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影響更為深遠
高中時代，陳弱水對西洋文學、歷史和哲學都有興趣，不過後來才察覺，對於文學的興趣主要在文學評論方面。1974年他考入台大歷史系。父親受胡適的影響很深，陳弱水因此也讀過家裡所藏的胡適著作，也在圖書館看過《自由中國》等舊刊，瞭解一些殷海光的思想。對他而言，胡適的影響比殷海光更為深遠。
大學時代，正是美國的余英時、林毓生、張灝等華裔歷史學者對臺灣產生影響之際。陳弱水既讀余英時和林毓生的書，也讀唐君毅和牟宗三的書，主要興趣在思想史。1975年初，林毓生到台大歷史系任客座教授，陳弱水聽他的課後感覺頗有收穫，開始花力氣學英語。讀了台大歷史研究所一年後，陳弱水考入美國耶魯大學，成為余英時的學生。
在耶魯大學時，陳弱水擔任過余英時和史景遷的助教，耳濡目染深受教益。攻讀中國思想史幾年後，陳弱水將自己的研究方向確定在唐史。談起“漢魂唐魄”的說法，陳弱水笑道：“不要太浪漫，這只是一個符號罷了。漢唐也有很多缺點，不過，要講世界性，那應該是唐代的特點。後來中國人的心態變化很大，自我中心越來越強化。”
1987年在耶魯大學博士畢業後，陳弱水留校教了一年書。1988年至1993年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其間和葉嘉瑩同事一年半。陳弱水回憶： “葉嘉瑩教授有很強的傳播詩歌文化的責任感。她有超越的一面，不顧任何艱難，希望延續這個文學傳統。”
回到臺灣後，陳弱水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成為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同時也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合聘研究員。陳弱水說：“在台大，我的工作變得更繁重，要承擔研究、教學、行政等工作，要指導的研究生多。在華人社會，很難什麼事都拒絕，因為太忙，文債很多。”
對大陸瞭解多一點
在治學的同時，陳弱水始終關注和思考公共事務。談到臺灣人文學家不再對公眾社會產生巨大影響力的現象，陳弱水認為，“我到耶魯大學時，人文學家處於美國高等教育界核心的地位，最主要的幾個大學的校長都是人文學家，現在越來越少了，當然現在哈佛大學的校長還是歷史學家。可臺灣很早就不是這樣了，我在臺灣念大學時，校長早就由科學家擔任了。因為中國文化中有很深的功利主義，過去重視文，是因為科舉考文科，科舉廢了之後大家都念工科了，即使是早期的留美學生也多是念理工的，這種情況發生得很早。就整個社會來看，以自然科學為主，早已經是趨勢。念理工的人對念文科的人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是來自於教育和考試制度，覺得念理科比較難。現在臺灣政府是以政客為主，他們也不太徵詢非政客的學者的意見。現在是政客的年代，政客考慮的主要是政治利益，當然其中也包括意識形態的利益。”
現在，陳弱水不時應邀到大陸進行學術訪問，他的多種著作出版了簡體字版。談到中國情懷，陳弱水說：“臺灣人的中國情懷基本上有三種，第一種就是實際的生活，第二種是經濟跟大陸很密切，第三種是意識形態的問題。這是就集體而言，個人就更複雜了，我覺得臺灣人包括知識份子對大陸瞭解很少，原因很多，包括臺灣媒體報導很淩亂，沒有系統。不過我從小比較好奇，自認為對大陸瞭解多一點。”
陳弱水和太太周婉窈是台大的同班同學，後來同赴美留學。回到臺灣後，兩人都任職於中央研究院，周婉窈在臺灣史研究所，研究臺灣日據時代的歷史，也研究17 世紀的臺灣。如今兩人都在台大任教授。陳弱水介紹，周婉窈對文學和藝術都有很大興趣，充分結合到她的歷史研究之中。生活中，年輕的時候夫婦倆喜歡旅行，但現在太忙，休閒時主要聽古典音樂。
臺灣大學校園典雅古樸，隨處信步，觸目所及常引起對學界先人的念想。我隨陳弱水先生邊走邊聊，聽他指點舊跡。第一次暢談後，陳先生髮來了他在台大的演講稿《台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傳統》，讓我對台大歷史系瞭解更深。再次見面在他的研究室，我們聊到了一些故人舊事。
印象最深的一堂課
我猜想余先生事前沒有準備，學生拿出什麼條目來他就臨時看，結果一面讀，他就一面指出趙翼的錯誤，並說出正確的答案。
時代週報：在台大讀了五年書後，怎麼想到去耶魯大學留學？
陳弱水：我本科畢業後先去當了兩年兵，一年在桃園，一年在金門，回來是1980年，就進了台大歷史研究所一年級，只念了一年就到耶魯大學的博士班念書。我的歷史專業教育有十一年半，本科四年，碩士一年，博士班六年半，這十一年半中，在台大只有五年。所以我受到臺灣學界影響比較少，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美國學界。耶魯大學是美國人文學界的核心，知識力量、學術力量不是臺灣大學所能比的，所以這六年半對我的影響很大。在耶魯，我基本上跟余英時和史景遷兩位先生讀中國史，也修讀歐洲思想史。選擇耶魯，是因為余先生在耶魯的緣故，余先生知道我，也歡迎我去。
時代週報：耶魯時代的余英時先生是什麼樣的？
陳弱水：那是他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候。他住在新港城郊外，年節的時候我們會去探望，他對我們這些異鄉人幫助很多。余先生一方面創作力很充沛，一方面還幫助學生。因為偶然的因素，我去的第二年就當他的助教。其實當時我對美國的瞭解、英文的能力還不足以當助教，剛好原來的助教因為某些原因不能繼續當，我只好硬著頭皮上。我當余先生的助教起碼有三次，當助教要跟學生討論問題，比當學生的聽課更認真，一年以後我還要出考題，改考卷，打分數，要對余先生有相當的理解才能寫出讓余先生滿意的考題。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的收益很大。
時代週報：他上課怎麼樣？
陳弱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旁聽研究生的課，我們念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我猜想他事前沒有準備，學生拿出什麼條目來他就臨時看，結果一面讀，他就一面指出趙翼的錯誤，並說出正確的答案。這對我做研究有很深的啟示：人文學者做研究要靠自己的心、頭腦，隨時都要處在一個嚴謹、具有批判性的狀態當中。他的創造力很充沛，這點在中文學界很多人知道。他無時無刻不在想問題。
時代週報：你在耶魯上史景遷的課多嗎？
陳弱水：我當過他的助教，還有研究助理，跟他的接觸比較多。他的書我也讀過一些，瞭解他的風格。他的風格在中國史學傳統裡是沒有的，所以對我有些影響。最重要的是讓我瞭解到西方史學中的文學成分，強大的敘事傳統，這和中國清代零碎的考證，實在是鮮明的對比。很多人以為敘事史學是新的，其實是很強大的傳統，很多人對西方的認識是透過西方傳來的新思潮，根本不知道西方日常性的主流是什麼東西。
時代週報：他上課講故事能力很強？
陳弱水：大學部的課是根據講稿講故事。研究生的課是討論性的。不過在我跟他私下接觸看來，他整天都在想故事，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把各種歷史訊息合成一個個圖像。
時代週報：他在美國學界影響多大？
陳弱水：他的影響主要不在學界，是文化界，如果是學界，也是中國研究以外的學界，使研究中國史以外的人瞭解中國歷史，特別是明清歷史。他等於是在英語文化界裡中國史學的一個代表性人物。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很珍貴的時代
當時中國是面向西方的世界，不是面向東亞的世界。東亞的國家是向中國學習的。
時代週報：在耶魯大學，你最後的研究方向為什麼是唐史？
陳弱水：進了耶魯，當時的計畫是研究中國古代思想，主要原因是以為古代思想是瞭解中國文化的根本。慢慢感覺到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路子，因為資料有限，研究的人很多。我到耶魯第二個學期就跟余先生說，我要改做北宋研究。余先生很支持我，通過北宋來瞭解宋學的興起。我花了一個學期，寫了一篇關於曾鞏的報告。寫完後我跟余先生說不行，雖然讀了些文集，但還是迷茫，必須往上追溯，做唐代研究。做唐代不能光做儒家，儒釋道都要做，尤其是佛教，我剛好出身在佛教家庭，對佛教的認識比別人多，上大學後也稍微系統地接觸過佛教。當時我不知道做唐代還要注意文學，因為唐代重要的士大夫都是文人，我對文人的研究準備不夠好，後來花很多年補。這時已經是博二下學期，余先生說非常好。
時代週報：陳寅恪先生的唐史研究有多重要？
陳弱水：很重要。陳先生的研究涵蓋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寫了一些魏晉南北朝的論文，還通過《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回溯了一些，然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講唐代。陳先生提出了很多課題和典範性說法，使中國中古史研究立刻達到了別的領域一開始沒有的深度和高度。我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中古史的時候，陳先生的研究還是很先進。臺灣、香港、海外也有一些成果，但都是片段性的，不能整體超過陳先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他的課堂筆記，也就是萬繩楠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講演錄》，這也是前沿性的。所以，作為一個領域的開拓者，典範的提出者，他的前沿性，曾經很少人能超過。現在很多人已經超過他了，可以說他哪方面的說法太過了、不可靠，以前我們讀，只能懷疑，不能很明確地這樣講，因為沒有這麼多的研究積累。
時代週報：張廣達先生談到唐代文化中的多元、開放心態，是一種相當可貴的精神。
陳弱水：我想在唐代前半期可以這麼說，後期就不一定了。我的一篇文章談到中國以自我為中心的歷史情境，唐代是例外。不過唐代這個情況與其說是精神使然，不如說是歷史環境的反映。有兩個歷史環境因素，一個是隋唐是隨著北朝建立的，北朝統治階層跟北方的遊牧民族、中亞西亞商業民族關係很密切，比較沒有中華中心的思想。隋唐統一以後，變成了世界最強的帝國，是一個國際性的帝國。第二個歷史因素是，當時中國核心地域黃河流域跟其他地方有很流暢的交通管道，南方也有南海貿易。當時中國是面向西方的世界，不是面向東亞的世界。東亞的國家是向中國學習的。不過到了8世紀末，中國就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士大夫階層，他們本來就不是這麼全心全意開放的。當然還有吐蕃佔據了河西走廊，切斷了中國跟西亞的聯繫，後來西夏興起、伊斯蘭教興盛等，阻斷了中國的向西之路。人的意識多少都是對環境的反應。當歷史環境發生變化，你本來就沒有衝破的心態，本位主義就強了。不過，這段時間確實是中國歷史上很珍貴的時代。
我不滿意學術界的商業化
不要讓學術界的人認為自己在公共事務上有什麼特權，你的專業跟你關注的公共事務不一定吻合的，不好好瞭解，不能隨便說。
時代週報：我看你的書，覺得你的公共意識很強。
陳弱水：對。可是我講的公共意識恐怕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樣。這裡有幾個層次。第一個是我研究中國本土的“公”。中國“公”的傳統很強，可是沒有明確的範圍概念。“公”的最主要意義大概有兩個：一個是全體，大公無私；另一個是公心，心理上的“公”。在現代社會中，公私領域的區分，生活中如何創造穩定的有建設性的集體秩序，是一個關鍵問題。要理解這個問題在華人社會中的困難，必須瞭解中國原有的“公”缺乏領域意義的特色。跟“公”的問題相關的，是中國缺乏消極性的道德觀念，即有所不為的責任。世界上有一些倫理性行為，特別是跟自己家庭親友之外的人事相關的道德，是消極性的，譬如不要破壞別人，不要傷害別人，我要遵守規矩。中國雖然很講道德，但這類的很少。“社會公德”就屬於消極性的，因為跟中國人的道德概念不相符，很難引起重視，於是大家日夜占社會的便宜，占陌生人的便宜，社會有些像叢林。這些問題牽涉很廣，很深，不能只從現代西方的觀念來瞭解，是一串一串的，我就像考古一般來追索。
時代週報：南方朔提到，當下公共知識份子已經很少了。這跟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嗎？
陳弱水：“公共知識份子”這個詞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公共知識份子”是指有一種知識份子，受過程度不等的專業訓練，關心社會，常對專業以外的一般性問題發言。現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公共知識份子有德國的哈貝馬斯，還有加拿大的泰勒，他們既是第一流的社會理論家、哲學家，又是知識份子。這個詞本身就反映了社會的變化，大部分知識人從事專業工作，並沒有意見領袖的身份。這個變化也有健康的地方，不要讓學術界的人認為自己在公共事務上有什麼特權，你的專業跟你關注的公共事務不一定吻合的，不好好瞭解，不能隨便說。
可是，我覺得現在臺灣學術界發展日益商業化，用商業利潤來想像學術業績，人們常不好好考慮學術在知識上對人類有什麼貢獻，而是發展出一套封閉的計算方法，上什麼學刊、拿什麼獎，把學術界搞得跟商界沒什麼不同。如果認真以知識為導向，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關注專業，百分之五的人關注公共，這很好。有一種狀況不好，隨便掛了教授頭銜，胡說些話，別人都要聽，其實很多話是無知，對事實不瞭解，甚至是操弄，這不見得健康。我個人不滿意的是學術界的庸俗化，商業化。 (本文來源：時代週報 作者：李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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