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這一行業,我認為是在從事找尋、發掘與重構的工作,這是一項美妙的行業,但也是一項困難的行業,要做的好,必須投入相當的工作, 擁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知識,以及具有一項真實的智識力量:好奇、想像、組織能力、清晰的表達,與公正不偏頗的思想,並具有對不同類型的人的感受力。 -Marc Bloch

2014-05-27

祖國與奴化的臺灣人──《百年追求》筆記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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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二次大戰結束,臺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派兵來臺接收,原本該是歡欣鼓舞的回歸,結果卻完全走了樣。

第一個震撼,來自想像與現實間的落差。來臺的祖國國軍,並不如預期般地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士氣高昂。相反地,許多人印象中見到的,是一支剛剛脫離戰場,疲憊不堪的隊伍。

雖然如此,《百年追求》的作者提到,當時社會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

「你不要小看這些祖國兵喔,他們揹著雨傘,雖然不好看,但是當遇到敵人時,傘一張開,可以飛天呢!」

「你以為祖國軍隊怎麼打敗日本兵的?他們厚厚腫腫的綁腿裡,綁著鉛塊呢!平時練腳力,緊急時就可以飛簷走壁阿。」




相反地,負責接收的官員們,對於本地的臺灣人,卻是看不太順眼:

「1946年四月底,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范壽康在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演講,公開指控臺灣人抱有獨立思想,意圖臺人治臺、排擠外省人員、對接收工作採取旁觀的態度,因此,他指控『臺灣人完全奴化了』。」

除了「奴化」之外,在當時的官方報紙如《臺灣新生報》上,臺灣人也被說是「崇日」、「自卑」,「沒有人才」、「不解國文國語」、「缺乏民族精神」,所以必須「肅清日本思想毒素」。換句話說,就是要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經過六十多年,類似的論述又在最近重出江湖,不能不說有點奇妙。)

但「臺灣人奴化論」引起強烈地爭論,當然也引發反擊。1946年,王白淵就在《政經報》上發表一篇〈告外省人諸公〉,他說:

「臺省本是一個富有秩序的社會,雖是在日人高壓之下,還有保存著自己的社會道德,不能泯滅的志氣。……臺省在各方面,具備近代民主社會建設的諸條件。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臺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為不能當權之口吻。我們以為,這是鬼話,除非別有意圖,完全不對。……只以為不能操標準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淺薄,過於欺人。

臺灣自有臺灣之衷,頂愛臺灣人亦是臺灣人。我們以為臺胞應該負起歷史的使命,不可將自己的命運送給外省人。在以臺治臺的原則上,共同奮鬥,才有一天可以像人。」

不過,該如何以臺治臺呢?當時,林獻堂和廖文毅提出「聯省自治」的說法,意思是說「軍事、外交、金融等全國事務,都交給中央來辦;普通行政、交通、教育、產業等地方性事務,交給省來辦。」

「聯省自治」不是林獻堂等人發明的。民國初年,就有人認為應該效倣美國,採取聯邦制,將權力下放到地方。梁啟超支持、胡適支持,連毛澤東都曾經主張各省獨立,而且就應該從他的故鄉湖南開始。他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寫著:

「二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而推動「聯省自治」的要角之一,則是主掌廣東的陳炯明,為此他還跟主張統一的孫中山起了嚴重衝突。陳炯明為了理想或是個人利益,很難簡單說清楚,或許兩者都有吧。不過後來陳炯明不敵國民黨軍隊,黯然離開政界,不但他自己被視為判徒亂黨,聯省自治的想法也沒能實現。

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

幾十年後,當時林獻堂等人再次「聯省自治」的說法,官方代表當然不同意,立刻質疑:「閩人治閩、粵人治粵這種論調,還有排斥外省人的意思,不是嗎?」

林獻堂聽了連忙解釋:「絕對沒有驅逐外省人的意思,外省人儘可來台灣發展。」廖文毅也補充說明:「我們主張的『聯省自治』,其實就是美國式的民主。」

當然,這樣的說法並未被接受。

在這種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省籍間的衝突浮上檯面,並不讓人意外。甚至到了60年代,即便是在民主運動的內部,省籍之間的緊張也並未消散。

當時《自由中國》為中心的團體準備籌組新黨,可是「1960年五月雙方合作組黨的計畫進入行動階段的時候,雜誌社的健筆戴杜衡警告雷震說,『把臺灣人搞起來了,大陸人要受其欺壓的。大陸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贊成這個作法。』」

談論省籍問題不是一件讓人舒服的事。但就在不久之前,省籍還是一個非常熱門,容易引發強烈情感的議題。記得李敖大師當年還曾經鐵口直斷,馬英九絕對不會當選總統,「因為他是外省人」。不過大師的預測也會失準。今天在媒體上談論這個問題的頻率似乎開始減少,在我身旁,和我同一個世代的人,似乎已經不覺得彼此省籍區別特別重要,沒必要分,也常常也分不出來。

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族群能夠和平共處,彼此融合,當然是好事。不過回歸歷史,如果要真正瞭解臺灣社會的發展,不可能將省籍因素視而不見。比如,到70年代中葉,「高普考錄取名額,一直是根據以前在大陸時的人口比數,亦即,每一個在台的外省人,擁有比臺灣人高一百八十六倍的錄取機會。」

換句話說,對於那個時代的人而言,省籍不只是一個抽象或虛構的問題,而是對日常生活有著直接而實際的影響。高普考不過是諸多例子之一。從歷史經驗與生活型態的差異,到實際利益分配的衝突。肯認這一點,我們或需會對許多仍然存在臺灣社會的現象,有更深刻的理解吧。


*通往未來的過去 ──《百年追求》筆記之四
http://histopolitan.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19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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