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語知識分子

「近年來已有許多關於後殖民知識分子身上的混雜性（hybridity）的討論，很難否認這個近來的自覺一直非常有生產性。若非尖銳地察覺那永遠處在文化之間，而非處於任一文化之內的生存位置帶來的十足痛楚，沒有人能像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執筆寫下套在他脖子上的諸繩索時，生產出那樣的力量：『我到如今都帶著它們，拽著我往這兒往那兒，往東方和往西方，那結套扯緊著、命令著，選擇、選擇……繩索們，我不要在你們當中做選擇。韁繩、套索，我選擇你們兩個都不要，也兩個都要。聽見沒？我拒絕選！』

但或許在非西方的諸種現代性中，有另一個遠遠更為無所不再的身影：就是那雙語知識分子，有時處在一個話語的地帶，有時處在另外一個，但從來不在兩者之間。他或是她並不必然感到被命令做出選擇。當他在西方的學術界時，他遵守那學術界的機構性常規；但他也為那學界帶來從某別處生長出的一整套智識上的關懷，而那些關懷，把他或她推向一種不安的並且強烈地與那些機構的學科性規範發生競爭關係的位置。對西方學術界中的雙語知識份子來說，並不存在一個令人感到安適的規範性立場。

反之，同樣的一個人，當作為由某種非歐洲的現代語言形塑的智識舞台上的參與者時，他或者她對於自己作為一個形構學科常規的積極能動者的自覺程度，遠遠超出他或是她在西方學界中的情形。然而，矛盾的是，這個非西方的智識舞台上的角色，正是建立在這個人作為西方學術界知識分子的前提之上。因此，無論我們怎麼看待這件事，這個知識分子和學術界之間的關係，在這兩種情況中並不是對稱的。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個雙語知識分子周旋於兩個相異的學術舞台，並同時作為兩邊的正是資格成員，可以具有特殊的優勢對兩者進行詮釋與批評。這無疑正當化了他或是她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必然是這個雙語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主動地再生產了兩種學術舞台之間的不均關係。反之，無論是在這個還是那個場域，如果翻譯的行動正是雙語知識分子常幹的活，那麼，即便在這些知識之中必然殘留一種無法翻譯的剩餘，一種意義的失落，我們仍然有權相信，翻譯是一種關乎轉變的行動，改變的不僅是被翻譯的那些東西，更是改變這翻譯的貢獻的投向之處。同時，正如許許多多雙語者面對的情形，如果翻譯的行動是雙向運作的，那麼我們或許有權更進一步假定，儘管先前提到的兩個現代性的知識場域之間存在一種不對稱關係，也就是西方作為普世的宣稱相對於民族作為獨異的追求，我們正同時貢獻於這兩者的批判性轉變。但這究竟會如何發生，我卻沒辦法告訴你。正如我一開頭說的，這是一個我沒有答案的問題，我能做的，只是邀請你，一同思索我的困境。」

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以兩種語言談談我們的現代性
《後／殖民知識狀況》，頁7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