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4-05-15

教育部沒說的,投奔新中國的臺灣人

12:27 Posted by Feng-en Tu , 3 comments

文:陳力航

不久之前,教育部不顧學界抗議聲浪,強行「微調」高中歷史課綱,課綱中加進了兩點:

1-3 說明臺灣與甲午戰後晚清變法運動與辛亥革命之互動,包括孫中山來臺尋求臺人支持,以及臺人參與革命及中華民國之建立。 

2-1 說明中華民國宣布對日抗戰並聲明廢除馬關條約、抗戰中軍民死傷慘重,以及臺人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 

在日本時代,臺灣人前往中國參與中華民國建國,或在戰爭時期協助抗日的,確實不乏其人。但是重點來了,他們只不過是屬於「日本時代前往中國的臺灣人」裡頭一小撮人。若是教科書真的依照微調課綱去寫,我們只會看到這少數中的少數,不明就理的受教者甚至會認為「日本時代的臺灣人前往中國,就全然只是協助中華民國建國、協助抗日」。這和史實有極大的落差。

那麼,前往中國的臺灣人,到底都去了哪裡?又做了些什麼?這才是必須問的問題。

我們就從兩個臺灣醫生的故事說起。

http://goo.gl/uC2slC
第一位是吳秀全。

在日本時代,臺灣人因島內習醫機會競爭,所以不少人選擇前往外地習醫。其中以前往日本內地的人數最多,其次是就讀日本帝國圈內如朝鮮、滿洲,或是日本在華勢力圈內的醫學校,如廈門、青島等。就讀中國人創辦的醫學校的臺灣學生也不是沒有,只是人數上可謂少數。

1939年初,東亞醫科大學(其後改為東亞醫科學院)在日本政界多方贊助下,即將於青島成立,並預計在4月下旬開始在日本內地、朝鮮、臺灣舉辦入學考試,預計招收兩百名學生。

同年3月26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東亞醫科大學的招生訊息,也吸引了許多臺灣人前來報名,出身新竹的吳秀全參加了這次考試。之後東亞醫科大學公布錄取名單,吳秀全就在其中。他因此成為東亞醫科學院第一屆的學生。 

1943年,吳秀全自東亞醫科學院畢業。但從那一刻開始,他走上了與同學們極為不同的人生道路:他加入了共產黨,開始在八路軍山東縱隊從事醫務工作。

(吳秀全的同學畢業後多在山東、華中的日本醫院服務,或者隨著派遣團前往海南島。)

一直到二戰結束後吳秀全也並未返台,而是留在山東的醫療機構任職。戰後的青島醫專(1944年改名)歷經多次更迭,成為今日青島大學醫學院。戰後,吳秀全曾先後任濟南軍區總醫院婦產科主任、軍醫學校教研室主任等。日後當青島醫專的日本校友返校參觀時,也曾與吳秀全見面敘舊。1980年代,吳秀全先後擔任濟南市與山東省的臺灣同胞聯誼會會長、山東政協委員、濟南人大常委等職,並於1989年過世。

吳秀全所留下的資料並不多,筆者只能以《青友史》(青島醫專校史),以及藉由訪問吳秀全的同窗而得知相關訊息。青島醫專的臺灣學生當中,與吳秀全有類似經歷的臺灣人還有一位,名為李惠宗。李惠宗戰後也是留在山東,並擔任濟南市的醫務與臺聯會要職,不過同樣的資料也不多。

吳秀全的例子很有代表性。他像日本時代大多數前往中國的臺灣人一樣,是為了尋求更好的賺錢、讀書和生活機會,並不是如課綱所暗示的,所有臺灣人去中國都是為了協助中華民國的建立與抗日。這是非常荒謬的。

前往中國的臺灣人,不管是加入國或共,都只是少數,何況部分臺人加入國共的動機,與其說是革命還不如說是為了謀求實際的各種利益 。扣除掉上述的這些人,所謂的真革命分子可謂少之又少。

再說,吳秀全的例子就說明了,當時前往中國的台灣人,也不是只有協助建立中華民國、協助你國軍抗日,甚至還有數量相等加入共產黨。

參加革命的人扣掉投機份子、再扣掉加入共產黨的臺人,剩下的符合你們期望的臺灣人,相對於整體而言,還真是滄海之一粟。而教育部卻要我們認為這「一粟」就是「滄海」。真要笑死人了。

在中國的網站上還可以找到以吳秀全為主角的對台宣傳單

我們要談的第二個例子叫李偉光,本名李應章。 李偉光是他1935年到了上海之後才改的名字。

李應章出身彰化二林,李應章的祖父原先在別人家裡當長工,爾後治中藥鋪當學徒、成為漢醫,他的父親李木生克紹箕裘,也是漢醫。但是在日本統治時期,李木生因為不具有漢醫的執照,因此常被日警刁難與罰款,這也種下了李應章反殖民體制、反日的思想。

1916年,李應章考入總督府醫學校,之後又繼續進入熱帶醫學專攻科就讀。畢業後,李應章返回二林開設保安醫院。

儘管出身日式教育體系,但在在二林開業的這段期間,李應章卻多次與總督府抗爭,甚至因此入獄。但李應章並沒有因此而退卻,出獄之後,他更加入當時反抗殖民統治的主要團體臺灣民眾黨,其言論也再次觸怒總督府。為此,他不但本人受到警告,家裡也曾遭到警察的搜索。

1931年初,李應章決定聽從一名日本員警江川博通的建議,停止活動並離開臺灣,前往廈門──江川博通對於臺灣的社會運動是比較同情的。

在廈門,李應章寄宿在醫學校友人的醫院內,後來他在廈門鼓浪嶼開設醫院,以小兒科為主,在當地頗受好評。其實像李應章這樣總督府科班出身的醫師,醫術往往有一定的水準,因此在醫療水準不高的廈門自然很受歡迎。

但也是在廈門,李應章加入了共產黨,而神州醫院更成為收容與掩護共產黨人的基地。很快的,政府當局就釘上了他,而神州醫院也遭到包圍。李應章因此離開了廈門,前往上海,並改名李偉光。

他在上海英國租界開設了另一間小兒科醫院,之後再遷往法國租界。為了救濟貧窮的患者,李應章特別規定,早上十二點以前來院的患者,僅需繳納微薄的藥費。他的醫院內也設有育兒顧問部,免費為上海民眾提供相關諮詢。甚至有不少民眾以書信往來的方式,向他請教有關育兒的相關知識。

儘管如此,李應章的醫院經營的並不順利,他的經濟日益拮据。這時李偉光觀察到上海嚴重的吸食鴉片煙問題,所以開始著手研發「安抵毒盡」注射劑。 此劑對於戒斷鴉片和嗎啡,有很好的療效,因此有越來越多的患者上門求診。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病患,李應章特別了一間療養院,致力於戒毒事業。

二次大戰打完後,李應章仍然留在上海執業。他同時也擔任臺灣旅滬同鄉會常務理事、會長,協助救濟受難的臺灣人,並運送他們返回臺灣。李應章自己的醫院,甚至免費診治受難患病的臺灣人。

1946年9月,李應章第一次返臺,受到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熱烈歡迎,甚至派員接機。他在離開之前,就曾經向當時的臺灣行政長官陳儀辭行,並提醒他臺灣民怨高漲等問題。

隔一年的3月,他再次返臺,這時臺灣情勢已經非常不同了。當時228事件剛剛發生不久,李應章與其他人組織了228慘案慰問團。但是由於情勢惡劣,該團僅停留一夜便返回上海。

為此,李應章還曾上書蔣介石,信中說:「回憶三十年前之打吧呢(噍吧哖)事件,兇殘如日寇,燬莊剿滅之結果,尚僅殘傷數百人,而今一次騷動,良民死傷數以千計,得毋駭人聽聞呼?」換言之,是說國軍竟然比日本人還殘忍。

在這之後,李應章再也沒有回到臺灣。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他收起醫院,轉至上海市人民政府擔任衛生顧問與及上海市人民代表,並於5年後逝世。


李應章(左)與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合照

不管是吳秀全還是李應章,我舉這兩個例子都不是要「為匪宣傳」,而是要說:日本時代臺灣人去中國的實際情形,比起教育部粗暴通過的微調課綱都要複雜多了。

真要研究的話,可能還有更多在二次大戰後站在國民黨的對立面,而協助新中國建立的臺灣人會一一浮出檯面。不過鴕鳥心態的教育部會不會想讓你知道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3 comments:

  1. 贊這個嚴肅看待歷史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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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據時期,有人低調當順民,有人默默傳承漢語文化,有人高調當巡查欺負同胞,也有人到廈門、福州開煙館賣鴉片給中國遠親,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當然,您舉的主人翁去到大陸讀書就業,改善了家庭經濟也是不錯的,尤其李應章先生仗義反抗日人分區專賣剝削、爭取蔗農權益,應獲肯定宣揚。只不過,我台籍在陸前輩組織台灣義勇隊、台灣少年團、台灣革命同盟會、東區服務隊等等,付出生命抗擊日寇侵略,最終實現開羅及波茨坦宣言理想,解放我台澎百萬鄉親遭日人階級歧視與資本剝削枷鎖的案例,當然也可以列入教科書典範。尤其若能查明李友邦將軍並非共黨人卻遭遇威權政府鬥爭犧牲,可在教科書為之平反,允勘告慰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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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政治立場不同當然可以各取所好,蔣、毛二人鬥爭終生,對全人類、全中國、全台灣大局而言,何者較可愛、少可恨不難判斷,鄉梓前輩加入共產黨建立新中國,若能裨益人類眾生,鄙人與有榮焉,何須隱諱其名?
    但若為升官發財擔當偽滿傀儡鷹犬或附從日寇偵蒐祖國機密者,有何光彩之處?背叛民族文化及先祖垂訓者,罵名隨身,不得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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