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4-05-27

通往未來的過去 ──《百年追求》筆記之四

10:30 Posted by Feng-en Tu , No comments

「1980年,作家陳若曦會到睽違十八年的臺灣,帶著三十幾名旅美華人知識分子的連署信求見蔣經國……蔣經國看了連署信,只說:『一切會依法行事。』」

覺得有點熟悉嗎?那再看一段:

「1972年4月4日起,《中央日報》連續六天刊登署名『孤影』的〈小市民的心聲〉撻伐《大學雜誌》,反對學生運動、反對學術自由,反對自由派知識分子。作者說:『我的政府讓我平平穩穩維持一個卑微的生存,我已十分滿足。』」

有人追求自由,就有人想要安穩與卑微的生存,並且自稱是小市民、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是不是大多數,實在很難說,不過他們顯然不只是小市民,也不會是沉默的。

比如1986年,黨外人士又一次準備籌組政黨。《中央日報》就發表社論,高聲批評「極少數無視國家前途與法律尊嚴,置社會安危於不顧。不但不知何衷共濟之為貴,反而趁國家之危,來傷害國家的團結安定。」

「參謀總長郝柏村則說:『現在偏激份子揚言組黨,其主張實際否定中華民國,或與中共統戰呼應,或為臺獨,當然不能容忍。』」

閱讀《百年追求》所描述的臺灣民主運動,有時感覺過去其實從未過去。那些話語,過了幾十年竟還可以如此熟悉。但那樣的熟悉感,並不只是由於歷史的反覆重演,也是因為那些歷史確實還以各種形式,存留我們每天的生活之中,不曾遠離。

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聯合報的報導。

1960年臺灣舉辦地方選舉,卻不斷傳出舞弊的問題,當時一群人士舉辦了「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在選後發出了這樣的聲明:

「國民黨黨政當局在地方選舉爭策動的種種違法舞弊措施,都是由連震東以臺灣省民政廳長的的身分,直接間接負責推動和實施的。時至今日,在臺灣各地選民的心目中,連震東以成為摧毀臺灣地方選舉的執行者。老實說,國民黨黨政當局如果稍有悔悟之心,便應先革連震東之職,以謝國人。連震東如稍有負責之恥之意,更該引咎辭職,以求贖罪於選民。」

連震東是誰呢?你或許知道,他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黨營《中華日報》社長,之後又當過國大代表、國民黨副秘書長,並且官運亨通,高昇至內政部長、政務委員。當然,他有一個我們今天更熟悉的身分:他是連戰的父親,連勝文的祖父。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父親:《臺灣通史》的作者連橫……

不過當年,《百年追求》的作者告訴我們,「連橫因為寫詩,被邀請加入臺灣中部著名的文學團體『櫟社』。連橫後來在日本報紙上發表文章,為日本殖民政權的鴉片政策辯護,社友提議將其開除。可是根據社規,唯有『污損本社名譽者』始能開除。

「理事會議討論的時候,林獻堂發言說:『污衊我先民,以做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需吸阿片,似此寡廉鮮恥之輩,何云不污損本社名譽?』《臺灣民報》也因為連橫的文章而不願聘用連震東。」

「林獻堂在發言主張開除連橫之後一週,連橫和連震東父子拜訪林獻堂,請其向《臺灣民報》說情。林獻堂也確實做到了父罪不累及子原則,寬大地向報社說:『震東頗可造就,且不可因其父而棄之。』」

至於臺灣的另一個大家族──辜家──也被寫進了這段歷史之中:

「臺灣第一御用士紳辜顯榮已於一九三七年過世,家族事業由辜振甫主持。辜振甫,一九一七年生,自幼稚園起就受日本人一樣的教育,被《臺灣新報》總主筆伊藤金次郎描述為『容姿端麗、舉措闊達,頗有貴公子氣質,在日本軍、官方的社交圈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其長袖善舞的社交風格,更被視為臺灣頂尖人物。』」

這些形容讓人不禁想起辜的孫輩辜仲諒,同樣受到媒體萬般寵愛。即便當時捲入陳水扁前總統弊案,逃亡兩年,以通緝犯身分回臺,不少媒體還是說他「帥氣」、「風流」。甚至在他做偽證的行為尚未被揭露前,還有報導說他默默地做公益,彷彿為善不欲人知。也許是臺灣社會對有錢人特別寬容?又或者該說是財團與媒體之間的盤根錯節?

回到辜振甫。

「戰爭末期,辜家在上海的財產因戰局激化即將泡湯,辜振甫央託臺灣軍高層,以軍隊機關名義,將三百五十萬會回臺灣。為了表達對軍方的謝意,將其中一百萬圓捐贈軍人遺族援務費。當時報紙還以〈辜振甫氏之美舉 捐獻軍人援護費 一出手即百萬圓〉,稱許他的慷慨豪舉。」

「不料,日本即將戰敗!辜振甫與其說捨不得這一百萬圓,毋寧說是擔心此事被中國官方知道,後果堪虞,因而翻臉不認人,反過來向軍部索取這筆鉅款。伊藤金次郎認為『這是需要相當厚臉皮才做到的事。』」

但或許正是如此,才能保住辜家在臺灣的事業版圖吧。

(弔詭的是,辜振甫在戰後曾經因為被指為漢奸、臺獨、意圖與日本人「共同陰謀竊據國土」而逮捕,判刑兩年兩個月。而他在坐牢期間,正好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辜振甫因此逃過一劫。)

吳三連(左二)當選臺北市第一屆民選市長後在辦事處與支持者舉杯同歡。


歷史中好像總是有些聰明的或幸運的人,可以永遠站對的那一邊,另外有些傻子則永遠站錯了邊。我們該欣羨那些聰明人還是記得哪些傻子呢?我們又該選擇當聰明人還是傻子呢?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國》出版了最後一期,社論由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執筆。他有很清楚的答案:

「在這個小島上,他們曾收買了一些無思想無原則為利是圖之徒。他們正同在大陸掌握政權時代一樣,在臺灣把有人格有氣節有抱負的人很有效地消滅殆盡了。他們控制了一群以說謊造謠為專業者。他們控制著一群藉著幫同作惡以自肥的人。他們控制著藉唱萬歲而飛黃騰達的『聰明人』。他們製造成千成萬當面喊擁護叫口號的政治演員。他們控制著臺灣一千萬人的身體。然而,除此之外,他們還控制著什麼呢?」

「他們不能控制的東西太多了。國際局勢的演變他們不能控制。臺灣人心他們不能控制……自由,民主,人權保障這些要求,絕不是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私人所能擁有遏阻的。」

在那樣的年代裡,殷海光所說的這段話,與其說是關於現實的描述,還不如是一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未來的期許。只但願這樣的樂觀和熱情,也能夠跟著我們,繼續臺灣對於自由和民主的下一個百年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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