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592年,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武將豐臣秀吉,對韓國發動了一場戰爭。在朝鮮半島上,日本不但遭遇到韓國的強力抵抗,更有來自中國明朝軍隊的武力介入,終於在七年之後日本不得宣布撤兵,出面求和。
這場戰爭,不僅對韓國境內的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也讓日韓雙方的關係降到了冰點。原本日韓之間的外交與貿易管道,因為戰爭的緣故,全都暫時中止。
就這樣過了好幾年,事情才慢慢出現了轉圜。在日本,由德川家康建立的新政權上台,開始向韓國方面施出善意,經過多年的協商,雙方終於又重新開啟來往。
有趣的是,負責居中協調的日本地方領主,因為熱切期盼貿易重啟,想盡辦法要加速雙邊談話,最後竟然偽造了一封「德川家康謝罪信」。韓國方面,雖然對信件內容半信半疑,最後還是姑且信之。
日韓的關係,就這樣在虛構的基礎上,推進了一大步。
1607年,韓國派出了使節,正式宣告與日本重修舊好。在接下來的兩百年內,韓國一共派了12次外交使節團前往日本。這些使節團從首都漢城出發,經由朝鮮半島南部的釜山,度過海峽,由福岡登陸,再一路北上,最後抵達江戶城。
使節團浩浩蕩蕩,每次出訪都有三、四百人同行。在那個不容易見到外國人的年代,日本人對於來訪的韓國使者都非常好奇。許多地方的學者也趁這個機會,獲知外國思想的發展。至於位於江戶城的德川幕府,為了展示國力,更是每次都調度各種資源,以最高規格,大手筆款待韓國使節。根據估計,每次的花費都要超過一百萬兩。
韓國的使節當然不只派往日本。從明朝開始,韓國的使節便定期出訪北京。類似的外交關係,也延續到清朝。
比起日韓關係,中韓間的來往更為頻繁。從1644年清朝入關開始的250年內,韓國就派出了超過400次的使節團到中國。
造訪中國的韓國使者,回國後時常將沿路經歷寫成報告。這些報告長期累積下來,形成了龐大的資料,我們今天稱之為「朝天錄」或「燕行錄」。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得以理解韓國是如何看待當時的中國。
比如說,明朝末年到中國的韓國特使,已經注意到中國的政治秩序與社會風氣正在敗壞,他們尊崇的儒家理念,漸漸被人忽視。他們拜訪中國的高等教育單位,卻發現教育與文化的發展,也令人失望。
北方來的滿州人消滅明朝後,外交報告中對於中國的批判,更是變本加厲。一位十七世紀的韓國使者,就說當時的康熙皇帝荒淫無度,奢侈浪費,放任國內的賄絡盛行。
韓國使者們對中國的負面描述不見得都很精確,甚至有偏頗之處,但卻清楚的反映了韓國人眼中的中國。這個曾經有著璀璨文化的國家,似乎已經不再是值得效仿的對象。
不過,進入十八世紀之後,韓國內部逐漸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
十八世紀的中國,是當時全世界最強盛的國家,有些韓國學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開始主張,不應該再把清朝視為蠻夷之邦,而是應該積極地學習他們的長處。
一位叫做洪大容的韓國讀書人,就是這種想法最熱烈的提倡者。他在36歲那年終於有機會造訪北京,和中國的士大夫直接接觸。雙方儘管語言不通,卻還能用筆談交流,分享彼此的學問與想法。
這樣的交流方式雖然限制重重,缺乏效率,但洪大容很快就發現自己與中國的讀書人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甚至到了要告別的時候,中國的士大夫竟然忍不住淚流滿面,不忍分離,讓洪大容與其他同行的韓國人,又是驚訝,又是感動。
造訪北京的韓國使節,除了能與中國學者交往外,也能在這座城市中,遇見來自琉球和越南等地的使者。他們往往趁著這個機會,積極地探聽這些鄰國的動向。
十八世紀的的北京,就像是今天的紐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他們帶來各地的資訊與文化、在此地碰頭、交換,然後又帶回各自的故鄉。
韓國的使者們,在這座國際化的大都會,不但是和東亞世界各地的人們來往,還接觸到了當時逐漸傳入中國的西洋文化。換句話說,在北京,他們遇見了一個比中國更大的世界。
下一次,我們就要談談從十七世紀開始,韓國與歐洲人越來越密切的接觸。
賄”賂“
ReplyDelete盡管應作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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