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
初次看到余英時老師是1975年2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20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後來因緣際會到哈佛大學念了六年書，才算真正接觸了余老師。我能夠進哈佛大學完全得力於余英時教授的推薦。1976年我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到紐約的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的名字恰巧就是我。之前我申請哈佛的研究計畫，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系不大對，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當時再次到臺灣做演講，我就在台下聆聽，卻不知究裡。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還沒有開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我就先跑到紐約，再到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對我後來的治學是個轉捩點。
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年輕的時候在台大常批評余先生，現在回想那次談話我會臉紅：主要批評陳寅恪。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說：「看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裡的資訊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讀者在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不知道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覺得這個初生之犢，連史學大家都亂批評，當然知道這是很膚淺的。但余先生很包容，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我那時沒有申請就知道可以進哈佛大學了。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講了情況。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大學這七個月裡，我就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瞭解他的學問，也是有收穫的。
但我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一時無法親炙教誨。
哈佛大學的六年讀書生涯，是我夢寐以求的快樂時光。以前在臺灣大學讀書時，無法早起，常常十二點才去課堂，而到了哈佛大學，早上五六點就起床，醒來就去讀書，士氣如虹。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見書堆到天花板，說：「幸好波士頓沒有地震，不然你的書倒下來，會把你壓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是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起了變化，跟兩位老師有很大關係。一個是比較思想史的大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那時我的西方思想史題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這樣的底子，做西方的學術當然很好，但是在西方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人。為什麼不回去做中國學問？一般做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你這樣的底子，你有不同的眼光和訓練，說不定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我受到了一些啟發，又去請教余英時教授。那時余先生由哈佛大學轉任耶魯大學，他沒有教過我，我讀書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師楊聯陞教授。可是我上楊教授的課只有第一堂和最後一堂。第二堂去的時候空無一人，我覺得奇怪，怎麼請假也不講。後來我從系裡知道那時他的精神不好。
史華慈先生說：「你要在中國學方面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不知道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我喜出望外，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我和同學康樂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舖，醒來再聊，下午才走。
康樂為人熱情有理想，對政治獨有見解；常跟余先生做臺灣輿情分析。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余先生在耶魯，恰值創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他每次有文章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充當主要批評者，雞蛋裡挑骨頭。我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學問上給我們指導，生活上也幫了我們很多。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
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紮實的學問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一方面彌補舊學的不足。史華慈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和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 1983)實際上是余英時先生給我的。他的設計頗有深意，找一個沒人做過的題目。我就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唯一的只有太老師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紱。我只有把李紱的著作一本一本地看，歸納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論文寫得很快，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我當然不是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學識淵博的好老師。我每寫一章就給余先生過目，他看我是不是「在軌道上」，而不是亂講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寫下去。另外加上史華慈教授對我的批評，但就這個論文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余英時先生。後來寫出來了，幸運地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接受出版。這至少對得起兩位老師。現在大陸有人也要寫李紱，要翻譯這本書。我說：日本也有人寫李紱的，我自己沒有看，你可以參考一下。我想日本人會有自己的看法，因為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人，但沒有人做，很隱晦，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反映了當時什麼，很難。但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的氣氛。
那時的哈佛大學可謂大師雲集，我遊學於各名師之間，但實際上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教益最多。有次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我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前面表達己見，我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我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身體並不好，卻很崇拜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夢想去非洲當無國界醫生。余英時先生聽了說：「你的身體這麼差，不要增加人家負擔就很不錯了。」後來，機緣巧合之下，我練起了羅漢功，身體大有起色。四十歲以後身體才慢慢變好。我太太說，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年都在病床上。學問做得很辛苦，所以我才去練羅漢功，沒想到身體就好了，度過了人生最辛苦的階段。
1982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本來繳上去了就可以畢業，但系上秘書告訴我明年的獎學金已批示下來，我為了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又將論文取回來。但余老師業已推薦我申請到「國際朱子學會」論文發表的機會。
那一次大會值得大筆特書：大陸甫開放，代表團裡有李澤厚、任繼愈等，最引人注目則是馮友蘭。但在幾天的會議，大陸代表卻刻意與他區隔，在餐桌上他與女兒兩位孤零零用餐。不明緣故的我，心裡很不忍。余老師、陳榮捷老先生偶爾會過去跟他寒暄兩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團陣容龐大，不容小覷，居中漢學泰斗島田虔次教授更絕少出席國際會議。由於他唸過天津中學，中文甚佳，常有請益的機會。有回他言道，雖與余教授的學術論點不盡相同，卻不能不推崇他是當今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這個評斷，迄今記憶猶新。
另外，鮮為人知的，余老師在耶魯任教期間，對臺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甚為關切；他且一度為美麗島事件投書《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替黨外仗義直言。有趣的是，當時代表國府立場反駁他的，卻是當今臺灣的總統馬英九先生。
余老師並為臺灣作育不少人材，他臨別哈佛之際，除了收了我，還有洪金富、丁□兩位同學。在耶魯時，更收了康樂、陳弱水、周婉窈、陳國棟、吳展良等臺灣的留學生。他認為這是為臺灣培養一些讀書種子。這些人後來回到臺灣也各自在學術教育學界堅守崗位，不負所望。
From:
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
田浩 (Hoyt Tillman) 編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 20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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