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1-01-04

William Rowe論清史

23:40 Posted by Feng-en Tu , 2 comments
一篇被退稿的文章,自覺也感到品質不夠好,因為當時寫得太匆促,只能算是一些讀書筆記,還沒時間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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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Hardcover)
~ William T. Rowe (Author), Timothy Brook (Editor)

Hardcover: 368 pages
Publisher: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 edition (October 15, 2009)


清史在美國漢學研究中,向來是最具活力的領域。幾十年來,成果豐碩,大家輩出。羅威廉(William Rowe)在新作China’s Last Empire中,援引英語學界(主要是美國)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詮釋了清朝的興衰。羅威廉目前任教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更重要的是,他長期擔任期刊Late Imperial China主編──這是美國清史研究最具份量的刊物,羅威廉對研究動向掌握之悉,自不待言。本書的參考書目,因此就像五十年來美國清史研究業績的清單,甚至晚至2009年的著作,都納入其中。

本書並非全新的研究著作,而是奠基於二手研究之上的綜合論述。但它提供了一套首尾完整的清史敘事,這一點本身就富有意義。往前看,清史可以與明史,特別是晚明,組成「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的研究群體;往後看,清史又與民國史組合為近代中國(modern China)的領域。清史因此有了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但也是這樣的地位,使得清史的敘事容易被割裂為兩個段落:前期,它是中華帝國發展的高峰,是全球最為富庶的國度;後期,它卻成為列強恣意宰割的魚肉,在一連串羞辱中,劃下帝制的句點。但如果將清朝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觀察,卻能凸顯不同於前述的歷史解釋與觀點。比如,清朝後期對於地方控制力漸趨薄弱,可能在前期就已種下制度性的禍因。在兩百年多的歷史中,清朝與它所管轄的疆土、治理的社會,以及外在的勢力間,不斷地互動、協商,才讓清史變成現今風貌。

本書也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的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系列的一部分。此系列由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編,一共六冊。頭三冊,從秦漢到唐代,由史丹佛大學的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教授一人包辦。至於宋代,由德國漢學家庫恩(Dieter Kuhn)撰寫,卜正民自己則負責元明兩代。這六冊書合而觀之,顯然頗有雄心,要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之上,書寫一套新穎的中國歷史。他們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值得關注與討論,不過已非在此所能涵括的。
  
本書主體共分成十章。每一章之間,雖然有時間先後的關係,但主要是聚焦在清史的不同面向。這十章的主題分別是:征服、統治、盛清、社會、商業、危機、叛亂、重建、帝國主義、革命。羅威廉在導論中,清晰地描述了二次戰後美國清史研究的三次轉折:第一波是社會史的影響,羅威廉個人也參與其中,他的兩本「漢口」研究可謂代表;第二波是擺脫漢人中心論,重視滿文檔案與統治者的滿族認同問題,即目前一般所謂的「新清史」;第三波則是最近興起的「歐亞」視角,也就是把清史放入世界史中,觀察它與當時歐亞大陸上幾個帝國的交會與互動。

這幾個新觀點,在本書前五章中,表現無遺。羅威廉在詮釋盛清的政治與統治時,就借用新清史的論點,強調滿漢共治的重要性。一旦作者強調滿族在清朝的要素,對於清史的書寫與詮釋,就會大幅改觀,是以書中不只有北京和江南等中國核心地帶,也重視西藏、蒙古和新疆等邊區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當前美國的清史研究,傾向把清帝國與同時代世界上的其他「帝國」相提並論,這不只是修辭上的改變,相對開闊的視野也帶來不同的認知。其一,清朝的疆界擴張與邊區控制,未嘗不是另一種的「殖民主義」,而在清朝帝國之下,充滿著各式各樣異質的族群與文化;其次,這些邊疆地帶,往往也是帝國相遇的所在,因此,在談論清帝國擴張時,必須將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一併列入考量。
  
除了政治的面向之外,本書花了一整章描繪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羅威廉強調這段時間內,中國社會的成長與轉變,而不是停滯。他強調人口的大幅增加,推動了國境之內的人口移動與新地開發。這一章也納入許多新興的研究課題,比如性別關係與慈善事業。另一方面,讀者也可以在此讀到一些經典主題的綜述,如傳統中國的宗族和士紳。在處理族群關係時,作者則強調主流社會對他者的觀感和書寫,這些「他者」包括西南地方的苗族,華南地方的蜑民和客人,這是後現代潮流沖刷下,出現的新穎視角。
  
十八世紀中國另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是商業的發達。羅威廉在第五章「商業」中,強調兩個研究典範的重要性:一是施堅雅(G. W. Skinner)的區域經濟,二是費正清(John Fairbank)的朝貢貿易。前者把中國分為十個大型經濟區域,形成中國國內貿易市場的結構;後者則認定中國一向自居天下中心,對外的經貿關係,也長久設定在「朝貢」的框架之下。這兩個理論都在學界引起廣泛的討論,但相形之下,學者對區域經濟體系有日趨深入的研究,對朝貢貿易理論,卻日益感到難以接受。朝貢貿易理論儘管捕捉到了中國對外關係的一些特質,但整體論述的預設,乃是以近代西方的國際體系為標準。費正清企欲說明的,是朝貢貿易帶來的自我託大與僵化,導致中國無法走入現代世界,因而帶來晚清頹敗。羅威廉則認為,儘管朝貢貿易體系不是全盤皆非,但它很容易誤導我們的想像,錯以為清帝國全是保守落後的。這終究只是片面的印象。他因此在本章末段,將敘述轉向來華的西洋人,以及當時中國社會對外的窗口──廣州,彰顯另一個層次的中國對外交流。

前五章中,讀者所見到的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治擴張、經濟成長,社會與文化均有長足進展。不過,正如我們一開始所提到的,這些形容與我們向來對晚清的想像,似乎格格不入。因此,作者必然要解釋,何以中國會出現這樣劇烈的轉變。

從第六章開始,羅威廉筆下的清史就出現了轉折。只要稍看章節標題即可瞭解:第六章的「危機」、第七章的「叛亂」,都反映十八世紀後期中國社會瀰漫的浮動氛圍。但羅威廉特別指出,清朝前後期的歷史轉折並非純然的斷裂,而有內在的連續性。例如,十八世紀的人口增長,固然帶來長期的商業繁榮,但在可耕地漸趨飽滿情況下,過度膨脹的人口也成為國家棘手難題。衣食不足的人民,淪為土匪、結成會黨,從白蓮教、天地會到太平天國的反亂,都可從中找到根源。但這只是眾多因素之一端。清朝前期所立下的政策,也在十八世紀後葉帶來負面效應。比如,清廷對縣級政府的投資始終很少,縣官日常卻必須處理萬端難題,因此往往必須與地方勢力妥協。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不足,這在承平年代不成問題,卻在緊急事件時暴露出缺失。

羅威廉要說的,並非是體制與政治上的缺陷。畢竟,在現代中國史家的筆下,清政府的無能已經被反覆檢討和批判,不如此彷彿無法解釋近代中國所受的一連串屈辱。羅威廉要提醒我們的,反倒是在緊急事件的當下,中國的政府與士紳早已經察覺到其中透露的警訊,甚至花了極大工夫企圖補救。他們並非無所作為,而是面對長期積累的弊害,只能在有限的訊息中,選擇改革的手段。

為了凸顯這一點,作者在第八章聚焦於同治年間的自動運動。羅威廉除了強調中國內部的改革動力外,特別提出西方學者對這段歷史的四種論點。第一種以費正清為代表,將自強運動視為中國現代化的開端;比費正清稍晚的學者如芮瑪莉(Mary C. Wright),卻提出完全相反的觀點,她強調自強運動的主事者仍採取保守的儒家意識形態,因而導致整場運動悲劇性的失敗;第三與第四種詮釋方式,則把焦點放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利消長上,前者著重中央權力的下降,帝國的分權化與地方大員(如李鴻章)的崛起;後者則更強調在官方之外,民間力量的勃興。

儘管有短暫中興,清朝在十九世紀開始面對最大的壓力,仍是國際勢力的來襲。羅威廉在第九章中,對「帝國主義」展開討論。他首先強調將「帝國主義」一詞「歷史化」的重要性,並沿用國際關係史家入江昭(Akira Iriye)的詮釋,將焦點集中在帝國主義的政治與軍事面向,而非經濟面。據羅威廉所言,後一種取徑讓「帝國主義」的意義過於寬泛,反而失去詮釋的效力。從政治面著手,羅威廉描述的是外來帝國與中國的外交互動。而他尤其重視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激起的反響,從精英的知識份子如康有為、梁啟超對政治革新的宣傳,到庶民層級的義和團事件,還有地方士紳所集結而成的「清議」文化。同一時間,革命黨人如孫中山的興中會,也已經悄悄步上了舞台。「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圖騰,在這段過程中被各方勢力重新詮釋和理解。中國內部的族群關係、滿漢認同,也隨之轉換,而有了新的面貌。

帝國的盡頭是革命,也是本書第十章的主題。羅威廉描繪了這場變局的諸多團體,如中央朝廷的改革者、學生、職業的革命家,還有地方上倡導改革的精英。他們或塑造意識形態,或集結組織,當時機一來,革命遂一觸即發。羅威廉也不忘提醒我們,在當時,革命的思想資源是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本身不見得會帶來民主,甚至完全相反。從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到鄧小平,無一不是民族主義者,但他們也同樣執迷於獨裁的權力。

對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這本書所提供的細節部份或許比不上類似的本地讀物;對熟悉漢學研究動向的讀者而言,本書的觀點似乎也未必新鮮。但我認為,在中文世界閱讀這樣一本以英語寫成的清史讀物,仍可獲得多重的啟發。對於打算鑽研清史的學生,本書對各種課題提供了良好的指引。

羅威廉在本書後跋中所描述的心路歷程,值得一提。他說,1975年當他還是研究生時,著名的中國史學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出版《帝制中國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一書。魏斐德在書中,為十七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史,提出一套系統性的詮釋。羅威廉說,這本書之後,美國的清史學界全面改觀。其中的關鍵,是社會史的敘事取代了政治制度史。但羅威廉接著說,儘管他在大半教學生涯中,十分倚重魏斐德的作品,卻也日益感到該書的侷限。他因此認為,是時候提供一套新的解釋體系了。(345)

比較兩書標題,可以看到一些思想上明顯的不同。如果魏斐德高舉的旗幟是清朝的「衰落」,那麼羅威廉選擇了另一個比較中性的標題。因此在某些關節上,這套新的詮釋就有著完全不同的著眼點。以自強運動為例,羅威廉告訴我們,清末以來歷史學者汲汲於解釋中國何以失敗,尤其對照著日本的成功。因此,無論如何解釋,最後的結果都指向中國的「失敗」;但晚近的歷史學者告訴我們,儘管清朝輸掉了甲午戰爭,卻不意味自強運動一無是處,例如,清朝當時的工程建設,其實領先對手日本。(216-219)

展讀全書,讀者也可以感受到幾十年來美國清史研究的趨向。羅威廉在討論十九世紀的中國時,相對而言沒有缺少新穎的觀點或新近著作,可供參照。不過二十年前,韓書瑞(Susan Naquin)與羅友枝(Evelyn Raswki)在撰寫《十八世紀中國社會》(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還指出,當時人們關心的還是十九世紀,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近代史,卻對十八世紀中國傳統社會本身的蓬勃發展認識不多。而今看來,情勢已經大幅改觀了。

2 comments:

  1. 您好~我是歷史系研究生

    這篇文章能借我轉到部落格上面嗎?
    謝謝~

    您的部落格給我很多新的見識和觀點
    真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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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非常歡迎。很高興對你能有一點小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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