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仙

The Cult of Fox：Power, Gender,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作者：康笑菲（Xiaofei Kang）

譯者：姚政志

出版社：博雅書屋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20日

推薦序

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劉祥光

　　「妳這個狐狸精。」小時候看電視劇或電影，無論男女愛情戲或是家庭倫理劇，均會常聽到這句臺詞。多年之後，物換星移，電視機從黑白變成彩色液晶，這句臺詞仍然獲得編劇的垂青。在大眾的印象裡，狐狸似乎一直跟媚惑、狡詐、邪惡脫不了關係。口語或成語中的「野狐禪」、「狐狸尾巴」、「狐群狗黨」、「狐假虎威」、「兔死狐悲」、「與狐謀皮」、「狐奔鼠竄」、「狐唱梟和」、「城狐社鼠」等等，對狐狸形象的描述更沒一句好話。狐狸天性如此，還是被「汙名化」？透過康笑菲教授這本豐富、迷人，又趣味橫生的大著，娓娓道來，述說狐狸 / 狐精 / 狐仙在中國歷史上的演變，讓我們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作者在本書所要談的，自然不限於上述所說。康教授追溯有象徵意義的狐狸至少出現在《山海經》的記載中，「其狀如狐而九尾能食人；食者不蠱」。意思是說，九尾狐會吃人，但如果人吃了牠，能不為蠱毒法術所害。可見狐狸肉有醫療、辟邪的作用。到了漢代，狐狸反成了吉祥的預兆，而且還帶有道德寓涵，例如狐死首丘，指的是不忘本。隨著時光流轉，狐狸的色彩益發多樣，會附身，能變身，好搞怪，引起大亂，也可變男變女，勾引異性，色誘同性。狐狸變化多端的特質屆至魏晉南北朝大體具備。

既然狐狸如此「多才多藝」，在一些人眼中就升格為神明，在另些人眼中，降階為鬼怪，這樣的歷史演變應屬合理。換句話說，如果人們對狐狸的看法較正面，牠就是「狐仙」；反之，就稱為「狐精」。狐精只會給人麻煩，有時還攪出大亂子；狐仙給人好處，往往讓人發財，不過那些好處有時見不得人。簡單地說，狐狸的形象亦正亦邪，但往往就流於正邪不分，而上不了檯面。試想：在過去的社會裡，如果某家發財，對外宣稱是因為拜了狐仙 / 狐精，這多難為情呀。然而有趣的也在這裡：雖然狐仙會搗蛋，帶來麻煩，讓人生病，或引來家庭失和，因此看似淫祀（不合禮法的神衹），但它給人財富或治人病痛的一面很有吸引力，所以人們暗地裡偷偷地供奉。不僅如此，從男性的角度去看，狐狸精太美了，具有顛覆家父長制的本事，搞得天下大亂。就這點來說，狐精是為屈居下位的受壓抑女性發言。而且，雖然狐仙常被看成淫祀，但別以為官員一定敵視狐精。如果你操守有問題，牠會掀你的底，讓你丟官；如果新官上任，強壓地頭「狐」，牠可是會偷走官印，那就別混了。所以官員面對狐精，最好小心翼翼地供著。供得牠滿意，還會幫官員辦案，替他抓賊，讓他仕途順利。結果許多傳統官衙裡的小角落，往往擺了狐仙壇─誰不想官運亨通呢。林林總總圍繞狐狸發生的趣事，都在康教授筆下一一細說分明。相信讀者必然讀得津津有味。

　　我奉作者之託，撰寫中譯本序言。為了不使這篇譯序淪於純學術應酬文字，以下提出三點觀察，或和作者商量，或為本書補註。畫蛇添足之譏，不免為識者所笑。

　　本書第四章討論狐與巫覡的關係，指出狐仙會憑附到巫覡 / 靈媒身上，替人治病或指點迷津。所以說狐是主，巫是從，狐巫須奉祀狐仙。唐代元稹（七七九 ~ 八三一）的詩文中有二首都是以＜賽神＞為題，描述唐代巫風興盛，巫覡橫行的情形。其中一首說：「村落事妖神，林木大如村。事來三十載，巫覡傳子孫。村中四時祭，殺盡雞與豚。」而巫覡作法後，「狐狸得蹊徑，潛穴主人園。腥臊襲左右，然後託丘樊。」（《元氏長慶集》，卷一。）從這個描述看來，狐狸是受了巫覡的影響，跑來攪局，弄得狐臭薰天。這和第四章所描寫明清時代，狐為主，巫為從，狐巫祭祀狐仙的情形倒過來。但狐狸和巫覡的淵源倒是甚早。這首詩所寫，或許是冰山一角而已。此外，北宋梅堯臣（一○○二 ~ 一○六○）也有詩談到狐狸與巫，節引如後：「老狐依叢祠，妖神起百怪。巢梟助鳴聲，穴兔資狡獪。巫紿神靈言，俗奏飲食拜。三年空禱祈，萬疾無愈差。」（＜幽廟＞，《宛陵集》，卷三八）。在這段描繪裡，似乎「巫假狐威」而得利，那個巫有可能就是狐巫。把兩條線索列在這裡，有興趣的人可以繼續研究。

　　本書結論部分談到狐仙信仰也傳到日本，稱為「稻荷」，廟中祭祀的就是狐狸，這點和中國的狐仙壇中不見狐狸圖像很不同。最近無意間問家母是否聽過稻荷信仰。她竟然回說不僅聽說過，還玩過這樣的遊戲。她還說，小時候一群同學或朋友會玩請狐狸的遊戲，叫「狐狗狸遊戲」。例如要考試了，想問考題是什麼，或是掉了東西，問問跑到哪去，就會玩這遊戲。玩這遊戲時，須在地上鋪一張紙，上面有日語的五十音、「一、十、百、千」與「東西南北」等字，擺一支筷子讓它自己跑。這種遊戲聽來像是中國的紫姑信仰或是臺灣的碟仙。家母是在臺灣受日據教育，居然有此經驗，足見稻荷信仰在日本普遍的程度，可以渡海來臺，在學生中流傳。家母還說，去「稻荷神社」祭祀，須攜「油揚」（油炸豆腐，有點類似臺北淡水特產「阿給」）獻上。遊戲前須請狐，也是要用「油揚」請神。這點和中國祭祀狐仙，用蛋、雞、酒等華北農民視為奢侈品者差異頗大。日本許多地方都有狐仙廟，最大的一座在京都，叫「稻荷大社」。這點也和中國人把狐仙壇隱在私密角落，有很大的分別。

　　此外，書中未及且值得加上一筆的是，朝鮮半島也有狐仙信仰。最近因教學和研究，翻閱一些書籍，無意中在一本韓文的巫術神衹畫冊中看到狐仙畫像（韓國人也稱「狐仙」）。該圖來自韓國某座墓的墓室中，圖中的狐仙是男性，兩旁各有一名年輕女性，圖像較小，最下面是兩名圖像更小的女性。（見金泰坤編，《韓國巫神圖》，漢城：悅話堂，一九八九，頁五四。）就這點而言，韓國狐仙信仰在畫像方面與在中國所見者較相似，都是變身為人。狐仙信仰應該是從中土傳到朝鮮。看來該信仰小是小，且看似不經，對發揚中華文化還扮演個角色呢！

　　康教授對於狐狸信仰的興趣起源甚早。還記得一九九○年代初期一起在紐約讀書時，她就說要做狐仙研究，讀了作者的序和導論，才知道她還有母親及外婆的「加持」，內心不免想：「嗄，真是『家學』淵遠呀。」這話半是玩笑，半是真。說是玩笑，是打趣她描述母親幼時的狐仙經驗，以及提到外婆請狐仙治癒其舅之病，又給她說了許多民間故事，讓她後來開花結果，寫成本書。說是真話，是因為讀到她在本書第二章分析「」狐仙兒」一詞的寓涵時，不禁拍案叫絕，只有康教授說得出其精采處！因為南方人說北京話，且毋論尖團不分如區區者，再怎麼字正腔圓的人，也壓根兒不會把狐仙說成「狐仙兒」，遑論其言外之意。康教授是北京人，生於斯，長於斯，經她分析，狐仙兒活神活現地出現於北方人的日常生活裡，讓我們南方人大悟那些不會出現在文獻裡的多重意思。康教授的功力，讀者慧眼在我之上，自可從本書中體察。但是對「狐仙兒」的分析，可說是斯人方有斯學，忍不住表而出之。

　　閱讀本書是個愉悅備至的過程。從紐約回臺後，與笑菲及其夫婿王威未曾再謀面。捧讀之際，固然一面學習新的知識，又一面憶起二人當年聊天談笑的畫面，彷彿回到校園某個餐廳裡和笑菲閒聊。近奉其囑，為本書作一中譯序。聞其言大駭，何能當此？驚魂甫定之餘，寫上一些文字，奢望能給本書添個註腳，略副老友雅意。姚政志先生譯筆忠於原文，區區嘗經眼並稍加修飾，亦庶幾不離笑菲生花妙筆過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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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文本 文化交流

主　題：地圖 文本 文化交流

主講人〔一〕：張廣達 院士（本院院士∕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講　題：從碎葉城、唆里迷、馬哈木、喀什噶里的圓形地圖看唐初以來內陸文化交流

主講人〔二〕：黃時鑒 教授（浙江大學∕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講　題：從毛羅 (Fra Mauro)、巴爾布達 (Luiz Jorge de Barbuda)、利馬竇 (Matteo Ricci) 世界地圖看明中葉以來中西文化交流

主持人：范毅軍 教授
時　間：2010年1月8日（五）下午2:00~5:00
地　點：中研院史語所文物陳列館五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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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想我老師余英時之四

普林斯頓時期所見的余英時老師

王汎森

　　我第一次見到余英時先生，是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忘了是哪一年，《聯合報》副刊辦了一場有關紅樓夢的座談會，與會的宋淇(林以亮)先生說「余英時身上的每一錢都是腦」，原話大概如此。當時在觀眾席的我，倒從來沒有料到有一天會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成為余先生的研究生。

　　1987年夏天，余先生從耶魯大學轉到普林斯頓大學，任全大學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我也在同一年8月從史語所到普大攻讀博士。很巧地，第一天到系裡，就在走廊遇到余先生。但很可惜，我因為功課太忙，在普大讀書的五年多(1987年8月到1993年2月)不曾留下任何日記，所以現在追憶這五年多的事情，竟然感到相當困難。

　　一

　　我在普林斯頓的前後那些年，是余先生發表政治評論較多的時候。前一段似與臺灣的發展較有關係，尤其是民主化、解嚴、價值及文化取向、兩岸動向等問題，余先生寫這方面的文章起源稍早，但這幾年因為有解嚴(1987.7.16)、蔣經國故逝(1988.1.13)、李登輝即位等事，動盪較多，所以觸發也較多。我在普林斯頓的後三年，因為1989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此後余先生論政的文章更多關注中國大陸，他對中共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無比憤怒，對臺灣的處境也格外注意。

　　我記得就在蔣經國病逝後不久，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學生會請余先生去演講，當日講題我已經忘記，但與臺灣的政治走向有關。當時李登輝接任黨主席之事將定而未定，傳說宋美齡可能有意出山，聽眾中有人提出這一類現實問題，余先生的回答中有一句說：「我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當天演講的內容我已不記得，只有此語今猶在耳，因為它生動地描述了余先生雖然關注兩岸政治動向，但決不參與任何實際的活動。

　　在跟隨余先生讀書時，我也注意到發生在余先生身上一件對他後來影響深遠的事，即他與中國大陸中、青代學術界逐漸發展出緊密的聯繫。余先生對於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的老學者的業績當然早已非常之熟，有一次我在影印一本中文學報，余先生正好路過，望了一眼說那是1940年代的刊物，果然沒錯，他說看了印刷字體及版式就知道出版年代。我猜他年青時期一定長時間流連於圖書館遍覽各種書刊。但是，他與那一、兩代學術工作者大多只是紙面相晤，並無正式連絡。1978年余先生參加美國漢代研究訪問團訪問中國大陸，他與中國大陸許多中、壯一代的歷史、考古學者見面討論，事見《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中國大陸1980年代文化熱之後，知識界出現了一種變化，慢慢地可以看出至少有四群與學術文化有關的人：專家型學者、受文化熱鼓舞的學者、跨文化與學術的學者、文化人。葛兆光兄告訴我1986年《士與中國文化》在上海出版之後引起很大的震動，當時他有一位半通不通的朋友居然沒有看清楚封面，就很興奮地誇說他最近剛讀了一本精彩的《土(ㄊㄨˇ)與中國文化》。由於那些年我負笈在美讀書，所以上述觀察未必正確，但因幾年下來目睹形形色色造訪余先生的賓客，我認為1970-80年代前期余先生所接觸的中國大陸人士主要限於專家型學者這一群人，但是在文化熱之後，來往的圈子慢慢擴及上述四群人，寫信、邀請開會、拜訪的行程也愈來愈多。記得我剛到普大時，曾好奇地問余先生何以由哈佛搬到耶魯、又由耶魯搬到普林斯頓？他說哈佛地處大都會，來來往往的人太多，耶魯稍好，普林斯頓在鄉下，離紐約起碼一小時車程，要想找他就更不容易了。然而這一道天然樊籬很快就無法發生作用。

　　余先生與中國知識界來往的最高點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北京的學生運動爆發之初，普大有一些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開始聚會並舉辦一些活動，後來隨著局勢變化，余先生參與較多。1989年大概是5月間，美國紐約時報刊出支援中國大陸學生民主運動的全版廣告，上面的毛筆字即出自余先生的手筆，廣告所費不貲，除每人捐款一百美金(包括我在內)，不足之數似乎是余紀忠先生支付的。六四鎮壓之後，余先生設法成立基金營救流亡學者，支援、安頓、開會花去不少心力與時間。這中間的歷程將來或許會有專門的記述，我因為手上沒有任何紀錄可查，只能浮泛地寫這幾筆。

　　二

　　余英時先生1987年6月出版《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那一年夏天他轉到普大。到普大之後，他仍延續著對「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個主題的關注。我記得他的書架上有份「商人精神」一書的英譯稿，余先生是隨時準備要將這份英文稿校改出版的，可惜一直未見動手，或許現在已經放棄這個想法了。不過，余先生後來陸續出版過不少論文，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等，可以看出他對商人階層在近世思想、文化上的問題始終關心著。我記得1992年底博士學位答辯完之後，原想花一段時間大量閱讀葛斯德圖書館視為善本收藏的紙燒本明人文獻(從日本印來)，余先生即曾交代我多注意商人方面的材料，後來因為我改變計畫提前回台而未果。

　　在余先生的研究中，商人不再被視為附庸風雅或軼出正統，而是在文化及思想上，成為一群獨立的、具創造性的群體。余先生關注商人作為一個群體的文化品味及文化表現，以及他們在明－清－近代歷史中的位置，同時透過這方面的研究，構成了一個與16、17世紀西方歷史相比較的框架。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余先生對現實的動向始終是關注的。我的感覺是19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文化、學問、政治的熱潮不期然地牽動余先生，人們渴切希望知道他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包括新儒家、共產革命、中國思想文化之特質、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等---人們想問一大堆既現實又本質性的問題，所以這些年余先生著作的另一個主題是廣義的近現代思想史。我記憶中〈錢穆與新儒家〉、中國近代思想的激烈化(以及相關的論戰)、近代中國「革命拜物教」的討論及反省、近代的國族主義史學、當代史學的文化史走向等大量文字都屬於這個方面。上述論文有些收入《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我覺得編者所取的這個書名頗有深意。余先生認為百年來的激烈化與革命崇拜(尤其是共產革命)，對傳統破壞得太過厲害，他所希望突顯的正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而不是經過不斷革命後的中國；還有在經歷革命狂熱的連番洗禮之後，應該怎樣給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的特質一個簡潔而有概括性的定義。

　　我是在1993年2月離開美國重返中研院的。那時余先生深深投入民主救援中，經費、人事、演講、訪問佔去他不少時間，我也因為工作異常忙碌，故見面或談話的機會非常之少。而且依本書主編的規劃，我可以在1993年二月打住，不過我仍然覺得有必要添幾句話。

　　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初，余先生的著作大體已經橫跨從「堯」到「毛」的範圍---除了不曾寫過唐朝，以及宋朝寫得較少之外。當余先生逐漸從海外民主運動抽身開來時，我們急切地想知道余先生下一步要寫什麼？我們並未猜到是宋代。《朱熹的歷史世界》這部千頁鉅著是因為受人之託要寫一篇序而引發出來的，以一位年近七十的史學家，還能寫出這樣一部大書，而且所處理的問題、所使用的方法，都與先前的研究歷程有所不同，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除了《朱熹的歷史世界》，余先生近年還有兩本一樣是因一篇序而引出的書：《重尋胡適歷程》及《未盡的才情》，一本是為胡適日記、一本是為顧頡剛日記所寫的序。寫序成了余先生最近的重要工作之一，最近出版的《會友集》即收錄這方面的文字。

　　據我所知，余先生總是徹夜讀書、趕稿，據說余家當年在哈佛有一次搬家向鄰居道別，鄰居問余太師母說：「請問你們是做什麼的？為什麼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燈亮著？」

　　在普林斯頓那幾年，我注意到余先生的神態中透露出他似乎隨時都在思索，而且總是在繁重的稿債中。有一次農曆過年前，大家喜氣洋洋，但余先生仍然若有所思，我問道「寫文章很難吧」，余先生回答說「如果腹稿打好了，也就不難」，而且還補了一句「債多不愁」，然後從容含著煙斗而去。

　　人的記憶世界有一個無所不在的篩選框架，使得我們即使左思右想，也只能回憶起一點點特定的東西。以上這篇短文是我一時到手的若干鱗爪，留待將來有機會再加擴充。


From:
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
田浩 (Hoyt Tillman) 編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 20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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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想我老師余英時之三

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

陳弱水

　　我是從1981年秋天到1987年春天在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從學於余英時師的。1987年秋天，余師轉任普林斯頓大學教職，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大約完成百分之六十。余師離開耶魯後，我一面受聘教授他負責的課程，一面繼續寫作論文。我的論文在1987年底完成，授課則至1988年春天。我一共從學於余師六年半，其間在耶魯大學相處六年。

　　耶魯大學在康乃狄克州的新港(New Haven, Connecticut)。新港是個小型城市，位於紐約市地方交通網的北方頂點，搭火車到紐約大約一百分鐘。由新港往北，距離余師原先任教的哈佛大學車程約三小時，回頭往南，越過紐約，離普林斯頓大學也是差不多的車程，耶魯剛好在哈佛、普林斯頓兩校間的中點。就工作地點而言，余師是一路往暖和的地方移動。耶魯雖然是名校，跟哈佛、普林斯頓相比，位置比較孤立，哈佛在波士頓郊外，普林斯頓接近紐約，來往的人都相當多。耶魯的孤立造成小型學術社群的氣氛，在其間，師生、同學關係易於密切，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和余師共處，受到無窮的益處。

　　回想起來，我跟余師接觸最密的時段大概是在耶魯的第三、四年。我到耶魯的前兩年，忙於適應環境，鍛鍊語文，花很多力氣在歐洲史的課業上，跟余師在課外的接觸不算特別多。從第三年下學期開始，一方面由於準備博士候選人資格考，一方面因為自己求知的需求，幾乎每星期都跟余師見面一、兩個小時，談話的內容絕大部分在學術方面，這樣的日子可能持續將近兩年。不少人知道，余老師慣於在晚上進行研究寫作，直至深夜凌晨，他在耶魯期間，除了有排在上午的大學部講演課(每隔一學期一門)，通常在中午前到校，下午上討論課，處理事務，會見學者、學生。我跟他應該多是在正規的會客時間(office hours)之外見面，這樣才能久談。我自己教書以後，才了解這種情況是很特殊的，我很感謝他的慷慨，也覺得自己很幸運，在1980年代前半，耶魯中國研究領域的研究生不多，才使我有可能佔用余師那麼多的時間。

　　除了單獨會面，最主要和余師接觸的機會是上課。在余老師的學生當中，我最特別的經歷就是長期擔任他的助教。在老師工作過的學校，不算密西根大學的話，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之中以耶魯最為重視大學部教育，起碼在1980年代是如此。它有完整的助教制度，所有大學部的基礎課，不管修課人數多少，都配有助教，專門的課有時也有。我到耶魯的第二年就擔任余師的助教。其實，以我當時的英文能力以及對美國了解的程度，都不足以當此任，但余師原來的助教Kandice Hauf學長因故無法續任，我只好硬著頭皮頂上。余師找我任此職時，我也看得出他的為難，這件事後來勉力撐過，也奠下我爾後長任助教的基礎。我一共擔任過余老師三或四次的助教，記得除了一次是「中國思想史」(Chinese Thou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其他都是傳統中國史的導論課(The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透過一再聆聽余師的講演課，我得知他對中國歷史有著通貫的了解，這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往後我自己做研究，無論課題有多專門，很自然就會考慮起這些課題或所牽涉現象的各種歷史意義。

　　跟余老師接觸，還有一個令我深為懷念的時機，這就是到老師家聚會談天。我在耶魯就學期間，年節時分，余師和師母陳淑平女士往往邀請學生和同事到他們家過節，有時大群人，有時小群，年節則包括感恩節、耶誕節和中國農曆新年，都在冬日，老師的兩位女兒也常加入聚會。其他時候我也有些機會到老師家，例如我在耶魯前兩年時，當在哈佛的黃進興學長前來找老師，我跟在耶魯的康樂學兄也會一同前往。余師住在距離新港約二、三十分鐘車程的橘鄉(Orange)，聚會多在晚上，從新港到橘鄉之間有路燈的地方很少，往往漆黑一片，我開著車，感覺車燈就像神奇的挖路機，從寒林之中開出一條通往余府的路。我印象最深的是跟婉窈以及康樂、黃進興一同前往，談話一定到深夜，然後盡興而歸。談話的內容無所不包，但往往有嚴肅的課題，我也在談聽之中得以成長。譬如有一次觸及「文化」或「中國文化」的問題，余師立刻強調，文化是為生活而存在，而服務的，不能顛倒過來，讓生活屈就文化。即使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還是個值得人們省思的洞見。如今，康樂兄已經長往，除了有不勝今昔之感，我也覺得，學術文化和人間其他種種一樣，都是集體的事業，同世代中有人早走，後死者就多做一些事吧。

　　在耶魯時，余師在我心中最鮮明的影像是，他是一位深刻、博學而充滿活力的知識人、學者。這是他創造力爆發的時期，他的許多重要著作都寫於這幾年，以下是其中篇幅較大的：《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這段時期的作品有的原為單獨刊行，後來都集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二書之中 。在耶魯時期，余師也發表了不少英文論文，沒有中文版而具份量的有：“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以及收入劍橋中國史第一冊秦漢卷的“Han Foreign Relations” 。後面一篇應該是在1970年代寫就，出版已在1986年。就對余師學術生涯的了解而言，這些著作有的是他青年時期漢史研究的持續，有些是中年早期明清學術思想史研究的擴展，有的則是新開創的課題。關於後者，最明顯的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本書除了本身的原創性貢獻，也開啟了余師後來對於商人文化、明清儒學轉向的研究。透過對胡適、陳寅恪的探討，他也開始大量撰寫有關中國近代思想的論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這原係1982年7月在夏威夷國際朱子學會議提出的論文，於1986年正式刊布 。這是余師第一篇關於朱熹的著作。在我的印象裡，他為寫此文重讀《朱子語類》，應該至少是他第二次讀此大著。余師後來會有《朱熹的歷史世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問世，背後是有極深的積蓄的。

　　我在耶魯，親身觀察到余師勤奮澎湃的寫作歷程。余師常跟我談論他的研究構想，有驚奇或得意的發現，或研究中出現趣事，他也會特別告訴我，我也見過他因思緒深陷問題而略為恍惚的神態。論文完成，我常可拿到稿件，先睹為快，偶爾表達自己的看法。我記得曾多次細讀余師的英文文稿，領略當中的見解和論證之外，也趁機揣摩英文寫作的要領。這些稿件，有的至今尚未發表。在耶魯追隨余老師的六年，我自覺像是從後台看到了一場絕妙的學術好戲，且不論受用如何，問學之樂，論學之樂，此生恐難再。

　　世事如夢，我雖然在耶魯度過了充實的求學生涯，其間的細節大都已隨時光化去。現在試著捕捉關於余師幾件印象極深的事。有一次，我以助教的身分去上他的大學部講演課。當時余師剛從臺灣回來，課後他告訴我，他這次到臺灣，在去程的17小時旅途中，一口氣讀完Hannah Arendt的The Human Condition，空中小姐覺得很奇怪，哪有人坐那麼久的飛機不休息的。余師應該是坐頭等艙，服務人員很清楚他的動靜。他以聊天的輕鬆口吻告訴我這件事，我聽了卻大吃一驚，The Human Condition是一本三百多頁的思想巨著，余師在一次飛行中就通讀此書，實在反映了他在求知思考上的超人動力。

　　另一件事發生於我在耶魯的第四年，可能是上學期。當時在成功大學任教的張永堂先生來耶魯歷史系擔任訪問學人，一天我和他以及余師一起進午餐。余師的辦公室在研究生院大樓(Hall of Graduate Studies, 簡稱HGS)三樓，他通常在大樓外York Street的一家餐廳吃簡餐，我們那次也在這個地方。席間不記得張先生問了什麼，余師回應之間說了一句話，意思是「我每天都在想問題」。我聽到楞了一下，心裡想，這話是不是說得有些隨意，沒想到張先生立刻反問：「你是說每天都想問題嗎？」重點在「每天」二字。余師正色作答：「是每天，我沒有一天不想問題的。」這一句「夫子自道」讓我真正認識到，他的學術生命是什麼樣的狀態。余師向來主張學思兼顧，但從對他的觀察，我感覺，要有真知灼見，「思」的相對重要性可能還是高一些。當然，這個「思」不能是個人鑽牛角尖，而必須帶有嚴肅的自我省視的習慣和能力。

　　再來談印象最深的一堂課。這是我在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後旁聽的課，課名叫「中國史學」(Chinese Historiography)，是傳統中國史領域的研究生基礎課。這門課我一到耶魯就修了，不知為什麼後來又去旁聽。這門課通常上的人不多，但我旁聽的那一次卻有不少人修，可能大多是歷史系之外來的。課上唸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同學們各自選擇條目，上課時大家一起閱讀、討論。余師事前大概沒準備，學生拿出什麼條目他就臨時看。有一次，他跟著大家讀，碰到窒礙難通處，他發現是趙翼錯了，誤解了自己所引的材料，余師並由此得出正確的答案。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廿二史劄記》是一部學術研究集，我們閱讀這樣的著作，通常跟隨作者的理路走，余師卻一面閱讀，一面照顧到趙翼所引文字的自身義涵，很快發現問題，立刻予以解決。這個「現場考證」的展示帶給我很深的啟示。最主要的啟示是，人文學者做研究最終要依靠自己的心和頭腦，應該隨時處在嚴謹、具有批判性的狀態中。

　　剛剛提到我一來耶魯就修余師的「中國史學」。當時修課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學，就在老師的研究室上課，兩人有自己的材料，輪流主讀。我選讀《史記》，以「太史公曰」的部分為主。讀的速度很慢，功用主要在培養歷史研究的基本能力，在我而言，也開始訓練如何使用英語討論中國學術問題。記得有時我提《史記》中的一、兩句話，余師就接著唸出一大串，讓我驚羨，看來他對某些基本典籍頗有成誦的能力。

　　對於余師的性格，我也有一些觀察。他名利心淡薄。從世俗的觀點看來，他是位成功的人，但成功者也有選擇的問題，當機會來臨時，他都是選擇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有利的路途。而且對他而言，選擇並不困難。他的決斷力很強，能按自己的性情做事，少受外界影響。他性格上的另一個特點是從容，能夠涵泳學海，順其自然。他對我治學的指導意見，常常就是要「從容」，「厚積薄發」。「從容」我難以做到，至於「厚積薄發」，經過在學術路上跌跌撞撞幾十年，也能體會其重要性，看今後是否能再多找時機，強化基礎。

　　余老師從二十餘歲開始投身學術，待過的機構、接觸過的人很多。他在耶魯治學、生活的樣貌，聞見的人則比較少。我雖深知記憶的不可靠，但還是勉力追思往事，盼有助於補充大家對余師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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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
田浩 (Hoyt Tillman) 編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 20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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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想我老師余英時之二

師門六年記：1977-1983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

　　初次看到余英時老師是1975年2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20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後來因緣際會到哈佛大學念了六年書，才算真正接觸了余老師。我能夠進哈佛大學完全得力於余英時教授的推薦。1976年我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到紐約的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的名字恰巧就是我。之前我申請哈佛的研究計畫，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系不大對，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當時再次到臺灣做演講，我就在台下聆聽，卻不知究裡。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還沒有開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我就先跑到紐約，再到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對我後來的治學是個轉捩點。

　　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年輕的時候在台大常批評余先生，現在回想那次談話我會臉紅：主要批評陳寅恪。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說：「看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裡的資訊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讀者在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不知道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覺得這個初生之犢，連史學大家都亂批評，當然知道這是很膚淺的。但余先生很包容，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我那時沒有申請就知道可以進哈佛大學了。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講了情況。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大學這七個月裡，我就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瞭解他的學問，也是有收穫的。

　　但我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一時無法親炙教誨。

　　哈佛大學的六年讀書生涯，是我夢寐以求的快樂時光。以前在臺灣大學讀書時，無法早起，常常十二點才去課堂，而到了哈佛大學，早上五六點就起床，醒來就去讀書，士氣如虹。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見書堆到天花板，說：「幸好波士頓沒有地震，不然你的書倒下來，會把你壓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是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起了變化，跟兩位老師有很大關係。一個是比較思想史的大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那時我的西方思想史題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這樣的底子，做西方的學術當然很好，但是在西方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人。為什麼不回去做中國學問？一般做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你這樣的底子，你有不同的眼光和訓練，說不定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我受到了一些啟發，又去請教余英時教授。那時余先生由哈佛大學轉任耶魯大學，他沒有教過我，我讀書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師楊聯陞教授。可是我上楊教授的課只有第一堂和最後一堂。第二堂去的時候空無一人，我覺得奇怪，怎麼請假也不講。後來我從系裡知道那時他的精神不好。

　　史華慈先生說：「你要在中國學方面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不知道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我喜出望外，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我和同學康樂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舖，醒來再聊，下午才走。

　　康樂為人熱情有理想，對政治獨有見解；常跟余先生做臺灣輿情分析。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余先生在耶魯，恰值創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他每次有文章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充當主要批評者，雞蛋裡挑骨頭。我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學問上給我們指導，生活上也幫了我們很多。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

　　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紮實的學問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一方面彌補舊學的不足。史華慈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和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 1983)實際上是余英時先生給我的。他的設計頗有深意，找一個沒人做過的題目。我就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唯一的只有太老師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紱。我只有把李紱的著作一本一本地看，歸納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論文寫得很快，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我當然不是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學識淵博的好老師。我每寫一章就給余先生過目，他看我是不是「在軌道上」，而不是亂講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寫下去。另外加上史華慈教授對我的批評，但就這個論文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余英時先生。後來寫出來了，幸運地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接受出版。這至少對得起兩位老師。現在大陸有人也要寫李紱，要翻譯這本書。我說：日本也有人寫李紱的，我自己沒有看，你可以參考一下。我想日本人會有自己的看法，因為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人，但沒有人做，很隱晦，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反映了當時什麼，很難。但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的氣氛。

　　那時的哈佛大學可謂大師雲集，我遊學於各名師之間，但實際上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教益最多。有次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我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前面表達己見，我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我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身體並不好，卻很崇拜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夢想去非洲當無國界醫生。余英時先生聽了說：「你的身體這麼差，不要增加人家負擔就很不錯了。」後來，機緣巧合之下，我練起了羅漢功，身體大有起色。四十歲以後身體才慢慢變好。我太太說，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年都在病床上。學問做得很辛苦，所以我才去練羅漢功，沒想到身體就好了，度過了人生最辛苦的階段。

　　1982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本來繳上去了就可以畢業，但系上秘書告訴我明年的獎學金已批示下來，我為了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又將論文取回來。但余老師業已推薦我申請到「國際朱子學會」論文發表的機會。

　　那一次大會值得大筆特書：大陸甫開放，代表團裡有李澤厚、任繼愈等，最引人注目則是馮友蘭。但在幾天的會議，大陸代表卻刻意與他區隔，在餐桌上他與女兒兩位孤零零用餐。不明緣故的我，心裡很不忍。余老師、陳榮捷老先生偶爾會過去跟他寒暄兩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團陣容龐大，不容小覷，居中漢學泰斗島田虔次教授更絕少出席國際會議。由於他唸過天津中學，中文甚佳，常有請益的機會。有回他言道，雖與余教授的學術論點不盡相同，卻不能不推崇他是當今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這個評斷，迄今記憶猶新。

　　另外，鮮為人知的，余老師在耶魯任教期間，對臺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甚為關切；他且一度為美麗島事件投書《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替黨外仗義直言。有趣的是，當時代表國府立場反駁他的，卻是當今臺灣的總統馬英九先生。

　　余老師並為臺灣作育不少人材，他臨別哈佛之際，除了收了我，還有洪金富、丁□兩位同學。在耶魯時，更收了康樂、陳弱水、周婉窈、陳國棟、吳展良等臺灣的留學生。他認為這是為臺灣培養一些讀書種子。這些人後來回到臺灣也各自在學術教育學界堅守崗位，不負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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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
田浩 (Hoyt Tillman) 編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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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想我老師余英時之一

哈佛大學的年代

田浩

　　「我1949年5月27號在上海解放了。」余老師這樣開始給我解釋，他如何到哈佛大學研究生的路程。上海解放之前，他父母先離開中國大陸，而讓他留下來管一些家裡的事，然後到北京入燕京大學修秋天的課。年底他的父親來信說已到了香港，而他也應該來。因他不知道如何去，就問他父親在北京的朋友。他們告訴他：到公安局那邊申請批准過年至「九龍」探親，一定不要提「香港」。如果官僚問九龍在哪，就簡單回答，屬於廣東省。北京官僚確實有問，但因為不知道九龍就是香港，就批准他去，所以他合法地離開大陸。可是他沒有護照或者任何正式身分，因此錢賓四先生幫他申請哈佛大學博士班時，他不能利用哈佛獎學金入學。在余先生看來，臺灣國民黨政府懷疑他是左派激進分子，所以告訴美國領事館，一定不要給他簽證到美國。幸虧他見到一位耶魯大學在香港的代表，而這位美國人信任他，介紹他給美國領事館，否則他不能離開。他想著說，他一輩子每次碰到大障礙的時候，就會有貴人幫忙。可是領事館不給普通的簽證，只給一張特別的許可證：他只能一次入美，如果離開美國就不能再入，而且必須每年申請延長。所以到了美國以後，就每年申請延長。因為這張特別許可證很少見，承辦的官員不太了解，而必須研究一下、向上司請示等等，每每令他等待很久。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在哈佛任教以後，臺灣政府對他改變看法，願意給他中華民國的護照。但他回答：不需要，現在已經具備美國公民身分。

　　利用美國人的身分，余老師在1971年頭一次到臺灣。那年夏天，余先生陪師母來台探親時，他們二位帶我去拜訪我老師的老師錢賓四先生。當時《朱子新學案》剛出不久，而我開始讀，所以特別想拜訪那裡有學問的朱熹專家。我們集合時，余老師笑而問：「這樣熱的天氣，你幹嘛打領帶？」師母也是我中文老師，所以她了解我心，而替我回答說：「假如田浩覺得拜訪時候應該正式一點，沒關係。」到了素書樓，我沒想到臺灣知識分子那時代可住在這樣好的房子。而且裡面客廳的牆上有很多朱熹之文的壁掛。見到賓四先生時，雖然身軀不高，還感覺到其學問地位、權威特高。唯一後悔的事就是，這老外很難聽懂先生的地方口語，所以必須依靠余老師的翻譯。那晚上的印象還記得很清楚的包括：第一，從我這個二十四歲研究生的立場來看，賓四先生年齡已經很大，可是身體看起來還很好，所以想問其辦法。先生回答說，在家面前的院子裡天天散步，一直散步到流汗就行。第二，賓四先生會說出很多古代原文。我們談到一個哲學範疇或者歷史事實，先生一面用其手指輕輕地碰頭想，一面說出原文，而且配其個人的解釋。當然那時候，已經知道大前輩中國學者熟記很多古代文本，但從來沒見到這樣厲害的例子。第三，讀賓四先生《朱子新學案》而當面聽其授課的時候，這個一年級的博士生覺得，我這老外後學沒有可能做朱子學的研究，大概永遠不及格。但是，幸虧余老師對我說：「你放心好了，賓四先生自己把《朱子新學案》當做開路的工具而已，希望別的人繼續發展，還有很多可以研究，連你也有可能性做出一點貢獻。」所以那晚上到素書樓，給了年輕的研究生一些很深刻的影響，而給了我這後學另外一位新的學術楷模。因為那個時代，也就是我在當研究生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文革時期。當時，不單在中國大陸國內很激烈地批判儒家思想、朱熹等人，而且在海外，也有這樣的思潮。在哈佛大學，有些教授看到我在研究宋代的儒家思想，研究朱熹，他們就笑我，說我太「封建」了。當我看到錢先生晚年轉到對朱熹的研究上來，下了那麼大的功夫，覺得那麼有意義，這給我一些鼓勵，心裡有了一定的把握，感到這類題目可以做。

　　余英時老師被稱為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讓我提出一個外人不會知道的小例子。我們當研究生的時候，開始做博士論文研究之前，都需要通過一個大考口試。那個口試，余先生、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和拜能 (Caroline Bynum) 三位老師考我。余先生考試的方法跟別人完全不同。其他人都是提出一個題目，讓我講一講。可是余先生從大的題目開始，問一個問題。當我開始回答，他覺得我能夠答出，馬上就問一個窄一點的題目。這樣一直下去。當我不能回答一個很窄的、很具體的題目的時候，他就換到另外一個大題目，繼續這樣做。他的這一做法很聰明，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搞清楚我對有關知識具體瞭解到怎樣的程度。那次大考另外一件事也給我很深刻的印象。拜能教授也是提問的天才，所以她所問關於歐洲古代思想史的題目，余老師特別感興趣。考試以後，他委託我替他買下拜能老師要求我念的書。

　　因為余老師對我念的歐洲古代思想史有那麼多興趣，我以為老師會贊成我博士論文的題目。預備大考歐洲古代思想史的時候，我對一個題目有一點啟發，就是比較歐洲中古思想家湯麥斯Thomas Aquinas (多瑪斯．阿奎那, 1225-74) 與南宋朱熹關於「心」的看法。為了理解「心」，湯麥斯把古代希臘哲學(包括伊斯蘭教學者的解釋)、聖經與歐洲人的看法合一當作新的概念，而朱熹利用儒、道、佛三教的看法。我先去跟史華慈老師討論，而他說這個題目很值得研究。然後，到余老師的辦公室請教，但沒想到余老師會那麼激烈地反對。他說這個題目一輩子做不完；萬一完成的話，我的老師們都已走了，所以沒有人可以判斷我的研究結果。再者，我已經結婚了，所以不能只考慮自己愛玩什麼抽象的概論，也需要考慮家庭。然後，余老師提出一個具體的題目，他覺得我可能可以做成：朱熹和他的一個學生的關係，任何門人都行。然我回答，這樣的題目，我不一定有很多興趣。余老師就說，那樣的話，我最好暫時不想題目，先天天到哈佛燕京圖書館來讀有關宋代的書，等到六個月過去以後，坐下來從讀過的資料想出一個具體的題目。所以我就每天到圖書館看書。但是因為我太懶惰或者不夠耐性，我四個月以後，想出一個題目。新題目就是研究朱熹與陳亮的辯論，來了解朱熹的政治思想，很開心地向史華慈老師報告，但他很失望地說：朱熹的政治思想比這個又偏僻又小的題目豐富多了。你三個月完成這個小題之後，你打算做什麼？那樣，我沒話講，就心不在「馬」地回家。兩位老師對論文題目的意見有這樣巨大的區別；我看不出任何中庸之道。三天後再向史華慈老師報告：請讓我先做這個窄題，如果不過，我會快樂地擴充而包括朱熹另外一些政治思想。他就說，行。那時候，余老師已經離開哈佛到香港中文大學任兩年的行政職，我寄信去。余老師沒反對，所以我繼續走這條路，而論文研究很順利。後來，一直來不及做那個湯麥斯與朱熹對「心」的大題目；這事實上更證明余老師的立場既正確又省我麻煩。決定博士論文題目的經驗給我一個重要的教訓。兩位指導老師的意見差別很大，實在給學生更多的空間，可以更自由地發展自己的立場。

　　沒想到余老師在香港當新亞書院校長會遇到與一些老師的鬥爭。那時三個學院要建立中文大學，可是教授們之間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余老師1950年代從新亞畢業，而學院的老師信任他，所以請他來幫他們把意見調和。雖然廣聽四方、探究情況，他所提出的擬議，馬上被一些保守的教授很激烈地反對。雖然他們也反對大陸的文革，他們反而用紅衛兵的辦法，寫大字報很激烈地批評他們以前的學生余老師。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他很重視老師和人情，無論如何他一定要支持他所認識的公道。像孟子所提，他的「志」根據「義」，所以他一直有勇氣，向任何人提他的建議。

　　在哈佛大學的時候，余老師的研究方向有一些主要的改變。他1962年的博士論文(“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可以說是一種宗教史的題目。五年以後，他的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1967)出來，所以他的注意力轉到經濟史、民族關係史和制度史。然後，他從漢代跳到清代，而從經濟制度史深入學術思想史。他至少告訴過我一次：美國學術界對具體制度史不太有興趣或了解，給他們唸思想史比較適當。但很有趣，他自己後來不繼續寫英文的專著，而在美國拿到永久職位以後，就進一步更加功夫寫中文書，面對東亞讀者。比方說，他下兩本書就是：《方以智晚節考》(香港，1972)和《論戴震與張學誠》(香港，1976)。1976年他也出版了《歷史與思想》；這是頭一本在臺灣出版的書，故他與臺灣出版社最早、永久的關係就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給我這個研究生更深刻的影響，老師騰越我所注重的宋代；好像老師覺得宋學太抽象。

　　事實上余老師那時候在哈佛大學不太重視宋代學術思想史，也可以說含有內在邏輯。他的老師也有一點類似的轉變。錢賓四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時候，他研究的重點或是漢代、或是清代，都屬於「漢學」的範疇，強調清代的漢學，比較多受到清代漢學家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朱熹屬於另外一個陣營---「宋學」。可見他晚期退休以後的學術興趣發生了轉變，轉到了「宋學」，研究朱熹。很有趣，余英時先生本來也不太重視宋代，特別是朱熹與清代漢學家所說狹義的「宋學」。他也像錢先生，榮退以後，把朱熹當作主要的研究對象之一。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先生請老師為《朱子文集》出版寫一個序言，頭一次寫，太長了；第二次寫，又太長了；第三次很成功。為了寫這個序，他閱讀了宋代許多其他思想家的文集，不知不覺間，就下了很大的功夫，獲得了很多認識，後來寫成一部書。他的結論，一方面跟我的《朱熹的思維世界》很接近；另一方面，認為我走的那條路沒有完成，所以他題書名為《朱熹的歷史世界》。他覺得「思維」還是受到太多哲學方法的影響，政治鬥爭、歷史事實涉及得還太少。在這方面，他的那本書也是超過我的。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一方面認可了我走的路，讓我更有自信；另一方面，他當然超過我，走在我的前面，展示出一個更為激烈的立場，向偏重於哲學、宗教的學者提出了一個更明確的說法，甚至是挑戰。

　　那本書不僅表現余老師的研究方向的演變，同時也證明他的永久史學方法與他永遠不放棄的價值觀和政治文化的立場。例如，他繼續強調文化、宗教和思想一定跟歷史、政治、經濟等等互相有關係和影響。雖然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對宗教和思維的批判，老師同時反對哲學家的抽象、形而上的論點。他一輩子掛心實在、具體的政治、制度、經濟、教育等問題。大概甚至可以將他視為一個經世思想家。他崇尚民主、民權，而主張我們當代知識分子學習朱熹、呂祖謙、張栻那樣道學群體裡的士人，要求有參與政治的職責。在史學方法上，雖然重視宋代學術思想史，但還是避免抽象的探討，而繼續漢學的考證傳統。

　　1980年代下半葉，我曾經詢問余老師有關他所參預的新加坡「儒學」計劃。我個人對李光耀總理推行儒家倫理的誠意，頗有保留。當時余老師正瑣事纏身，十分忙碌。因此，我問他是否如同杜維明對以儒學改造新加坡持著樂觀的看法？余教授回答：政府的官員並不會真正的改變。他回答主要是為了文化。很可惜我忘了他所說的中文，但此基本意思卻永遠烙印在我腦海深處。這也是本書之所以取名《歷史與文化的追索》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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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講座

今年中研院史語所的講座，請到牛津大學Jessica Rawson教授。官方對她的介紹如下：Rawson教授是牛津大學中國藝術與考古學專家，1990年榮膺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她專長中國周漢文化、中國古代禮儀青銅器、中國古代裝飾傳統研究，並出版許多相關著作。自1975年開始，她多次參加中國的考古遺址挖掘工作。為表彰她對中國研究的突出貢獻，英國女王授予她爵士頭銜榮譽（2002年）。

（以下是非官方資訊）還記得去年的傅斯年講座請到鼎鼎大名的史景遷，不過演講內容，坦白說，只是普通而已。至少以我聽的那一場來說，並沒有特別令人驚豔的東西。若把歷年傅斯年講座邀請的學者排列出來，應該是蠻有趣的名單，似乎有邀請過如王賡武、斯波義信、Denis C. Twitchett、許倬雲、饒宗頤、裘錫圭，可惜在網路上找不到完整的資料。

Professor Dame Jessica Rawson

Warden

Mer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Stimulating Chang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s and Inner Asia

第一場

講 題：New forms of jade and agate ritual burial dress in the Western Zhou and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ontributions from beyond the Chinese States

時 間：98年12月7日（週一）上午9：30

※演講前頒發「傅斯年獎學金」

第二場

講 題：Exotic artefacts and stone tombs, Interaction with Inner Asia in the Qin and Han periods

時 間：98年12月8日（週二）上午10：00

第三場

座 談（Symposium）：Realistic animal motifs in jade and bronze, 1200-700 B.C.

時 間：98年12月10日（週四）上午10：00

地 點：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大樓704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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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百冊經典 台灣上榜15本

東亞百冊經典 台灣上榜15本

* 2009-10-31
* 中國時報
* 【林欣誼／台北報導】

　若要在東亞地區選出當代一百本經典書籍，哪些書能夠榮登榜上？備受各界矚目的「東亞一百冊」經典書目，於十月廿九日在韓國舉行的「東亞出版人會議」中出爐，預計明年四月在中、台、港、日、韓五地出版導讀手冊，並以五年完成這一百部經典的中文（含繁、簡體）、日文、韓文三種語言的翻譯工程。

　「東亞一百冊」以文學作品之外的人文學術書籍為對象，其中，中國、韓國、日本各占廿六本，台灣十五本，香港七本。

　牟宗三等學者 重量級著作列入

　台灣上榜的十五本書，包括重要思想家牟宗三的《政道與治道》、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周婉窈的《台灣歷史圖說》、文學評論家王德威的《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廿家》，以及徐復觀、葉榮鐘、李亦園、楊國樞、唐君毅、余英時、方東美、張光直、林毓生、張灝、杜維明等學者的重量級著作。

　代表台灣與會的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林載爵強調，台灣和香港因為作者或出版地域難以切割，書單應該合併看待，如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張佛泉的《自由與人權》等書，主要的流通與討論都在台灣，但因最早出版版本在香港，所以書單歸在香港名下。

　「東亞一百冊」聚焦於一九五○年代以後，也就是戰後至今的當代人文學術作品，唯有中國因經歷文革前後長期的中斷，因此將範圍往前推到一九四○年代，選出朱光潛、梁思成、梁漱溟、陳寅恪、錢鍾書等人的重要著作；韓國書單則特別呈現出戰爭的影響。

　人文思想範疇 難用省籍來區分

　林載爵表示，台灣書單由五位不願具名的學者共同擬定，他特別提到周婉窈的《台灣歷史圖說》、葉榮鐘的《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為兩部談論台灣本土歷史的代表性著作，所有學者一致力薦；而王德威評介中、港、台、馬華兩岸四地文學的《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廿家》，則是全面且經典的華文文學評論，不容忽視。

　綜觀台灣書單，林載爵認為完整呈現出台灣當代思想發展的軌跡，包括一九五○年代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評估與詮釋、一九八○年代民主化與西方思潮的引介，以及一九九○年代以來的本土化運動。

　因此，雖然書單中多位作者並非生於台灣，余英時、黃仁宇等人甚至沒有在台灣長住的經歷，但林載爵強調，台灣吸納這批來自大陸與香港的傑出學者，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中，背負文化傳承的使命，在台灣出版、傳播著作，也讓中國文化的現代詮釋，意外在台灣開花結果，一九八○年代中國開放後，這些書又流傳到對岸成為暢銷著作，「在人文思想的範疇上，是無法用族群、省籍來區分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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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過去而生

本書出版至今也好幾個月了，不知道能不能算新書。不過每次拿起來翻翻，還是很有收穫。我特別喜歡的幾篇，包括了圖書館遊走紀思、面向過去而生，與奈良雪天二日記。

再說，本書的標題：面向過去而生，不也提醒我們新與舊，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關係，從來就不簡單。


面向過去而生-芬陀利室散文集
作者：周婉窈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09年07月01日

這本書收錄了作者過去四分之一世紀求學、行旅和教研歷程中無法以學術論文呈現的受想行識，可以說是學與思的散文版，是思想的、文化的、歷史 的、性別的、生活的。這裡有作者異國求學難以忘懷的德裔老房東夫婦，以及岔出去的陶藝別戀。求學離不開游，游中有學有思，無論是在飄著小雪的奈良，或是一 穹藍天的都柏林，都牽引出綿綿思緒。

　　您曾想過有所謂的「圖書館族」嗎？

　　他們如何感念抽象的和具體的「知識藏」？

這 裡有作者的忘年交，有作者的女性關懷，有屬於他那個世代的對於東西明星的共同記憶，以及勾畫海洋之子鄭成功的敘事史學。「面對過去而生」是作者的人生自我 命題，面對過去往往是痛苦的，尤其當那是個不義和苦難的時代，但在人的世界，過去永遠走在我們前面，它揭示了我們的承擔，我們的路徑。

作者簡介

周婉窈

　　嘉義大林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碩士班畢業，於一九九一年取得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作者專治臺灣史，著有《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自立報系，1989）、《臺灣歷史圖說》（聯經，1998）與《海行兮的年代》（允 晨，2002），譯有《史家的技藝》（遠流，1989），負責主編《臺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古典日文解讀法》等書，並發表論文數十篇。《臺 灣歷史圖說》目前有韓文版（新丘文化，2003）和日文版（平凡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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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Geography vs. Historical GIS

昨天開會時，看了一篇〈History of Human Computing〉。文章去年就讀過，不過今年新生入學，所以又討論了一次。結論跟上次差不多，就是Human Computing做了老半天，該作者結論竟然認為最大的貢獻是發明了TEI(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H老大說，就好像寫一本建築史，寫到最後只說有很多神奇的營造技術，卻說不出蓋了什麼偉大的建築。

由此又講到台灣數位典藏的一些瓶頸。主要是，現在台灣各個單位都說得出來自己做了很多事情，花了很多力氣，甚至還不忘強調受了很多苦難。可是要說有 什麼具體的貢獻，帶來什麼衝擊，好像就困難的多。這問題好像還不只存在台灣，有趣的是，似乎越來越多人察覺到這個問題，但是公開討論的還不多，真正在思考 解決方式的可能更少。或許是太尖銳的追問，很可能牽動一些敏感神經。

一次跟L老師等人吃飯，他說到有次會議後的宴席，他問了身旁一位嫻熟GIS的研究生，大意是請對方舉出幾個GIS所解決的重大歷史問題。話出口，看見對方的反應，才驚覺這彷彿是個魯莽又冒犯的問題。L老師說，他真的無意暗示什麼。

上禮拜聽了幾場號稱Historical GIS的報告，我似乎有同樣的疑問。那幾場演講都是相當扎實且有價值的歷史研究，配合著數位化的地圖，講者娓娓道來自己的研究。但我的問題是，資訊科技在 其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呢？換個方式問，如果把Information System拿掉，能不能就用Historical Geography來統括這些研究？如果可以，那Information System豈不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

我們的文章發表後，會後有人跑來與討論。他說，感覺上現在這麼多的科技，就是讓大家做事情更快一些，找資料更快、圖畫得更快，但是研究者一些基本的 研究方法沒有受到什麼影響。能把事情做的更快，當然是件好事，但是既然投入的大量的資金與資源，大家似乎都在期待更多一些什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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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到十九世紀的英文報紙

昨天收到台大圖書館寄來的電子新聞，館方買了兩個資料庫：

一是British Newspapers 1600-1900；一是19th Century U.S. Newspapers。讓我再次想起楊肅獻老師曾說的：現在在台灣，要研究十八世紀的英國，比研究十八世紀的中國還方便。報刊的重要性無庸多言，看看《台灣日日新報》全文數位化之後，對台灣史帶來的改變就知道了。（當然也不乏負面影響）

兩個資料庫的介紹如下：

《British Newspapers 1600-1900》記錄1600-1900年長達3個世紀的英國新聞傳播通訊資訊與當時政治文化歷史，包含兩大部分：

●17th and 18th Century Burney Collection

由Charles Burney (1757 - 1817)收集整理的報紙及新聞冊子，是英國17及18世紀間新聞媒介資料最大且最完整的收集代表，當中收錄總共約1百萬頁（約1,270本）當時倫敦的主要出版冊子、宣言書、新聞書及報紙。當中亦收錄超過700本裝訂成冊的報紙，來自於英國其他省份、愛爾蘭及蘇格蘭，另外收錄來自英國在美國和亞洲殖民地政治、教育及經濟相關資料。

●19th Century British Library Newspapers

收錄來自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等地，48種完整記錄國際上及各地區對英國社會政治及文化上的不同見解。由來自大英圖書館的編輯群們選自19世紀英國重要當代生活研究的重要報紙，收錄主題包括商業研究、運動、政治、娛樂及藝術等。目前收錄2百萬頁的報紙影像，提供全文檢索、單頁及單篇文獻等顯示方式。

《19th Century U.S. Newspapers》收錄美國19世紀超過1,700,000頁（28,000,000篇文章）的報紙文獻，包含美國內戰、非裔美人文化歷史、西方移民、各洲生活紀錄、新聞事件、歷史等各式議題，可協助研究人員藉由當時生活的不同面向、政治與哲學的觀點，從各種角度切入想了解的部份以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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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與中國合作古籍數位化

October 12, 2009

Rare Chinese Books

Compiled by RACHEL LEE HARRIS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an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ve agreed to digitize one of the largest collections of rare Chinese books outside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The aim is to increase access while reducing the amount of physical contact with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s 51,500 volumes, some more than 1,000 years old and covering subjects like history, philosophy and drama. “We need to change the mind-set that rare materials must be kept behind closed doors,” said James Cheng, a Harvard-Yenching librarian. “A library is not a museum.” Harvard technicians will tackle the six-year, multimillion-dollar project in two phases, beginning in January, with books dating to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nd in January 2013 with those from the Qing Dynasty.

Copyright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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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C, GIS and Social Computing

這幾天在中研院參加PNC與GIS in Humanities的聯合會議，幾天下來確實獲益良多。這次的主題之一是Social Computing，這個詞彙到底指涉著什麼，似乎還說不清楚。不過有些議題，比如電腦遊戲或是交友網站對社會的衝擊，倒是不斷被提出。部落格也是其中之 一，但最新的趨勢是像Plurk或Twitter這一類的微型部落格。

今天早上聽香港中文大學Irwin King的演講，他強調web 2.0與教育理論中的「建構理論」有不少呼應之處，都強調在互動中獲得知識。當時我腦中冒出了一堆想法，比如plurk的功能如何能應用在學術社群的溝通 上，或是比如說系所內部如何藉以建立更多互動，不只是學生與學生，更重要的是學生跟老師。其實這些構想都是受到台大圖書館plurk的啟發，或者它的生父 的啟發。

會議休息時間看到台大剛好推出官方部落格，也覺得頗高興。這些部落格未來會產生甚麼學術上的效應，值得注意。不久前台大在一個國際校園評比中不但如 願進入百大，甚至進入前五十大，最大原因據說是「機構典藏」的功勞。可見有時候抓住先機就能事半功倍，比苦幹實幹有用的多。（當然這麼說不是要否定研究者 的苦勞）

現在另一場討論會又要開始了，這次的主題是New Studie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Ancient China，看議程是要嘗試用資訊技術重現漢代的歷史，討論人是中研院的邢義田先生。類似的方式在西方歷史，特別是羅馬城的重建上，應用甚多。不過這一場 最神奇的地方，大概是好幾位報告人沒有到場，卻是透過網路，視訊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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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東亞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

「交界與游移──近現代東亞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年9月10日至11日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

2009年9月10日（星期四）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論文 主講人	論文題目	特約 討論人
09:00- 09:30	報　　到
09:30- 09:50	開幕式（校內、外貴賓）
09:50-10:50	開幕演講---李歐梵院士
10:50-12:00	一	柯慶明	胡志德	論中國近代散文的單一化傾向	陳昌明
			黃子平	「新文學大系」與文學史敘事	康來新
12:00-13:00	【午餐】
13:00-14:40	二	吳密察	廖炳惠	氣候變遷與殖民統治：濕熱與現代性	廖咸浩
			張隆志	多重歷史之島：二十世紀初期臺灣歷史書寫傳統的起源與辯證	沙培德
			顧若鵬	日本戰犯的審判： 中日關係歷史之觀察	張隆志
14:40-14:55	【茶敘】
14.55-16:35	三	陳萬益	吳秀卿	三國故事在近代韓中兩國舞台上的傳播	王璦玲
			黃英哲	「跨界者」： 論陶晶孫〈淡水河心中〉	柯慶明
			洪淑苓	越南‧臺灣‧法國—尹玲詩作的人生行旅與文化傳譯	翁文嫻
16:35-17:45	四	童元昭 張小虹	交界、游移、跨領域—─哈燕社學人座談會		廖朝陽 劉人鵬 陳熙遠 胡曉真
	【第一日議程結束】

2009年9月11日（星期五）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論文 主講人	論文題目	特約討論人
08:30-09:00	報　　到
09:00-09:30	葉維廉教授演講---文化傳譯的搶灘
09:30-10:40	五	何寄澎	黃美娥	「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	施淑
			林姵吟	文明的磋商： 1930年代台灣長篇通俗小說—以徐坤泉、林焜輝和吳漫沙之作品為例	江寶釵
10:40-10:55	【茶　敘】
10:55- 12:35	六	陳芳明	張文薰	帝國大學之文化介入：1940年代台灣文壇形成史	柳書琴
			梅家玲	戰後初期台灣的國語運動與語文教育──以台灣大學的國語文教育為中心	黃英哲
			張必瑜	「家」與「國」的神州想像： 台灣戰後初期小學教育中的空間建構	戴寶村
12:35- 13:35	【午　餐】
13:35- 14:45	七	沈冬	徐蘭君	唱自己的歌：聲音的跨界旅行和文化的青春互動--臺灣校園民歌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及新加坡音樂文化的影響	郭玉雯
			紀一新	電影與全球化的史前史	陳儒修
14:45- 15:00	【茶　敘】
15:00- 16:30	八	梅家玲	重返《福爾摩沙》座談會 ---蘇維熊、吳坤煌及其時代		蘇明陽 葉維廉 陳若曦 李文卿 陳淑容
16:30- 16:50	觀察總評---廖炳惠教授
16:50- 17:00	閉幕式
	【第二日議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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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記憶的再現

文化記憶的再現─台灣大學典藏資料庫於台灣文化史主題研究的應用

時間：民國98年9月11日(五)15:00-17:30

地點：臺灣大學德田館(資工系館)210會議室

主講人：林淑慧（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題目：文化記憶的再現─台灣大學典藏資料庫於台灣文化史主題研究的應用

演講簡介：

林淑慧教授今年七、八月份，於台大數典中心擔任訪問學人，這次演講是她研究的初步成果。本次演講中，她將聚焦於兩個主題，一是文史資料庫在教學上的 運用，一是巡台御史的台灣書寫。巡台御史是清代初期台灣權力最大的官員，因為是中央派出的監察人員，所以可以直達天聽。他們對台灣的書寫，因此有其特殊意 義。此外，制度上巡台御史滿漢各一，他們對台灣的觀感和書寫，是否因族群身份而有差異，也是很有趣的問題。林淑慧教授畢業於師大國文系博士班，博士論文以黃叔璥為主題，對巡台御史有深厚的研究經驗，目前則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一同參與。

附註：本活動不需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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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與醫療工作坊

【九十八年度第一次工作坊】

主講人：Dr. Marta E. Hanson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講題： Body Wholes, Body Parts: Visualizations and Meanings of the Hand in Chinese Medicine

時間：98年9月14日(一)下午 2:00-4:00

地點：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大樓701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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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 老舍, 沈從文: 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

茅盾, 老舍, 沈從文: 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

作者 / 王德威
出版社 ／ 麥田出版社
出版日期 ／ 2009/07/14

內容簡介

從魯迅以降，茅盾、老舍、沈從文等開拓了現代中文小 說中的寫實主義精神，他們的文學成就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當代中國的汪曾祺、賈平凹、戴厚英、劉賓雁、馮驥才、阿城、韓少功、古華、余華、莫言等作家，甚至台 灣的司馬中原、王文興、黃春明、王禎和、黃凡、林雙不、李喬、宋澤萊、李永平等，編造成現當代中文小說的最大規模寫實文學地圖。

本書是是王德威重要的論著之一，提出現代中國寫實主義體現了六個讀者耳熟能詳的敘事模式：歷史演義、政治小說、煽情悲喜劇、鬧劇、抒情表述、鄉土寫作。

中國現代小說流派紛呈，但以內容的繁複和影響的深遠而言，首推寫實主義。本書對1930年代寫實主義小說全盛時期的三位作者茅盾、老舍、沈從文做出 研究。茅盾參與共產革命，對一代革命者獻身和陷身政治有深刻的體驗；老舍從庶民生活裡看出傳統和現代價值的劇烈交錯；沈從文則刻意藉城與鄉的對比投射烏托 邦式的心靈圖景。

這三位作者的不同不僅在於風格和題材的差異，更在於他們對「寫實」和「小說」的意義和功能各有獨到的解釋。茅盾藉小說和官方「大敘事」抗衡，並且探 索書寫和革命相輔相成的關係。老舍的作品儘管幽默動人，卻總也不能隱藏對生命深處最虛無的惶惑。而在沈從文的原鄉寫作盡頭，是對歷史暴力的感喟，和對「抒 情」做爲一種救贖形式的召喚。

由此本書指出寫實或現實主義不只意味單純的觀察生命百態、模擬世路人情而已。比起其他文學流派，寫實主義更訴諸書寫形式與情境的自覺，也同時提醒我 們所謂現實，其實包括了文學典律的轉換、文化場域的變遷、政治信念、道德信條、審美技巧的取捨，還有更重要的，認識論上對知識和權力，真實和虛構的持續思 考辯難。

2009年，是1919年發生「五四運動」後的90週年紀念，在白話文運動發起迄今，除了魯迅的名字，最讓讀者難以忘記的，就是寫作《子夜》的茅 盾、《駱駝祥子》的老舍和《邊城》的沈從文。1999年《亞洲週刊》舉辦「二十世紀中文小說100強」，沈從文的《邊城》、老舍的《駱駝祥子》、茅盾的 《子夜》高踞榜上的第二、第三及第六名。沈從文和老舍的成就遠勝於第四名的張愛玲之《傳奇》，甚至老舍是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原擬頒獎的得主，沈從文是 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中最有機會獲獎的候選人之一。21世紀的今天，我們有必要重新研究、重新閱讀這些重要的現代中國小說。

王德威獨具洞見指出，茅盾、老舍和沈從文的小說為中國現代小說開發全新的閱讀視野；他們的影響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都還在現代小說界發揮力量。 茅盾、老舍、沈從文的成就證明了在魯迅「之後」，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寫實主義，下了全新的定義，也為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拓開燦爛多姿的廣闊視野。

本書提出各種強而有力的論述辯證，引經據典，例如膾炙人口的《蝕》、《子夜》、《貓城記》、《離婚》、《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湘行散記》、 《湘西》、《邊城》等，顯示出作者的批評視野寬闊深度；不是理論狂想或文學史空談，而是注重與文學對象之間的對話，為批評如何重返文學現場建立了有效的典 範。

更重要的是，本書提出茅盾、老舍和沈從文的獨特影響在中國文壇上仍在在可見，他們的寫實模式仍主導著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作家的寫實觀念；1970、80年代以來的中國作家如何承續這三位作家的成就，形成新舊世代之間，文學精神上的相互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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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與歷史整合工作坊

見樹又見林‧歷史新視域─數位與歷史整合工作坊

1.工作坊宗旨：期望讓資訊與歷史科系研究生熟悉數典中心資料庫使用方式，並從分組練習中學習與反饋，彼此交流不同知識背景的專長，提出數位科技與人文結合的可能性

2.日期：2009年7月22日(三)9:00~17:50

3.地點：臺灣大學德田館 (資工系系館) 210會議室

4.參加人員：臺灣大數位典藏中心研究生獎助計畫獎助生、臺灣大學資工所新生、對數位典藏有興趣的人文科系與資訊科系師生

5.報名方式：本活動歡迎各界人士參與，欲報名者請註明姓名、單位與連絡方式，email或來電報名皆可。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6.注意事項：會議中備有午餐與茶水。參加者請自備筆電，以方便實際操作。

詳情請見：http://www.digital.ntu.edu.tw/news.jsp?flag=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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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現實中國的鎖鑰 ──讀『毛澤東最後的革命』

理解現實中國的鎖鑰
──讀『毛澤東最後的革命』
文∕楊照

　　麥克法夸爾教授在『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的自序裡輕描淡寫地說：

　　「......我到哈佛任教，一位非常傑出的歷史學家要我在哈佛核心課程的『歷史研究Ｂ』門類中，開設一門有關文革的課程。......這門課出人意料地受到了歡迎。」

　 　麥克法夸爾話說得真低調，完全沒有提到他在哈佛開的「文化大革命」，一度是全校註冊上課人數最多的課程，多到什麼程度呢？多到要讓所有學生齊聚一堂聽 講，只能動用學校裡平常辦音樂會、上演舞台劇的「山德斯劇院」！即使扣掉必然會有的翹課學生，每當「文革」上課時，「劇院」門口總還是有幾百個學生必須耐 心排隊等候入座。

　　還不只如此，八百個修課的學生除了聽講，依照規定還得分班定期討論，一分下來至少得分三十個討論班，每班需要一位助教，於是那幾年，「文革」課是哈佛中國史研究生的重要財源，大家都可以到麥克法夸爾教授班上謀個助教教職，靠助教薪水支應生活費用。

　　八○年代後期，我在哈佛見證了「文化大革命」課程驚人的轟動程度，也就不斷地在心中疑惑：為什麼？為什麼發生在中國的一場動亂，在這些學生出生前開端，而且也結束了十幾年，卻能夠吸引這麼多美國大學生爭先恐後登記聽講？

　 　麥克法夸爾教授當然有其風采，但光靠他上課的表現，不足以解釋這個現象。有一年，通識核心課程排出了一門不可思議的「夢幻卡司」課程，找了生物系的顧爾 德（S. J. Gould）、哲學系的諾奇克（R. Nozick）和法律系的德蕭維茲（A.Derschwiz）三大全國知名的明星教授一起對談上課，然而這門課的註冊人數，竟然還是贏不了「文革」。

　　一度我以為真正吸引學生的，應該是「文化大革命」這項課程名稱。學生或許是以為課程?的是文化如何發生革命性變化的觀念，以及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文化革命現象，他們並不明白其實課程從頭到尾解釋的是再具體不過的一段中國當代歷史過程？

　　然而，「文革」年年吸引大批學生，光是課程的筆記影印就在校內滿天飛，加上學長學姊口耳相傳，後來的學生怎麼可能繼續誤會上當呢？

　 　接觸過一些修過「文革」課的學生，慢慢地，我的疑惑有了些比較具體可靠的答案，或至少是接近答案的方向。吸引這些學生的，是「文化大革命」內在不可思議 的強烈戲劇性。「文化大革命」要用革命的手段，一時之間打破一切既有的秩序，這樣的想法何其激烈、何其天真！多少兒童、多少少年，在某個天真的時期，面對 外在世界加諸在他身上的層層管制，都曾經幻想──如果能夠把這些討人厭的權威通通一掃而空，多好！成長過程中，他最終必須慢慢學會放棄如此的天真幻想，可 是他不會真正忘掉那種砸掉整個世界，按照自我意志予以重建的衝動，怎麼也想不到，這樣的衝動，竟然曾經在中國真正被付諸實現過。這裡面就有了讓年輕學生不 能不好奇的戲劇性。

　　這些年輕學生們也都還記得，自己有過的另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望。如果這個社會，甚至這個世界都沒有了大人，多好！真正 「小鬼當家」，讓小孩、少年可以不受大人干擾地追求他們要的，包括玩具、冰淇淋、愛情、報復、正義乃至於暴力破壞帶來的快感，他們好奇渴望的，總是被大人 阻止，因而也就總是刺激著「沒有大人」想像。他們從「文革」的課程中驚異地學道：在中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共產黨控制最嚴格的國家，竟然曾經以整個 國家的規模，試驗讓學生，高中甚至更小的學生，組成「紅衛兵」為所欲為，這是多大的印象落差，又是多讓人難以接受卻又不能不接受的戲劇效果！

　 　「文化大革命」吸引那一代美國學生的一部份理由，也曾經吸引過他們的上一代，那些參加過胡士托音樂狂歡、留長頭髮、吸大麻吃LSD、主張性解放的嬉皮 們。嬉皮身體力行的理想生活，核心部分其實也就是一種「反大人」的童真夢幻，反對「大人」的勢利、虛偽、拘謹、管控，相對熱愛自由、真實與脫離現實的境 界。透過他們自己的價值信念，他們看到的「紅衛兵」是同樣理想熱情發散的中國同類，更重要的，他們看到了中國領導人毛澤東跟自己國家的「大人」形成在遙遠 不過的極端對比，自己家的「大人」想盡辦法打壓年輕嬉皮，毛澤東卻鼓勵、發動「紅衛兵」來鬥爭「大人」。他們怎麼能不崇拜毛澤東？

　　那個年代，六年代後半延續到七○年代初，西方青年反叛文化發展到最高峰。參與其中的人數最多，卻也因此有了最複雜的路線與派系分分合合。反叛青年中一定有比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和比較激進的共產主義者的區別，而共產主義陣營裡，又一定會有比激進更激進的「毛派」。

　 　「毛派」的特色，是本質性地反對一切權威，通常包括自身所屬的黨或組織的權威。除此之外，「毛派」緊抓「造反有理」的口號，表現出一種強烈青少年式的破 壞狂熱，他們對於要改革新造一個什麼樣的新世界沒有什麼興趣，將所有精神投注在如何打倒他們討厭的事物上。那個時代「毛派」是個世界性的重要現象，也是此 起彼落恐怖主義組織，背後共同的信仰。從日本到義大利，從歐洲到南美，到處有「毛派」，到處有「毛派」奉毛澤東之名作出的種種破壞行為。

　 　世界性「毛派」尊崇的，不是長征的毛澤東，不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更準確些說，是他們想像中發動「文化大革 命」的毛澤東。那個時代，中國仍然對外封閉，沒有人能進到中國看到「文革」真實的面貌，即使這些「毛派」也都不可能理解「文革」給中國帶來的破壞到達什麼 程度，不過，他們對於「文革」精神的掌握，尤其是「造反有理」刺激的青少年情緒，其實掌握得還蠻準確的。

　　「毛派」心目中的「造反」，和 實際的「文革」之間最大差距，在於「造反」的限度。「毛派」真心相信「造反有理」，換句話說，任何既成秩序與權威，都在他們「造反」的範圍內；然而在中 國，「文革」再怎麼徹底革命，再怎麼徹底造反，再怎麼炮打司令部，毛澤東卻一直是絕對不能被挑戰的最後權威，造反反到最後，還是要「擁謢毛主席」，彼此對 立武鬥的團體，都堅持自己是毛主席的子弟。

　　依照一個不容許挑戰的權威來進行造反革命，也就是「奉命造反」，正是「文革」最核心也最內在的矛盾落差。

　 　矛盾的，不只是為什麼激動造反的青少年始終不敢挑戰毛的權威，也包括了，掌握那麼大權力的人，為什麼還要命令人家去造反呢？造反不是奪權者才運用的手段 嗎？已經擁有權力、尤其是最高權力的人，不是應該反過來成為大保守派，嚴守既成秩序，對鞏固、延續自己的權力最有利嗎？

　　後面這項常識想法，使得許多想要解釋毛發起「文革」動機的人，都特別強調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地位，以及劉少奇對毛澤東構成的威脅，以鬥爭劉少奇作為「文革」的根本原因。

　 　這樣的解釋，順理成章，卻不完全符合史實。面對毛排山倒海而來的行動，劉少奇根本招架無力，也幾乎不曾真正試圖對抗，很快就被壓伏了，顯示即使「文革」 之前，劉少奇都沒有足以跟毛相庭抗禮的實力。黨機器始終掌握在毛的手中，國家行政機器，從基層一路上來，都比黨矮一節的，劉少奇哪有多大本錢可以對抗毛澤 東？

　　然而，劉少奇節節敗退，乃至劉少奇徹底倒台，卻都沒有讓毛澤東停止「文革」的瘋狂舉措，而且「文革」造反破壞的主要對象，不是國家行政機器，而是共產黨黨官僚。

　　鬥爭劉少奇不足以解釋毛澤東的行為，顯而易見。「文革」陸續出土許多文件資料，讓人們逐漸清楚「文革」帶來的狂亂與悲劇，不過若是要思考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理由，那麼最富參考價值的材料，首推毛身邊醫生李志綏的回憶了。

　　李志綏近身觀察讓我們看到毛權力慾望真正的極端程度。一九五○年代，當毛澤東自己下令要全中國「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中國上上下下都在努力學俄語，大學英美語文教學全面停擺時，毛澤東最熱衷做的事，竟然就是學英文！

　　沒有任何合理的原因，讓他在那個時間點上學英文，唯一的解釋──連他自己設下的規定，毛澤東都不願、不能遵守，他的權力滿足來自於他的「例外性」，他不必遵守任何規定。

　　所以有時候就連最重要的「五一」、「十一」大典，毛澤東都會因為起不了床而缺席。坐在火車上，管它是白天黑夜，毛隨時可能想睡覺，專列火車就必須停下來，連帶地周圍幾十列幾百列火車班次同時停擺，沒人知道什麼時候主席會醒來，也就沒人知道多久以後火車才可以復駛。

　　毛不只不能忍受聽別人的指使，他甚至無法忍受有規定跟制度限制他，即使那些規定、制度是他自己訂的。他這種空前高漲的權力意識，化成打敗日本人、美國人、蔣介石的強悍革命意志，不過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後，就形成了嚴重的問題。

　　國家不能沒有體制，執政的政黨也不能沒有固定系統。就算毛自己不服從體制，他自己高於系統、超越系統，他的同志們畢竟要慢慢收拾收束在黨政官僚裡，對官僚規則的看重，逐漸超越過去革命中人與人的流動關係。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儘管歷經各種運動風波，黨官僚畢竟還是一層層地建起來了，過去的革命夥伴各有各在官僚中的位置，按照體系安排彼此對待，也照著體系規則尋求提高地位、增加權力。

　　他們並沒有挑戰毛澤東的地位與權威，但是他們的政治權力認同，無可避免越來越傾向於抽象的黨，而不是具體且任性的毛。

　　這正是毛最厭惡、最不能接受的。世界凝固了，一切都有了秩序有了規矩，毛能夠任性活動的空間越來越小。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決定阻止世界在他周遭進一步凝固，直接實際的做法，就是摧毀黨官僚，他要用個人意志個人力量逆轉黨和國家建制化的歷程。

　　「文化大革命」在毛心中，不是策略，不是手段，是真正徹底的絕對改造，他要從人的內心、從社會文化上，終止追求建制、追求秩序的衝動。「造反有理」因為造反就是打破建制、打破秩序，所有建制、秩序所成就的，通通被視為「舊」，也就通通都可以消滅。

　 　革命經驗與革命口號長期影響下，毛澤東對於「群眾」的基本認知，就是：群眾不滿現狀，熱終於打破現狀，認為打破現狀有助於改善自己的情況。到了六○年 代，共產黨建國、執政的結果，其實大幅減少了潛在的「群眾」，畢竟中國連續動亂了半世紀，誰不想藉著新中國的解放，休息休息喘口氣呢？無法發動原本的「群 眾」，毛澤東於是轉而發動學生，後來發現連大學生都不具備那麼強烈的造反「群眾性」，索性再將目標放到高中生身上，因而釋放出了那既驚人又恐怖的童稚、野 蠻破壞力量。

　　短短兩年內，「紅衛兵」的力量就摧毀了毛澤東視為眼中釘的黨官僚，然而從開始「軍管」到「文革」落幕，卻還要再等漫長的八年。至於「文革」留下的後遺症，到今天快半個世紀後，還沒有人敢說已經真正清除了。

　 　「文革」完全毀掉了中國共產黨原來的領導階層。造反派打倒當權派，接著就輪到造反派被看作當權派打倒。一波又一波，再厲害再會鬥爭，誰也防止不了「造 反」造到自己頭上。唯一的例外，只有毛澤東。幾年下來，中共所有人都失去了權力正當性，毛澤東死後，「四人幫」維持不住局面，華國鋒也保不住權力，鄧小平 勉強登基，接下的畢竟是一個人才嚴重不足，而且官僚秩序蕩然無存的國家。

　　「文革」不只毀掉當時的建制與秩序，連帶毀掉了建制、秩序在中國的基本合法性。一整代人在童稚、野蠻破壞中生存長大，從來沒學會如何打造制度，更從心底瞧不起秩序，這樣的國家，別說如何在國際間競爭，連要在內部跟自己和平相處都極度困難。

　 　一直到今天，中國都還在「後文革」的階段中持續蛻變。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的書，堆積、鋪陳眾多的細節，讓我們具體走過「文革」的歷史巨變，感受「文革」 對中國產生的深遠影響。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真正領受到「文革」中彰顯的人類行為荒謬性，切身感知文明的脆弱。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如實 地思考集體行為內在高度的可操控性，以及如何防止群眾被煽動、操控，創造出無可挽救的傷害。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找到衡量中國內在精神扭曲的尺 度，進而了解現實中國依舊未能徹底拔除的暴力導火線所在。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評價三十年「改革開放」帶來的治療與進步，並依此投射預見中國未來 可能的轉化速度與幅度。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看出鄧小平的關鍵歷史地位與發揮的關鍵作用，公平地承認他對拉住沉淪中的中國作出了多大的貢獻。細密 地凝視「文革」，同時將「文革」複雜因素放進對中國的圖像裡，我們才有機會擺脫許多來自傳統與古遠歷史的刻板印象，在自己的認知架構中，有效地刻寫現實而 不虛幻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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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歷史

* 作者：史提夫．羅傑．費雪
* 原文作者：Steven Roger Fisher
* 譯者：李中文
* 出版社：博雅書屋
* 出版日期：2009年06月25日
*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6614330
* 裝訂：平裝

　任何人——老的、少的，在世和不在世的——都得承認它的重要性。在古埃及的官員看來，它是「水上的駁船」。在四千年後奈及利亞好學的學生而言，則是「昏暗深井中的一道光芒」。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它永遠都是文明的聲音本身……它就是閱讀。

　　今天白領勞工花在閱讀上的時間，多過飲食、打扮、旅遊、社交或是一般的運動和娛樂——也就是說，花掉每個工作天的五至八個鐘頭。（多到只有睡眠可以相提並論。）至於電腦跟網路呢？這兩者都是閱讀的革新。

　　不過，閱讀卻是比工作或網路更加豐富。讀物之於心智，就好比音樂之於精神。讀物可以令人著迷、培養能力、豐富生活、提出挑戰。我們看著白紙或螢幕上的小黑字，而這些文字就足以令我們感動流淚，打開生活的眼界和體會，提點我們安排自己的人生，以及跟萬物形成聯繫。

　　世上再沒有比這個更大的驚奇了。

　 　本書講述了閱讀的活動、使用的人員及其社會環境，以及在石片、骨頭、樹皮、牆壁、碑碣、泥版、書卷、冊子、圖書、螢幕和電子紙張上的種種表現。內容雖然 側重在西方閱讀的歷史，卻也勾勒了它在中國、韓國、日本、美洲和印度的演進。作者希望大家透過這麼一部歷史，不僅能對閱讀在過去和現在的情形有所了解，更 能明白它在將來所能帶給世界的啟發和力量。

　　雖然閱讀和書寫是攜手並進的，但它其實是書寫的對立面——兩者即便在腦內也有不同的活動部 位。書寫是技巧，閱讀是能力。文字原本是制作出來的，後來還在機緣湊巧的情況下得到採用；閱讀則會連同人類對書面語潛在性能的深入了解而不斷演進。文字史 顯示了一連串的借用和修正，閱讀史則呈現了社會漸次成熟的各個階段。文字是表現於外，閱讀乃銘感於內。文字有公開性，閱讀具私密性。文字是明白限定的，閱 讀則是開放結局的。文字冰凍了當下。閱讀則行之久遠。

作者簡介

史帝芬．羅傑．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

　　奧克蘭大學玻里尼西亞語言暨文學研究所所長。近年著作有：《文字的歷史》、《語言的歷史》、《語言簡史》、《太平洋島嶼史》、《世界末端的島嶼——復活節島風起雲湧的歷史》等書。

譯者簡介

李中文

　　輔仁大學德文碩士。目前擁有約二十本譯作，包括《亞歷山大大帝》、《海盜》、《浪漫主義》、《穆斯林發現歐洲》、《當我再次想起天主》、《何謂哲學問題》、《愛因斯坦在柏林》和《無效的醫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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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乃敵國也: 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

民國乃敵國也: 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

作者／ 林志宏
出版社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09/03/18

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轉變是帝制的結束。這項改變使得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文 化與思想產生複雜的現象。其中，辛亥革命後的一群人物——清遺民，他們的政治認同和態度格外值得關注，是選擇舊體制、抗拒新時代新思潮的代表。這些人包括 有晚清變法派的康有為、發動復辟事件的張勳、以行事「怪異」而聞名的辜鴻銘、翻譯西洋文學的林紓、影響現代中國史學的羅振玉和王國維、詞學家朱祖謀和鄭文 焯，以及成為「滿洲國」總理的鄭孝胥。

本書透過遺民在民國後的活動和儀式、個人╱集體的著作書寫、政治主張和思想，還有輿論角度下檢視的形象及其變化，探討他們的行為與動機。作者希望理解近代中國自傳統邁入現代後，如何從王朝專制邁向民族國家的歷程，還有內在變化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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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史學

收到新一期新史學，書籍史的文章終於被刊出來了。距離初稿一年半，途中修修改改，書籍史的相關論著不停增加，拖的越晚不免遺漏越多，但願大致的架構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不過翻開一看，刊出來的竟然是校對前的稿子。也就不是最終的定稿。怎麼會出這樣的紕漏呢？我也不清楚，幸好最後一稿只有更動部份字眼，加了幾句話，整體而言沒有太大差異。但學術論文既是「有縫必彌」，一點小差異仍要令人沮喪。

但這還算好，比較糟糕的是書評一文，竟然出現「（編按：這句話好像不太像白話文，是不是改成現代白話文會比較好一些？）」等語。

不過本期的幾篇論著都相當豐富精彩。李鑑慧論文的第一節尤其值得參考。文史論文的研究動機、方法等章節經常寫得空洞，但這篇是個例外，它非常清晰地敘述了相關研究的趨勢與缺失，切實地提出自己的立場與價值，很有說服力！


新史學二十卷第一期目錄

論著
沈松橋，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像
王文基、王珮螢：隔離與調查：樂生院與日治臺灣的癩病醫學研究
李鑑慧，十九世紀英國動物保護運動與基督教傳統

研究討論
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

書評
陳建守，評kai-wing Chow, editors,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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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英雄與奇觀

　　


中世紀英雄與奇觀 Heros et Merveilles du Moyen-Age

作者：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譯者：葉偉忠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日期：2008年06月24日

很有趣的一本書，作者是大名鼎鼎的Jacques Le Goff。這本書雖然旨不在鑽研高深學問，但通俗中仍可見到作者功力，他同時也反應新的研究趨勢，即重視歷史時代的圖像、印象與想像。譯者是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拉丁文博士，古希臘文碩士，想來這方面的知識必然也十分豐富。比較可惜的是，本書所提供的延伸書目大多是法文，對台灣的讀者大概實用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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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來源：南方週末 　2008-12-04 15:47:01 　作者：王汎森

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

最近我應邀到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作一場大規模的通識教育講座，我的講題是「為什麼天才總是成群地來？──漫談學術環境的營造」，在演講中我提到：我們太注重線性的、縱向式的傳習與聽受，往往忽略橫向的、從側面撞進來的資源，事實上這兩者缺一不可，應該交叉迴圈為用。

我想從幾個事件說起。幾年前，我與一位留英的政治思想史學者談到，我讀英國近代幾位人文學大師的傳記時，發現他們並不都是「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而是有參加不完的社交或宴會，為什麼還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說，他們做學問是一齊做的，一群人把一個人的學問工夫「頂」上去；在無盡的談論中，一個人從一群人中開發思路與知識，其功效往往是「四兩撥千斤式的」。而我們知道，許多重大的學術推進，就是由四兩撥千斤式的一「撥」而來。最近我與一位數學家談話，他也同意在數學中，最關鍵性的創獲也往往是來自這一「撥」。

我所說的成日社交宴會的英國思想家中，即有以賽亞伯林。他曾經很謙虛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實總是停留在相當淺的層次，但是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曾經有人說，如果有一天人類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與外星人談話，那就非伯林莫屬了。伯林有一本八九十頁的小冊子《刺蝟與狐狸》，在伯林的所有著作中傳誦最遠。

有一本伯林的傳記說，當時英國頗有人擔心他過度頻繁的社交生活會影響到他的學問，但實際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場合。有一次他與牛津巴厘奧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後來伯林研究托爾斯泰的歷史觀，發現作為小說家的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蝟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伯林偶然發現用“刺蝟”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伯林的長文原先以《托爾斯泰的歷史懷疑議》發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評論，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則在書商建議下以《刺蝟與狐狸》為標題印成小書，立刻傳誦千里，直至今天。

在談論中激發火花的例子，在19-20世紀的西方簡直是不可勝數。19世紀歐洲思想之都維也納正是「天才成群地來」的地方，維也納城大量的咖啡館成為繁星們的養成之所，往往體現了一群人如何把一個人的學問及思想境界往上「頂」的實況。當時維也納的小咖啡館，點一杯咖啡 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館，晚禮服也可以寄放在那裏。譬如維也納的 Café Grien-Steidl咖啡館就有包括了茨威格等大人物。

19世紀俄國文學的發展以及其巨大的政治社會影響，與別林斯基為中心的文藝圈子是分不開的。我對20世紀初，海德堡城中韋伯家的「週末派」，一群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人在一起談論，也感到印象深刻。後來韋伯的一個學生移民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書，而留給我們一份相當生動的記載。在「週末派」中出了各式各樣的大學者（像盧卡奇），甚至還包括一位後來的德國總統。

再回到維也納。林毓生先生說，1920-1930年代，維也納之所以造就了那麼多傑出的社會科學家，與米塞斯的私人討論會密切相關。當時米塞斯不是大學教授，而是奧國財政部的一名商務顧問，那一群圍繞在他旁邊讀書討論的人就有哈耶克、EricVogelin等大師。

綜合這些「一群人把一個人往上頂」的事例，我有一種感觸。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龔自珍《釋風》篇中說，「風」是「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也可以用來說明一種學風的形成。「風」的形成不只是老師對學生縱向的講授，而是有「縱」有「橫」，有「傳習」而得，也有來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經意的一句話，對深陷局中、全力「參話頭」而充滿「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兩撥千斤」的一撥。

2000年代初，我因為特殊機緣，有機會參與許多研究計畫的審查，我覺得各種審查會中有兩種氣氛隱隱然在競爭著。一種認為申請計畫的計畫書中所寫的，應該與後來的研究成果相符合。另一種觀念則認為如果做出來的成果皆在計畫書的預測中，這種研究的突破性大概不會太多。我個人所取的態度是「因其已知，發現未知」，如果期待一切皆是原先所未曾設想到的，未免太不可能；但是許多重大突破又是在計畫之外的。線性的推進很要緊，但是從旁邊撞進來的東西，也不能小看。歷史上許多「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發明（如X光），也不一定是從縱向的、線性的推衍所產生的結果，往往是縱橫交叉， 與自己原先的構思方案不經意碰撞、引會的產物。我願意把這一點提出來，以供有意營造富有創造力的學術環境者參考。

（作者為臺北中研院院士）

出處：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pqy/20081204015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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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報刊中「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藥品廣告面面觀

【「影像與醫療的歷史」九十八年度第三次討論月會】

講　題：民初報刊中「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藥品廣告面面觀

主講人：張哲嘉 教授（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時　間：98年 4月30日（星期四）下午二點至四點

地　點：本所研究大樓701會議室

主辦單位：「影像與醫療的歷史」計畫、生命醫療史研究室

在網路上看到幾個相關的圖片。(來源：http://rosephoenix.pixnet.net/blog/post/15392469)只能說，民初的廣告真是有趣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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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八十本第一分﹝2009年3月﹞出版

我當然對從馬吊到馬將最感興趣。真想趕快見到全文。

「南方文明」的南方──越南東山文化人形柄銅短劍初探

陳光祖

在今日中國「南方文明」的南方，存在一個高度發展的古代文明──東山文化。東山文化及其前身除了有其自新石器時代末期以來自身文化發展的清楚脈絡之外，也有明顯的證據顯示，越南北部與中國南方甚至華北在其文明形成的過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接觸與交流。過去中國學者多認為這種接觸是單向的，越南北部地區為單純的文化接受者，並且在相當程度上，這種外來文化因素形塑了東山文化的風貌。但出土證據顯示，這種文化交流不是單向的，東山文化的特徵器物──人形柄銅短劍也曾在中國湖南長沙楚墓中出土。本文爬梳研究所能獲得之人形柄銅短劍資料，認為東山式人形柄銅短劍可以分為二種類型六種形式，其製作的年代約從西元前四至三世紀到二至一世紀，它們並非實用器，而可能具有某種儀式性功能或代表持有者之身分地位。而其早期形制在西元前四至三世紀即透過某種方式與途徑傳入中國長沙地區。

吐蕃中央職官考疑──《新唐書‧吐蕃傳》誤載論析

林冠群

《新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的中央官制總號為「尚論掣逋突瞿」，並說明內分九個官職。漢文意義為「九大尚論」。歷來學者專家均以之作為吐蕃的中央官制解釋，並未有任何的質疑。僅有日本佐藤長氏懷疑此記載，應屬吐蕃早期的官制。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所編纂的《西藏簡史》，直言此應為吐蕃宰相的稱號，但語焉未詳，其餘均接納《新唐書‧吐蕃傳》的記載，並以之作為根據，加以分析。筆者透過吐蕃原典史料的分析、比對，包括《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銘及《賢者喜宴》的記載等，發現「九大尚論」指的是吐蕃宰相會議的總稱，屬西元八世紀以後的產物，九位尚論均為「宰相同平章事」，藏文為 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 la gtogs pa，《新唐書‧吐蕃傳》的記載完全錯誤。本文將舉證，並說明為何錯誤，如何錯誤，並提出正確的解釋。

犬牙相制──以明清時代的潼關衛為例

于志嘉

中國自秦代以來，就曾以「犬牙相入」的原則劃定政區邊界，目的在維護高度中央集權制。其後陸續發展，至明代更進一步將「犬牙相制」的概念運用在軍事區劃與行政區劃的邊界劃分上。相鄰的都司、布政司邊界如鋸齒般咬合在一起，另有一些「軍事飛地」地處二都司交界，卻直隸於中央的五軍都督府。本文探討的潼關衛，地在河南、陝西交界，自洪武九年設衛，初隸屬於河南都司，永樂六年改隸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革廢後一度改隸後軍都督府，最後又改為直隸中軍都督府。其所屬一變再變，與其轄區遠離直隸地區，先天具備管理上的困難有關。這一類直隸衛所的配置，本是以君主專制為出發點，以支援中央、箝制地方為目的，然而隨著中央統治力量的衰弱，不但不能發揮應有的功效，反而必須仰賴地方，藉地方之力始能正常運作，可以說極大程度的見證了明代君主專制政權由盛而衰的過程。「犬牙相制」的現象還體現在衛所軍屯與州縣民地的交錯上。明代潼關衛七十二屯分散在二州七縣，各州縣內部均呈現軍屯與民地犬牙相錯的局面。軍民雜處、軍強民弱的結果，屯軍不當侵蝕地方資源的情形屢有所見。入清以後，潼關廢衛改縣，其初猶為兵餉供應、屯糧徵收之便保持原潼關衛屯的完整性，然終究難抵屯地分散兩省十一州縣所帶來的困擾，逐步縮編成僅掌管潼關、華陰兩境內屯地的潼關廳，明初以來以「犬牙相制」為目的建立的機制一步步邁向土崩瓦解的境地。

從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段歷史因緣

陳熙遠

晚明成型的馬吊〔馬弔、馬掉〕與晚清出現的馬將〔麻將、麻雀〕，在中國游藝史上具有相當特殊的地位：儘管它們都是市井的「小玩意」，但卻不時成為士林「大傳統」中種種政治與文化論述所關注的議題。它們由於極具感染力，從閻閭、閥閱到閨閣，竟得跨越階級、身分與性別的藩籬，風潮所至，幾成眾樂同歡的全民活動。晚明刊行的各種牌經與牌譜，不僅鑽研譜式，同時講究牌品，甚至與儒家道德論述相互比附，足見不少士大夫試圖將此一市井的游戲，轉化為正經的學問。馬吊牌戲裡的機遇性，使它始終沾染博弈的色彩。同時也由於馬吊具有跨界的群眾性格：一入戲局，眾生平等，因此又成為社會各階層文化的共相與交集。

明代崩解後，馬吊變成眾矢之的，不僅明代遺民將之定讞為亡國妖孽，清朝官方也視之為洪水猛獸，屢申禁令。逮至晚清，新興的馬將牌上承馬吊遺緒，亦迅速廣播南北。部分以啟蒙自許的知識份子欲禁絕而不能、思改造而未成。民國成立後，知識份子一度將馬將標舉為「國粹」、封擬為「國戲」，或甚至是「國民性」具體而微的化身，將馬將視為檢驗時代精神或批判社會心態的關鍵線索。從東風到西風，馬將於二十世紀初期西傳，隨即於英美等地發展並在一九二○年代蔚為風潮，成為西方通俗文化裡的新寵。東方主義的想像交織著異國情調的浪漫，流傳於異域的馬將竟轉而化身為中國古老智慧的精華、文化傳統的象徵。馬將變得既現代、又中國。從明末的馬吊到民國的馬將，在傳統士大夫或現代知識份子的「大雅」論述裡，這前後兩種具有血緣關係的「小道」，總無法當作一個普通的玩意、一種單純的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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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 古契書與性別研究

古契書與台灣史研究討論會

【第四次】古契書與性別研究

主講人：陳瑛珣（僑光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時間：2009年5月21日（四）14:00
地點：臺灣大學德田館206會議室

主辦單位：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
聯絡資訊：02-3366488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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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 十九世紀中葉台灣的邊區事業經營

古契書與台灣史研究討論會

【第三次】十九世紀中葉台灣的邊區事業經營－從金廣福墾隘的契書史料出發

主講人：林欣宜（英國牛津大學博士生）
時間：2009年5月7日（四）14:00
地點：臺灣大學德田館206會議室
主辦單位：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
聯絡資訊：02-3366488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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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電話簿史學家」史景遷與卜正民

再談編輯的光榮，以及編輯與喜悅 ──兩位「電話簿史學家」史景遷與卜正民

文．吳家恆

去年年初， 出版《轉山》時，皎宏一席「編輯光榮說」，傳遍台北半個出版界，讓通路對當時還是籍籍無名的謝旺霖刮目相看，也為《轉山》的銷售鋪了路。編輯的工作雖然瑣 碎、平淡、辛苦的時候居多，但是回頭一看來時路，有時居然看見幽幽的光芒。有些書在編輯的時候，就能享受極大的樂趣（苦樂相隨，當然也有極大的辛苦和壓 力），以致於旁人看來是伏案工作，其實編輯的內心卻是激動跌宕，騰虛凌空。

我 說的是編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和卜正民（Timothy Brook）這兩位漢學家作品的經驗。史景遷的名字在中文世界已經是廣為人知，相較之下，卜正民的名字沒那麼響（但是，容我大膽借用馬勒的名言：His time will come）。這兩位漢學家的背景諸多類似之處：史景遷是英國人，在耶魯大學任教，卜正民是加拿大人，是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座教授。史、卜二人說故事的本 事都極為高明，以致於編書的時候，不論書中有什麼樣的難題，也都教我「甘為孺子牛」。

史 景遷文學的底子和感性深厚，治史的路數不同於一般歷史學者之細密排比史料，我就聽過有本地歷史學者提到史景遷不參加研討會提論文，都是用別人研究出來的成 果，語氣頗有不以為然之意。但是心胸較為闊朗的學者如李歐梵，就對史景遷運用史料巧妙的手法頗為佩服，能在別人的研究中看出新的意義和詮釋。

像 是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裡提到沈復，並不只限於《浮生六記》〈閨房記樂〉裡頭那個「並肩夜膳，余暗於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膩，胸中不覺抨抨作跳」的清代 中葉文人而已，而是把沈復放在另一個更大的脈絡中來談論：明末清初的動亂，又是十室九空，就連張岱這樣極盡生活聲色靡麗的人，也要嘆「四十年所積，亦一日 盡失，」乃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

然 而，清朝統治以來，歷經康雍乾三朝，社會秩序得以重建，人口倍增。但是，科考錄取名額不見增加，以致於到了乾隆、道光年間，落第文人無數，已成另一族群。 這些人功名無著，無所掛搭於世，只能浮沉人生，上焉者有祖產家業可恃，下焉者則自謀生計，任其凋零。在史景遷看來，沈復就是其中的人物之一，以天地之廣， 居然只能寄情於閨房。沈復不論為幕僚、或經商，都有著無可言喻的無奈，史景遷鉤出沈復或許更為深刻的生命情調，引了〈坎坷記愁〉的開頭：「人生坎坷何為乎 來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則非也，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為累。」這語氣何其悲痛！而史景遷所能動人心弦的，就是讓人感到歷史的溫度，而這種片段在史 景遷的作品中可說俯拾皆是。做編輯的除非是鐵石心腸、冥頑不化，否則都會心神激盪不已。

卜正民筆下的歷史，同樣也能讓人激動不已，較之史景遷，可說各有千秋，不遑多讓。在《維梅爾的帽子》中，卜正民以維梅爾的一幅畫作《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為註腳，解讀牆上地圖的含意，男女對坐屋中的社會意涵，以及追蹤那軍官頭上的海狸帽子是從哪裡來的。

帽 子是哪裡來的，這個問題並非無意義。在卜正民的筆下，這是通往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一道門：北美的探險者以販賣海狸毛皮所得，作為往西尋找通往中國貿易路線 的資金來源。而歐洲人用以購買海狸毛皮的白銀，則是從南美洲開採出來的。南美開採的白銀，一個往東運往歐洲，一個往西越過太平洋，不管哪個方向，最後都是 用來購買中國生產的瓷器、絲綢等消費品。

歐洲為了平衡對中國的貿易，而有了煙草引入中國的貿易，這為十九世紀的鴉片貿易打了底。

卜正民在敘述上，非常著重技術的細節。因為，作為一個「不安分且永不失好奇心」史學家（註），他很清楚，歷史是由諸多「偶然」的因素所寫成，而這些所謂「偶然」的因素之所以在某個時間、出現在某個地方，背後都有技術因素的支撐。

譬 如，海狸毛皮之所以深受歐洲人青睞，是因為海狸皮毛的內層非常緻密，防水功能佳。（不過，這還需要用混有醋酸亞銅和汞阿拉伯膠的熱水煮過，而工人吸入有毒 蒸汽，容易造成精神錯亂，自古就為人所知。）以致於歐洲的海狸幾近絕跡，隨著美洲的發現與北美的探索，海狸毛皮重新成為歐洲奢華消費的一環。

海 狸毛皮的取得又跟歐洲人槍砲的技術有關。卜正民敘述了當時的火槍如何裝填、需時多久、有多重、如何射擊。這些因素在歐洲人面對北美原住民的時候，發揮了關 鍵性的作用。但是，北美原住民要是知道火槍裝填費時，沒被如雷槍聲嚇到，而是在歐洲人裝填彈藥的空檔予以反擊的話，這些歐洲殖民者不會那麼順利得逞的。

卜正民非常巧妙地把他年輕時在荷蘭騎腳踏車摔車的經驗，與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連在一起，我相信，既然給史景遷一本電話簿就能寫出精彩故事，給卜正民一本電話簿，他也有同樣的能耐，怕的是，在今天要找一本電話簿，恐怕比找史景遷和卜正民的著作還要困難。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timeshtml/promote/spence_epap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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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契書與台灣史第一次討論會」後記

台大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於98年2月26日下午，舉行「古契書與台灣史」討論會，由中心主任項潔主持並主講。本次討論會，旨在介紹台大數位典藏中 心之「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THDL），此資料庫與台大圖書館、國立台中圖書館等單位合作，蒐羅約兩萬三千件古契書，並已開放外界申請使用。會議當天，數十位來自不同單位的歷史學者 亦與會討論，提供多元的觀點和意見。

項潔教授於演講中指出，「台灣歷史 數位圖書館」是針對臺灣史研究所設計之全文資料庫，他期望以此資料庫為實驗對象，嘗試結合資訊科技與歷史研究，探索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各種可能。這也是台大數典中心成立的目的。他指出，數典中心期許自己能從資料保存，走向學術研究的創新。但這個目標，有賴更多人 文與資訊學者共同投入。數典中心所能做的，是提供平台與資源，促成跨領域合作。

項 潔說，他對於人文與科技的結合能產生的火花，非常感興趣。而「古契書與台灣史」討論會，即是邁向此一目標的初步嘗試。他期待此討論會能藉由聚焦於特定議 題，成為不同領域學者交流的園地。此討論會將以月會方式持續舉辦，邀請在古契書研究卓然有成的學者，分享心得，也歡迎新銳研究者提出具前瞻性的構想。

會 中，負責系統建置系統的台大資工所「數位典藏與自動推論實驗室」學生陳詩沛與黃于鳴，亦簡介「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功能與特色。陳詩沛指出，資料庫的基本 功能是讓研究者找到所需材料；但「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更希望協助使用者以不同眼光，觀察檢索結果。因此，資料庫特別設計諸如「檢索結果年代分佈圖」、根 據年代、出處、作者、分類的「檢索後分類，以及針對人名地名的「詞頻分析」等功能。此外，資料庫還提供尋找「相似文件」功能，讓使用者能從原本分散而大量 的資料中，找尋線索。

台大資工所碩士生黃于鳴，則進一步說明「相似文 件」功能的設計概念。她說，契約紀錄了土地買賣、鬮分等關係，是研究地方開發與地權移轉的重要依據。然而目前契書資料大多零散不全，就算擁有大量史料，研 究者要找出隱含其中的交易關係，仍需花費相當力氣。然而，借助資訊科技，不僅可以節省許多時間，串連分散的契書，更可能藉此重建原本破碎的脈絡。她也以永 和山庄廖家的買賣契與鬮分契為例，探索此功能如何可能協助使用者，進行家族史與開發史的研究。

三 位講者的報告，引發與會者熱烈討論。多位歷史學者提供資料擴充的方向指引，如《台灣私法》與《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中，蒐集的豐富契書資料；而民間收藏家 手中，至少也有數千件契書原件。亦有與會者提到，2004年出版的重要參考書《臺灣歷史辭典》，已經全文上網，可以加以連結，方便研究者使用。

此外，師大台史所副教授張素玢與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邱澎生均則指出，契書研究者相當重視資料的地域性，台灣古文書蒐集之初往往忽略此點，反而打亂契書原有特性，造成使用不便。因此，資料庫除了提供時間外，也應該嘗試結合地理資訊，提供多元的觀察軸線。

與 會者大多關心資料的正確性。項潔解釋，數位化過程中會盡可能保持史料原貌，進行多次校正，且絕不任意改字。同時，資料庫亦盡量提供原件影像或原始出處，以 便研究者查核。但他也表示，若是歷史考據問題，就非數位化單位之責任。對此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黃富三建議，資料問題可以邀請歷史學者參與，以避免錯誤。

中 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洪麗完則提到，使用規定中提到不得大量下載，但若研究者確實需要大量參考契書材料，如何處理？項潔表示，該規定的考量是避免資料遭到不 當使用，如成為商業營利之工具。但資料庫建置目的，就在開放資源給歷史研究者，而非刁難或設障。因此，研究者只需逕向管理者聯繫，數典中心絕對尊重學者任 何的研究需求。

「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中，最大宗的資料來源為臺灣「總 督府檔案」中抄錄之契約文書，這一點也引起與會者討論。項潔指出，當初總督府在完成土地調查後，蒐集的契書何去何從，令人好奇。成大吳密察教授曾表示，契 書抄錄後應是歸還原主，但項潔發現，這批總數超過一萬五千件的契書，竟與戰後各研究單位所蒐集之文書，毫無重複。這是否表示，日本政府並未將契書發還，而 是另行保存？在座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柯志明指出，最近台中筱雲山莊發現的契書中，就有官方調查後發還的文書與收據，或許是日本政府物歸原主的例證。但臺大 歷史所博士班陳志豪則認為，契書是否發還可能有地區差異，也隨著調查階段與單位而有不同。

柯 志明說，歷史研究宛如在恐龍墳場考古，披沙揀金，運氣好可以拼湊完整骨骸，但多數時候只找到片鱗碎甲。台灣契書數量龐大，目前所接觸到的只是冰山一角，留 存總數多少亦無從得知。但無論如何，與會者均同意，資訊研究對於歷史學者重建過去的工作，仍能提供相當助益。民間文史工作者楊蓮福亦勉勵在座學生，保持耐 心，戮力以赴，必能在古契書與台灣史的領域中有重要貢獻。

「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網址：thdl.ntu.edu.tw。使用者只需線上填寫申請表，即可獲得帳號密碼，登入使用。「古契書與台灣史」第二次討論會，將於3/26下午二時於台大資工系館210會議室舉行，主講人為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陳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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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發表會--徵稿辦法

主辦單位：台灣歷史學會 國立嘉義大學 史地學系
發表時間：2009年5月15日（星期五）
發表地點：國立嘉義大學

緣起：
台灣歷史學會是一群認同台灣、以台灣為主體之歷史學工作者組成之團體，長久以來致力於建構台灣主體史觀及推動台灣史研究。本次與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合辦「2009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發表會」，是本會推動台灣史研究向下紮根的新嘗試，期盼藉由公開徵求歷史學論文發表的方式，提供青年學者和研究生進行討論與交流的平台，鼓勵青年學生以歷史學為主題作研究，期能透過社會先進、學者專家、在學學生共同參與討論，俾以培養歷史學青年研究生學術研究品質，進而提升其研究能力。

• 投稿資格：全國各大學博、碩士研究生，論文經審查通過後安排發表
• 徵稿內容：徵求歷史學相關論文，每篇2萬5千字以內（含注釋及參考書目）
• 徵稿時間：即日起至2009年4月13日止
• 錄取與否：錄取名單會在2009年4月下旬於網路上公告，亦會個別通知錄取者

投稿方式：
1. 論文一律以電腦Word檔書寫
2. 請填寫報名表，並備妥論文綱要＆摘要（共1千字以內）及論文，於截止日前，e-mail到：twhistory@mail.twcenter.org.tw信箱，並將報名表、論文綱要＆摘要、論文輸出稿郵寄到 台灣歷史學會
3. 報名表、撰稿格式下載及相關詳細訊息，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twhistory.org.tw/ 查詢，或電洽台灣歷史學會 陳朝海先生
4. 台灣歷史學會，地址：10488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5號10樓，電話：02-27122836

注意事項：
1.請勿一稿兩投
2.本次論文發表會不提供發表者費用
3.參與徵稿者，論文不論入選與否，均不退稿，煩請自行保留原作
4.參與徵稿者，一律檢附在學學生證明影本文件，以供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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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與「內聖外王」籠罩下的中國權威觀究竟是一元的，抑或是二元的？

中國學術思想史教研平台演講通告

演講者：林毓生 教授
演講題目：
「天人合一」與「內聖外王」籠罩下的中國權威觀究竟是一元的，抑或是二元的？

演講時間：3月27日星期五 下午3：20～5：20
演講地點：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

歡迎您的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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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演講

主持：鄭吉雄（臺大中文系教授）
時間：98年03月17日（二）上午10:00~12:30
地點：臺大中文系會議室

主講：夏含夷教授（芝加哥大學東亞系教授兼系主任）
講題：西方中國古代漢學研究的現況

主講：Elena Valussi教授（Columbia College (Chicago)教授）
講題：西方道教研究的現況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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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臺大珍藏：臺大博物館群定時導覽

NTU Museums Tour

臺大自日治時期迄今八十年的歷史，您知道臺大過去的榮耀成就及奇聞逸事嗎？您看過校內各博物館百年以上歷史的珍貴學術標本及文物藏品嗎？您知道亞洲第一台直線加速器的原貌及背後的動人故事嗎？臺大博物館群特於每週三、週四及週六於校內定期舉辦「臺大博物館群定時導覽」，期透過各館之專業導覽解說，實地帶領您親臨各館一窺臺大珍藏，為您啟動通往臺大博物館群的知性探索旅程。
配合本校年度盛會─「杜鵑花節」，凡於3月份杜鵑花節期間(3/1~3/31)參加「臺大博物館群定時導覽」之參觀者，即贈送博物館群限量精美禮品。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場次
每週三行程：校史館、植物標本館、地質標本館
每週四行程：農業陳列館、物理文物廳、檔案展示室
每週六行程：校史館、動物博物館、昆蟲標本室
每場次限15人，請於集合現場報名，導覽時間約二小時。

►集合時間及地點
每週三、週四及週六13:45於臺大農業陳列館大門口集合

►聯絡資訊
臺大博物館群林怡君小姐
TEL：3366-2362
E-mail：museums@ntu.edu.tw
網站相關資訊：http://www.museums.ntu.edu.tw/guide.jsp

►具公務人員身份者，可登錄終身學習時數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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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Learning How to Teach, Teaching How to Learn

卓越教學講座：Learning How to Teach, Teaching How to Learn

時間：04/09 (週四) 18：30~20：30
講者：中研院劉炯朗院士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
參加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全國大專院校教師
線上報名：http://ctld.ntu.edu.tw/fd/reg/ (03/07 開放報名)
聯絡電話：3366-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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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與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徵稿啟事

《思與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徵稿啟事

本刊為國內少有歷史悠久之學術期刊，創立者有中央研究院李亦園院士等前輩學者，當年以集資方式獨立創辦本刊。本刊為登載關於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學術論著、譯述及書評的綜合性學術期刊，曾榮獲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九十四及九十五年度優良學術期刊獎助，目前亦積極申請列入TSSCI。每年出版四期，目前已邁入第四十七年。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來稿；除經驗性研究論著外，凡有關學術思想之介紹，治學方法之闡述，理論研究之心得，亦所歡迎。

徵稿說明
一、 來稿格式請參閱本刊撰稿凡例，本刊撰稿凡例近期已重新訂定，敬請來信至以下電子信箱索取：tandwjournal@gmail.com；k842027@yahoo.com.tw或逕從思與言部落格下載，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thoughtandwords/
二、 來稿將以不具名方式送請相關學者審閱，故文中請勿出現足以辨識作者身分之資訊。
三、 經決定採用之稿件，本刊有權潤飾文字及更改格式。若有其他方面須修改，屆時再請作者依編輯委員會之建議處理。
四、 稿件內涉及版權部分（如圖片及較長篇之引文），請事先取得原作者同意，或出版者書面同意，本刊不負版權責任。譯稿不妨節縮改寫，惟請附原文或註明出處，並請取得原作者授權書，文責自負。
五、 本刊所有來稿均經編輯委員會送請專家學者評審，審查採雙匿名制。通過審查之稿件，於出版刊登後致贈本刊一年及抽印本三十份，不另致酬。
六、 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經本刊刊登後，即授權本刊以「非專屬授權」之方式，再授權華藝數位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收錄於「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以及聯合百科電子出版有限公司製作成數位化檢索資料庫，或未來收錄於其他同類型資料庫中，並以電子形式透過光碟、網路、線上資料庫等公開傳輸方式，提供用戶使用（包括檢索、瀏覽、下載、列印、傳輸等）。為符合資料庫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發行人魏千峰
總編輯林本炫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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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與知識：朱熹的早期學術取向析論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講論會公告
　
講　題：實踐與知識：朱熹的早期學術取向析論
　演講者：吳展良 先生（臺大歷史系教授）
　主持人：張嘉鳳 先生（臺大歷史系副教授）
　時　間：98年3月26日(四) 15:30-17:20
　地　點：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　學術演講•歡迎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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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臺大歷史學報》42期及文史叢刊

一、臺大歷史學報42期

本期簡目

胡勝源　「人心思魏」與魏齊禪代

葉言都　郵發合一──中共建國後報業發行的變局（1949-1954）

童長義　〈建國分寺之詔〉擬稿及頒布期日新論

楊肅獻　柏克思想與英格蘭啟蒙運動

黃文齡　種族隔離下的自力救濟

　　　　　　──美國進步時期黑人、肺結核病與醫療照顧之研究

劉光臨　市場、戰爭和財政國家──對南宋賦稅問題的再思考

陳榮聲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增補版

本系網頁「出版品」－「臺大歷史學報」http://www.history.ntu.edu.tw/publish/query.asp

二、文史叢刊

　　135　簡良如　《文心雕龍》研究──個體智術的人文圖象（中文）

　　136　王仁祥　人倫鑒識起源的學術史考察（魏晉以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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