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09-12-03

(轉貼)想我老師余英時之一

21:59 Posted by sharpy No comments
哈佛大學的年代

田浩

  「我1949年5月27號在上海解放了。」余老師這樣開始給我解釋,他如何到哈佛大學研究生的路程。上海解放之前,他父母先離開中國大陸,而讓他留下來管一些家裡的事,然後到北京入燕京大學修秋天的課。年底他的父親來信說已到了香港,而他也應該來。因他不知道如何去,就問他父親在北京的朋友。他們告訴他:到公安局那邊申請批准過年至「九龍」探親,一定不要提「香港」。如果官僚問九龍在哪,就簡單回答,屬於廣東省。北京官僚確實有問,但因為不知道九龍就是香港,就批准他去,所以他合法地離開大陸。可是他沒有護照或者任何正式身分,因此錢賓四先生幫他申請哈佛大學博士班時,他不能利用哈佛獎學金入學。在余先生看來,臺灣國民黨政府懷疑他是左派激進分子,所以告訴美國領事館,一定不要給他簽證到美國。幸虧他見到一位耶魯大學在香港的代表,而這位美國人信任他,介紹他給美國領事館,否則他不能離開。他想著說,他一輩子每次碰到大障礙的時候,就會有貴人幫忙。可是領事館不給普通的簽證,只給一張特別的許可證:他只能一次入美,如果離開美國就不能再入,而且必須每年申請延長。所以到了美國以後,就每年申請延長。因為這張特別許可證很少見,承辦的官員不太了解,而必須研究一下、向上司請示等等,每每令他等待很久。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在哈佛任教以後,臺灣政府對他改變看法,願意給他中華民國的護照。但他回答:不需要,現在已經具備美國公民身分。

  利用美國人的身分,余老師在1971年頭一次到臺灣。那年夏天,余先生陪師母來台探親時,他們二位帶我去拜訪我老師的老師錢賓四先生。當時《朱子新學案》剛出不久,而我開始讀,所以特別想拜訪那裡有學問的朱熹專家。我們集合時,余老師笑而問:「這樣熱的天氣,你幹嘛打領帶?」師母也是我中文老師,所以她了解我心,而替我回答說:「假如田浩覺得拜訪時候應該正式一點,沒關係。」到了素書樓,我沒想到臺灣知識分子那時代可住在這樣好的房子。而且裡面客廳的牆上有很多朱熹之文的壁掛。見到賓四先生時,雖然身軀不高,還感覺到其學問地位、權威特高。唯一後悔的事就是,這老外很難聽懂先生的地方口語,所以必須依靠余老師的翻譯。那晚上的印象還記得很清楚的包括:第一,從我這個二十四歲研究生的立場來看,賓四先生年齡已經很大,可是身體看起來還很好,所以想問其辦法。先生回答說,在家面前的院子裡天天散步,一直散步到流汗就行。第二,賓四先生會說出很多古代原文。我們談到一個哲學範疇或者歷史事實,先生一面用其手指輕輕地碰頭想,一面說出原文,而且配其個人的解釋。當然那時候,已經知道大前輩中國學者熟記很多古代文本,但從來沒見到這樣厲害的例子。第三,讀賓四先生《朱子新學案》而當面聽其授課的時候,這個一年級的博士生覺得,我這老外後學沒有可能做朱子學的研究,大概永遠不及格。但是,幸虧余老師對我說:「你放心好了,賓四先生自己把《朱子新學案》當做開路的工具而已,希望別的人繼續發展,還有很多可以研究,連你也有可能性做出一點貢獻。」所以那晚上到素書樓,給了年輕的研究生一些很深刻的影響,而給了我這後學另外一位新的學術楷模。因為那個時代,也就是我在當研究生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文革時期。當時,不單在中國大陸國內很激烈地批判儒家思想、朱熹等人,而且在海外,也有這樣的思潮。在哈佛大學,有些教授看到我在研究宋代的儒家思想,研究朱熹,他們就笑我,說我太「封建」了。當我看到錢先生晚年轉到對朱熹的研究上來,下了那麼大的功夫,覺得那麼有意義,這給我一些鼓勵,心裡有了一定的把握,感到這類題目可以做。

  余英時老師被稱為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讓我提出一個外人不會知道的小例子。我們當研究生的時候,開始做博士論文研究之前,都需要通過一個大考口試。那個口試,余先生、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和拜能 (Caroline Bynum) 三位老師考我。余先生考試的方法跟別人完全不同。其他人都是提出一個題目,讓我講一講。可是余先生從大的題目開始,問一個問題。當我開始回答,他覺得我能夠答出,馬上就問一個窄一點的題目。這樣一直下去。當我不能回答一個很窄的、很具體的題目的時候,他就換到另外一個大題目,繼續這樣做。他的這一做法很聰明,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搞清楚我對有關知識具體瞭解到怎樣的程度。那次大考另外一件事也給我很深刻的印象。拜能教授也是提問的天才,所以她所問關於歐洲古代思想史的題目,余老師特別感興趣。考試以後,他委託我替他買下拜能老師要求我念的書。

  因為余老師對我念的歐洲古代思想史有那麼多興趣,我以為老師會贊成我博士論文的題目。預備大考歐洲古代思想史的時候,我對一個題目有一點啟發,就是比較歐洲中古思想家湯麥斯Thomas Aquinas (多瑪斯.阿奎那, 1225-74) 與南宋朱熹關於「心」的看法。為了理解「心」,湯麥斯把古代希臘哲學(包括伊斯蘭教學者的解釋)、聖經與歐洲人的看法合一當作新的概念,而朱熹利用儒、道、佛三教的看法。我先去跟史華慈老師討論,而他說這個題目很值得研究。然後,到余老師的辦公室請教,但沒想到余老師會那麼激烈地反對。他說這個題目一輩子做不完;萬一完成的話,我的老師們都已走了,所以沒有人可以判斷我的研究結果。再者,我已經結婚了,所以不能只考慮自己愛玩什麼抽象的概論,也需要考慮家庭。然後,余老師提出一個具體的題目,他覺得我可能可以做成:朱熹和他的一個學生的關係,任何門人都行。然我回答,這樣的題目,我不一定有很多興趣。余老師就說,那樣的話,我最好暫時不想題目,先天天到哈佛燕京圖書館來讀有關宋代的書,等到六個月過去以後,坐下來從讀過的資料想出一個具體的題目。所以我就每天到圖書館看書。但是因為我太懶惰或者不夠耐性,我四個月以後,想出一個題目。新題目就是研究朱熹與陳亮的辯論,來了解朱熹的政治思想,很開心地向史華慈老師報告,但他很失望地說:朱熹的政治思想比這個又偏僻又小的題目豐富多了。你三個月完成這個小題之後,你打算做什麼?那樣,我沒話講,就心不在「馬」地回家。兩位老師對論文題目的意見有這樣巨大的區別;我看不出任何中庸之道。三天後再向史華慈老師報告:請讓我先做這個窄題,如果不過,我會快樂地擴充而包括朱熹另外一些政治思想。他就說,行。那時候,余老師已經離開哈佛到香港中文大學任兩年的行政職,我寄信去。余老師沒反對,所以我繼續走這條路,而論文研究很順利。後來,一直來不及做那個湯麥斯與朱熹對「心」的大題目;這事實上更證明余老師的立場既正確又省我麻煩。決定博士論文題目的經驗給我一個重要的教訓。兩位指導老師的意見差別很大,實在給學生更多的空間,可以更自由地發展自己的立場。

  沒想到余老師在香港當新亞書院校長會遇到與一些老師的鬥爭。那時三個學院要建立中文大學,可是教授們之間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余老師1950年代從新亞畢業,而學院的老師信任他,所以請他來幫他們把意見調和。雖然廣聽四方、探究情況,他所提出的擬議,馬上被一些保守的教授很激烈地反對。雖然他們也反對大陸的文革,他們反而用紅衛兵的辦法,寫大字報很激烈地批評他們以前的學生余老師。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他很重視老師和人情,無論如何他一定要支持他所認識的公道。像孟子所提,他的「志」根據「義」,所以他一直有勇氣,向任何人提他的建議。

  在哈佛大學的時候,余老師的研究方向有一些主要的改變。他1962年的博士論文(“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可以說是一種宗教史的題目。五年以後,他的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1967)出來,所以他的注意力轉到經濟史、民族關係史和制度史。然後,他從漢代跳到清代,而從經濟制度史深入學術思想史。他至少告訴過我一次:美國學術界對具體制度史不太有興趣或了解,給他們唸思想史比較適當。但很有趣,他自己後來不繼續寫英文的專著,而在美國拿到永久職位以後,就進一步更加功夫寫中文書,面對東亞讀者。比方說,他下兩本書就是:《方以智晚節考》(香港,1972)和《論戴震與張學誠》(香港,1976)。1976年他也出版了《歷史與思想》;這是頭一本在臺灣出版的書,故他與臺灣出版社最早、永久的關係就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給我這個研究生更深刻的影響,老師騰越我所注重的宋代;好像老師覺得宋學太抽象。

  事實上余老師那時候在哈佛大學不太重視宋代學術思想史,也可以說含有內在邏輯。他的老師也有一點類似的轉變。錢賓四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時候,他研究的重點或是漢代、或是清代,都屬於「漢學」的範疇,強調清代的漢學,比較多受到清代漢學家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朱熹屬於另外一個陣營---「宋學」。可見他晚期退休以後的學術興趣發生了轉變,轉到了「宋學」,研究朱熹。很有趣,余英時先生本來也不太重視宋代,特別是朱熹與清代漢學家所說狹義的「宋學」。他也像錢先生,榮退以後,把朱熹當作主要的研究對象之一。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先生請老師為《朱子文集》出版寫一個序言,頭一次寫,太長了;第二次寫,又太長了;第三次很成功。為了寫這個序,他閱讀了宋代許多其他思想家的文集,不知不覺間,就下了很大的功夫,獲得了很多認識,後來寫成一部書。他的結論,一方面跟我的《朱熹的思維世界》很接近;另一方面,認為我走的那條路沒有完成,所以他題書名為《朱熹的歷史世界》。他覺得「思維」還是受到太多哲學方法的影響,政治鬥爭、歷史事實涉及得還太少。在這方面,他的那本書也是超過我的。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一方面認可了我走的路,讓我更有自信;另一方面,他當然超過我,走在我的前面,展示出一個更為激烈的立場,向偏重於哲學、宗教的學者提出了一個更明確的說法,甚至是挑戰。

  那本書不僅表現余老師的研究方向的演變,同時也證明他的永久史學方法與他永遠不放棄的價值觀和政治文化的立場。例如,他繼續強調文化、宗教和思想一定跟歷史、政治、經濟等等互相有關係和影響。雖然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對宗教和思維的批判,老師同時反對哲學家的抽象、形而上的論點。他一輩子掛心實在、具體的政治、制度、經濟、教育等問題。大概甚至可以將他視為一個經世思想家。他崇尚民主、民權,而主張我們當代知識分子學習朱熹、呂祖謙、張栻那樣道學群體裡的士人,要求有參與政治的職責。在史學方法上,雖然重視宋代學術思想史,但還是避免抽象的探討,而繼續漢學的考證傳統。

  1980年代下半葉,我曾經詢問余老師有關他所參預的新加坡「儒學」計劃。我個人對李光耀總理推行儒家倫理的誠意,頗有保留。當時余老師正瑣事纏身,十分忙碌。因此,我問他是否如同杜維明對以儒學改造新加坡持著樂觀的看法?余教授回答:政府的官員並不會真正的改變。他回答主要是為了文化。很可惜我忘了他所說的中文,但此基本意思卻永遠烙印在我腦海深處。這也是本書之所以取名《歷史與文化的追索》的緣故。


From:
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
田浩 (Hoyt Tillman) 編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 20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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