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之初，全球化的浪潮前所未有地讓曾被現代性切成兩半的世界重新有了交集。舉例來說，由於中國、日本、台灣、新加坡和韓國等亞洲國家經濟繁榮，擁有足夠的財務資源進行所謂的「文化交流」或「跨越疆界的對話」，於是，連最艱深難懂或隱晦難解的西方理論，都史無前例地在這些亞洲國家風行一時。如同現代詩或愛因斯坦的E=mc2質能關係式，理論性的批判語言也開始發展自身的神話命脈，它們近乎難以理解的特質，恰巧正式它們成為時髦全球商品的市場魅力。這和神話運作的邏輯簡直如出一轍：批判文章寫得愈晦澀難懂，裡面暗藏玄虛的暗示就愈強烈，此外，愈多讀者因為無法理解而感到挫折惶恐，他們就愈渴望繼續探究；觀諸橫跨太平洋、大西洋兩岸，從北半球到南半球的國際研討會中，大量援引和用理論的現象足以為證。盱衡當下，理論是否還在扮演最初政治異議的角色？理論是否已經成了另一個蓬勃發展的產業？當理論積極在全球各地擴張和流通之際，是否也早已背棄了過去為了反抗工具主義而拒斥清晰易懂的初衷？（136-137）
我們愈是以為X（案：意指對於特殊社群身份認同或族裔文化議題的關注）抵抗收編的能力越強，X就愈容易在差異的系統化生產的巨大架構下失去它的特殊性（意即遭到占有），然而支持這個生產架構的「環境」（亦即能夠像某種永恆自我調節的內在性一樣，持續展開與推動這個架構）仍然沒有受到質疑。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前關於另類身份認同、文化和社群構成的新興研究計畫儘管琳瑯滿目，後來竟然看起來千篇一律的原因之一。不論我們現在談得是特定族裔的作品或是某個族人的身份認同問題，都可以預料，這些研究重複在字面上或口頭上交替使用「內在矛盾」（ambivalence）、多元性（multiplicity）、「混雜/混種」（hybridity）、「異質性」（heterogeneity）、「斷裂」（disruptiveness）、「抵抗」（resistance）等諸如此類的語彙來強迫招換差異；而且，不管研究對象有多新，一旦進入前述的差異話運動程序，就註定失去他的新奇感。（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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