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台灣青年

「……余茲欲以『我島與我等』為標題而略述之者，即我台灣島與我台灣人，有如何之關係。換言之，即我台灣倒是如何之處，而生於此處之我等台灣人，曾得如何之暗示於我島，因之當過如何之生活。」

蔡培火，雲林人，1889年出生，曾經參加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後來又組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前注意到他寫過一篇「我島與我等」，發表在1920.12.15出刊的《台灣青年》，一直想看看。但在網路上找了半天，還是找不到全文，燕京圖書館的那一期台灣青年，又莫名從架上消失。幸好文章還有收錄在蔡培火全集中。

蔡培火

文章原本以中日兩種語言發表（那個年代的雙語知識分子），或許是這樣，有些句子讀起來不太自然。文章內容則如標題所言，是討論島與人的關係。而蔡培火從三個方面著眼：自然、地理，與人群。

先說自然界，他認為：

「如是我島之自然界，其氣象、其景色、其物產皆即雄大豐富，如此天惠豐富之地方，即世界中亦不多見，我島成為地球上之寶庫，而我等乃生為其主人翁。……此等事物之餘我等，是有何等之暗示與要求否焉。余實感其大有之也。」

是什麼讓他有所感呢？他解釋：

「竊思此等自然的變化與實在，常給予我等以強烈之刺戟，而不絕在要求我等之發憤與活動，暗示其由於我等之發憤活動，而可得幸福焉，是即此等事物常要我等之覺醒，求我等神經之敏銳，其我等智識活動之旺盛，望我等進而研究以得樂趣。夫外物之要求我者若是，而我等對之態度如何，潛思及此，實覺遺憾極矣。我等以往，若無神經若無思慮，缺乏進取精神，而計畫創造之氣風不振，遂致陷今日之境遇，我等應當猛醒大悟。」

其次，則從地理位置來考察台灣：

「由此天生之地理的關係以觀我島之使用，果如何耶？簡單言之，可是為亂世之戰場，治世之樂園也，作為政治之根據地活舞台，則全然無資格。……由此意味考慮，我等絕不能悠悠閒閒，終作立於無能力者之地位也，台灣乃帝國之台灣，同時亦為我等台灣人之台灣，當陰雨之前，綢繆牗戶，我等須使體力充實，氣力旺盛。」

但他對台灣仍是充滿信心：

「鄙見我島之將來，與其成戰場，寧成為世界之樂園之傾向較大。抑我島不但位於東洋海運之要衝而已，且因天產豐富，如有科學促其進步，則工業必然發達，成為通商貿易地，則我島將來之盛名振於世界人類之間，可無疑也。又我島之地形其變化特多，其景色與位置又跨乎熱溫兩帶，加以高山多，因之其氣候間有熱溫寒三帶，春夏秋冬之四季，同時顯現，故只需交通機關完備（然須俟與山內人握手後方可），則雖世界之大，亦無如此生活自由之區也。瑞士既得為西歐之公園，則我當可以為東亞之樂土之資格足矣。」

最後則講人群。當時一群台灣的知識份子，希望能追求與日本人平起平坐。可是蔡培火說，想想當年漢人是怎麼對待原住民的，今天被歧視簡直只是報應而已：

「本島人之同胞，我等以手撫胸必目靜思，生番此語，乃我等所造者，乃指現在我島山中起臥之人，即指山內人而言者也，而此等山內人之品性，墮落之於如彼者，全然是我等之祖先，迫害彼等之罪所致者。是我等在既往，自為人種之差別以迫害他人，而今受其天罰，我等受他人之人種的差別，受其迫害，我等當無可言，只有懺悔過去之罪，而甘受乎現在之悲運耳。誠哉罪惡，無罰不能消之。……噫！同胞諸君，我等今茲不可不真誠感知既往之責任，而充分承擔之，關於此點，我等實不可僅止於補過，兩相消清而無所餘，我等宜更取積極的態度而有所貢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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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畢業典禮的日本高中生

1960年代是日本社會運動的高峰，從60年開始的反美日安保條約，到後來的反高學費、反越戰等等。這個風潮不僅席捲各大學，還往下延伸到了高中。當時日本各地的高中生，為了表達他們對社會與教育體制的不滿，不但走上街頭，集會遊行。他們也佔領校園，並跟前來清場的機動隊互丟鞋子──噢不，丟鞋子也太溫和了點，他們丟的是石頭和汽油彈。

1969年10月21日，東京都立青山高校中學生與機動隊的對峙

當時的畢業典禮，也變成了高中生們抗議的場合。他們或拒唱國歌（君が代），領到畢業證書當場撕毀。就連畢業生的致詞，內容也越來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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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心歷史學之二

我開始不自量力的講韓國史了。當然，就跟之前的日本史一樣，講的很簡單，要讓專家見笑了。

（為什麼要叫大人的世界史？是說我在日本看到了很多「大人的xxx」──大人的科學、大人的言葉、大人的旅行……那應該也有可以大人的歷史吧。）

（注意！大人跟成人不一樣！）

其實我本來不想太強調韓國史上悲情的那一面，只是在看資料的過程中，覺得1637年清軍攻入朝鮮的過程，在文獻中實在太動人，忍不住想把它講出來。可惜，最後一直找不到好的方法，在很短的時間內傳達原文中的那種力量。

所以就直接來看一下原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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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的世界史──韓國：(1) 屈辱的記憶

西元1667年的8月，在今天韓國濟州島的外海，發生了一場重大船難。為了此事，濟州島的官員特別寫了一份報告，送往當時朝鮮王朝的首府漢城。報告中提到，整艘船已經支離破碎，但船上還有九十五人生還，從服裝和語言推測，他們應該都是漢人。

濟州的官員雖然無法和他們用口語溝通，但他讀得懂中文。所以他發下紙筆，要求這群難民，寫下自己住處和出海的原因。這才知道，他們自稱大明商人，來自福建，原本要到日本貿易，卻在中途遇上風浪，漂流到了朝鮮。

濟州的官員說，這群人沒有剃髮，看起來不像清朝的臣民。因此請求中央指示，應該如何處置。

三個多月後，這九十五名漢人被押送北京。啟程之前，他們痛哭失聲，不肯出發。其中一人更向朝鮮朝廷求情。他說，此去北京，必然沒有生還餘地。他希望朝鮮，能夠念在與明朝的情誼之上，讓他們前往日本，甚至直接返家，和殷殷期盼的父母妻兒相見。

可是朝鮮朝廷回應，這件事已經和清朝方面談妥，沒有改變的餘地，因此仍他們送往了北京。這一路上圍觀的群眾，據說「莫不悲憤感慨」，想為這群難民的遭遇，打抱不平。

這時候的東亞世界，剛剛經歷的一次重大轉變。1644年，清朝入關，至今已經20多年，逐漸站穩了腳步。至於原本的明朝，則是名存實亡，只剩下鄭氏家族的剩餘勢力，還在台灣和福建等幾個地區苦撐待變。

難民事件發生之時，有人特別作詩，譏諷朝鮮朝廷不顧與大明之間的情誼，竟然向清朝獻媚。而被點名批判的，包括了一名主張押送的官員金壽興。他之所以成為箭靶，和他個人的身世有直接的關係。

原來，金壽興的祖父金尚憲，三十多年前也在朝鮮朝廷做官。當時，還在關外的滿州人，已經開始壯大，並逐漸成為朝鮮的心腹大患。雙方多次接觸，但過程都不是太愉快。滿州人希望與朝鮮同盟，但朝鮮則傾向和明朝合作，並堅持與滿州人的平等地位。

一直到1636年，剛剛稱帝的皇太極，開始向朝鮮步步進逼。到了年底，清軍終於兵臨城下，包圍了朝鮮的首都漢城。那一年的冬天異常寒冷，許多朝鮮士兵都已經不耐嚴寒而凍死。城外的清軍，在大旗上寫著招降二字，並且不斷用火炮攻擊。城內的朝鮮官員，則為了主戰還是主和，產生激烈的爭執。

金尚憲就是其中的主戰派。

當時朝鮮國王仁祖，眼看清朝大軍壓境，知道投降已經勢不可免，已經要求主和派草擬一封求和書。主和派的大臣們，小心翼翼，字斟句酌，既要維持朝鮮的尊嚴，又深怕任何用字不慎，就會觸怒清軍，引來更大禍患。

其中最委曲求全的地方，就是稱呼皇太極為皇帝。這樣一來，等於形同承認朝鮮國王矮人一截，意味著朝鮮附庸在大清國之下。

當時仁祖已經看過這封求和書，並未強烈反對，只是要求大臣做最後的修改。

沒想到金尚憲一看到這封書信，竟然大聲痛哭，並憤而將整份文件撕碎。

金尚憲對仁祖說，這封求和信等於是自降國格，只會讓國王遭受更大的屈辱。他雖然深知撕毀國書是死罪，但就是拼了命也要死諫。

仁祖聽了，唏噓不已，過了好一陣子才對金尚憲說，自己也是萬般無奈，只恨沒有早幾年死，竟然活到現在，被迫面對此情此景。

金尚憲仍不死心，繼續激動地向仁祖解釋投降稱臣的弊害。他的言詞懇切，讓仁祖身旁的許多人，包括仁祖的世子，都忍不住當場痛哭。

但仁祖最終還是派人將求和書交給了清軍。

一如金尚憲所預料，清朝雖然接受朝鮮的求和，朝鮮的羞辱並沒有因此就結束。他們要求仁祖出城投降，親自向清朝俯首稱臣。不只如此，清朝規定他不得穿著龍袍，而且不得走正門。對於這些要求，仁祖也只能照單全收。

至於死諫不成的金尚憲，則開始在家中絕食，並且企圖上吊自殺。最後被他的兒子發現，保住了他一命。

金尚憲寧死不屈的形象，深植在人們的心中。這也是為什麼，當他的後代金壽興對清朝言聽計從之時，人們忍不住要冷嘲熱諷。

在大多數朝鮮人的心中，清朝是蠻夷之邦，也是屈辱的記憶。朝鮮雖然對大清低頭，但對於身旁這個強國，心中並無敬意。他們只是「忍痛含冤，迫不得已」。

朝鮮對於清朝的反感，也來自他們與明朝長期的友好關係。特別是在十六世紀末年，日本的豐臣秀吉突然渡海而來，攻打朝鮮。戰爭初期，朝鮮不敵日本攻勢，節節敗退，幾乎有亡國的危機。是靠著明朝出兵援助，朝鮮才得以擊退日軍。

因為這次戰爭，明朝對朝鮮王朝而言，不僅是盟友，更是有著救命之恩。在清軍入關之後，朝鮮甚至一度打算與日本聯手，協助南明政府反清復明。

這些計畫最終當然都失敗了。但很多朝鮮的讀書人，始終拒絕承認清朝的正統性。在明朝滅亡之後，他們堅持使用明朝最後的年號。他們也主張，滿州人入主中原後，中華文化就從那塊土地上徹底消失了。這世界上，只剩下朝鮮，能讓中華文化不絕如縷，發揚光大。

一邊是強大而野蠻的清朝，另一般是有著過節的日本，十七世紀的韓國，就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了他們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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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知識分子

「近年來已有許多關於後殖民知識分子身上的混雜性（hybridity）的討論，很難否認這個近來的自覺一直非常有生產性。若非尖銳地察覺那永遠處在文化之間，而非處於任一文化之內的生存位置帶來的十足痛楚，沒有人能像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執筆寫下套在他脖子上的諸繩索時，生產出那樣的力量：『我到如今都帶著它們，拽著我往這兒往那兒，往東方和往西方，那結套扯緊著、命令著，選擇、選擇……繩索們，我不要在你們當中做選擇。韁繩、套索，我選擇你們兩個都不要，也兩個都要。聽見沒？我拒絕選！』

但或許在非西方的諸種現代性中，有另一個遠遠更為無所不再的身影：就是那雙語知識分子，有時處在一個話語的地帶，有時處在另外一個，但從來不在兩者之間。他或是她並不必然感到被命令做出選擇。當他在西方的學術界時，他遵守那學術界的機構性常規；但他也為那學界帶來從某別處生長出的一整套智識上的關懷，而那些關懷，把他或她推向一種不安的並且強烈地與那些機構的學科性規範發生競爭關係的位置。對西方學術界中的雙語知識份子來說，並不存在一個令人感到安適的規範性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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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現代日本的十個關鍵詞: (10)高度經濟成長

如果你在1969年的1月19日打開日本的電視，你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有一群學生，佔領了東京大學校園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安田講堂。這座建築中央有一座高聳的塔樓，站在最高處，可以俯瞰整個校園。學生們手中拿著石頭，甚至是汽油彈，守護著這座堡壘。講堂的外面，則有八千多名的警察，將學生團團包圍。警方出動了警備車和消防車，還有直升機在講堂的上空盤旋。他們動用催淚瓦斯和強力水柱，希望能儘快瓦解學生的抵抗。終於在當天的下午，警察衝破了學生的防守線，逮捕了六百多人。這個激烈的學生運動，才終於被迫畫下句點。

因為這個事件，當年的東大入學考試被迫取消。那一年，東京大學沒有任何一位新生。

這一場學生運動從幾年就開始，期間斷斷續續，不只發生在東大，也在全日本一百多所大學。學生抗議的理由，包括了高漲的學費，還有社會上的種種問題。

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騷動的年代。包括學運在內的各種社會運動，在六零年代橫掃了日本社會。可是同一時間的日本，實際上卻是漸漸變得保守。人們對社會議題的關心逐漸減退。取而代之的，是對於個人利益的追求，以及大眾娛樂和消費文化。

曾經激情的學生運動，也無法抵擋這樣的趨勢。當時除了東大等幾所學校之外，大部份的學運，都在二月結束之前，草草收場。因為接下來的一個月是日本的畢業季，許多原本搖旗吶喊的學生，必須脫下布鞋，換上西裝，尋找她們在社會中新的位置。

這股經濟和社會同時的變化，要從1960年開始說起。那一年，日本首相岸信介，因為處理國內社會運動過於強硬，引發許多反彈，最後支持度只剩百分之二十八，黯然下台一鞠躬。

接任的首相池田勇人，希望能平息民怨，推出了一個大膽的經濟計畫。他號稱，要在未來十年內，讓日本國民收入成長一倍。

池田勇人

這個計畫怎麼聽都太過不切實際，近乎幻想，所以起初日本國內的與論並不支持，報紙上的批判聲音更是不斷出現。此外，在1960年年底，日本內閣宣布首相月薪增加十萬，閣員增加七萬，也被嘲諷是官員「帶頭增加所得」。

但是沒想到，在接下來的幾年內，日本的國內經濟，真的以幾乎超過百分之十的速度快速成長。新內閣的計畫，竟然比預期的時間更早達成。

日本驚人的經濟成長，最主要的動力是國內日常家電的消費，特別是洗衣機、電視和冰箱。這三項日常生活用品，被稱之為日本戰後的三樣「神器」，從1955開始，在日本社會快速普及，特別是電視。到了1964年之後，有超過九成以上的家庭，都在家中添購了一台電視機。

另一個要素，則是戰後日本的都市化。以東京為例，從1950年到1970年，短短二十年間，東京都人口就增加了超過五百萬。這些人口，不僅為新興的工業提供廉價勞力，也開啟了日用家電的新市場。離開農村的年輕人，在都市裡成家立業，並成為新一代家電的消費者。

除了國內因素外，國際條件也不能忽視。二次大戰後的日本，因為解除了一切武裝，但也因此，軍事支出的花費大為減少。而從敵人變成盟友的美國，提供各種貿易上的協助，也成為了戰後日本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

高度經濟成長時代的日本，生活型態也越來越像美國，成為一個大量消費的國家。

家電三神器之一的電視機

可是，高度經濟成長帶來的，並不完全是正面效應。在所得倍增的同時，日本的物價指數也快速飆高，大幅削弱了經濟成長的效果。

日本都市居住環境，也隨著人口的移入而開始惡化。三百年多前開始發展的江戶城，如今變成了擁擠不堪的東京都，不僅房價高的讓人難以接受，交通設施也一度無法趕上人口的擴張，為此，東京電車車站內還出現了專員，負責將乘客擠進電車裡。東京成了名符其實的通勤地獄。

更嚴重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的汙染。1955年，日本富士縣突然傳出一種怪病，人們不知道是什麼病因為何，只知道當地農民因為身體疼痛，而大聲哭叫。這種怪病因而被稱之為「痛痛病」。

經過地方人士和學界多年的努力，終於確認這是一種重金屬中毒。問題的源頭，則指向了當地的一家礦業工廠。受害者因此聯名向該公司提出要求賠償，經過多次訴訟，法院終於裁定，該公司必須付出超過23億日圓的損害賠償金。

同一時間，水銀中毒的事件，也在別的地方傳出，同樣是因為當地工廠因為追求利益，輕視環保，因而造成了環境破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公害事件中的患者，大多是社會上的弱勢。他們或者在生活經濟條件上，不如他人，或者有許多是老人與小孩──在高度經濟成長的奇蹟中，他們成為被犧牲的一群人。

水銀中毒的病患發起抗爭活動

進入1970年代後，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逐漸開始減緩。1973年，全球因為石油危機而陷入不景氣，日本自然也不能自外於此。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以家電消費為主的成長動力，如今已到強弩之末，廉價的農村勞動力，也不復以往。當時的日本內閣，雖然仍然想要振作，但是成績十分有限。

一直要到1980年代末，日本社會才又目睹了一次經濟的快速成長，當時日本幾乎成為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但這一次的經濟成長，根本的動力是投機活動，特別是房地產的炒作。幾年之後，這些投機活動創造出來的虛幻成長，快速地泡沫化。從此日本反而深陷在長期的不景氣中。

目前執政的首相安倍晉三，在上台之後積極地推動新的經濟政策，就是希望能走出泡沫經濟的陰影。很多人都在觀望，他是否有能力帶領日本脫胎換骨，進入新一次的經濟成長。

以上，就是我們認識現代日本的十個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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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未來的過去

Howard Zinn，美國歷史學家，2010年過世。別人寫的美國史是名人史，他卻寫了一本美國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別人歌頌哥倫布，他卻關心印地安人如何被欺負。別人為一個又一個的總統作傳，他卻說我們兩百年來的政府不斷在說謊。有讀者寫信給他說：讀了你的書讓我很沮喪，我們這個國家需要英雄啊。他回答說，我們的確需要英雄，但那些面對權力仍不屈服，追求自由永不放棄的人們，難道不應該成為這個國家的英雄？

他說他寫的歷史想要喚起人們對於種族、性別和階級不平等的意識。他想寫出那些面對金權帝國壓迫，依然奮而抵抗的人們──儘管他們未必都成功。他不認為歷史可以為當下的問題提供簡單的結論，但他相信，在那些被遺忘的吉光片羽中，我們會看見人們曾經組織起來，曾經贏得勝利。然後我們可以獲得通往未來的啟示。

在他生前，美國政府一度竭盡所能，為它在中東發動的戰爭而辯護。反戰的他因此寫著：

「我相信反戰的人會越來越多……另一邊是群有力者：金錢、政治權力、主流媒體。我們這一邊則是全世界的人民，還有一股比金錢和武器更強大的力量：真理。

真理有它的力量。藝術有它的力量。『我們做的每件事都重要』，這個老生常談，正是美國和其他各地方的人們如此奮鬥的意義。一首詩可以喚起一個運動。一本小冊子可以激發一場革命。公民不服從能夠鼓舞人們，並刺激我們思考。當我們組織在一起，當我們投入其中，當我們起身而立，大聲抗議，我們可以創造一股政府無法壓制的力量。

我們活在一個美麗的國家。但它卻被那些不尊重人命、自由和正義的人給奪走。是我們把它拿回來的時候了。」

（原文：On the other side are formidable forces: money, political power, the major media. On our side are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a power greater than money or weapons: the truth.

Truth has power of its own. Arts has a power of its own. That age-old lesson -- that everything we do matters -- is the meaning of the people's struggl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rywhere. A poem can inspire a movement. A pamphlet can spark a revolution. Civil disobedience can arouse people and provoke us to think. When we organize with one another, when we get involved, when we stand up and speak out together, we can create a power no government can suppress.

We live in a beautiful country. But people who have no respect for human life, freedom, or justice have taken it over. It is now up to all of us to take it over.）

好像應該搭配入陣曲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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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現代日本的十個關鍵詞: (8)戰爭

1945年8月6日早上八點，一顆原子彈落在在日本廣島的中心。廣島市中心立刻成為一片灰燼，死亡人數估計超過了十萬人。隔了三天，8月9號早上十一點，另一顆原子彈，降落在日本南方的長崎。這棵原子彈，同樣造成了巨大的傷亡。當時，在距離爆炸地點六百公尺處，有五百多位學生正在長崎醫科大學的教室裡上課。其中超過了四百人，因為這顆原子彈，而當場喪命。

這兩顆原子彈，和數十萬無辜的生命，換來了日本的投降。8月15號，日本昭和天皇親自透過廣播，向全民宣布：戰爭結束了。

對大多數的歐洲國家而言，這場戰爭從1939年開始，延續了整整六年時間。但對於日本來說，這場戰爭更加地漫長。它從1931年9月18日，日本引爆中國東北鐵路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

長崎醫科大學爆炸後的景象

當時有些日本軍人相信，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之間最終將有一場決戰。代表西洋文明出戰的將是美國；而能夠代表東洋文明的，則非日本莫屬。為了贏得這場最終的世界大戰，日本必須積極地增強軍事實力，同時擴充版圖。

1930年代的日本，已經併吞了琉球、台灣、和朝鮮。下一個目標，則指向了位於中國東北的滿州。

1931年9月，日本從朝鮮調派了軍隊，一路往滿州前進。這項軍事行動，立刻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的國際聯盟，特別為這件事舉行了投票，以13比1的懸殊差距，要求日本撤兵。

但日本並沒有理會這個決議。反而在隔一年，在上海發動了戰爭，同時又找來清朝最後一位皇帝──當時年僅二十六歲的溥儀──在東北成立了名為滿州國的傀儡政權。

這些舉動，再一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注意。國際聯盟特別派出了代表，前往滿州地區調查。調查團回來後，在報告書中譴責日本用武力佔領了中國東北，違反國際聯盟和平的主張。但調查團並不認為日本需要將東北歸還給中國，反而建議將它交由幾個大國共同管理。對於這個建議，國際聯盟又一次在只有日本反對的情況下，表決通過。出席的日本代表，立刻起身，退席抗議。幾天之後，日本宣佈，正式退出國際聯盟。

幾個月後，德國也突然宣布退出國際聯盟。國際之間，瀰漫著山雨欲來的氣氛。果然，在幾年之後，日本和中國爆發了全面性的戰爭。緊接著，德國入侵了波蘭，歐洲的戰火，也從那一刻，開始被點燃。

瀧川幸辰

從那時開始，日本的社會氣氛也出現了巨大的轉變。1920年代的日本，原來是自由奔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但進入1930年代之後，整個思想界和知識圈，卻因為國家的壓制，逐漸消失了聲音。

最令人意外的事件，發生於1933年。當時兩位共產黨的領導人，突然發表聲明，宣告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主張，轉向支持政府對外軍事擴張的政策。但這只不過是一連串骨牌效應的開始。連一向最激進，批判政府最大力的共產黨，都放棄了立場，其他的知識份子，當然也紛紛跟進，開始宣示自己對於國家政策的效忠。

少數不願意配合的人，則遭到了圍勦。當時一位京都帝國大學的法學院教授瀧川幸辰，就因為批判政府，而遭到國會議員的指責，他的作品也遭到查禁。當時日本的教育部長，更直接找上京都帝國大學的校長，要他開除瀧川幸辰的教授職務。京大校長回絕了政府的施壓，日本教育部於是直接下令，將瀧川幸辰解職。這個破壞言論自由與憲政體制的舉動，引起了京大法學院強烈反彈。法學院裡頭31名教授，全部辭職。而法學院的學生，也全數申請退學，以示抗議。包括東京帝國大學在內的許多學校，也陸續聲援。

但這些動作，都無法阻止日本進一步往軍國主義的方向邁進。在1937年，中國與日本全面開戰後，政府對於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更是變本加厲。都市之內的娛樂設施，紛紛遭到取締。一般學生不能留長髮，而女性更不能燙髮。戒指被認為是奢侈品，也在禁止之列。每天的糧食，都由政府配給。而為了贏得國民的支持，當時的報紙之上，充滿著對於戰爭的宣傳與歌頌。有位作家保田與重郎就熱情洋溢地說：日本前所未有的偉大時代即將來臨！

不過，事情沒有文學家想像的順利。在中日大戰開打之後，日本雖然將戰線不斷推進，但進展的速度遠遠落後原本的預期，1941年，蘇聯和美國的參戰，更為戰事增加了許多變數。

戰爭拖的越長，不僅人心浮動，物資的消耗也越來越大。為了不讓後方經濟崩盤，日本開始加強動員各地的人力和物資，當時超過八十萬的朝鮮居民，被強制送到滿州等地，從事勞動。台灣的漢人與原住民，也都被徵招加入軍隊。

但這些手段，都只是凸顯了日本的戰況正在惡化。很多日本士兵被派到東南亞作戰，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他們死在島嶼，死在海灘，最終連遺體都無法運回故鄉。為了給士兵的家屬一個交代，軍隊只好將遺體的一根手指頭切下，當做最後的紀念。但隨著戰事越來越激烈，到了戰爭後期，甚至連這樣的替代方案都不可能進行。很多家屬最後收到的，是一個白木的盒子，裡頭裝著的只有海灘上的砂粒。

日軍所到之地，也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壞。1942年的3月，日軍屠殺了一個只有675人的小村落，其中有249人還尚未成年。新加坡的華僑，也因為抵抗日軍，而遭到機關槍掃射。但戰事最慘烈的地方，發生在日本南方的沖繩。在1945年，這座小島成為了日軍和美軍的決戰之地。雙方死傷慘重。 當時沖繩的人口，不過只有五十萬。而在這場戰爭中，就有超過十二萬人死亡。

這場戰役，幾乎宣告了日本戰線的全面潰敗。不久知道，日本政府做出決議，決定無條件投降。而當時出面接受投降書的，是美軍在太平洋地區的最高統率麥克阿瑟。他也是我們下一次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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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節為什麼是九月二十八日？

為什麼教師節是9月28日？這個問題看起來有點無聊。「因為9月28日是孔子誕辰，所以我們將這一天訂為教師節，紀念這位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至聖先師。」

不就是這樣嗎？

問題是，當教師節剛剛誕生的時候，它根本就跟孔老夫子毫無關係。

它甚至不在9月28日。


事情要從1930年的6月6日開始說起。當時有一群教師在南京舉行了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教師節慶祝大會。不過，這個活動與其說是慶祝大會，倒不如說是一場社會運動，或是一場自救會。

對發起人而言，這一天其實沒什麼好慶祝的。因為當時的教師，不但收入微薄，學校甚至還常常欠發薪水。此外，當時政局動盪，老師們常常要面對「校長更換，黨派傾軋，社會排擠」等等狀況。

為了改善這個狀況，當天有三百多位中小學的教師集合在一起。他們推舉南京中央大學的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邰爽秋擔任主席，並發表一份宣言。宣言一開頭就說：

「近世社會運動，恆確定一永久紀念日，如勞動節，兒童節，婦女節等。皆所以聯合群眾，謀一部分人群生活地位之增進，直接有利於此一部分人群，而間接亦有利於全社會者也。蓋以社會中一般人必於成見，安於故常，對於一部分人群生活之痛苦，往往習焉而不知察，則非有普遍運動斷不足以轉移風氣，變更觀念，以收改進之效。」

接著又說：

「同人等深覺中國今日之教育人員，期所負責任之重，而社會責備至嚴；然其生活至不穩定，地位至不穩固，而復缺乏修養之機會，在在足以影響其事業，使不克盡其責任，此固教育人員之切身痛苦，抑亦全社會之重大損失也！」

最後他們為這個運動提出三個重點：

（一）改良教師之生活待遇；（二）保障教師之地位穩固；（三）增進教師之專業修養。

至於為什麼要訂在6月6號呢？其實沒有太特別的原因，只是比較好記，「便於號召」。另外，因為6月已經接近學期末，發起人認為這是個向政府提出建言的好時機，因為如果有改良的方案，可以趕在下一個學期實行。

這個六六教師節，在南京發起之後，很快得到其他地方的響應。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各地方都有了自己的慶祝大會──或者，抗議大會。

但是這個活動，等於是在批評當時政府的教育政策。聲勢越大，豈不越顯得政府主持的教育體系出了很大的問題？

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因此在1934年，推出一份「孔子誕辰紀念宣傳大綱」。相較於六六教師節那種強調保障生活待遇，充滿社會主義色彩的主張，這份大綱則高舉了民族主義和反共的大旗，它說：「我全國同胞，應從思想上撥亂反正，以為根絕赤匪之動力」，並且要力行新生活運動，「以整潔簡樸為規律，以禮義廉恥為鵠的。」如此，「則國難可紓，國恥可雪矣。」

不只如此，他們還擬定了14條標語。這是最後的五條：

（10）紀念孔子誕辰要決心雪恥救國！
（11）紀念孔子誕辰要勦滅赤匪抗禦外侮！
（12）紀念孔子誕辰要實行新生活運動！
（13）紀念孔子誕辰要恪遵   總理遺教！
（14）孔子精神不死！

這份宣傳大綱很快就得到了民間的回應──不是太正面的回應。有人就在一份《民鳴》雜誌上寫道：

「孔老夫子是幾千年前老朽的中國老學究，他教人的是什麼詩書禮樂射御書數的古董學問，所行所為的是什麼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腐臭事情，拿來教現在摩而登之的中國人，不但是冰碳不相容，實在是隔著了幾百個太陽系的距離，渺不相關。事實是如此了，中央黨部忽然決議要紀念孔老夫子，豈不是也有點不識時務嗎？」（〈教師節與孔子誕辰〉）

雖然如此，國民黨還是對於孔子推崇不已，以至在1939年，更明令將孔子誕辰定為教師節。通令裡頭說：「際此民族復興，期止至善，允宜恭藉誕辰，定為佳節，冀於兆民康樂之中，深寓景仰至聖之意。」

但當時的教師節仍然不是9月28日，而是8月27日──後來他們發現這是把農曆當成了陽曆。

不過這時候中日之間的戰爭已經越演越烈，誰還管得著孔子是那一天生呢？

直到1952年，中華民國撤退到台灣後，才有一群學者開始推算，9月28日似乎才應該是孔子的生日。為了恢復對於孔子的尊崇，那一年台灣政府也頒佈了「慶祝孔子誕辰及教師節辦法」，要各級行政及教育機關，藉著至聖先師的生日，樹立尊師重道的風氣。辦法中也規定：「舉行慶祝會時應講演孔子言行，尊師意義，闡揚固有道德，並揭發共匪在大陸摧殘倫理及文化之暴行。」（該法令已於1997年廢止）

但當時發起六六教師節的邰爽秋，後來對於自己的節日被搞掉，可是一點也不爽。他在1947年參加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反國民黨大遊行。1949年之後，也一直留在北京。

但49年之後的中國政府，既不打算恢復六六教師節，也不可能去紀念孔子。在共產主義的理念之下，教師也是勞動者，所以教師節就合併五一勞動節一起慶祝。到了1985年，有些人覺得老師還是跟勞動者不太一樣，因此決定把教師節改到9月10日，但跟孔子還是沒什麼關係。原因只是剛剛開學，學生可以開始學習尊師重道。

至於當初六六教師節的社會運動得到了多少成效？有人在報紙上哀嘆：

「教師節原訂的三個目標是：『改良教師待遇，保障教師地位，與增進教師修養』，在我們號稱民族復興根據地的國度裡，已經一一達到了嗎？唉，我們今天與其說是紀念『教師節』，不如說是紀念『教師劫』。還較為切題些。」

教師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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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國家的歷史教育，可能嗎？

如何面對殖民時代的歷史，對每個被殖民過的國家，都是個困難的問題。前陣子台灣有人希望將教科書中習用的「日治」一詞全部改回「日據」，讓這個爭議再次浮上檯面。

其實「日據」一詞，在1951才成為官方名詞，有著特殊政治環境與時代背景。這個過時詞彙，如今捲土重來，還得到政府的背書，不免讓人感覺幾分無奈。很多人看到學者間的爭論，可能只覺得：又來了。

其實，名詞之爭只不過是表面。要理解問題的癥結，就必須徹底地重新思考歷史教育的目的。

由國家推動的歷史教育，跟現代的歷史研究一樣，是從十九世紀才開始出現。歷史教育作為國家義務教育的一環，重點在培養愛國的國民。而培養愛國意識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編造光榮傳統； 二是強調傷痕，製造敵人。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也就是在這種觀念下，過去台灣的中學教科書，因此要宣稱中國文化淵遠流長，綿延不斷。還要標榜「愛好和平」，彷彿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數不清的內戰與外戰全然不存在。另一方面，一部中國近代史，則被寫成了列強侵略史，而且前有日本竊據台灣，後有中共竊據大陸。殖民時代，當然就是「日據」時代。

這樣的歷史教育，在二十世紀橫掃全球，卻未嘗帶來好的結果。如果光榮傳統的編造，很容易被戳破；邪惡敵人的形象，因為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卻常常會深植在教科書讀者的心中。（我到今天都還記得第一次讀到南京大屠殺時的憤慨。）這種教育出身的國民，誤以為自己國家總是受害者。結果，歷史教育只是強化了民族主義，加劇了衝突。

有些人喜歡拿美國的例子，為愛國教育辯護。但美國人對世界的無知是出了名的，許多美國人甚至以為非洲是一個國家，包括前副總統候選人裴林。這樣的教育豈是好榜樣？況且，美國是國際霸權，可以不管別人，台灣豈有本錢夜郎自大？

去年在香港引發強烈反彈的國民科教育，則暴露出愛國教育的另一個問題：掌權者時常以「愛國」之名，行鞏固政權之實。他們要別人愛的那個「國」，指的只是政府和政府裡的少數人。就像美國歷史學者Howard Zinn說的，政府總是喜歡欺騙民眾，掩蓋過去有權勢者所做過的不公不義，讓人們誤以為國家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號稱民主的美國尚且如此，在專制的國家就不用說了。

國際學界對於這種以民族國家中心的歷史學，早已有了無數批評，越來越多歷史學者，開始研究人與商品的流動，觀念的匯聚與傳播，還有疾病與災難的衝擊，凡此種種。這些課題往往超越國境，很難只從單一國家的角度充分理解。從十九世紀以來，或甚至更早以前，許多看似平行、獨立的現象，其實都反映出全球同步的變遷，只是過去我們太過重視國家的視角，因而習焉不察，視而不見。

從這種角度書寫的歷史，不再只是自我標榜，互相指責，而是突顯出人類不同社群在歷史上的緊密連結。而這正是這個時代，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最需要的知識教養。

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教育，因此應該跳出國家的視角，更開闊地認識我們的鄰人。以台灣為例，當代台灣與日本、美國，關係如此密切，我們對這兩個國家的歷史卻出奇的無知。在「日據」角度下的日本史，只剩下一群邪惡的軍國主義者，從戰前到戰後日本知識分子對於憲法、戰爭、還有東亞文化等等議題，最深邃的反省與辯論，全都被略過不提。而美國歷史上對於民主與自由的執著追求，不可能為專政時代的教育體系所喜，當然也不會受到重視。

此外，戰後的台灣，與韓國、沖繩，還有越南、香港等地，都有著微妙的歷史共振。但這些片段同樣在過去歷史教科書中缺席了。黨國教育下的歷史教科書，創造出民族主義的神話，卻關起了看見世界的窗口。

應該是時候告別這種狹隘世界觀了。新的歷史教育應該以培養世界公民為目標，教導批判思考、普世價值，與人類社會共通的命運，喚回那些曾經被掩蓋被忽略的視野。然後我們會學著在別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與共通之處。我們可以理解，每個人都可以有多重的身分認同，這些認同可以根植於自己的職業、性別、階級，凡此種種，不一定非得擁抱國家。在這個前提下，殖民主義仍然可以、也必須譴責，但不是教導學生仇恨另一個國家，而是讓學生對所有掌權者知所警覺，對所有被壓迫者懂得同情。

這個目標聽起來並不簡單，但這不正是人文教育的目的──學習瞭解人性與社會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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