現代化的噪音讓他感到不安焦躁嗎？如果他是香水裡頭對各種氣味分外著迷的葛奴乙，他會聞到什麼呢？

我也會想寫一個，清代台灣叛亂者的故事。像林爽文，一個不知道從哪裡來的莫名其妙的人，竟然會突然率領了幾萬人，把縣城都打了下來。然後呢，在北京的乾隆居然焦慮到晚上睡不著覺，都在想該怎麼對付這個傢伙。這故事還有從四川等遙遠的內地被調到台灣的小兵們，他們跋涉千里，渡海至台；有互相在皇帝跟前告御狀的將軍們，有羅漢腳，有械鬥，甚至有會法術的原住民女巫。每次讀檔案都覺得這簡直就是繁複華麗的史詩電影情節。

胡思亂想總是滿有趣的。但還是得先把手頭上的計畫給完成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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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是怎樣完蛋的

大学教育是怎样完蛋的

程美宝

大学新生才入学不久，就已经习惯紧握课件拥抱教材了，他们的大学教育，一开始就完蛋了。但这该怪谁呢

近年我给大学新生演讲时，往往会以传播学宗师麦克卢汉

（MarshallMcLuhan,1911-1980）的生平为题发挥。熟悉传播学的人都知道，麦克卢汉奠定传播学的基础最有名的两句话是“媒体即信息”和“媒体是人的延伸”，但很少有人会详细介绍他的生平。为了准备演讲，我阅读了他的书信集，尝试理解他学过和读过些什么，缘何能“无中生有”地创立起一门新的学科。答案很简单——他从本科到博士阶段，念的都是英国文学，读的都是经典原著。我想告诉学生的是，目下人人趋之若鹜的传播学，其实源出一个古老的学科——文学。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很容易会陷于末流。我寄望学生能像麦克卢汉一样，多读经典原著，练就批判精神。

我这番寄望，是通过麦克卢汉几段话来表达的。1934年，他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曾致信父母说：一个人在北美取得一个大学学位，即意味着他的教育完蛋了。道理很简单，大学介绍知识的模式是把它简化，因此，一个年轻的心灵只要用上这种方式去认识事物，不用多久，就什么可能性都穷尽了。不管愿不愿意，他的“教育”从此就结束了。他对他学习过的每一种事物都会有一套清楚界定的概念，他也会莫名其妙地以为，在往后的日子里，如果他想重读Wordsworth的作品来善用他的余暇，最佳的方法是重读他本科生时代摘下的那些简明而“正确”（太正确）的笔记。

时至1970年代，麦克卢汉的学术地位已难以动摇，但他对“专家”身份却深恶痛绝。他曾说：“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心智上能有足够的认真，去培养自己面对各种新处境的感官能力，所谓的‘专家’就不是这种人。这类专家是充满不安的，也恰恰因为如此，他才会专于一个方面，以取得一点点自信。”所以，他从未“专于”所谓的传播学上。事实上，自1950年代在多伦多大学构思筹办“文化与技术中心”伊始，麦克卢汉就认为这个研究领域应该结合文科和理科的关怀与方法。

“文科（Arts）是用来提供观察的准绳和技巧，以及人类被记录下来的和已经达致的经验的。”文科，“既是出发的站点，也是归宿的所在。”

上述这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许，麦克卢汉离世前数月的某一幕最能说明。1979年，他不幸中风，左脑严重受损，丧失了大部分的阅读、书写和说话能力，这对于一个以研究人类的传播行为为终生志业的学者来说，无疑是造物弄人。在他人生最后一个春天的某日，他遥望窗外的雨景，蓦地背诵起那么一句诗：“四月煞是最无情……”在同年的除夕夜，他与挚友共进晚餐后，就在睡梦中辞世了。他壮年时“离开”了传统的文科，创立起一门新的学问，晚年却“回归”到文学世界去。他有幸在求学期间读了文学原著，因此在他丧失了大部分的沟通能力后，残存在他的脑袋中的，不是应考笔记，不是传播学理论，而是一阕诗歌。

最近，我又给学生作了一次这样的演讲，演讲完毕，学生循例拍掌，我问他们有没有问题、意见或批评，全场默然，我只好收拾离开。此时有三个学生，拿着移动硬盘，要拷我的课件，我禁不住疾言厉色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说：我不是说过你们不要以为抄笔记、拷课件就是学习吗？走出课室的时候，另一个同学又拦住我，问如果要了解传播学该读些什么书，我说：刚才介绍过的好几种麦克卢汉的著作，都有中译本，你到图书馆借阅就是了，他的反应却是：这些都太难了，有没有简易一点的？

明显，我的教学是失败了。同学才进大学不久，就已经习惯紧握课件拥抱教材了，他们的大学教育，一开始就完蛋了！但这该怪谁呢？从网上下载材料生产出一个又一个只罗列“重点”没提出论点和观点的powerpoint课件的大学老师，难道不需要负点责任吗？老师们，你们也许都有power,butwhat’syourpoint?

久违了的罗大佑的歌声，忽然在我耳边响起：“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当未来的世界充满了陌生的旋律，你或许会想起现在这首古老的歌曲。”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

http://www.infzm.com/content/1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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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損目

宋代張杲《醫說》　　　　　　　　　　　　　　　

讀書之苦，傷肝損目，誠然。晉范寗，嘗苦目病，就張湛求方。湛戲之曰，古方宋陽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次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以及漢杜子夏，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起晚五，早夜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藴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審如是而行之，非可謂之嘲戲，亦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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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得見的現代性

Emily Thompson

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 Architectural Acoustics and the Culture of Listening in America, 1900-1933 (The MIT Press, 2002).

可能是這學期至今讀過最好的一本書。作者Emily Thompson任教於Princeton大學的歷史系，從個人網頁上看來，這本書為她贏得許多座獎項，包括科技史學界的大獎Edelstein Priz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確實是實至名歸。這本書寫美國二十世紀前三十年「聲音」的歷史。書名的soundscape一詞不知道該怎麼翻譯叫好，一般把landscape翻成地景，soundscape講的有點像是整個聲音所形成的環境。

可是聲音的歷史要如何捕捉呢？要把這樣的題目寫好其實不容易，需要很多巧思和創意。今天午餐時跟一個同學談到此書，她的第一個反應是：想必相當理論吧？不不，一點也不。這正是Thomspon聰明的地方。這本書一點也不玄虛，而是從實在之處下手。

本書第一章講的是波士頓交響樂團的音樂廳。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波士頓原本的音樂廳隨著都市更新被拆除。在規劃新的音樂廳之時，交響樂團的老闆找上了當時哈佛的校長，希望他們協助。哈佛校長則將此事轉交給一位物理系的年輕教授Wallace Sabine。為何會找上Sabine，其實也其來有自。當時哈佛改了一座新博物館，無奈設計偏差，博物館中的演講廳回音過大，無法使用，校長因此要求Sabine研究如何改善。Sabine 因此著手比較新博物館的空間，與另一座著名的演講廳Sanders Theater（也就是Michael Sandel上「正義」這門課的地方）。中途一度不知坐困愁城，不知如何是好。在校長的催促之下，他終於從大量的資料中，觀察到一條公式，也就是回音跟建材還有空間之內的各種物品（如座椅）的關係。

他最後將這個公式提告給交響樂團老闆及建築師，而且立刻就被接受了。Thompson說，Sabine的科學發現有一個重要之處，就是它並不要求改變空間設計本身，只需要改變建材，甚至只需要改變空間內部的擺設。換言之，它沒有侵犯到建築師的核心領域，沒有威脅到他們的自尊心，因此可以被建築師給接受。

當然故事至此還沒完。結合最新科技的音樂廳開幕後，反應有好有壞。有效地控制回音，原本是件好事，在某些樂評家看來（聽來），卻覺得剝除了音樂本身的生命力。為此，Sabine自然得再做出回應。

這只是開頭的第一章。Thompson在接下來的篇幅裡，又討論了比如紐約的噪音及公共噪音控制（十九世紀一位日本人到紐約去，第一個評語就是：噪音過多）；還有噪音與私人住屋空間的關係。凡此種種。既是對「理解」聲音的歷史，也是對「控制」聲音的歷史，從這兩個角度切入，靠近二十世紀美國的聲音世界，把科技史、建築史、環境史和文化史融合在一體，舉重若輕，真是讓人讚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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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什麼錯了

（三月的時候台北發生文林苑的事情。人在海外，看著新聞，思慮萬端，終於還是忍不住把一些想法在facebook上寫下來。現在貼過來，大概是跟這個blog風格最不一樣的一篇文章吧。但這個事件或許中有一天會進入歷史吧，我想。）

文林苑的事情發生好幾天了。這幾天來為了這事有些心神不寧，至今想到那畫面仍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到今天為止有很多抗議的聲浪，也陸陸續續看到一些討論出來。這終究是好事。不如此，很難想像我們的市長、官員，還有本來態度有些冷漠的媒體，會願意正視此事。就這一點而言，真應該為當初到場聲援的人鼓掌。

眾多意見中，有些我同意，有些我反對，有些問題好像沒有被很仔細的討論。所以還是忍不住想講幾句話。

有人說，這事件的問題之一，是王家的消極態度。你的房子都要被拆了，你怎麼不積極捍衛呢？

這不對。且不說很多資訊都指出，王家其實花了不少力氣在捍衛自己的權利。就假設王家真的很消極，任憑建商運用各種手段想要遂行都更，我們是否就能指責王家錯了呢？

我認為不行。第一，這種說法是把都市更新視為建商跟住戶間的戰爭，而不是尋求雙贏。這樣對嗎？建設公司拆人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把都市變成叢林，讓建商和住戶互相廝殺，這拿到是都更的精神嗎。會變成這個樣子，必然是基本架構就出了問題。

你說，可是事實就是這樣阿。沒錯。但在指責王家之前，必須先考慮這場戰爭是怎麼回事。

所謂的建商是什麼呢？建商就是一群充滿經驗，每天花超過八個鐘頭，思考如何藉由房產交易賺取利益的人。這麼說沒有貶抑之意，他們這麼作完全合情合理。

可是住戶呢？住戶有他的錢要賺，有他的班要上，有他的工作要做。今天住戶能更熟悉法規，捍衛自己權利，當然好。我們也應該鼓勵大家多多關心公共事務。這都沒有錯。

問題是，只因為有建商想要都更你家，你就必須突然放下一切，把自己變成建築專家、法律專家，只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這種說法真的合理嗎？

別忘了，現實世界裡，都更只是我們會碰到許許多多的公共事務之一。在這個龐雜的行政體系中，我們每個人精力都有限、資源都有限，不可能理解一切事物。甚至你可以想像，不是每個人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足夠的能力可以掌握複雜的法規。以此來說責備王家沒有努力捍衛自己，是不對的。

那又怎麼樣呢？我們只能哀嘆法律是保障懂的人嗎？

不完全是這樣。不能忘了這故事不只是建商跟住戶的對抗，還有第三個角色，那個角色叫政府。而在這次事件中，我們感覺到政府就算不是跟建商掛勾，也絕對不是在站在王家這一邊，甚至把王家當成敵人想除之而後快。這才是本次事件引發最大反彈之處。

但政府這麼做，錯了嗎？

當然錯了。

我想從兩點來講。

第一，我們的市長說，這個行動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讓人痛苦，但是沒錯。直覺上很合理，不是嗎？

乍聽之下很合理，好像是哲學家說的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也就是尋求一個方法，創造最多的幸福，而在這其中，犧牲在所難免。這不對嗎？

問題是什麼？問題是要計算幸福的方法，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所謂求取「最大的幸福」，不能簡化為數人頭。想想看，兩個人的快樂是否必然大於一個人的痛苦？不見得。更何況，文林苑的事情能不能簡化為36戶對2戶？這也不見得。如果這件拆除案造成更多數人的不安，難道不是造成了反效果？

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可以開始思考，政府真的是為了多數人存在的嗎？若是如此，我們為何還需要，比如說，保障身障者的權利？比如，在每個公用廁所中設置殘障廁所？如果他們是少數，為何不能犧牲他們？

如果我們接受數人頭的方式，那有什麼少數是不能犧牲的？極端一點地說，比如，如果為了解決住屋問題，我們能不能把一些人趕出這個城市，甚或是剝奪他們的生命，以換取多數人的生活空間？

恐怕很少人能同意這種立場。

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效益主義，尤其是簡化的效益主義，本身有著缺陷。這意味著，政府不只是為了多數人存在的，還有照顧弱勢的義務。這意味著，那怕是少數、弱勢（或正因為他們是弱勢），也有生之為人的尊嚴，也應該，甚至更應該要受到保護。這也意味著，政府應該要尊重這個國家中的每一個個體、每一個人。

這就帶我們到了另一種不同的角度，不同於效益主義的角度。從這種角度出發，政府該做的不是急著去劃分人民，區分多數、少數，再粗糙地做決策。多數少數可以考慮，但不應該是考慮的出發點。

政府真的要關心的，是人民有什麼根本的權利是不可以被侵犯的。從這個角度出發，台北市政府這次的舉措，當然是錯的。因為它不僅沒有保障人民（在我們的例子裡，就是王家）的基本權利，甚至還積極地侵害。

你說，這麼說太理想，太不切實際了吧。不，不是的，這一點也不理想，因為我們在講的，是整個民主的根本。

我們所熟悉的投票，只不過是民主的表面。如果只是為了作決定，我們真的不需要選擇投票，也不需要民主，因為民主通常不是一種有效率的作法。我們都知道，最有效率的往往是獨裁。

投票、數人頭的真正目的，在於如何讓每種意見，不管再特殊、再奇怪、再荒謬，都能被表達、被聽見。這也表示，現代民主的關鍵在於，讓每個人，不管再少數，都能夠被保障。

用我們都熟悉的話語來說，少數服從多數是不夠的，還需要多數尊重少數。而且，後者遠比前者重要。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批評這個事件讓台灣民主倒退。這不只是情緒的發言，因為，回到民主的原則，犧牲少數人的作為，確實是反民主之道而行的。

你也可以說，民主有那麼重要嗎？為了效率，我選擇獨裁不行嗎？當然可以，那你就必須接受我們是活在一個獨裁的政權。那麼你就必須承認，在獨裁體制下，「今天拆王家、明天拆你家」不只是種戲謔的說法，而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事──除非你就是獨裁者。

你說，那照這樣講，政府什麼事情都不用做了啊？

某個程度上確實是如此。在民主的體制下，很多事情政府就是綁手綁腳。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認知到公權力很危險，因為公權力可以合法地調動警察軍隊，凡此種種。而一旦它被用在錯誤的地方，造成的後果可能非常嚴重，比多數個人所能造成的破壞還嚴重。所以，在民主的體制下，公權力永遠需要謹慎行事。

這就到了我想談的第二點，「依法行政」。

這個說詞被很多人，包括市長本人，拿來為市府的行為辯護。

政府無奈嗎？

民主政府應該依法行政。這是對的，因為依法行政可以保障程序正義。也就是說，政府做任何事，不管目的和結果是什麼，如果過程是是不合法的，那整件事情就是錯的。而程序正義的目的，在於保障最終的實質正義。

程序正義最常見的例子是，不能對犯人刑求取供、屈打成招。這聽起來不太直覺。如果像包青天一樣，把證人打個三十大板，以便揪出元兇，把他斬了，這樣不好嗎？

為何不如此？原因是，在現實世界裡，到底什麼是實質正義，往往並不簡單，因為我們都不是包青天。這不意味著我們就棄守實質正義，只注重程序正義。程序正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要小心讓虛假的、誤判的實質正義，造成了更多的不正義。

在這一點上，作為程序正義的「依法行政」，值得被高舉起來，是因為它符合前面所說的「民主原則」，也就是對權利的保障。「依法行政」是用來限制公權力，保障人民不被公權力所侵犯。

這同樣是因為我們認知到公權力很危險。一個不依法行政的政府，一個過度擴張權力的政府，無論是有意或無意，都可能侵害到人民。

也就是說，「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在於我們相信權利的保障很重要，民主很重要。換言之，民主才是大前提。在一個不民主，不尊重人民基本權利的國家，依法行政一點也不重要。這不代表非民主國家就不依法行政。只是，當民主的前提被拿掉的時候，依法行政四個字就非常可能變成國家擴張自己權力，侵害人民的工具了。

這不是有些熟悉？今天市府一再強調「依法行政」，自己也是受害者。彷彿「依法行政」神聖不可侵犯，只能乖乖從命。如果真是如此，為什麼在侵犯真正的大前提──民主──的時候，卻渾然不覺，甚至沾沾自喜呢？


講了這麼多，都是原則性的問題，並沒有進入實質的細節。這是因為我認為這些原則和實質問題一樣重要。法條如果有問題，當然要修改。可是法條永遠可能有瑕疵。不把這些原則講清楚，不改變執政者的心態，同樣的悲劇還是會發生。不把原則講清楚，我們的市長還是只會表達痛心，但不認為自己有任何錯。

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郝龍斌這麼做，就是錯的。

你可以說，這件事情換了一個黨、換了一個人，還是可能發生啊。

我同意。但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更要表達我們的不滿，不論你當初支持他或是反對他。因為我們要讓現在和未來的執政者知道，任何一個執政者，只到要做錯了事，侵害了人民的權利，就應該負起責任。理由無他，因為這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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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y Susan L. Man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Hardcover: 256 pages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edition (September 19, 2011)

Susan Mann 是中國婦女史研究十分重要的學者。她的Precious Records是這個領域的先驅之作，前幾年出版的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又獲得當年度的費正清獎。由她來寫一本現代中國史上的性與性別，自然要讓人充滿期待。但看完整本書，卻感到有些失望。

首先，這本書其實沒有談那麼多「現代中國（modern China）」，至少不是一般定義中的現代中國（我想的是十九、二十世紀）。相反地，大多數的篇幅集中在明清時代。但這或也無可厚非，因為這是Susan Mann本人的專長領域，但難免讓人覺得書名有誤導之嫌。當然本書不是完全沒有談現代中國，每一章的最後都留下幾頁談二十世紀的轉變，但要這麼簡短地描述二十世紀翻天賦地的改變，難免顯得有些倉促。（這一百年的中國就有三個意識型態截然不同的政權）

除此之外，本書各個章節有時內容並不一貫，有時會插入一些與主旋律不那麼相關的段落。比如第二章Traffic in women and the problem of single women，就有不夠聚焦之嫌。

綜觀整本書，也有些缺發新意之感。當然，這本書是寫的一般讀者的教科書，這樣批評其實並不合理。Susan Mann做的是提供一個二手研究的綜述。但在這一點上，我的感覺是這本書又太學術了一點，有時寫的像研究回顧。我想像一個大學部，對中國史只有一些基礎知識的人，或許並不容易入門。但這只是我的猜測。

不過若是從研究回顧的角度來讀，倒是會發現中國性別與婦女史顯然還大有可為之處。許多領域，比如性別與法律，好像只有零星的點的研究，不容易串成一條線，更別說是一個複雜的面了。

最後，這本書談了一點性別與醫療，可是並未著重性別與科技的互動（我想到的當然是Francesca Bray的著作），有點可惜。當然這反映另一個領域內的問題。針對這個課題，我們尚缺乏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論著。性別與科技的現代中國史，應該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吧。

以下是本書的目錄：

Introduction

Part I. Gender, Sexuality, and the State:

1. Family and state: the separation of the sexes

2. Traffic in women and the problem of single men

3. Gender relations in politics and law

Part II. Gender, Sexuality, and the Body:

4. The body in medicine, art, and sport

5. Adorning, displaying, concealing, and altering the body

6. Abandoning the body: female suicide and female infanticide

Part III. Gender, Sexuality, and the 'Other':

7. Same-sex relationships and transgendered performance

8. Sexuality in the creative imagination

9. Sexuality and the 'other'

Conclusion: gender,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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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文在台灣

台大出版中心前陣子出版了三本書，一系列有關數位人文的研究。這個領域在台灣才剛剛起步（如果算是起步的話），書裡的內容，我的感覺是探索性的居多。

我們在第一次寫了一篇〈什麼是數位人文〉，蒐集了不少資料，介紹了這個領域大致的狀況。下面轉貼項老師的序言，也算是對於這個新鮮領域的一個簡單的交代。

不管是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還是更廣泛地用數位工具做人文研究（doing humanities digitally），在中文世界都還有很多事情可做、需要做，有些工作說穿了其實也並不困難，而且只需要花一點時間就可以得到相當成效。換言之，這個領域充滿前景，只等待一步一步將許多構想給實現。是阿我是很樂觀的。

從保存到創造：開啟數位人文研究

http://www.press.ntu.edu.tw/ntu_nube/news/b_view.asp?book_id=601

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基礎與想像

http://www.press.ntu.edu.tw/ntu_nube/news/b_view.asp?book_id=602

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

http://www.press.ntu.edu.tw/ntu_nube/news/b_view.asp?book_id=608

序文 / 項潔 (2011 年9 月)

於臺大從全球各國數位典藏發展的歷史來看，臺灣開始的不算太早，但也不算晚。暫且不論個別學校、單位或個人的研究和努力，從國科會在1998 年以「數位博物館計畫」開始投入國家資源，有系統地發展數位典藏來算，到現在也已將近15 年了。在這段不算短的時間裡，我國投入了大量經費，也將大量的文化資產數位化，其中最重要，從2002 年開始執行的「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更產生了指標性的作用，讓「數位典藏」在臺灣成為一個大眾語言內的詞彙。

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的成功，至少有一部分歸功於許多資深且傑出的研究人員，尤其是人文學者，不計報酬地全心投入。但是從大約2005 年開始，我們漸漸發覺這些優秀的學者在他們本身的研究中，似乎並沒有充分利用他們花了大量精力數位化的檔案；這令我感到困惑，因為這樣不是事倍功半嗎？為什麼不能將數位化工作和本身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呢？觀察到這個現象後，我開始去探討它的環節。我發現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數位典藏系統的設計往往沒有考慮到使用者── 尤其是研究者── 的需求，以致於一直到現在絕大多數的研究者還是認為檢索系統只能幫他們找資料罷了，而不能幫忙整理或分析資料。這是很可惜的，因為許多資訊技術已經十分成熟，如果能夠與數位檔案結合並有效地運用在這些系統中，應對人文研究產生非常大的助益。在更進一步的探討後，我發現這個問題並不是臺灣獨有的，在國外亦有學者思考這個問題，而且已有一個研究社群，那便是「數位人文」。

用最簡單的話來講，「數位人文」就是結合大量數位材料，運用資訊科技，來從事人文研究。顧名思義，這是一項跨領域整合的工作。要達到這個目標，除了要有大量高品質的數位資源可供使用外，更需要人文學者與資訊學者密切的互動與合作。有鑑於此，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從2009 年開始舉辦每年一度的「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希望藉由這個會議，不但能夠介紹世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並能提供國內外人文與資訊學者交流的機會，讓臺灣的數位人文研究能夠遍地開花，並與國際接軌。

《數位人文研究叢書》即是這個年度會議產出的一項成品。叢書中的每一篇文章均在研討會中發表過，再經修改及至少兩位審查人的審查通過。在此特別感謝臺大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的蔡炯民博士、陳怡君小姐與全體同仁對本叢書投注的心力。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系列的叢書，提升國內學界對數位人文的認知，並激發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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