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
初次看到余英時老師是1975年2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20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後來因緣際會到哈佛大學念了六年書,才算真正接觸了余老師。我能夠進哈佛大學完全得力於余英時教授的推薦。1976年我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到紐約的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的名字恰巧就是我。之前我申請哈佛的研究計畫,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系不大對,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當時再次到臺灣做演講,我就在台下聆聽,卻不知究裡。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還沒有開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我就先跑到紐約,再到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對我後來的治學是個轉捩點。
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年輕的時候在台大常批評余先生,現在回想那次談話我會臉紅:主要批評陳寅恪。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說:「看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裡的資訊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讀者在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不知道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覺得這個初生之犢,連史學大家都亂批評,當然知道這是很膚淺的。但余先生很包容,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我那時沒有申請就知道可以進哈佛大學了。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講了情況。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大學這七個月裡,我就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瞭解他的學問,也是有收穫的。
但我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一時無法親炙教誨。
哈佛大學的六年讀書生涯,是我夢寐以求的快樂時光。以前在臺灣大學讀書時,無法早起,常常十二點才去課堂,而到了哈佛大學,早上五六點就起床,醒來就去讀書,士氣如虹。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見書堆到天花板,說:「幸好波士頓沒有地震,不然你的書倒下來,會把你壓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是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起了變化,跟兩位老師有很大關係。一個是比較思想史的大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那時我的西方思想史題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這樣的底子,做西方的學術當然很好,但是在西方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人。為什麼不回去做中國學問?一般做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你這樣的底子,你有不同的眼光和訓練,說不定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我受到了一些啟發,又去請教余英時教授。那時余先生由哈佛大學轉任耶魯大學,他沒有教過我,我讀書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師楊聯陞教授。可是我上楊教授的課只有第一堂和最後一堂。第二堂去的時候空無一人,我覺得奇怪,怎麼請假也不講。後來我從系裡知道那時他的精神不好。
史華慈先生說:「你要在中國學方面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不知道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我喜出望外,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我和同學康樂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舖,醒來再聊,下午才走。
康樂為人熱情有理想,對政治獨有見解;常跟余先生做臺灣輿情分析。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余先生在耶魯,恰值創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他每次有文章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充當主要批評者,雞蛋裡挑骨頭。我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學問上給我們指導,生活上也幫了我們很多。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
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紮實的學問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一方面彌補舊學的不足。史華慈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和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 1983)實際上是余英時先生給我的。他的設計頗有深意,找一個沒人做過的題目。我就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唯一的只有太老師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紱。我只有把李紱的著作一本一本地看,歸納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論文寫得很快,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我當然不是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學識淵博的好老師。我每寫一章就給余先生過目,他看我是不是「在軌道上」,而不是亂講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寫下去。另外加上史華慈教授對我的批評,但就這個論文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余英時先生。後來寫出來了,幸運地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接受出版。這至少對得起兩位老師。現在大陸有人也要寫李紱,要翻譯這本書。我說:日本也有人寫李紱的,我自己沒有看,你可以參考一下。我想日本人會有自己的看法,因為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人,但沒有人做,很隱晦,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反映了當時什麼,很難。但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的氣氛。
那時的哈佛大學可謂大師雲集,我遊學於各名師之間,但實際上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教益最多。有次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我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前面表達己見,我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我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身體並不好,卻很崇拜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夢想去非洲當無國界醫生。余英時先生聽了說:「你的身體這麼差,不要增加人家負擔就很不錯了。」後來,機緣巧合之下,我練起了羅漢功,身體大有起色。四十歲以後身體才慢慢變好。我太太說,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年都在病床上。學問做得很辛苦,所以我才去練羅漢功,沒想到身體就好了,度過了人生最辛苦的階段。
1982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本來繳上去了就可以畢業,但系上秘書告訴我明年的獎學金已批示下來,我為了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又將論文取回來。但余老師業已推薦我申請到「國際朱子學會」論文發表的機會。
那一次大會值得大筆特書:大陸甫開放,代表團裡有李澤厚、任繼愈等,最引人注目則是馮友蘭。但在幾天的會議,大陸代表卻刻意與他區隔,在餐桌上他與女兒兩位孤零零用餐。不明緣故的我,心裡很不忍。余老師、陳榮捷老先生偶爾會過去跟他寒暄兩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團陣容龐大,不容小覷,居中漢學泰斗島田虔次教授更絕少出席國際會議。由於他唸過天津中學,中文甚佳,常有請益的機會。有回他言道,雖與余教授的學術論點不盡相同,卻不能不推崇他是當今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這個評斷,迄今記憶猶新。
另外,鮮為人知的,余老師在耶魯任教期間,對臺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甚為關切;他且一度為美麗島事件投書《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替黨外仗義直言。有趣的是,當時代表國府立場反駁他的,卻是當今臺灣的總統馬英九先生。
余老師並為臺灣作育不少人材,他臨別哈佛之際,除了收了我,還有洪金富、丁□兩位同學。在耶魯時,更收了康樂、陳弱水、周婉窈、陳國棟、吳展良等臺灣的留學生。他認為這是為臺灣培養一些讀書種子。這些人後來回到臺灣也各自在學術教育學界堅守崗位,不負所望。
From:
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
田浩 (Hoyt Tillman) 編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 2009-12-01
0 意見: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