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1-03-07

胡適給大學生的畢業贈言

21:05 Posted by Unknown , No comments
兩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獨立評論》(第七號)上發表了一篇《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在那篇文字裏我曾說,我要根據我個人的經驗,贈與三個防身的藥方給那些大學畢業生:

第一個方子是:「總得時時尋一個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一個青年人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若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裏打旋,就很難保持學生時代的追求知識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决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沒有問題可以研究的人,關在圖書館裏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裏也不會研究。

第二個方子是:「總得多發展一點業餘的興趣。】畢業生尋得的職業未必適合他所學的;或者是他所學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濟是多發展他的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和活動。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樣用他的閑暇時間。他在業餘時間做的事業往往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英國哲人彌兒(J.S.Mill)的職業是東印度公司的秘書,但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貢獻。乾隆年間杭州魏之琇在一個當鋪了做了二十幾年的夥計,「晝營所職,至夜篝燈讀書」。後來成爲一個有名的詩人與畫家(有柳州遺稿,嶺雲集)。

第三個方子是:「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應該信仰:今日國家民族的失敗都由于過去的不努力;我們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會白費。

這是我對兩年前的大學畢業生說的話,今年又到各大學辦畢業的時候了。前兩天我在北平參加了兩個大學的畢業典禮,我心裏要說的話,想來想去,還只是這三句話:要尋問題,要培養興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記得兩年前,我發表了那篇文字之後,就有一個大學畢業生寫信來說:「胡先生,你錯了。我們畢業之後,就失業了!吃飯的問題不能解决,那能談到研究的問題?職業找不到,那能談到業餘?求了十幾年的學,到頭來不能糊自己一張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個藥方都沒有用處!」

對於這樣失望的畢業生,我要貢獻第四個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專責備別人,更不必責備社會。」你應該想想:為什麼同樣一張文憑,別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無效呢?還是僅僅因為別人有門路有援助而你沒有呢?還是因為別人學到了本事而你沒學到呢?為什麽同叫做「大學」,他校的文憑有價值,而你母校的文憑不值錢呢?還是僅僅因為社會只問虛名而不問實際呢?還是因為你的學校本來不夠格呢?還是因為你的母校的名譽被你和你的同學鬧得毀壞了,所以社會厭惡輕視你的學堂呢?——我們平心觀察,不能不說今日中國的社會事業已有逐漸上軌道的趨勢,公私機關的用人已漸漸變嚴格了。凡功課太鬆,管理太寬,教員不高明,學風不良的學校,每年儘管送出整百的畢業生,他們在社會上休想得著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們也不會長久保持的。反過來看那些認真辦理而確能給學生一種良好訓練的大學——尤其是新興的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他們的畢業生很少尋不著好位置的。

我知道一兩個月之前,幾家大銀行早就有人來北方物色經濟學系的畢業人才了。前天我在清華大學,聽說清華今年工科畢業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種工業預聘去了。現在國內有許多機關的主辦人真肯留心選用各大學的人才。兩三年前,社會調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對我說:「今年北大的經濟系畢業生遠不如清華畢業的,所以這兩年我們沒有用一個北大經濟系畢業生。」剛巧那時我在火車上借得兩本雜志,讀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後來我偶然發現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個北大未畢業的經濟系學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幾篇研究送給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興,叫他去談,後來那個學生畢業後就在社會調查所工作到如今,總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復了一點已失的信用。這一件事應該使我們明白社會上已漸漸有了嚴格的用人標準了;在一個北大老教員主持的學術機關裏,若沒有一點可靠的成績,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幫誰尋著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裏,去年我看見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幾個月就聘定了一個北大國文系將畢業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見他在暑假前幾個月就要和清華大學搶一個清華史學系將畢業的高材生。

這些事都應該使我們明白,今日的中國社會已不是一張大學文憑就能騙得飯吃的了。拿了文憑而找不著工作的人們,應該要自己反省:「社會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學問,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沒有本領?」從前在學校挑容易的功課,擁護敷衍的教員,打倒嚴格的教員,曠課,鬧考,帶夾帶,種種躲懶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懶取巧混來的文憑,在這新興的嚴格用人的標準下,原來只是一張廢紙。即使這張文憑能夠暫時混得一支飯碗,分得幾個鐘點,終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終究要被後起的優秀人才擠掉的。打不破「鐵飯碗」不是父兄的勢力,不是闊校長的薦書,也不是同學黨派的援引,只是真實的學問與訓練。能够如此,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畢了業就失業」的人們怎樣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學一點可靠的本事。二十多歲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沒有不能長進的。這個社會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點點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獎勵,一分的成績往往可以得著十分百分的虛聲,社會上的獎掖只有遠超過我們所應得的,决沒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著社會的承認的。沒有工作機會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訓練自己可以希望得著工作,有工作機會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績來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責己是生路,因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2011-03-02

iPad世代的論文

21:06 Posted by Unknown No comments
iPad世代的論文會是什麼模樣?我說的不只是文字檔電子版。當然可以有很多圖片,但不是像印刷書般的靜態;可以讓它動起來,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做上記號,而不只是說「請看圖片左下角」;可以有很多地圖,並且可以縮放,甚至是結合google earth;說不定還可以有音樂,就像Robert Darnton的新書找了歌手演唱十八世紀巴黎的街頭詩歌,然後放在網路上下載;或者是音效,這樣訪談就不只有逐字稿,還可以直接聽到對話;甚至可以有一些短片,比如wiki上頭一段甲午戰爭的黑白片。但也不是紀錄片或歷史電影,而是保留文字可能傳達的敘述和論證。可能嗎?

  
  

2011-02-09

西遊新記

22:54 Posted by Unknown No comments
http://su.gotdns.com/pw3/all/kh/t/tongenzheng/xyxj/index.html

人類學家童恩正寫的《西遊新記》。書裡面悟空、八戒跟悟淨三人到美國麻州大學留學,最後還取得了博士學位。沙僧的博士論文名稱是《唐僧取經史》,一畢業麻州大學哲學系就要他終身教授的聘書,但悟淨對指導教授說:「我的事業不在美國,所以我絕不能留下來!」


第七回 三僧不忘本、認真去讀書:

光陰拈指,轉瞬過了半年
,行者與沙僧,均順利地通過了「托福」(TOEFL)英語測驗。這「托福」測驗乃是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作為外語之英語測驗)之意,是美國語言學會專門為外國留學生學習英語準備的一套課程。它的特點是要求學生使用純熟,反應快。八戒由於平日依賴性強,總以為凡事有行者對付,不願意下苦功,所以考了三次,均不及格。眼見行者、沙僧都要升入本科學習,而他卻還要留在英語補習班,不由得心中發慌。於是來央求行者:「哥啊,你知道老豬腦子笨,英文是無論如何學不好的,你得幫幫我才行。」行者道:「八戒,我平日要你用功學習,你總是當耳邊風,事到臨頭,叫我如何幫你?」八戒道:「哥啊,你的辦法多,這『托福』考試,就托了你的福吧!」



看得我捧腹大笑。

2011-02-07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23:11 Posted by Unknown No comments
看了中國作家余華的新書《十個詞彙裡的中國》,非常精彩。而且意外看到幾個片段,講到余華當年做牙醫的經歷。讓我驚訝的是,原來1960年出生的余華,不是讀了醫學院後才去當牙醫,而是在地方的「牙齒店」當學徒。書裡對這段過程有不少描寫,如:

我的第一份職業是牙醫,我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獲得了這份工作。在我們中國的過去,牙醫是屬於跑江湖一類,通常和理髮的或者修鞋的為伍,在繁華的街區撐開一 把油布雨傘,將鉗子、槌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開,同時也將以往拔下的牙齒一字排開,以此招攬顧客。這樣的牙醫都是獨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樣挑著 一副擔子遊走四方。

我是他們的繼承者。雖然我在屬於國家的醫院裡工作,但是我的前輩們都是從油布雨傘下走進醫院的樓房,沒有一個是來自醫學院的畢業生。我所在的醫院以拔牙為 主,只有二十多人。病人大多是來自鄉下的農民。農民不叫我們「醫院」,而是叫「牙齒店」。其實他們的叫法很準確,我們的小鎮醫院確實像是一家店,我進去時 是學徒,拔牙治牙做牙鑲牙是一條龍學習,比我年長的牙醫我都叫他們師傅,根本沒有正規醫院裡那些教授、主任之類的稱呼。與牙科醫生這個現在已經知識份子化 的職業相比,我覺得當初自己確實是一名店員。(〈山寨〉,275)

或者:

我需要解釋一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雖然貧窮,可是仍然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免費給人民接種疫苗和打防疫針。我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當時還沒 有一次性的針頭和針筒,由於物質上的貧乏,針頭和針筒只能反覆使用,消毒也是及其簡陋,將用過的針頭和針筒清洗乾淨後,分別用紗布包好,放進幾個鋁製飯 盒,在放進一口大鍋,裡面灌上水,放在煤球爐的爐火上面,像是蒸饅頭似的蒸上兩個小時。

因為針頭反覆使用,差不多每個針頭上都有倒勾,打防疫針時扎進胳膊,拔出來時就會勾出一小粒肉來。(〈後記〉311-312)

原本的內容更長,這裡只摘錄一小段。

不過余華念茲在茲的,還是當代中國社會的轉變,尤其是經濟發展下的各種光怪陸離,比如他說:

很多人開始還念過去的毛澤東時代,我想他們中間大多數可能只是懷念而已,並非真正想回到那個時代。對於這些人來說,毛澤東時代雖然生活貧窮而且壓抑人性, 可是沒有普遍的和殘酷的生存競爭,只有空洞的階級鬥爭,當時中國其實沒有階級的存在,所以這樣的鬥爭僅僅停留在口號裡。那個時代人們節衣縮食平等相處,只 要小心翼翼,誰都可以平安度過一生。

今天的中國完全不一樣了,激烈的競爭和巨大的壓力讓很多中國人的生存像戰爭一樣。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裡,弱肉強食、巧取豪奪和坑蒙拐騙自然流行起來,於是 安分守己者常常被淘汰,膽大妄為者常常會成功。價值觀的改變和財富的重新分配造成了社會分化,社會分化帶來了社會衝突,今天的中國已經真正出現了階級和階 級鬥爭。(〈領袖〉,39)


但像這樣直接的批判,在書中不能算多。相反地,余華寫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藉由故事寄託他的所見所聞以及當代中國的感知。以下這一段讓人印象深刻:

在二00六年德國世界盃足球比賽期間,崔永元的微型長征隊伍走到了中國西南的某一個貧困地區,他突發妙想,準備和當地的小學生進行一場足球比賽。雖然無法複製柏林的狂熱,也試圖在窮鄉僻壤營造出一些世界盃的歡樂氣氛。 可是崔永元馬上面臨了兩個難題。第一個難題是當地縣城的商店沒有足球,他就讓兩個「長征」戰友開車去州政府所在的城市買了足球回來。然後是第二個難題,當地的小學生不僅從來沒有看過足球比賽,而且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世界上有一種運動叫做足球。

崔永元找了一塊很大的草地,當地這樣的草地很多,在讓「長征」攝影組裡的美工作了一個足球門框,立在草地上。一千多名當地的小學生圍坐在草地四周,崔永元開始了足球的啟蒙教育。

他的教育從如何罰點球開始,他將嶄新的足球放在離木框球門十二碼遠的地方,隆重推出了他們的攝影師,這是「長征」隊伍裡腳法最好的一位。

這位攝影師習慣了沒有裁判沒有觀眾的踢球,第一次有一千多雙眼睛注視著自己,心理自然緊張起來,雖然助跑時仍有些貌似專業的派頭,可是將點球高高踢起的瞬間,也就盡顯業餘本色了。足球像高射砲打出的砲彈似的越過了球門,在空中畫出彩虹一樣的弧線,落地後快速滾動,最後滾進了一堆牛糞。

攝影師慚愧地低著頭,小跑過去,從牛糞裡撿起足球,到附近的水池裡將足球上的牛糞清洗乾淨,再將足球放回點球的位置上。

接下去,崔永元讓小學生排著隊練習罰點球了。然後令人難忘的場景出現了,每一個小學生踢出足球後,都跟著足球奔跑過去,等足球停止了滾動,就抱起足球到水池裡去清洗一下,再將足球放在點球位置上。他們以為清洗足球是足球比賽的規則。

這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二00六年的夏天,這個夏天在中國有超過一億人透過電視觀看德國世界盃。……

二00九年,我在溫哥華UBC演講,說到中國在二00六年的時候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幣的貧窮人口高達一個億的時候,一位中國留學生站起來說:「金錢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

這位中國留學生的話讓我不寒而慄。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聲音,而是今日中國一群人的聲音。他們沈浸在中國日益繁華的景象裡,卻不去關心還有超過一億的人生活在難以想像的貧困之中。我想,我們真正的悲劇也許就在這裡:無視貧窮的存在,比貧窮飢餓還要可怕。

我告訴這樣中國留學生:「我們討論的不是幸福的標準,而是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如果你是一個年收入只有八百元人民幣的人,你說這樣的話會令人尊敬。可是,你不是這個人。」 (〈差距〉,177-187)

2011-01-14

不但要批判,還要揭發

21:14 Posted by Unknown No comments
1997年過世的大陸作家王小波曾經寫過這麼一段文字:「我們這個社會裏的論戰大多要從平等的討論轉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批判,這是因討論的方式決定的;根據我的觀察,這些討論裏不是爭誰對誰錯,而是爭誰好誰壞。一旦爭出了結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壞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對壞蛋方當然還有些話要說,不但要批判,還要揭發。」

2011-01-10

無用之用

21:23 Posted by Unknown , 2 comments
看到網路上一篇王汎森教授的訪談,我特別喜歡這一段:「每個決定,不管再複雜、再重大,都是在一兩分鐘的思考之後作出的;這一兩分鐘却要仰仗你過去所有教養的集合,所以人文素養与博雅教育對学生來說才會那麼重要。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會需要它;但這樣的機會卻隨時可能在你生活中出現,甚至改變你的生活。」

2011-01-06

富士川文庫

20:54 Posted by Unknown , 4 comments
昨天才說到史料的開放性,就看到京都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富士川文庫」,介面雖然陽春,也無法對書籍內容做檢索,不過瀏覽起來十分便利,而且沒有什麼奇怪的限制或障礙。

富士川游是日本十九、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醫學史家,1904年出版的《日本醫學史》獲得了日本學術的最高榮譽,學士院恩賜賞。(後來也得過這個獎的,包括德富蘇峰、仁井田陞、小川尚義等人,比較近期的則有田仲一成與夫馬進等人,均是學術「大腕」)

根據京都大學網頁上的說明,富士川游的藏書有九千多冊,這裡所公佈的應該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不過均集中在醫學書籍,有許多有趣的資料,已經很讓人興奮了。這批資料,當然是當年為了撰寫醫學史時而收集的參考書目。

後來又看到東京大學也藏有另一套的富士川文庫,有172本書,不過大多與醫學無關。

附帶一題,Princeton的東亞圖書館也開始館內的醫學書籍數位化,而且還做成PDF檔,可以直接下載:http://eastasianlib.princeton.edu/diglib.php

2011-01-05

史料渴望自由

22:39 Posted by Unknown No comments
所有研究台灣史的人,都不會錯過《台灣文獻叢刊》這套書。這套由周憲文先生主編,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在1970年代出版,總計309種的叢書,如今看來怎麼都是不可思議的奇蹟。在那個台灣學還是「鮮學」(借用許雪姬教授的話)的年代,在那個出版資源仍不充裕的年代,連周憲文先生自己都說:

「這一叢刊,真正是我『一手造成』,備極艱辛……我不想在此向人訴苦。因在這動亂的時代,這一叢刊居然能夠出版,且能延續到今天而接近完成的階段,則任何艱辛都已有代價。」

重新探索這套書從啟動到完成的過程,最讓人敬佩萬分的,不只是周憲文和當時參與的幾位教授所付出的時間與精力,還有他們在當下所展現的眼光。

尤其是周先生。他在幾篇文章中,曾經談到這套書籍的編輯理念。比如台灣文獻叢刊的第一本《臺灣割據志》的卷首,他就寫到:

研究歷史,一要有史料,二要有史觀;前者有賴資料公開的風氣,後者得憑個人獨特的修養。我們十多年來的工作方針,嚴格說來,就在盡量發掘並提供有關台灣經濟的研究資料。因為有充分的史料,社會上自然會有高明之士,運用其正確的史觀,深入研究,有所造就。我們願意為多數的學人服務,而絕不關心到小我(私人或機關)的成績。說明白些,我們固亦從事個別的研究,但願與大家在同樣的資料基礎上進行。我們堅信,個人能力畢竟有限,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

他接著解釋,為什麼文獻叢刊的第一本書竟然會是日本人川口長孺撰寫的《臺灣割據志》。他說:

這完全是偶然的。我們計劃中最先排印的,原是夏琳的海紀輯要;書存某研究機關。由於該機關主持人雖許抄錄,不准翻印;要印,就得用該機關的名義;這在我們的職責上,實在難以辦到;所以臨時將這臺灣割據志改排(已在臺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一期文獻欄刊出)先出。海紀輯要,早已抄好;出版問題,尚在洽商。我們希望能有圓滿的結果,因為古書原無版權(版權的作用,據我的了解,也在獎勵出版,不在阻礙出版);而我們的出書,更是百分之百的服務性質。

周先生在這裡講得含蓄,沒有說到底是哪個研究機構阻礙了出版程序。不過他在其他文章中也曾提到,有個機構號稱要將典藏資料整理出版,因此拒絕了台灣銀行所提的合作。不過幾年過去了,出版一事仍是無聲無影,沒消沒息。

這兩個研究機構是不是同一個,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這樣保守的,或是表面上開放實際上保守的研究機構,永遠是存在的。周先生的時代如此,至今仍是如此,這不能不說有點讓人感到悲哀。

台灣這幾年在這方面越來越好了,至少制度上,大多數的典藏機構傾向開放。但是從一個使用者的角度言之,我相信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為很多時候資料儘管開放,申請手續或者頗為繁瑣,令人望而生怯,或者模糊不明,讓人不知所措。

我一直相信,史料沒有透過研究者的研究,那就是死的,沒有價值的。對典藏機構而言,越多研究者願意使用典藏的資料,應該是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但有時收藏機構似乎將「保護」這件事看得太重,超乎一切,因此剩下重重障礙,彷彿是要考驗研究者的誠心與意志。資料的保護固然重要,不過保護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利用,如果以保護為理由而阻礙了利用,那是本末倒置。「防弊」的心理,應該早早讓位給「興利」才對。事實上,有時興利的難度要遠遠高於防弊,因為後者往往只需要沿襲既有的(可能未經反思的)規範,前者卻需要創意。

前一陣子我看到一篇頗有啟發的文章,名為「書渴望自由」。讓我也不禁開始想,史料是不是也渴望自由呢?如果是,我們要如何讓它自由?

這時候又不能不想起周先生留下的那句至理名言:

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


2011-01-04

William Rowe論清史

23:40 Posted by Unknown , 2 comments
一篇被退稿的文章,自覺也感到品質不夠好,因為當時寫得太匆促,只能算是一些讀書筆記,還沒時間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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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Hardcover)
~ William T. Rowe (Author), Timothy Brook (Editor)

Hardcover: 368 pages
Publisher: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 edition (October 15, 2009)


清史在美國漢學研究中,向來是最具活力的領域。幾十年來,成果豐碩,大家輩出。羅威廉(William Rowe)在新作China’s Last Empire中,援引英語學界(主要是美國)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詮釋了清朝的興衰。羅威廉目前任教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更重要的是,他長期擔任期刊Late Imperial China主編──這是美國清史研究最具份量的刊物,羅威廉對研究動向掌握之悉,自不待言。本書的參考書目,因此就像五十年來美國清史研究業績的清單,甚至晚至2009年的著作,都納入其中。

本書並非全新的研究著作,而是奠基於二手研究之上的綜合論述。但它提供了一套首尾完整的清史敘事,這一點本身就富有意義。往前看,清史可以與明史,特別是晚明,組成「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的研究群體;往後看,清史又與民國史組合為近代中國(modern China)的領域。清史因此有了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但也是這樣的地位,使得清史的敘事容易被割裂為兩個段落:前期,它是中華帝國發展的高峰,是全球最為富庶的國度;後期,它卻成為列強恣意宰割的魚肉,在一連串羞辱中,劃下帝制的句點。但如果將清朝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觀察,卻能凸顯不同於前述的歷史解釋與觀點。比如,清朝後期對於地方控制力漸趨薄弱,可能在前期就已種下制度性的禍因。在兩百年多的歷史中,清朝與它所管轄的疆土、治理的社會,以及外在的勢力間,不斷地互動、協商,才讓清史變成現今風貌。

本書也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的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系列的一部分。此系列由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編,一共六冊。頭三冊,從秦漢到唐代,由史丹佛大學的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教授一人包辦。至於宋代,由德國漢學家庫恩(Dieter Kuhn)撰寫,卜正民自己則負責元明兩代。這六冊書合而觀之,顯然頗有雄心,要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之上,書寫一套新穎的中國歷史。他們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值得關注與討論,不過已非在此所能涵括的。
  
本書主體共分成十章。每一章之間,雖然有時間先後的關係,但主要是聚焦在清史的不同面向。這十章的主題分別是:征服、統治、盛清、社會、商業、危機、叛亂、重建、帝國主義、革命。羅威廉在導論中,清晰地描述了二次戰後美國清史研究的三次轉折:第一波是社會史的影響,羅威廉個人也參與其中,他的兩本「漢口」研究可謂代表;第二波是擺脫漢人中心論,重視滿文檔案與統治者的滿族認同問題,即目前一般所謂的「新清史」;第三波則是最近興起的「歐亞」視角,也就是把清史放入世界史中,觀察它與當時歐亞大陸上幾個帝國的交會與互動。

這幾個新觀點,在本書前五章中,表現無遺。羅威廉在詮釋盛清的政治與統治時,就借用新清史的論點,強調滿漢共治的重要性。一旦作者強調滿族在清朝的要素,對於清史的書寫與詮釋,就會大幅改觀,是以書中不只有北京和江南等中國核心地帶,也重視西藏、蒙古和新疆等邊區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當前美國的清史研究,傾向把清帝國與同時代世界上的其他「帝國」相提並論,這不只是修辭上的改變,相對開闊的視野也帶來不同的認知。其一,清朝的疆界擴張與邊區控制,未嘗不是另一種的「殖民主義」,而在清朝帝國之下,充滿著各式各樣異質的族群與文化;其次,這些邊疆地帶,往往也是帝國相遇的所在,因此,在談論清帝國擴張時,必須將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一併列入考量。
  
除了政治的面向之外,本書花了一整章描繪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羅威廉強調這段時間內,中國社會的成長與轉變,而不是停滯。他強調人口的大幅增加,推動了國境之內的人口移動與新地開發。這一章也納入許多新興的研究課題,比如性別關係與慈善事業。另一方面,讀者也可以在此讀到一些經典主題的綜述,如傳統中國的宗族和士紳。在處理族群關係時,作者則強調主流社會對他者的觀感和書寫,這些「他者」包括西南地方的苗族,華南地方的蜑民和客人,這是後現代潮流沖刷下,出現的新穎視角。
  
十八世紀中國另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是商業的發達。羅威廉在第五章「商業」中,強調兩個研究典範的重要性:一是施堅雅(G. W. Skinner)的區域經濟,二是費正清(John Fairbank)的朝貢貿易。前者把中國分為十個大型經濟區域,形成中國國內貿易市場的結構;後者則認定中國一向自居天下中心,對外的經貿關係,也長久設定在「朝貢」的框架之下。這兩個理論都在學界引起廣泛的討論,但相形之下,學者對區域經濟體系有日趨深入的研究,對朝貢貿易理論,卻日益感到難以接受。朝貢貿易理論儘管捕捉到了中國對外關係的一些特質,但整體論述的預設,乃是以近代西方的國際體系為標準。費正清企欲說明的,是朝貢貿易帶來的自我託大與僵化,導致中國無法走入現代世界,因而帶來晚清頹敗。羅威廉則認為,儘管朝貢貿易體系不是全盤皆非,但它很容易誤導我們的想像,錯以為清帝國全是保守落後的。這終究只是片面的印象。他因此在本章末段,將敘述轉向來華的西洋人,以及當時中國社會對外的窗口──廣州,彰顯另一個層次的中國對外交流。

前五章中,讀者所見到的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治擴張、經濟成長,社會與文化均有長足進展。不過,正如我們一開始所提到的,這些形容與我們向來對晚清的想像,似乎格格不入。因此,作者必然要解釋,何以中國會出現這樣劇烈的轉變。

從第六章開始,羅威廉筆下的清史就出現了轉折。只要稍看章節標題即可瞭解:第六章的「危機」、第七章的「叛亂」,都反映十八世紀後期中國社會瀰漫的浮動氛圍。但羅威廉特別指出,清朝前後期的歷史轉折並非純然的斷裂,而有內在的連續性。例如,十八世紀的人口增長,固然帶來長期的商業繁榮,但在可耕地漸趨飽滿情況下,過度膨脹的人口也成為國家棘手難題。衣食不足的人民,淪為土匪、結成會黨,從白蓮教、天地會到太平天國的反亂,都可從中找到根源。但這只是眾多因素之一端。清朝前期所立下的政策,也在十八世紀後葉帶來負面效應。比如,清廷對縣級政府的投資始終很少,縣官日常卻必須處理萬端難題,因此往往必須與地方勢力妥協。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不足,這在承平年代不成問題,卻在緊急事件時暴露出缺失。

羅威廉要說的,並非是體制與政治上的缺陷。畢竟,在現代中國史家的筆下,清政府的無能已經被反覆檢討和批判,不如此彷彿無法解釋近代中國所受的一連串屈辱。羅威廉要提醒我們的,反倒是在緊急事件的當下,中國的政府與士紳早已經察覺到其中透露的警訊,甚至花了極大工夫企圖補救。他們並非無所作為,而是面對長期積累的弊害,只能在有限的訊息中,選擇改革的手段。

為了凸顯這一點,作者在第八章聚焦於同治年間的自動運動。羅威廉除了強調中國內部的改革動力外,特別提出西方學者對這段歷史的四種論點。第一種以費正清為代表,將自強運動視為中國現代化的開端;比費正清稍晚的學者如芮瑪莉(Mary C. Wright),卻提出完全相反的觀點,她強調自強運動的主事者仍採取保守的儒家意識形態,因而導致整場運動悲劇性的失敗;第三與第四種詮釋方式,則把焦點放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利消長上,前者著重中央權力的下降,帝國的分權化與地方大員(如李鴻章)的崛起;後者則更強調在官方之外,民間力量的勃興。

儘管有短暫中興,清朝在十九世紀開始面對最大的壓力,仍是國際勢力的來襲。羅威廉在第九章中,對「帝國主義」展開討論。他首先強調將「帝國主義」一詞「歷史化」的重要性,並沿用國際關係史家入江昭(Akira Iriye)的詮釋,將焦點集中在帝國主義的政治與軍事面向,而非經濟面。據羅威廉所言,後一種取徑讓「帝國主義」的意義過於寬泛,反而失去詮釋的效力。從政治面著手,羅威廉描述的是外來帝國與中國的外交互動。而他尤其重視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激起的反響,從精英的知識份子如康有為、梁啟超對政治革新的宣傳,到庶民層級的義和團事件,還有地方士紳所集結而成的「清議」文化。同一時間,革命黨人如孫中山的興中會,也已經悄悄步上了舞台。「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圖騰,在這段過程中被各方勢力重新詮釋和理解。中國內部的族群關係、滿漢認同,也隨之轉換,而有了新的面貌。

帝國的盡頭是革命,也是本書第十章的主題。羅威廉描繪了這場變局的諸多團體,如中央朝廷的改革者、學生、職業的革命家,還有地方上倡導改革的精英。他們或塑造意識形態,或集結組織,當時機一來,革命遂一觸即發。羅威廉也不忘提醒我們,在當時,革命的思想資源是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本身不見得會帶來民主,甚至完全相反。從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到鄧小平,無一不是民族主義者,但他們也同樣執迷於獨裁的權力。

對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這本書所提供的細節部份或許比不上類似的本地讀物;對熟悉漢學研究動向的讀者而言,本書的觀點似乎也未必新鮮。但我認為,在中文世界閱讀這樣一本以英語寫成的清史讀物,仍可獲得多重的啟發。對於打算鑽研清史的學生,本書對各種課題提供了良好的指引。

羅威廉在本書後跋中所描述的心路歷程,值得一提。他說,1975年當他還是研究生時,著名的中國史學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出版《帝制中國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一書。魏斐德在書中,為十七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史,提出一套系統性的詮釋。羅威廉說,這本書之後,美國的清史學界全面改觀。其中的關鍵,是社會史的敘事取代了政治制度史。但羅威廉接著說,儘管他在大半教學生涯中,十分倚重魏斐德的作品,卻也日益感到該書的侷限。他因此認為,是時候提供一套新的解釋體系了。(345)

比較兩書標題,可以看到一些思想上明顯的不同。如果魏斐德高舉的旗幟是清朝的「衰落」,那麼羅威廉選擇了另一個比較中性的標題。因此在某些關節上,這套新的詮釋就有著完全不同的著眼點。以自強運動為例,羅威廉告訴我們,清末以來歷史學者汲汲於解釋中國何以失敗,尤其對照著日本的成功。因此,無論如何解釋,最後的結果都指向中國的「失敗」;但晚近的歷史學者告訴我們,儘管清朝輸掉了甲午戰爭,卻不意味自強運動一無是處,例如,清朝當時的工程建設,其實領先對手日本。(216-219)

展讀全書,讀者也可以感受到幾十年來美國清史研究的趨向。羅威廉在討論十九世紀的中國時,相對而言沒有缺少新穎的觀點或新近著作,可供參照。不過二十年前,韓書瑞(Susan Naquin)與羅友枝(Evelyn Raswki)在撰寫《十八世紀中國社會》(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還指出,當時人們關心的還是十九世紀,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近代史,卻對十八世紀中國傳統社會本身的蓬勃發展認識不多。而今看來,情勢已經大幅改觀了。

2010-11-23

兩場醫療史活動

21:19 Posted by sharpy No comments
可惜兩場都無法參加,實在是好想都聽聽阿。只好等書和論文集到手再看看了。不過影像與醫療的活動向來都會有影像紀錄,不知道這回有沒有。

(一)新書發表演講:Reproducing Women: Medicine, Metaphor, 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日期: 2010/11/26
時間: 15:00~17:00
地點: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大樓一樓會議室
主講人: 吳一立教授(Albion College)
主辦單位: 中研院近史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
演講以中、英文報告。

(二)「醫療與視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時間:2010年11月24日至11月26日(週三~週五)
會議地點:本所研究大樓704會議室
主  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像與醫療的歷史」計畫
網  址:http://dahcr.ihp.sinica.edu.tw/conference/medicine/inde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