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09-12-03

(轉貼)想我老師余英時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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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

陳弱水

  我是從1981年秋天到1987年春天在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從學於余英時師的。1987年秋天,余師轉任普林斯頓大學教職,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大約完成百分之六十。余師離開耶魯後,我一面受聘教授他負責的課程,一面繼續寫作論文。我的論文在1987年底完成,授課則至1988年春天。我一共從學於余師六年半,其間在耶魯大學相處六年。

  耶魯大學在康乃狄克州的新港(New Haven, Connecticut)。新港是個小型城市,位於紐約市地方交通網的北方頂點,搭火車到紐約大約一百分鐘。由新港往北,距離余師原先任教的哈佛大學車程約三小時,回頭往南,越過紐約,離普林斯頓大學也是差不多的車程,耶魯剛好在哈佛、普林斯頓兩校間的中點。就工作地點而言,余師是一路往暖和的地方移動。耶魯雖然是名校,跟哈佛、普林斯頓相比,位置比較孤立,哈佛在波士頓郊外,普林斯頓接近紐約,來往的人都相當多。耶魯的孤立造成小型學術社群的氣氛,在其間,師生、同學關係易於密切,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和余師共處,受到無窮的益處。

  回想起來,我跟余師接觸最密的時段大概是在耶魯的第三、四年。我到耶魯的前兩年,忙於適應環境,鍛鍊語文,花很多力氣在歐洲史的課業上,跟余師在課外的接觸不算特別多。從第三年下學期開始,一方面由於準備博士候選人資格考,一方面因為自己求知的需求,幾乎每星期都跟余師見面一、兩個小時,談話的內容絕大部分在學術方面,這樣的日子可能持續將近兩年。不少人知道,余老師慣於在晚上進行研究寫作,直至深夜凌晨,他在耶魯期間,除了有排在上午的大學部講演課(每隔一學期一門),通常在中午前到校,下午上討論課,處理事務,會見學者、學生。我跟他應該多是在正規的會客時間(office hours)之外見面,這樣才能久談。我自己教書以後,才了解這種情況是很特殊的,我很感謝他的慷慨,也覺得自己很幸運,在1980年代前半,耶魯中國研究領域的研究生不多,才使我有可能佔用余師那麼多的時間。

  除了單獨會面,最主要和余師接觸的機會是上課。在余老師的學生當中,我最特別的經歷就是長期擔任他的助教。在老師工作過的學校,不算密西根大學的話,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之中以耶魯最為重視大學部教育,起碼在1980年代是如此。它有完整的助教制度,所有大學部的基礎課,不管修課人數多少,都配有助教,專門的課有時也有。我到耶魯的第二年就擔任余師的助教。其實,以我當時的英文能力以及對美國了解的程度,都不足以當此任,但余師原來的助教Kandice Hauf學長因故無法續任,我只好硬著頭皮頂上。余師找我任此職時,我也看得出他的為難,這件事後來勉力撐過,也奠下我爾後長任助教的基礎。我一共擔任過余老師三或四次的助教,記得除了一次是「中國思想史」(Chinese Thou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其他都是傳統中國史的導論課(The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透過一再聆聽余師的講演課,我得知他對中國歷史有著通貫的了解,這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往後我自己做研究,無論課題有多專門,很自然就會考慮起這些課題或所牽涉現象的各種歷史意義。

  跟余老師接觸,還有一個令我深為懷念的時機,這就是到老師家聚會談天。我在耶魯就學期間,年節時分,余師和師母陳淑平女士往往邀請學生和同事到他們家過節,有時大群人,有時小群,年節則包括感恩節、耶誕節和中國農曆新年,都在冬日,老師的兩位女兒也常加入聚會。其他時候我也有些機會到老師家,例如我在耶魯前兩年時,當在哈佛的黃進興學長前來找老師,我跟在耶魯的康樂學兄也會一同前往。余師住在距離新港約二、三十分鐘車程的橘鄉(Orange),聚會多在晚上,從新港到橘鄉之間有路燈的地方很少,往往漆黑一片,我開著車,感覺車燈就像神奇的挖路機,從寒林之中開出一條通往余府的路。我印象最深的是跟婉窈以及康樂、黃進興一同前往,談話一定到深夜,然後盡興而歸。談話的內容無所不包,但往往有嚴肅的課題,我也在談聽之中得以成長。譬如有一次觸及「文化」或「中國文化」的問題,余師立刻強調,文化是為生活而存在,而服務的,不能顛倒過來,讓生活屈就文化。即使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還是個值得人們省思的洞見。如今,康樂兄已經長往,除了有不勝今昔之感,我也覺得,學術文化和人間其他種種一樣,都是集體的事業,同世代中有人早走,後死者就多做一些事吧。

  在耶魯時,余師在我心中最鮮明的影像是,他是一位深刻、博學而充滿活力的知識人、學者。這是他創造力爆發的時期,他的許多重要著作都寫於這幾年,以下是其中篇幅較大的:《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這段時期的作品有的原為單獨刊行,後來都集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二書之中 。在耶魯時期,余師也發表了不少英文論文,沒有中文版而具份量的有:“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以及收入劍橋中國史第一冊秦漢卷的“Han Foreign Relations” 。後面一篇應該是在1970年代寫就,出版已在1986年。就對余師學術生涯的了解而言,這些著作有的是他青年時期漢史研究的持續,有些是中年早期明清學術思想史研究的擴展,有的則是新開創的課題。關於後者,最明顯的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本書除了本身的原創性貢獻,也開啟了余師後來對於商人文化、明清儒學轉向的研究。透過對胡適、陳寅恪的探討,他也開始大量撰寫有關中國近代思想的論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這原係1982年7月在夏威夷國際朱子學會議提出的論文,於1986年正式刊布 。這是余師第一篇關於朱熹的著作。在我的印象裡,他為寫此文重讀《朱子語類》,應該至少是他第二次讀此大著。余師後來會有《朱熹的歷史世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問世,背後是有極深的積蓄的。

  我在耶魯,親身觀察到余師勤奮澎湃的寫作歷程。余師常跟我談論他的研究構想,有驚奇或得意的發現,或研究中出現趣事,他也會特別告訴我,我也見過他因思緒深陷問題而略為恍惚的神態。論文完成,我常可拿到稿件,先睹為快,偶爾表達自己的看法。我記得曾多次細讀余師的英文文稿,領略當中的見解和論證之外,也趁機揣摩英文寫作的要領。這些稿件,有的至今尚未發表。在耶魯追隨余老師的六年,我自覺像是從後台看到了一場絕妙的學術好戲,且不論受用如何,問學之樂,論學之樂,此生恐難再。

  世事如夢,我雖然在耶魯度過了充實的求學生涯,其間的細節大都已隨時光化去。現在試著捕捉關於余師幾件印象極深的事。有一次,我以助教的身分去上他的大學部講演課。當時余師剛從臺灣回來,課後他告訴我,他這次到臺灣,在去程的17小時旅途中,一口氣讀完Hannah Arendt的The Human Condition,空中小姐覺得很奇怪,哪有人坐那麼久的飛機不休息的。余師應該是坐頭等艙,服務人員很清楚他的動靜。他以聊天的輕鬆口吻告訴我這件事,我聽了卻大吃一驚,The Human Condition是一本三百多頁的思想巨著,余師在一次飛行中就通讀此書,實在反映了他在求知思考上的超人動力。

  另一件事發生於我在耶魯的第四年,可能是上學期。當時在成功大學任教的張永堂先生來耶魯歷史系擔任訪問學人,一天我和他以及余師一起進午餐。余師的辦公室在研究生院大樓(Hall of Graduate Studies, 簡稱HGS)三樓,他通常在大樓外York Street的一家餐廳吃簡餐,我們那次也在這個地方。席間不記得張先生問了什麼,余師回應之間說了一句話,意思是「我每天都在想問題」。我聽到楞了一下,心裡想,這話是不是說得有些隨意,沒想到張先生立刻反問:「你是說每天都想問題嗎?」重點在「每天」二字。余師正色作答:「是每天,我沒有一天不想問題的。」這一句「夫子自道」讓我真正認識到,他的學術生命是什麼樣的狀態。余師向來主張學思兼顧,但從對他的觀察,我感覺,要有真知灼見,「思」的相對重要性可能還是高一些。當然,這個「思」不能是個人鑽牛角尖,而必須帶有嚴肅的自我省視的習慣和能力。

  再來談印象最深的一堂課。這是我在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後旁聽的課,課名叫「中國史學」(Chinese Historiography),是傳統中國史領域的研究生基礎課。這門課我一到耶魯就修了,不知為什麼後來又去旁聽。這門課通常上的人不多,但我旁聽的那一次卻有不少人修,可能大多是歷史系之外來的。課上唸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同學們各自選擇條目,上課時大家一起閱讀、討論。余師事前大概沒準備,學生拿出什麼條目他就臨時看。有一次,他跟著大家讀,碰到窒礙難通處,他發現是趙翼錯了,誤解了自己所引的材料,余師並由此得出正確的答案。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廿二史劄記》是一部學術研究集,我們閱讀這樣的著作,通常跟隨作者的理路走,余師卻一面閱讀,一面照顧到趙翼所引文字的自身義涵,很快發現問題,立刻予以解決。這個「現場考證」的展示帶給我很深的啟示。最主要的啟示是,人文學者做研究最終要依靠自己的心和頭腦,應該隨時處在嚴謹、具有批判性的狀態中。

  剛剛提到我一來耶魯就修余師的「中國史學」。當時修課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學,就在老師的研究室上課,兩人有自己的材料,輪流主讀。我選讀《史記》,以「太史公曰」的部分為主。讀的速度很慢,功用主要在培養歷史研究的基本能力,在我而言,也開始訓練如何使用英語討論中國學術問題。記得有時我提《史記》中的一、兩句話,余師就接著唸出一大串,讓我驚羨,看來他對某些基本典籍頗有成誦的能力。

  對於余師的性格,我也有一些觀察。他名利心淡薄。從世俗的觀點看來,他是位成功的人,但成功者也有選擇的問題,當機會來臨時,他都是選擇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有利的路途。而且對他而言,選擇並不困難。他的決斷力很強,能按自己的性情做事,少受外界影響。他性格上的另一個特點是從容,能夠涵泳學海,順其自然。他對我治學的指導意見,常常就是要「從容」,「厚積薄發」。「從容」我難以做到,至於「厚積薄發」,經過在學術路上跌跌撞撞幾十年,也能體會其重要性,看今後是否能再多找時機,強化基礎。

  余老師從二十餘歲開始投身學術,待過的機構、接觸過的人很多。他在耶魯治學、生活的樣貌,聞見的人則比較少。我雖深知記憶的不可靠,但還是勉力追思往事,盼有助於補充大家對余師的認識。


From:
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
田浩 (Hoyt Tillman) 編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 20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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