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還是中國的時候

1970年3月14日，日本萬國博覽會在大阪拉開序幕。博覽會以「人類的進步與和諧」為主題，一連舉行了六個月，期間有超過六千萬人參加。

萬國博覽會原本應該在1940年舉辦，但因為二次大戰的緣故，不得不延期。這一延期，竟然就拖了三十年。幸好，當年發售的門票，三十年後仍舊有效，而且真的有人就拿著三十年前的門票入場。

大阪萬博的地標太陽之塔

1970年的這場博覽會，象徵著日本逐漸走出了戰爭的陰影，也宣示日本回到世界舞台，成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當年海峽那一岸的中國，並未參加大阪萬博。反倒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成為 了76個參與國的一員。

中華民國的展場就在大阪萬博地標「太陽之塔」旁邊，並緊鄰著大韓民國館。展場由知名的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展場的主題則是：「中國──傳統與進步」。配合主題，場館內展示了敦煌石窟的壁畫、印刷術的發明、中國歷代的瓷器、國父孫中山的生平，當然也包括台灣的簡介。館場外頭掛著四個大字：「中華民國」，不過當時的官方媒體，如中央日報，就堂而皇之地將中華民國館稱之為「中國館」。

為了對外宣傳，中華民國不僅派了代表參加萬博的青年營，更從260人中挑選出22名女性，擔任展場的服務員。就連當時的副總統嚴家淦，也親赴日本與會。

那一年7月7日，嚴家淦副總統坐上了新幹線，從東京抵達大阪。同一天，大阪最熱鬧的地方道頓堀橋，掛出了一幅巨型海報。海報上一邊有中華民國館，另一邊則有故宮博物院。這一切都是為了即將來臨的萬博「中國日」。

7月10日，嚴家淦副總統親自主持「中國日」。典禮由北一女的儀隊樂隊，以及兩廣旅台醒獅舞龍團代表演出。當天據說有超過一萬兩千名觀眾，連知名旅日球星王貞治也出席了典禮。

從「中國館」到「中國日」，台灣就是以這樣的姿態出現在萬國博覽會的觀眾面前，而且沒有人感到奇怪。在那個年代，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台灣就是中國。

中華民國館的外型

中華民國館的女服務員

道頓堀橋的廣告

「中國日」北一女樂儀隊的表演

不過，情勢變化的很快。

1971年，大阪萬博落幕還不過一年，聯合國通過提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中華民國則在秉持漢賊不兩立的原則，在提案交付表決前，便提前宣布退出聯合國。

那一年總統蔣中正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他說「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不受外來勢力的干預。他更強調：「歷史將能證明，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聲明，實際上就是聯合國毀滅的宣告。」

但40年過去，我們依然等待著聯合國的毀滅。

不過就算聯合國席位早已被對岸那個中國──那個，用蔣中正的話來說，「對內殘害人民，罪惡如山，對外肆行顛覆侵略」的邪惡中國──給奪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似乎還有一項東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的：中國文化。

1966年起，當彼岸的中國，發動破四舊、批孔（子）揚秦（始皇），文化大革命；這一岸的「中國」，就開始積極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換句話說，就算在國際政治上，台灣沒辦法代表中國，至少在文化上，台灣還能扳回一城。

中華民國館中展示總統蔣介石的歡迎文字

這麼想的不只台灣政府，還有一群在中國大陸境外的儒家知識分子。他們眼見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化，認為儒家命脈在神州大陸差不多斷了，只能花果飄零，在海外不絕如縷。所以他們主張，除了政治上的那個中國，還有一個文化上的中國，而且這兩者不必相同。 換句話說，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脫勾了。

1989年，在台灣讀大學，後來赴美讀書，並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杜維明先生發表了一篇文章「文化中國：邊緣即中心」。他說，文化中國的中心也不必在那個政治中國，它可以在香港、在台灣、在新加坡，甚至在日本、在美國、在全世界。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文化中國的中心。

文章發表二十多年，批孔揚秦的風潮早已過去，中國開始在世界各地開設「孔子學院」，杜先生自己也被請回北京大學主持高等人文研究院。文化中國的中心，回到了政治中國的中心。原本的理論，還適用嗎？

幾個月前杜維明先生回哈佛演講，主題是「重新審視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 Reexamined）。演講中，他強調「文化中國」仍有其意義，而重點在如何讓儒家思想在世界文明發展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創造美好而和平的人類社會。

杜先生講的十分誠懇，與會的中國學者，也在提問時間熱情表達仰慕之情。在一個中國崛起的時代，這個有容乃大，能夠無限擴張的文化中國概念，似乎有著不可思議的吸引力。

但我心裡卻不禁有了疑惑。當文化中國跟政治中國逐漸合為一體，曾經自認是中心的「邊緣」們，特別是台灣和香港，反而對文化中國的感覺越來越疏遠。很多台灣人跟香港人已經不覺得自己屬於文化中國，甚至不覺得自己需要文化中國。

這並非一直都如此。曾經有一個時代，文化中國對台灣許多讀書人而言，也是非常迷人的概念：這個蕞爾小島，竟然也能成為堂堂中國文化的中心。

就好像在那個時代，台灣曾經如此義無反顧地相信（或者誤信？）自己就是中國。

直到有天我們看見另一個中國。那個乍看之下有點類似，可是越接觸就越發現彼此差異的另一個中國；那個在國際上對一切關於「中國」的事物有發言權、定義權、詮釋權的中國。我們這個中國，真的還是中國嗎？

當然，我們也可以否認對面那個中國的存在──就像總統經常提醒我們的，兩岸關係是「互不承認主權」。

只不過，那個中國實在龐大而實在地令人難以假裝它不存在。

在任何一個有那個中國的場合，我們這個中國都不是中國，我們是中華台北，我們是駐某某地方台北辦事處。或者我們什麼都不是，像我們在聯合國那樣。

然後我們必須開始重新思考自己是誰。

當我向外國朋友描述台灣認同變化的時候，他們時常會露出驚訝而疑惑的表情，因為中間過程之複雜超過了他們的想像。這不只是一個台灣人想當什麼人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台灣人想當什麼人卻當不成什麼人的故事。弔詭的是，當台灣人當不成那種人，因而決定不當那種人的同時，卻有另外一股聲音告訴我們：你必須當那種人。

「你們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是什麼人？」我的一位師長曾經被這樣質問。

這真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很難三言兩語講的清楚。

所以還是就把一開始那個故事講完吧。在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台灣也就再也沒參加過世界博覽會。就這樣過了近四十年，台灣重返世界博覽會，竟是2010年在上海由中國主辦的世博會。這一次，場館裡沒有敦煌壁畫、沒有偉大發明，沒有副總統親自蒞臨，甚至沒有中華民國。

四十年後重回世博，「中國館」變成了「台灣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