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5月31日 時代週報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梁其姿2009年出版的《中國麻風病史》一書，開創了英文著作從單一疾病研究中國醫療社會史的先河，今年獲台灣“教育部”頒授第五十三屆學術獎（人文及藝術學科）。《中國麻風病史》著眼于中國社會從古到今對麻風的反應來研究麻風發展史，並探討這個疾病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文化意義。梁其姿研究明清時期的醫療資源、醫學傳承、方土與疾病觀、女醫等問題，在中英文權威醫療期刊與專書中發表重要論文，是當今研究中國醫療史必讀之作。
醫療社會史的先行者
梁其姿是地道的香港人，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對文史感興趣，後入讀香港大學歷史系。雖然教學語言是英語，梁其姿的主要興趣是中國近代史。梁其姿回憶：“當年的香港大學有點類似于培養高級公務員的機構，需要多重考試才能進去，但是學術氣氛不濃。進大學前，我期待有不同的思想刺激，但進去以後有點失望，我覺得基本上是中學教學的延續，歷史教學也相當傳統，所以當時學習的興趣並不太濃，而我當時讀到的法國史學著作很有意思，當中能看到活生生的‘人’，這也是我出國的原因之一。”1975年大學畢業後，她考取了法國政府獎學金，赴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留學，1980年底獲得博士學位。
梁其姿師從畢仰高（Lucien Bianco），博士論文寫戰前解放區的合作運動。當時很多關於解放區的資料還沒有出版，梁其姿通過朋友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找到一些未曾公開的資料。完成論文後，梁其姿又在巴黎待了兩年，這時學術興趣才轉向中國明清史。
學成之後，梁其姿沒有回到香港，而是到了台灣。時值“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在台灣推動“國家科學委員會”五年計劃，吸收國外讀書的華人，於是梁其姿選擇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同時期留學歸來的學者還有後來成為近史所所長的陳永發。1987年，梁其姿推出兩篇疾病醫療社會史方面的論文：《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和《明清醫療組織：長江下游地區國家和民間的醫療機構》，被譽為中國史學界涉足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先行者。梁其姿曾擔任“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
2008年，梁其姿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講座教授，為本科生講授明清社會史，為研究生指導明清的衛生醫療研究。對比三地學生的程度，梁其姿分析：“香港的本科學生和我在台灣的學生不太一樣，台灣的學生比較願意主動來探討問題。大陸和台灣的學生比較相似，人和人之間私底下的交流要多些，而香港的學生比較務實，這可能是跟香港的生活節奏比較快有關吧。”
歷史是各個社會科學的綜合
時代週報：你到法國留學時的主要學術興趣是什麼？
梁其姿：我留法時的主要興趣是中國近代史。因為此前在香港大學念歷史系是屬於比較傳統的政治史、事件史，在我拿到獎學金要去留法的時候，讀到了一位法 國 教授畢仰高寫的《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主要是從社會史角度來寫1949年的革命。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一個學者用社會史角度來分析革命的產生，看完以後就認定要他做我的導師，所以我的研究興趣也就放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史。
我也跟幾位法國有影響的教授進行了交流，在 和畢仰高 老師寫完論文之後才轉到明清史的研究。年鑒學派的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認為，歷史應該是各個社會科學的綜合，不是純粹的政治史、事件史、戰爭史。我當時覺得用社會史角度來寫1949年前後這段歷史會比較困難，就回到中國明清史的研究。
時代週報： 到了台灣“中央研究院”工作後，你怎麼研究起醫療社會史？
梁其姿：在離開法國之前，我與菲利普·阿雷茲（Philippe Aries）老師一起研究心態歷史，他的課主要是西方人面對死亡態度轉變的問題。他給我最深刻的影響就是對人的生老病死的關注，當時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少有人注意。所以，我到台灣後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很多明清時期的方志資料，從明清的育嬰堂到安葬死人的機構資料蒐集，於是就試著去做這方面的歷史研究。
我寫完《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之後，就發現明清時醫療機構的諸多問題，大概16世紀以後，中國南方就出現收容麻風病人的機構。基於這樣的興趣，我寫了《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中間寫了很多關於醫療、社會方面的論文。
廣州的善堂和醫療活動
時代週報：當年的育嬰堂算是中國的慈善機構嗎？
梁其姿：當然。在宋代以後，沒有很好的避孕方法，墮胎也是非常危險的手術，所以很多窮人對多生了的小孩，要麼選擇遺棄，要麼選擇溺死，算是控制人口的一種方式。但對傳統道德很看重的官方來說，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所以就出現收容被遺棄嬰兒的機構，這種機構多半是士人和地府官員捐錢來創辦的。
在中國，以前處理社會問題的角色一個就是政府，另一個就是家族。在我的研究中，發現出錢出力最多的還不是官員，是靠地方力量來支援的。但中國社會問題往往是由民間處理，並不完全是政府、家族上層精英來處理。譬如明末更多是一些知識領袖來倡導，由小部分生員或有錢的商人捐錢來建立，過去很多人都忽略這方面的問題。
時代週報：這種傳統後來還有延續嗎？
梁其姿：有，特別是太平天國之後。當時清政府沒有太多力量，全靠地方或家族來進行善後處理也不太可能，而在大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武漢，很多社會的管理問題都是善堂進行處理的。我現在研究的興趣就在這方面，特別是同治以後的廣州善堂和醫療活動。
香港有個東華醫院，那是同治以後建立的，是在廣州的愛育善堂建立之後才產生。當時英國殖民政府沒有辦法處理華人生病的諸多問題，所以鼓勵在香港有錢的商人建立東華醫院來處理這些問題。
1949年左右，廣州最大的醫院要算是方便醫院，1949年之後就慢慢成了現在的第一人民醫院，所以還算是被吸收進了國家機器裏面。
時代週報：2008年到香港後，你的研究方向有沒有大的改變？
梁其姿：趁在香港的時間，我就抽空到廣州研究19世紀的醫療文化。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廣州是最早引進西洋醫學的地方，大概是在1834年，幾個英國人在廣州建立醫院行醫，也訓練當地人做學生，像種牛痘也是在廣州開始的。後來本土善堂的進一步完善，也有了西方醫學，但兩者算是一種競爭的關係，我很想進一步了解現代醫學是如何在廣州發展與演變過程，也想具體了解何謂華南的現代醫學，我想那不只是西醫東漸那麼簡單。我只要有時間就會去廣州，現在因為要教書的關係，去得比較少了。
黃仁宇在他的環境看歷史
時代週報：張逸安在《黃河青山》的“譯後記”提到你的幫助，你 和黃仁宇 先生有交往嗎？
梁其姿：其實交往並不多，因為 黃仁宇 先生有一段時間到台灣演講，但後來回去美國，加上身體不是很好，所以沒有太多交往，倒是 黃 先生的好友 林載爵 先生和我比較熟。
時代週報： 林載爵 先生認為，現在 黃仁宇 先生的史學觀點受到了主流學界的批評，是很大的不公平。
梁其姿： 黃 先生那時候的觀點是一種很自然的歷史觀，就像 錢穆 先生那樣看歷史也是很正常的。但我們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來看歷史，我上課也是告訴學生：“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理解的歷史是與我們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來理解。 黃 先生是一位很好的史學家，但他的解釋是受到了他的時代背景的影響。
時代週報： 何炳棣 先生的回憶錄 和黃仁宇 先生的回憶錄給人完全是兩種不同的讀後感。
梁其姿：他們的際遇不同， 何炳棣 先生是很早就受到國際學術界肯定的一個人，而且 何 先生出道也比較早，所以看這個人的著作就和看他本人是一樣的。 何炳棣 先生是我尊重的一位前輩，我和他的交往就比較密切，他是當時我所在的中山所的通訊研究員，每次院士會議都是我們來接待他，常聽他講故事、講研究學問的態度。
歷史洪流中的小人物
時代週報：如果說歷史研究和自己的際遇是相互關聯的，那你為什麼關注慈善醫療這方面的研究？
梁其姿：像 何炳棣 先生從來不做二等的題目，都是研究中國社會文化思想裏的核心問題。相比較，可能是性別上的差異因素，我更為關心的是社會中下層的人們的命運。這些人是很弱勢的嬰兒、老人、病人、婦女，還有城市邊緣人，他們都沒有權利，那他們怎樣看待這個社會，怎樣對待命運，這才是我所關心的。他們常常是被主流所冷落的，同時也是被歷史忽略的，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怎樣思考、怎樣生活，我就是需要給他們一個還原歷史聲音的發言機會。
我覺得在歷史研究上，這也有技術性的困難。弱勢人群通常是沒有能力把自己的想法書寫下來，他們往往沒有掌握文字的能力，所以有關他們的看法很少，同時也需要太多資料的了解。相反，精英看歷史方面的資料就比較多。研究一個偉大的東西往往比較容易得到資料，像我研究的這方面就有困難，但又非做不可，否則歷史上又少了這方面的聲音。相對於主流精英的歷史，即英雄式的主流敘述，我要提供一個卑微人的敘述。這個方法不能流於情緒，是需要一些修養在裏面，我也儘量往這方面去做。
時代週報：在歷史裏看見你所說的卑微人物是很不容易的。
梁其姿：其實我並不是想把小人物寫成一個可憐巴巴的人，因為他們也不是這樣的人。我希望展現出來的是英雄式人物的對立面，應該寫出小人物的主體性、主動性，這需要很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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