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3-08-19

我們需要怎樣的國際視野?

22:30 Posted by Feng-en Tu No comments
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很值得轉載,因為同樣的問題也值得台灣思考。總覺得目前,甚至是一直以來,在台灣談國際觀就很容易流入兩種形式。

一種是知識菁英式,純粹學術的討論,看起來仰之彌高,可是無法感動一般人。知識菁英也不太在意他們口中的國際觀,對一般人有何意義。(還有一種庸俗版的菁英主義,把國際資訊、知識與觀點混為一談,他們因此只在意某種豆知識,比如:某某國家在哪裡?)台灣的知識菁英當然也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擁抱英語世界的觀點。

另一種是經濟菁英式的。他們可以今天在新加坡的喜來登,明天在首爾的凱悅,然後在五星級飯店的頂樓酒吧,看著都市的萬家燈火,抱怨台灣為什麼不學學別人。他們不斷累積飛行里程數,但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天龍國。從前我聽說有些高階主管派駐國外幾年,當地的語言卻完全不會講,還覺得頗不可思議。現在越來越能理解,這樣完全脫離在地的生活,確實是有可能的。

可是與其說要拿某一種國際視野去取代另一種,不如說希望是能讓更多元的觀點能出來。畢竟每個國家都是個複雜的實體,比如問一個在波士頓的留學生,跟一個在德州的留學生,得出來的美國形象,可能會非常不同吧。而所謂的「國際」,複雜的程度自然就更高了。

讓香港重生:我們需要怎樣的國際視野?


一個月前,無線電視節目《星期日檔案》製作專題,探討香港人的國際視野。主流媒體願意關注國際素材,原來令人欣喜,但不少朋友看過節目後,反而對甚麼是「國際視野」感到迷惘,乃至產生種種誤解。核心問題是:我們認為國際視野在香港,不應是和香港相對立的空中樓閣,而應該是香港社會的根本構成部份。要了解甚麼才是香港應有的國際視野,我們應從甚麼不是國際視野談起:

甚麼不是國際視野?

1.     閱讀片面的國際資訊,不一定有國際視野。無論我們接收甚麼國際資訊,單一來源從來是大忌,CNN的大美國主義固然深入民心,更有趣的例子是銷量十分可觀的《環球時報》。表面上,這是空前成功的國際新聞媒體,讀者理應充滿國際視野,但由於與國家立場相違背的不能報,讀者會認為全球都同情中國的釣魚台史觀;聯想到本國政治的也不能報,所以十八大期間,連美國大選也不能隨便評論。結果十分諷刺:越是與自身相關的國際資訊,內地民眾越是空白,《環球時報》培養不了整全的國際視野,這卻正是它得以建立所謂「國際新聞盛世」的原因。

2.     知道一些國際冷知識,不一定有國際視野。筆者認識不少教徒,可以對耶路撒冷一帶的歷史地理琅琅上口,但被問及當代以巴局勢、或哈馬斯何以在民主選舉獲勝,卻只會背誦「以薩馬利」、「法利賽人」,難免讓人感覺是用一套以國際包裝的切口來自說自話。就像通過電腦遊戲認識「馬里穆薩王」的玩家,假如只是當「馬里」是類似「天狼星」、「撒亞人」那樣的幻想variable,讀國際新聞像讀《星球大戰》,人生同樣不會國際起來。

3.     出國旅遊或留學,不一定有國際視野。說出國吧,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主流旅行團的出國行程,往往就像參觀本地主題公園,對待真古蹟和山寨古蹟的配套完全沒有分別,我們自然不能期望到了環球片場或寧夏製片廠,就會有國際視野。說留學吧,近年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多,不少卻自成一國、自絕一角,幾乎無須與本地人打交道,與百年前容閎、胡適的留學經歷亦大相徑庭。相反,弘揚「世界聯邦」、「世界公民」等概念的哲人康德,終生沒有離開過普魯士的家鄉柯尼斯堡,但怎會有人說康德缺乏國際視野?

4.     離開本土工作,不一定有國際視野。例如我們的菲傭到香港的前一站,可能是新加坡、阿聯酋,但她們到哪裡工作,和對那些地方的認知關係一般有限。在剛舉行的馬來西亞大選,也很少人認為跨境來投票的孟加拉外勞有「國際情懷」。舉一反三,香港人自然應該了解在內地和海外的工作機遇,乃至要粗略明白人民幣國際化與安倍經濟學,但決定在哪裡工作的,更多是「經濟視野」,與國際不國際不太相干。假如香港人只是道聽途說要北上或出國,而不知其所以然,這和菲傭的視野、孟勞的視野沒有分別。

5.     在國際大都會得到高薪厚職,不一定有國際視野。對跨國企業而言,無論辦公室設在倫敦、香港還是孟買,它們的員工都生活得一模一樣,活動空間幾乎不會踏入本地社群,視野難免局限在一個特定的社交圈子,假如在本地社區忽然迷路、再不幸遺失iPhone,很可能人間蒸發。相反,海外working holiday的參加者雖然暫時零收入,視野卻能超越自身的地域與階層,對長遠提升競爭力亦有幫助,這卻不是任何「競爭力指數」足以涵蓋的了。

那麼,香港人的國際視野應該是甚麼?

1.     國際視野應是進階的、複合的知識,不是單一學科,也不能一蹴而就。以外交學為例,一些大學在研究院才開設獨立專科,就是避免學生對某國某地產生強烈認同或批判前,對政治經濟學基礎一竅不通。我們可以很喜歡、或很討厭美國,但假如對美國政制的涉及和優劣不甚了了,這種「愛」與「恨」,都是扭曲的。內地青年經常簡單地認為「國際政治就是國家利益」,傾向以陰謀論解釋一切,就是典型例子。

2.     國際視野應有把國際知識和自身環境融會貫通的技能,這是比較政治、比較經濟學的基礎。舉陳雲的《香港城邦論》與陳冠中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為例,「二陳」立論縱然全然相反,卻都具備這樣的訓練和視野。可惜彼岸有「美國例外論」,此間有「中國模式」,每每對政治不正確的國際案例斥之為「不合國情」,甚或口誅筆伐,令比較政治的功能被漠視,乃至逐漸脫離一般人對「國際視野」的定義。

3.     國際視野應具備在不同地方的在地工作和適應能力。一個有「競爭力」的跨國集團CEO要是長期在單一崗位服務,不一定有國際視野;但能夠在烏干達本土社區生活得如魚得水的海外來客,卻通常是有國際視野的人,因為他掌握了在國際環境生存的技能。唯有掌握在地工作的能力,才能在國際社會收放自如,否則「視野」只是伴隨職業而生,也會伴隨失業而亡。

4.     國際視野不只是被動的「視」,而應衍生人本關懷。像希特拉、毛澤東、史達林等人,不可謂不懂國際政治,但世界於他們而言,只是一場棋局,各國死亡人數只是一堆數字,這是「戰棋視野」和「國際視野」之別。香港需要的是後者。要是有一個對身旁基層勞工苦況漠不關心、對籠屋居民感到不屑的人,忽然高調為南蘇丹貧民籌款,這是否國際視野,就值得商榷。

5.    國際視野與任何民族、本土身份都不應抵觸,只是一體兩面,正如沒有人認為Beyond講述南非的歌曲《Amani》不屬於香港。要一個地方產生國際視野,必須讓國際視野滲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培養整個城市的「Glocal vision」,人民自然是國際公民,這才是王道。但假如像電視節目那樣,追求「對立式國際視野」,社會往往只會產生兩個階層:對國際崇拜、嚮往在跨國企業工作的一小撮人,和對國際敵視、但被逼離鄉謀生的一大群人。這樣的社會往往高度撕裂,像不少第三世界地方那樣。

在目前令人憂慮的環境,我們能否維持這種視野,並非無病呻吟,而是香港能否維持下去的關鍵。問題是,我們可以做甚麼?特別是當我們不能期望政府的時候,身邊眾多「討厭政治」而又關心香港的朋友,可以做甚麼?

我們可以做甚麼?

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我對這問題,每天都在想。剛回到香港時,個人難免因為媒體、專欄而為人認識,但依靠個人推廣國際視野,是難以持續發展的。我始終相信幕後的框架、制度建設,才最重要;唯有從日常曝光適量解脫,才能專注幕後工程,這是我經常說希望淡出幕前的原因。以下是我近年一些和框架設計有關的幕後參與和建議,不一定全面,但也許能拋磚引玉:

1.    香港媒體處於東西資訊的樞紐,目前亦尚算自由,理應成為一家之言,乃至建立「Hong Kong School」,這也是國際媒體依然找香港學者評論世事、依然關注我城的原因。因此我們的國際版面不應只是新聞甜點和裝飾,只要找到啓迪社會的切入點,甚或足以顛覆既有消費模式。近年筆者和友好建立國際評論網站、出任一些媒體的國際版面顧問,都是希望令這樣的改革成事。在新媒體時代,製作國際節目的成本已大為降低,如何令電視、電台出現Discovery Channel一類頻道,擁有屬於香港的國際聲音,更是新一代值得思考的事。

2.     通識教育目前有「全球化」單元,然而學生此前缺乏基礎國際知識,卻被要求立刻批判世界,有時反而令他們失去興趣,或得到充滿偏見的概念,到了大學,問題就浮現起來。筆者經常在相關委員會說,「國際視野」不必獨立成科,卻應該系統地在中小學課程滲入。參考國際案例,歐盟有鼓勵學生之間跨國合作的「蘇格拉底教育計劃」,美國在9/11後把「國際視野」列為優先教學目標,日本中小學近年也加入「國際理解教育」,都是以潛移默化滲入國際視野為教學主旨。對此我們亦應主動研究,等待教育局就太遲了。

3.     現在香港沒有結合國際視野與本地社會的專科,其實這類命題對研究本土、國際的學者而言,都是潛力無限。數年前,筆者開設了「香港涉外關係」碩士科目,高層原來不大看好,擔心無以為繼,但學生反應頗為積極,現已延伸至在本科和大學通識的層面。而且學生發掘了不少新題目,都是主流研究從未觸及的處女地,例如「香港如何通過東正教拓展對俄貿易」一類題目,雖然具備實踐價值,卻明顯不是現有官員的思考方向。就是在傳統的比較政治學層面,只要對一般學生普及「新加坡學」、「杜拜學」等概念,他們對香港面對的危機也會得到宏觀啓迪,這對社會整體也是莫大裨益。

4.     要改變社會對國際視野的觀感,我們不能單靠說教,或要求所有有理想的學生接受低薪在NGO工作。令知識學以致用,始終需要各行各業配合。由於大機構的人力資源總監掌握了畢業生的命脈,各大院校負責國際研究的學者應該和他們建立一個合作機制,一方面對其招募員工的公式提出改善意見,說明沒有國際視野的員工會產生甚麼問題,另一方面為這些公司進行內部培訓,說明國際視野如何能提升其業務,企業的認知才會慢慢改變。像某跨國顧問公司要求員工必須用半年時間在海外當義工,就很值得鼓勵。

5.     要下一代理解香港擁有先天的國際身份,始終要通過流行文化。不少學者對跨界別參與始終有顧慮,但客觀事實是,請方大同介紹世界公民、官恩娜介紹大溪地、喬寶寶談香港身份認同,確是遠比禁室培育寫論文有效得多的公民教育。而且這些不能即興地做:長遠而言,社會需要一個以流行文化推廣香港國際視野的基金會,慶幸認同這方向的教育界、演藝人越來越多,讓人看到一絲曙光。當《獅子山下》已成為維穩歌,我們希望下一代認同的香港之歌是《海闊天空》。

6.    在全球化時代,「香港」本身就十分國際,因為這不但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是一種精神、價值,在海外認同香港精神的人極多。因此,在世界各地聚居的香港人是極其寶貴的資源,當我們到不同地方交流,經常會遇到素未謀面、但一見如故的留學生或移民後代,這些朋友既有多元文化背景,又保持了對香港的樸素感情,他們對香港現況的擔心、對香港核心價值的支持,都是我們的強大後援。如何建立好這個全球網絡,值得有心人思考,那樣香港就是有天不幸淪為「一國一制」,禮失也能求諸野。

身處亂世,也許無力回天,但做力所能及的事,始終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共勉之。

沈旭暉 明報 2013年8月18日

0 意見: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